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1年最后一天，收到北京馮姚平女士惠寄的一大包郵件，打開一看，其中有馮至先生三部新詩集（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yè)公司影印本），即《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初版本、《十四行集》初版和修訂再版本，此外還有一疊我1984年間寫給馮至先生的5封信的原件和影印件。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驚喜之余，思緒很快閃回整整三十八年前。

一

1984年，我還不到四十歲，精力充沛。在完成了《魯迅全集》書信部分（1934—1936）的注釋工作之后，把研究重心轉移到了郁達夫這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卻又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里被冷遇的作家身上。當然，被冷遇的現(xiàn)代作家何止郁達夫一人，而是有一大批，但飯只能一口一口吃，研究工作只能一步一步來，先從郁達夫著手吧。這位被魯迅稱為沒有“創(chuàng)造氣”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我極感興趣，而且他在1951年就已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我和王自立先生合作，先后編了《郁達夫文集》（12卷本，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lián)書店聯(lián)合出版）、《郁達夫研究資料》兩種（上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lián)書店聯(lián)合版）等書。在此基礎上，又萌生了一個新的想法，即編一部《回憶郁達夫》文集。

時值“文革”浩劫剛過，郁達夫生前的友好、同事和學生還有不少幸存，但大都也已或即將進入風燭殘年，如不抓住這最后的機遇請這些知情者留下回憶文字，提供證詞，郁達夫生平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不少關節(jié)點可能就會模糊不清或變成空白，再要查考和弄清就難上加難了。我意識到這是一項屬于搶救史料性質的極有意義的工作。編《回憶郁達夫》文集，固然應該精選已經發(fā)表的名文，但約請知情者新寫，應該成為編集此書的重中之重。時不我待，我立刻根據(jù)已經掌握的各種線索，約請與郁達夫有過交往的文壇藝苑以及其他各界前輩撰文，他們之中包括郁達夫留日同學錢潮、遠在英國的凌叔華、剛歸國的盛成，還有新加坡的鄭子瑜、泰國的吳繼岳，等等。連遠在新疆的“創(chuàng)造社小伙計”周全平也找到了，一一去信或托人轉達請求。當時膽子也真大，無論國內國外，只要能打聽到地址，就自掏腰包，冒昧去信，自報家門，誠約撰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自然而然想到了馮至先生。馮先生與郁達夫有過交往，我是從與馮先生同為沉鐘社成員的陳翔鶴寫于1947年的長文《郁達夫回憶瑣記》（連載于《文藝春秋副刊》第一卷第一至三期）中得知的。文中多次提到1924年郁達夫在北京大學講授統(tǒng)計學課期間與馮至的交往，以及與在京沉鐘社其他成員的交往。而拙編《回憶郁達夫》已經函約的撰稿前輩中，能寫郁達夫在北京這一段生活的很少。陳翔鶴文中提到的“到達夫兄處來聊天”的“煒謨、馮至、柯仲平、丁女士諸人”，除了馮先生，當時都已去世，馮先生顯然是最理想、最合適的撰稿人。不過，陳翔鶴回憶“我，煒謨，馮至三人之初次到魯迅先生的家里去拜訪，也還是與達夫兄同去的”，卻是記誤，查1924年7月3日《魯迅日記》，有“夜郁達夫偕陳翔鶴、陳厶君來談”（陳厶君即陳煒謨），馮至并不在場。

我那時并不認識馮先生，但對馮先生滿懷敬意。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稱“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給我印象極深。魯迅說這話當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查《魯迅日記》和《魯迅藏書目錄》，馮至出版的兩本新詩集，即《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魯迅都收藏了，后者還是作者的題贈本：

魯迅先生指正 馮至。

一九二九，八，二八于北平。

魯迅還收藏了馮至送給他的《淺草》1925年2月第一卷第四期，以及1926年至1934年全套《沉鐘》期刊，可以證明魯迅對“淺草—沉鐘社”這個新文學社團和主要成員馮至的關注和器重。毫無疑問，魯迅認真讀過馮至的詩，這句話是魯迅負責任的精到判斷。

