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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讀梁曉聲:最根本的,最核心的
    來源:文藝報 | 何向陽  2022年02月28日08:33
    關鍵詞:梁曉聲

    對于文學而言,什么是它所能提供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這個問題,未必每個作家在寫作之前都能自覺地問到自己。但毫無疑問,這個問題,是每個作家通過他的寫作——一部書,或是幾部書,十年、幾十年,甚至是一輩子的寫作,都要面對都要回答的問題。

    時間已經過去了30多年,也許還要再過去30多年,有些東西,就如一個堅硬的內核,它在一個作家的文字中沉淀下去,或者不斷成長,對于作家而言,它比如他的一個“芯片”;而對于讀者而言,它更復雜一些,它在參與過作家的人格成長同時更直接參與著讀者的人格構成,從對世界的認知到對他人的態度,以及對于時光流逝中的那一部分生命的更深入地認識。

    這是一個作家必須給讀者的。他在如此給予的時候,其實也在向自己的內心要一個確定的答案。

    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你會發覺,那些易耗散的恰是圍繞這答案的解說,比如藝術的手法的新創,比如語言句子的提煉,種種,種種,外圍的東西的確在寫作中起著作用,但那作用極其有限,等到有一天,你會發現,如果一個作家提供給你的作品中除了這些,而沒有這些作為途徑所通往的那個目標、那個最根本的核心的話,那么,這些外圍的東西注定要煙消云散。但若,它有一個核心,包裹在經由語言的織錦達到那個密實的質地,那個也許是一個寫作的人給一個從未謀面的人他的關于人或者做人的信念的話,那么,那些織錦,才可能在時間中透出它們非凡的光澤。這光澤的核心,當然發自于一種忠實。忠實于現實,也忠實于內心的那個相信。

    很普通,是不是?但真正做到、始終做到,卻也很難。

    從某種意義上講,忠實的文字,首先源于誠實地做人。而這一點,作家梁曉聲以他的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例證。

    時隔三四十年之后,《今夜有暴風雪》仍能呈現出它超越于時代語境的意義,道理可能正在于此。小說開始于北大荒四十余萬知青返城中的一個夜晚,其中穿插了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生活片段,而裴曉蕓、曹鐵強、鄭亞茹之間的情感糾葛因有當時的生存境遇和未來選擇,也有著動人心魄的力量。大的環境造就了人的不同選擇,而選擇本身又見出了選擇者的不同人格,這就是作家要通過曹鐵強的選擇告知我們的,也是他在鄭亞茹和裴曉蕓之間更愛后者的原因。當利益需要以犧牲尊嚴去交換時,這位男青年盡管有過彷徨,但最終愛憎分明,而鄭亞茹在愛恨交織的情感中失去的何止愛情,她失去的還是作為人的最根本,之于裴曉蕓的凍死在哨位上,她的責任深重,但似乎她并沒有更深的懺悔,環境改變了她,而另一方面她也是那么迫切地要改變自身的環境,在要達到改變環境的目的時,她可以不擇手段。這是曹鐵強無法容忍的,同時也是作家要通過曹鐵強的情感選擇告訴我們的。

    而在情感進展的最初,讓人心動的情節是裴曉蕓的腳快要凍僵而曹鐵強幫她暖腳的那個段落:

    他用絨衣將她的雙腳包裹住,緊抱在懷里。

    “別動!”語氣那么嚴厲,同時瞪了她一眼。

    她掙動了幾下,沒有掙回雙腳。他的手那么有力!

    她的臉紅極了,她一下子用雙手捂上了臉。“當年我媽媽對我也是這樣做的。”第二次提到他的媽媽,他的語調中流溢出一種深情。

    她還能再有何種表示呢?還能再說什么呢?

    她一動也沒再動,雙手依舊捂著臉。

    漸漸地,她感到自己的兩只腳恢復了知覺,溫暖了,也開始疼了。他胸膛里那顆年輕人的心強有力地跳動,傳導到她的心房。她自己那顆少女的稚嫩的心,也仿佛剛從一種冷卻狀態中復蘇,怦怦地激跳。

    許久許久,他們之間沒有再說一句話。

    一滴淚水,從她的指縫中滴落下來,隨即,又是一滴,又是一滴……

    是因為過分受感動?是的,當然是。但淚水絕不僅僅是因為受感動而傾涌,還因為……他提到了他的母親。用那樣一種深情的語調提到他的母親。

    而她卻從未領受過母愛的慈祥和溫柔。為了領受一次,她寧肯自己的雙腳被凍掉!

