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本文作者登門拜訪丁景唐先生（中，左一為韋泱），2008年元月

朱金順先生是新文學史料學家，其《新文學資料引論》（1986）為新文學史料學的奠基之作。他曾和長于新文學史料研究的文學史家丁景唐（1920—2017）先生交往五十余年，年幼十六歲，二人可謂名副其實的忘年交。上海的書刊收藏家、作家韋泱2009年在《緣慳一面亦無妨》（收入隨筆集《紙墨壽于金石》）一文中寫道：“五六年前，曾聽現(xiàn)代文學史家丁景唐先生講，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有‘三個小朋友’，當年他們都還是二十出頭的愣小伙。一個是北京大學的孫玉石先生，專事魯迅研究……第二個是中山大學的李偉江先生，因研究‘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的馮鏗作品，而受到了丁先生的鼓勵，走上了史料研究之路……第三個便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朱金順先生。當年這‘三個小朋友’，才是丁先生真正的‘入室弟子’。”

2021年北京夏秋季節(jié)多雨。國慶假期中一個雨天的上午，我去朱先生家，聽他講述與丁先生的交往。他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摞丁先生有代表性的贈書和贈字，邊展示邊回憶往事。

1959年，朱先生剛從北師大中文系畢業(yè)的時候，逛王府井新華書店，買到《瞿秋白著譯系年目錄》一書，記住了作者丁景唐先生的名字。后來在報刊閱覽室讀《文匯報》，常看見他的短文，多關于魯迅和瞿秋白的。大概在1962年，他冒冒失失地給丁先生寫信，請教問題，但不記得問了什么。丁先生在“文革”前的二三百封來信今已不存，不過他所送的書留了下來。給丁先生寫頭封短信過后，就收到丁先生與瞿光熙合編的《左聯(lián)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這是他送朱先生的第一本書。扉頁上有毛筆豎寫的題詞：

盡日是工作與興奮，

每夜是紅花的夢影！

右錄殷夫烈士詩片，題贈

金順同志

丁景唐 六二年十月

時隔不久，丁先生來京參加文化廳局長會議。那會兒朱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行政職務。丁先生來京后，住在東單一個招待所里。他給朱先生寫信，告知他到北京了，問哪天有時間，一起去見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朱先生過去了。楊之華住在南池子的一個大院里。給朱先生介紹了以后，丁先生和楊之華兩人開始用上海話交談，朱先生聽不懂。前幾年，丁先生三女丁言昭為了給父親寫傳，曾打電話問朱先生那次她父親跟楊之華談了什么。他說當時自己就聽懂了一句。楊之華問丁先生家有幾口人，有幾個孩子，丁先生說有六個。楊之華說：“老米都被你們家吃了。”兩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丁先生讓朱先生帶他去逛東安市場的舊書店。朱先生那天還帶了一本書，作為對丁先生送《左聯(lián)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的回贈。他有兩本魯迅譯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未名社版的毛邊本十分漂亮，他揀了一冊初版本給丁先生。二人從此成為忘年交。

1963年，有一件令朱先生難忘的事兒。丁先生給他來信，請他去北京圖書館，替他抄寫殷夫的未刊詩集《孩兒塔》。詩集在左聯(lián)五烈士的一包文稿里，這包東西先是保存于魯迅先生家，新中國成立后，許廣平把它交給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編輯魯迅著作的馮雪峰，馮雪峰用完之后，又把這些文物轉交北京圖書館。其中的《孩兒塔》手稿是編好了的詩集，而且有署名白波的八幅插圖。從1949年到當時，出版過四種殷夫詩文選集，除了開明書店版《殷夫選集》未選《孩兒塔》中的作品外，其他幾種都或多或少地選了一些，然而還有三十首詩沒有公開發(fā)表過。《孩兒塔》主要是愛情詩，是殷夫成為革命者以前的詩，對認識作者的心路歷程很重要。丁先生讓朱先生給他抄那三十首詩。原件在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特藏部，這個部門收藏有一些宋版書、名人手稿等，該館的寶貝都在此處。那時候朱先生剛畢業(yè)當助教，當時別說助教了，就是教授也進不去。丁先生時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他業(yè)余研究魯迅、瞿秋白和左聯(lián)五烈士。這一次，朱先生手持上海方面的介紹信，不僅完成了任務，還通讀了那一大包手稿，收獲頗豐。朱先生后來寫了論文《殷夫〈孩兒塔〉中的愛情詩》，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一期。