那時，我已與馮至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同事唐弢先生比較熟悉，并在唐先生的指導下與王錫榮兄合編了《〈申報·自由談〉（1932—1935）雜文選》。故每到北京，只要時間允許，必去拜訪唐先生。一次聊天時，唐先生說起他住處周邊的幾位鄰居，其中就有馮先生。唐先生那時住在建國門外永安南里的社科院住宅區(qū)，是7號樓103號，而馮先生住8號樓203號，真是很近很近。而且，唐先生那時已應我之請，撰寫了《記郁達夫》一文。于是，我就向唐先生索得馮先生住址，斗膽去信打擾了。

二

我給馮先生的第一封信、馮先生的復信，以及我再去信，都沒有保存下來。值得慶幸的是，我給他老人家的寫于1984年6月29日的第三封信保存了下來。雖然信較長，為便于引述，還是照錄如下：

尊敬的馮老：

您老人家好！上次接奉手示后即作復，但次日閱報知您已去廣東，我的信可能您未見到，現(xiàn)在估計您已返京，故再寫信打擾。

回憶郁達夫先生的文章，再次懇請您老人家撥冗撰就，以光拙編篇幅。達夫先生當年與沉鐘社同人頗多交往，現(xiàn)在楊晦、陳翔鶴、陳煒謨諸位前輩都已謝世，只能請求您老人家勉為其難了。

拙編定于明年九月出書，以紀念達夫先生遇害四十周年。湖南出版社對拙編較為重視，他們知道各位撰稿人都是年邁事忙，因此答應交稿可展期到今年十月（付印時作為急件處理，目前拙編已有95%的約稿交了稿，就等段可情、孫席珍、李俊民、趙家璧和您老人家的稿件了）。您老人家這次南行，想必勞累，返京后要休息一段時間，然后就動筆完成這篇文章，好嗎？總之，只要在九月底前后把文章寄我就行了，再次斗膽懇請惠稿，感激不盡！

另外，我們又在編《當代作家國外游記選》，擬收入尊作《一夕話與半日游》，可能出版社方面（上海文藝社）已正式通知您了。

草草不恭，我等待著您老人家惠稿，謹請

暑安！

晚 陳子善上 6.29

又，您老人家在撰寫回憶達夫先生的文章時，如需要一些材料幫忙回憶，請示知，我當盡力設法提供。

本文作者1984年6月29日致馮至信

從此信可知，馮先生對是否撰寫憶郁達夫文，開始時是有點猶豫的。這完全可以理解：一則，他當時確實很忙，剛參加中國作協(xié)訪問團去廣東參觀；二則，年代相隔久遠，許多往事已難以記起。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馮先生會寫的，因為郁達夫遇害后，除了創(chuàng)造社同人如郭沫若、鄭伯奇等寫了紀念文外，其他新文學社團就數(shù)“淺草—沉鐘社”同人沉痛悼念最多，如陳翔鶴的《郁達夫回憶瑣記》、陳煒謨的《憶郁達夫》，等等，說明郁達夫與這個新文學社團中人的關系非同一般。這層意思我在這封信中也表達了，也因此，我在寫完此信后又增加了一段話，表示樂意為馮先生回憶郁達夫提供參考資料。

在我看來，向文壇前輩撰寫回憶錄提供必要的資料，是一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者應盡的職責。在編集《回憶郁達夫》一書過程中，我先后向趙景深、趙家璧、樓適夷、許幸之、周全平、王余杞、黃源等前輩提供過資料，還記錄整理了內山書店老職工王寶良的回憶錄。這次敢于向馮先生提出這樣的建議，也是因為已經有了前面較為成功的經驗。馮先生收到我此信后，顯然對我的建議產生了興趣，回信同意撰文，并囑我提供資料。這有我同年8月19日致馮先生的信為證：

馮老：

大札已奉讀。

您老人家在休養(yǎng)中還在考慮為拙編撰文，很過意不去。遵囑抄奉我現(xiàn)在能找到的郁達夫1923—1926年間幾次到北京的一些資料，供撰文時參考，不知能否幫助您老人家進一步回憶。其中提到的時間、地點，我均有可靠根據(jù)。還需要什么，請再示知。

