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我與商務印書館：從受教到合作

我國從近代以來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出版機構，就其創立的歷史、生命力和影響力而言，商務印書館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務印書館是現代文化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是中國現代心智的一個重要塑造者。

我從學生時代就受惠于商務印書館的文化食糧，在職業生涯中與商務（這是讀書人對商務印書館的簡稱）也有密切的聯系。今天回顧起來，如果沒有商務的支持，我的學術呈現要遜色得多。

由于現代教育和現代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代學人從國家的教育規劃上都必須是雙語的（在漢語和外語并舉的意義上而言。如果從具體的外語語種而言，則是“多語的”）。商務是把塑造這種雙語性作為自己的目標而獲得最大成功的。商務的核心競爭力和對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的卓越貢獻就在于她的團隊對于雙語性的最優理解和最有效的解決方案。而我個人在學業上取得學位、在學術上取得職稱，也都靠雙語能力的賦權。

我們這代人（60年代出生）在中小學是用過商務的《新華字典》的，后來就升級用該館的《現代漢語詞典》了，這部詞典是1978年開始發行的。我1978年上了大學才從字母開始學習英語，最常用的是一部小開本、淺綠色軟封皮的《英漢小詞典》。它有一千多頁，是64開本的手掌書或曰荷包書。我在網上查了它的基本信息，是由陳羽綸等先生合編的，商務印書館1977年2月出了第一版，1978年10月在湖北第一次印刷，定價是1.60元。它的上市就像是專門為我們78級大學生入學而準備的。這是我一輩子用得最多、讀得最細的一本“書”。我在大學三四年級時一個一個單詞、一頁一頁背過這本字典。每天用早中晚的碎片時間背并復習單詞，背過的頁碼就撕下來。當最后一頁被撕去，整本字典就都進入了自己的腦子。我們這代人把外語的單詞和語法作為“知識”學習，而不是把語音作為聽與說的能力去練習、培養。這樣學外語的缺陷很突出，但是對于后來做文字翻譯也有一些好處。

商務的出版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為標志，我的職業屬于學術圈，我當然也深受其惠。這套叢書是改革開放后成批推出的，我們是改革開放的第一代大學生，雙方在1981年相遇了。第一批書里有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四冊，我至今仍然記得在武昌街道口新華書店買這套書的經歷。我有一個發小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我周末和他一起到街道口逛書店，看到書架上有四大本的《美學》，我們決定一人買一套回去。我認真通讀了這三卷書，從學術上說，黑格爾處理邏輯（理念演變為特定藝術類型）與歷史（歷史中的藝術體裁的演變）的思想方法作為典范，是我終生受益的學術源泉。對我同樣有意義的是，我的大學，可以表述為從讀“漢譯名著”到翻譯、組織翻譯“漢譯名著”的轉換過程。

我受惠于商務的出版物，是很平常的例子。不過，我有一份特殊的榮幸，就是在職業生涯中能夠與商務的學人合作，在商務出版和組織出版翻譯著作。我在這里出的第一本譯著是《滿族的社會組織》（1997年），后來又參與策劃、組織翻譯了“當代法國思想文化譯叢”“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人類學視野譯叢”。

我與商務人的合作始于陳勝華先生擔任責任編輯的《滿族的社會組織》。我在1991年10月被錄取到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后流動站，由費孝通先生指導做民族研究。費先生那時在寫自己的學術經歷回顧文章，俄羅斯人類學家史祿國是費先生在清華大學讀碩士的導師，他安排我先翻譯史氏的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Manchus，再去東北滿族聚居區做社區調查，做一個關于滿族基本社會組織變遷的報告。這本英文著作本來就是商務印書館在1924年出版的。我翻譯此書的過程中聯系了在商務的朋友于殿利先生，他把我介紹給歷史編輯室的陳勝華先生。譯著的選題申報十分順利。我于1992年的春節期間開始東北滿族聚居村落的實地調查，在遼寧鳳城的雕窩村經歷了小年前到元宵節的活動；1995年5月到黑龍江的璦琿做了第二次實地調查，完成了滿族的核心組織從氏族、家族到家戶的變化路線描述的綜合報告，附在譯本之中。《滿族的社會組織》中文版在1997年出版，從立項到出版的時間跨度有點長，這既是受制于該書的內容構成所需要的工作量，也是由商務對譯稿的編、審程序的細致認真所決定的。那個時期的商務就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公共認知。譯書不僅是翻譯書本，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還要盡可能打通各個方面，如歷史與現實、外在與內在。現代文化的雙語性，依賴把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的基本功，但是翻譯本在字面上卻只是另一個單獨的語文，譯者及其讀者必須以各種文本技巧和話語策略讓單語文本承載雙語性。從我的經歷來看，商務印書館是提供了這種包容性和承載力的。

迎接新世紀，是一種把人們置于宏觀思想語境的氛圍。大致是在1998年，譯作室的狄玉明主任知道我對文化社會學的一些著作比較推崇，特別對批評性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感興趣，邀請我參與策劃、組織翻譯相關的西文名著。因為狄先生是法語專業出身，當時又有法國大使館的法語著作出版資助，他就選擇從法語著作開始。我并不懂法語，但是從英文讀過一些法國學者的著作，就參與進來。好在狄先生請了著名的法國思想文化專家杜小真教授掛帥，我打邊鼓就好。雖然從2000年開始出版的“當代法國思想文化譯叢”是我們一個更大設想的其中一個系列，但是當時提到的部分著作后來有機會在人類學系列出版了。單純看這個法文譯叢，我的名字與杜小真教授的大名在一起，多次引起我心虛的感覺。后來的兩個人類學譯叢把我放在主編的位置，我感覺實在得多。

商務印書館能夠把人類學作為獨立的序列組織出版，還是得益于人類學本身的人才培養，因為這個方面的選題、審查和編輯出版工作都是由人類學博士李霞女士承擔的。她在狄玉明先生和陳小文先生的支持下，計劃組織翻譯出版人類學著作，請我幫助選書、組織學人翻譯。人類學在中國是一個擁有大抱負的小學科，我們身在其中，有很多關切都想納入。我們要兼顧學科建設與思想文化的傳播，要兼顧本學科的小眾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公眾的利用，因此一致同意分經典系列和普及系列來組織選題，出版出來就成為“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和“人類學視野譯叢”兩個系列。第二個系列從組織選題時就得到周大鳴教授和趙旭東教授的鼎立支持，我和他們共同主編，組織了第一批書稿。

我和李霞博士策劃人類學名著譯叢時商定，每一部都要配中國人類學專家的中文版序。感謝二十多位人類學同仁的支持，他們這些學養深厚、才華橫溢的序言為叢書增添了光彩。正是他們的參與使譯叢成為中國人類學的共同事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參與給中國人類學的雙語性注入了平衡因素。這套人類學名著譯叢改善了中國的人類學人才培養的學術條件，也為中國社會科學基于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提供了亟需的借鑒。

在文化上，雙語性是國家在現代的生存與發展所依賴的核心指標。對于后發現代化的國家，雙語性尤其具有基礎屬性和核心指標的地位，因為那些最關鍵的屬性都是在雙語性的扎根與發育之后才能夠培植起來的。商務印書館是在參與這個核心工程的事業中奠定自己的歷史地位的。我們這類學人被吸引到商務的翻譯出版工作中來，既與她的工作團隊的親和性和執行力相關，內中更與大家對雙語性的重要性的共同意識相關。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的社會需求仍然是巨大而長期的，我們如果還能夠繼續參與其事，將是我們學術人生的幸中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