兩位先生居住京滬兩地，見面不多，一輩子大概有六七次，多數(shù)又是在開會的時候。正式見面有三次，兩次是在朱家，其中一次是“四人幫”倒臺后。丁先生那時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黨委書記，曾到中央黨校學習了半年，是丁言昭陪著他爸爸來的，后來他老伴兒王漢玉女士也來了。

丁先生“文革”后給朱先生的信也有二三百封。他“文革”以前的信都是用毛筆寫的，到了新時期改用鋼筆。他還贈送朱先生和夫人龔肇蘭女士好幾幅字。朱先生給我展示了三幅：一是1989年2月祝賀新春，字是“書海求珠”，右上角鈐閑章“桃花潭水深千尺”；二是1996年書陸放翁句：“老見異書猶眼明”；三為2003年春所贈“書緣”（下圖），右上角閑章是1976年錢君匋為丁先生刻魯迅語“紙墨更壽于金石”。丁先生從事行政工作，業(yè)余做學問，應該是個大忙人，然而與晚輩的朋友交往，忙中偷閑，毫不茍且，實在讓人感佩。從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受魯迅等民國文人影響的趣味。

五十多年里，丁先生送朱先生的書至少有五六十本。他自己的書每本都送，還有他自己編的、別人送給他的、他自己買的。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建“丁景唐文庫”整理書的時候，他還找出三四本寄過來。朱先生那次去看望來北京學習的丁先生，受贈趙丹的《地獄之門》，這是丁先生給趙丹出的。扉頁上有贈書人的題詞——

金順、肇蘭同志留念

一九八〇年十月七日，余自中央黨校趕赴北京醫(yī)院，與阿丹同志作“一分鐘”會見，越三日，趙丹同志去世。今持贈自書，以為紀念。

景唐、漢玉、言昭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于北京

署名上面鈐有丁先生的印章。此前，朱先生還收到丁先生的《學習魯迅作品的札記》。這是丁先生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以后出的第一本書，自造的毛邊本，蓋了很多圖章。此書大概是新時期以降最早的毛邊書之一了。1995年6月，丁先生最后一次到京，參加瞿秋白紀念會，會后專程到北師大朱先生家，贈送了他自己編的《陶晶孫選集》。在給朱先生的最后幾本贈書中，有一冊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的《六十紀程（1951-2011）》，丁先生與該館關系密切。他的贈書題詞2001年2月寫于上海華東醫(yī)院。書是托韋泱郵寄的。襯頁背面還粘有一張他寫的淡黃色的便利貼，說他每周都去華東醫(yī)院看望丁先生一次，順便代老人做些復印、郵寄之類的事情。

回憶與丁先生的交往，朱先生頗生感慨，動情地說：“我有事兒求他幫忙，他都做；他讓我給他做的，我也給他做。我們倆是這種交往。他曾贈送給我一幅字叫‘書緣’，我們倆就是因書結緣的。”他還說：“我是從一開始就拿丁先生當老師對待的，從稱呼上就知道。我們那個年代，跟教過自己的或者沒教過自己的老師都稱‘先生’。除此之外，平常交往，不論老少，都統(tǒng)稱‘同志’。我開始就稱丁先生，一輩子都稱丁先生。那時候教過我們的老師像李長之，我們就稱‘李先生’。”

丁言昭寫《丁景唐傳》時，曾給朱先生打電話，說她擬寫“三個小朋友”一章，提出借閱丁先生給朱先生的信件。保存下來的信件有幾百封，朱先生那時得了一場大病，剛從醫(yī)院回家調養(yǎng)，體質甚弱，沒有精力去翻閱，未能滿足丁女士的請求。后來梓行的《丁景唐傳》可能是因為資料受限，沒有這一章。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丁先生與三個“小朋友”交往，提攜后學，高風亮節(jié)，頗能夠反映出丁先生人格的光輝。

2021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