希望能早日拜讀大作，當然這要視您老人家的精力、時間而定，但如能快一些，則求之不得，因為了保證明年達夫先生被害四十周年時出書，出版社已催稿了。

再次懇請支持，感激不盡！大作完稿后逕寄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我收即可。草草不恭，謹請

大安！

晚 陳子善頓首 8.19

本文作者1984年8月19日致馮至信

隨信附錄了我整理和抄錄的五份參考資料：一、郁達夫1923年到北京后的大事記；二、陳翔鶴《郁達夫回憶瑣記》摘錄；三、郁達夫1927年1月30日致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編者信摘錄；四、郁達夫致周作人信中對淺草社的評價；五、大事記補充。這五份資料都書于200格“《魯迅辭典》稿紙”的反面，共九頁，其中還夾有我用藍色鋼筆和鉛筆寫的一些問題。這事我本早已忘卻，這次看到原件才想起。更使我驚訝的是，這九頁資料上均有馮至先生的許多黑筆劃線和批語，更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如我抄錄1924年7月3日魯迅日記，對陳翔鶴回憶的與陳煒謨、馮至三人一起隨郁達夫訪問魯迅一事提出疑問：“沒有馮至在內，到底怎樣，請馮老回憶。”馮先生在旁批語證實：“沒有馮至。”如陳翔鶴回憶他“在北平西城的羊肉胡同郁曼陀先生的家里會見了達夫兄”。我加按語：“羊肉胡同應為巡捕廳胡同。”馮先生批曰：“西巡捕廳胡同。”“西”字且加了著重號，并在回憶文中寫到了這一條。陳翔鶴回憶文中還寫到當時經常一起拜訪郁達夫的“丁女士”，我向馮先生提問：“這段話中的丁女士是誰，馮老還記得嗎？”馮先生兩次批曰：“丁月秋。”也許可以這樣說，這些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fā)了馮先生的回憶，個別的成了他撰寫憶郁達夫文的素材，但這還不是主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8月19日致馮先生信的第2頁反面，有他黑筆所錄《莊子》中的幾句話：

涸轍之鮒，

相濡以沫（或煦）

不如相忘于江湖。

馮至手跡

這不正是馮先生后來寫出的《相濡與相忘——憶郁達夫在北京》一文的題目嗎？而且，回憶文最后整整一段就從莊子這段話和魯迅主張的“相濡以沫”說起，強調“相濡與相忘是兩種迥然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但是郁達夫，這兩種態(tài)度兼而有之”。我想馮先生是怎么構思和寫作此文的，由此或可看出一些端倪。

本文作者整理和抄錄的參考資料

馮先生是在青島療養(yǎng)院休養(yǎng)時完成《相濡與相忘》的，文末落款時間為“1984年8月27日寫于青島”。我收到文稿后頗感動，立即于9月2日復信馮先生：

馮老：

手示并大作已奉收，至謝！

大作已拜讀，深受教益，已編入拙編，請釋念。

關于達夫長兄在京住址和武昌師大（？）名稱，我再查一查《現(xiàn)代評論》（該刊上都有記載）。現(xiàn)在先按您回憶的發(fā)稿。

柯仲平與達夫先生也有不少交往，可惜已去世。丁月秋現(xiàn)還健在嗎？您如知道她住址，盼示知（尚鉞也已去世，也許他子女在京？）

最后再次深深感謝您老人家的熱情支持，拙編所收各篇回憶文中，您這篇和唐弢先生應我之邀而寫的《記郁達夫》文情并茂，讀后達夫其人呼之欲出，實在難得。

草草不恭，謹請

大安！

晚 陳子善拜上 9.2

馮先生在青島療養(yǎng)院收到我的信后，立即于9月10日作復：

子善同志：

9月2日來函，敬悉。

關于我提出的兩點質疑，您如能查出是我記錯了，則請代為更正，并請函告，是所至盼。我記得在二十年代，各地高等專門學校“一下子”都改為大學，但不知是哪一年。

丁月秋曾與尚鉞結婚，我是在解放初期聽說的，但始終沒有見過她。我想她早已逝世。他們有沒有子女，我不知道。

最近我看了一點關于柯仲平的資料，在他于1924年寫的《海夜歌聲》序詩中提到他重病時，郁達夫曾以十元相助。

再者，我的稿子第十頁有一句：“郁達夫有時到魯迅的老虎尾巴……”，改為“魯迅新居的老虎尾巴”較好，請你代為添上“新居”二字。

我約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回京。

此祝

撰安！

馮至 九月十日

馮至1984年9月10日致本文作者信

這是我現(xiàn)在能夠檢出的馮先生給我的第一封信，馮先生寫作《相濡與相忘》一文的認真與細致體現(xiàn)在此信的字里行間。初稿中的“郁達夫有時到魯迅的老虎尾巴……”一句，馮先生在信中囑我再加上“新居”兩字，改為“魯迅新居的老虎尾巴”，他認為添上“新居”后才“較好”，即為明顯的一例，兩字之增，不僅符合史實（魯迅1924年5月遷入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也說明了馮先生的嚴謹。而他在信中提到柯仲平，也并非一時興起，他當時又在構思憶柯仲平文，在完成了憶郁達夫文后，又寫下了感人的《仲平同志早年的歌唱》。

接馮先生此信后，我馬上回復：

馮老：

惠函敬悉。關于武昌師大校名，達夫先生當年在武昌師大的學生李俊民先生回憶確叫師大（李老也為拙編寫了回憶文章），故已代為更正；另一條待進一步核實后再奉告。

關于達夫與柯仲平關系的新材料我也見到了，謝謝您的關心。

“新居”兩字已補入，請釋念。

專此奉復，謹頌

秋安！

晚 陳子善拜上 9.14

沒想到馮先生自青島回京后，再次對《相濡與相忘》進行了精心打磨，經過修改和補充后的第二稿于10月17日寄我，同時附有馮先生的一封說明函。馮先生對我這個后輩真是客氣，還說給我“添了不少麻煩”，“深感不安”，前輩的謙遜由此可見一斑。此信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我回北京后，把憶達夫的文章又作了一點改動。我叫家人謄抄了一份，謹寄上。將來校對清樣時，請根據(jù)這份抄件校改為盼。一篇三千多字的小文章，給您添了這么多的麻煩，深感不安。所謂“改動”，主要是增加了從第7頁最后一行到第8頁第6行關于《焦節(jié)婦行》的一段。此外就是在個別地方刪去幾個多余的字。

林非同志說，您同意他把這篇文章先在他辦的散文雜志上發(fā)表，這次發(fā)表也用這改動后的稿子。此致

敬禮！

馮至 十月十七日

再者：四川大學劉傳輝同志上月來京云，陳煒謨寫過回憶郁達夫的文章，并已向您談及此事。不知他將陳文寄給您否？我也不知這篇文章寫得怎樣。

至又及。

馮至1984年10月17日致本文作者信

馮先生真是周到，《相濡與相忘》第二稿增添了什么內容，他在此信中明確提示我，那就是如下這一段：

關于黃仲則的詩，他并沒有向我談過他在《采石磯》里引用的詩篇，以及“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等名句，他卻對《焦節(jié)婦行》一詩贊嘆不已，他說：“這首詩寫的恐怖而又感人的夢境，中國詩里真是絕無僅有，西方的詩歌間或有這種類似的寫法。”

郁達夫推崇黃仲則，凡讀過郁達夫的，早已盡人皆知，但這段話的增補，使讀者進一步知道了郁達夫對黃仲則長詩《焦節(jié)婦行》的高度評價，對詩中“忽然四面來血腥，舉頭瞥見神魂驚。一人手提骷髏立，遍體血污難分明。汝近前來妾不懼，果是郎歸定何據(jù)。一風暗來飄血衣，去日曾穿此衣去。郎歸妾已知，但怪來何遲。床頭一燈滅，梁上長繩隨。昔聞瀚海風沙一萬里，郎兮幾時飛度此？妾死尚欲隨郎行，看郎白骨沙場里”的“恐怖而又感人的夢境”贊嘆不已，卻是馮先生的獨家回憶，與文中另一處回憶他起意翻譯海涅名著《哈爾茨山游記》，也是出于郁達夫的熱情推薦一樣，均極具史料價值。

收到馮先生此信后，我馬上回復馮先生，再次向他老人家深表感謝：

馮老：

大作修訂稿已收到。拙編《回憶郁達夫》已交出版社，即將發(fā)排，大作增補部分當在看清樣時補入，請釋念。

林非同志來信說要將大作在《散文世界》先發(fā)，我當然同意，我覺得這是一篇很好的懷念之作。

劉傳輝同志已把陳煒謨先生《憶郁達夫》一文的抄件寄我，原擬收入拙編的，后因文中對“郁王婚變”所發(fā)的議論占1/2以上篇幅，所以考慮再三，只能割愛（文中對在北京時期生活的回憶，也較粗疏，不及翔老和您大作中詳細，這恐與交往多少有關，故拙編只能不收了）。

草草奉復，如有機會上京，一定去拜訪您老人家，面聆指教。

謹請

撰安！

晚 陳子善拜上10.22

陳煒謨《憶郁達夫》一文刊于1946年8月21、23、26日的《成都快報·大地》，是四川大學劉傳輝兄發(fā)現(xiàn)的，后編入《陳煒謨文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這次我又重讀一遍，覺得拙編未收并不可惜。但當時應該把抄件寄請馮先生過目，沒有這樣做，是我的不周，應該檢討。

三

馮先生的《相濡與相忘——憶郁達夫在北京》初刊于1985年《散文世界》創(chuàng)刊號，這篇文情并茂的回憶文章應為創(chuàng)刊號增了色。但《回憶郁達夫》的出版并不順利，沒能趕上1985年郁達夫遇害四十周年紀念，遲至1986年12月，厚達四十萬字的回憶文集才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正式推出。然而，馮先生對《相濡與相忘》的修訂，并未因《散文世界》創(chuàng)刊號的發(fā)表和《回憶郁達夫》即將問世而告結束。相反，當新的史料再次出現(xiàn)時，他又再次對此文作了新的說明，一絲不茍。

1989年7月，馮先生的散文詩歌集《立斜陽集》由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相濡與相忘》理所當然地收入書中（副標題改為“憶郁達夫”）。馮先生不僅對正文的個別提法有所訂正，如“1923年底”改為“1923年底（或1924年初）”，還在文末增加了一段寫于1986年5月2日的《附記》。這段重要的《附記》竟未能補入1986年12月才出版的《回憶郁達夫》，簡直不可思議。也許是出版社方認為《回憶郁達夫》已經打出紙型，不能再作增補？這個問題我已一點沒有記憶，遲至撰寫此文時才發(fā)現(xiàn)時間上的扦格，只能存疑了。

《回憶郁達夫》所收的《相濡與相忘》中有這樣一段回憶：

我們走進一家舊書店，我從亂書堆里，抽出一本德文書，是兩篇文章的合集，分別評論《茵夢湖》的作者施篤姆和19世紀末期詩人利林克朗這兩個人的詩。郁達夫問了問書的價錢，從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錢交給書商，轉過身來向我說，“這本書送給你吧，我還有約會，我先走了。”實際上那天我身邊帶的錢連六角五分也湊不起來。

馮先生新增的《附記》是這樣寫的：

這篇短文是我受陳子善同志的囑托，為他編輯的《郁達夫回憶錄》寫的。當時在青島療養(yǎng)，資料缺乏，文中所記大都是從記憶里掏出來的。寫好后就寄給陳子善同志編審付印，并在《散文世界》1985年第一期發(fā)表過一次。后來楊鑄同志給我送來他父親楊晦同志保存的我在20年代寫給他的信數(shù)封，其中有一信記有順治門（即宣武門）小市買書事，與文中所記頗有出入。但文已發(fā)表，不便改動，僅將信里的話抄在下邊，作為更正。由此可見，人的記憶是多么靠不住。

摘錄1924年11月30日自北京中老胡同23號寄給楊晦的信：“……今天午后（也是狂風后）我一個人跑到順治門小市去看舊書。遇見達夫披著日本的幔斗也在那兒盤桓。他說他要寫一篇明末的長篇歷史小說。我隨便買了一本Liliencron的小說。他約我到他家喝了一點白干。歸來已是斜陽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

原來馮先生在《相濡與相忘》中回憶那次與郁達夫一起逛舊書店，達夫買了一本評論Liliencron詩的小冊送他。但據(jù)他當時致楊晦的信中所寫，并無此事，此書其實是馮先生自己掏腰包買的，是Liliencron的小說。然而，時隔六十余年，記憶發(fā)生這樣那樣的偏差，是完全正常的。雖然馮先生發(fā)出了“人的記憶是多么靠不住”的感嘆，但我還是傾向于相信，郁達夫曾經送外文書給馮先生，只不過不是1924年11月30日這一次罷了。而馮先生在《附記》中說他寫這篇回憶文字是因為我的“囑托”，我是后輩，怎么敢當？由此足可看出老人家的虛懷若谷，我這次重讀，仍然被深深打動。

四

《回憶郁達夫》出版后隔了一段時間，我有機會進京，看望了唐弢先生后專誠拜訪馮先生致謝，馮先生很高興地接待了我。老人家似并不健談，我們聊得并不久，但馮先生的慈祥和親切，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告別時，馮先生送了我一冊《立斜陽集》，可見我拜訪馮先生已是1989年之后的事了。這本散文詩歌集我前兩年還查閱過，但現(xiàn)在躲在書堆里，一時竟無從檢出，只能暫付闕如。

又過了兩年，我起意編《回憶周作人》（后改名《閑話周作人》，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仍想請馮先生再寫一篇憶周作人，因馮先生在《駱駝草》時期不僅參與編刊，也常得周氏指點。這次馮先生沒有答允，但他在1992年10月19日致我的信中解答了我的疑問：

子善同志：

十月七日來函敬悉。

《駱駝草》主要是廢名張羅起來的，我和他一起干些雜活（為組稿、校對等），周作人則表示支持，在上邊發(fā)表不少文章。《發(fā)刊詞》系廢名所撰，不是周作人。

我近來在內地和香港的報刊上讀到你的一些文章，很有趣味。

我因小病住醫(yī)院，恕我不能多寫。

即祝

教安！

馮至 十月十九日

《駱駝草》是20世紀30年代創(chuàng)刊于北京的一份重要文學雜志，廢名主編，得到了周作人的全力支持。《〈駱駝草〉發(fā)刊詞》出自誰的手筆？馮先生在《〈駱駝草〉影印本序》中未能提及，故我有此一問。此信前半部分我已在《閑話周作人》的《編者前言》中引用了，但馮先生表揚我的兩句話，未引。當時我在“內地和香港的報刊上”的哪些文章，使馮先生讀了感到“很有趣味”，大概是關于徐志摩、梁實秋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的一些考證吧？不管是不是，我的習作能入馮先生的法眼，我當時直至現(xiàn)在都是高興的。這是馮先生對我這個后學的鼓勵和鞭策。

馮先生這封信是他老人家寫給我的最后一封信，而且寫于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信的最后一句“我因小病住醫(yī)院，恕我不能多寫”，我開始并未留意。后來讀《馮至年譜》（馮姚平編，刊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馮至全集》第12卷），始知馮先生此信是住院二十天后寫給我的。當年11月11日出院，次年1月26日再次住院，2月22日就與世長逝了。除了周良沛、李魁賢、王偉明三位，我是馮先生晚年最后一批復信者之一，這通馮先生遺札彌足珍貴。

以上就是我與馮先生交往的大致始末。馮先生是大作家、大學者，但他為人的誠懇、為文的嚴謹、對史實的尊重、對后學的關愛，在我約他撰寫《相濡與相忘》這篇馮先生自稱是“三千多字的小文章”的過程中顯露無疑，都使我至今受益。幸好我這篇回憶錄依據(jù)的是馮先生致我的三封信和我致馮先生的五封信，相信不至于發(fā)生馮先生所擔心的“人的記憶是多么靠不住”，這是可以告慰于馮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