    美好的、純潔的青春呵。那隨著日月流逝掉的會包含這樣的往事嗎?那經由理性的批判或者漠視于歲月經歷的會包含這樣的情感嗎?不!小說中已經做了他個人的回答,那是不可褻瀆的一種情感,對于危難中他人的至愛與關心,是做人的根本,而不只是一己之私情。這種根本,也包含在作家對知青經歷的歷史的態度上。

    他由主人公講出了他的觀點,這種態度首先是對于一個人的態度,比如主人公可能并不融洽的同伴。但他依然以一個群體的角度去維護——“作為一個知識青年,他不忍看到另一個知識青年當眾受辱。他覺得那也是對他自己的一種侮辱,是對所有知識青年的一種侮辱。他必須維護知識青年的共同的人格不受褻瀆。他是經常用這把尺子度量自己,也度量每一個知識青年的品格高下的。”而更高一層面的,是作家借主人公對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亮明態度,那是決絕而堅定的——“也許,今天夜晚,就是兵團歷史上的最后一頁。兵團的歷史,就是我們兵團戰士的歷史。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尊重這段歷史。不論今后社會將要對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作出怎樣的評價,但我們兵團戰士這個稱號,是附加著功績的,是不應受到侮辱的!……”

    這樣的態度,在出場不多的老政委那里同樣得到了強調:“兵團戰士們,這是我最后一次這樣稱呼你們了!我相信,今后,在許多年內,在許多場合,這個稱呼,將被你們自己,也被別人,多次提到。這是值得你們感到自豪的稱呼,也是值得和你們沒有共同經歷的同代人、下幾代人充滿敬意的稱呼。雖然,你們就要離開北大荒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結束了,但開發和建設邊疆的業績并沒有結束,也是不會結束的!我代表北大荒,要大聲對你們說,感謝你們——兵團戰士們!因為你們,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墾荒者的足跡!因為你們,十年內打下過何止千百萬噸的糧食!因為你們,今天是要回到城市去,而不是,要跑到黑龍江的那一邊去!我相信,今后在全國各個大城市,當社會評論到你們這一代人中最優秀的青年時,會說到這樣一句話:‘他們曾在北大荒生活過!’……”

    在曹鐵強與鄭亞茹的最后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談中,在裴曉蕓的墳前,這種態度再次通過曹鐵強的話得到進一步的強調:“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談起我們兵團戰士在北大荒的十年歷史時,不要抱怨,不要詛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詆毀……我們付出和喪失了許多許多,可我們得到的,還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這也是我對你的……請求……”

    的確,在對于一段蘊含著自己成長歲月的珍視里,我們讀到了一種對過往青春的深在的評價與認定。這種評價與認定不是別人給出的,而是自我認定的。不要抱怨,不要詛咒,不要嘲笑,更不要詆毀。與其說是主人公在向他曾愛過的人的請求,并同時向他愛著的人的發誓,不如說是作家的自我“告誡”。那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他絕不會把它擲給歲月,拋到腦后,他只會攜帶著它,保護好它,讓它與自己一起前行。

    如果說,《今夜有暴風雪》是寫歷史中怎樣做人的故事,或者人如何面對歷史的故事的話,那么《母親》《父親》寫的則是生活中怎樣做人的故事。在這兩部篇幅并不算長的作品中,梁曉聲為我們呈現了父輩的現實生活與親人間相濡以沫的情感。兩部作品,給我們帶來的不是一般的震撼。對于親人的態度里,往往深藏著一個人最真實的面目。這可能正是許多作家不太敢于觸碰同類寫作的原因,因為它真就是一個作家至誠至真的試金石。

    《母親》寫了一個樸素、柔弱卻又堅韌無比的母親。困難年代,母親在兒子眼中的形象是對貧困生活的忍受,“眼淚撲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有時我醒來,仍見燈亮著。仍見母親在一針一針,一線一線地縫補,仿佛就是一臺自動操作而又不發出聲響的縫紉機。或見燈雖亮著,而母親卻肩靠著墻,頭垂于胸,補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親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們橫七豎八陳列一床酣然夢中的時候,母親已不吃早飯,帶上半飯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餅子,悄無聲息地離開家,迎著風或者冒著雨,像一個習慣了獨來獨往的孤單旅者似的‘翻山越嶺’,跋出連條小路都沒給留的‘圍困’地帶去上班。”在父親外出工作的日子,是母親以自己的雙手支撐著一個家的。也是母親帶領著孩子們完成了他們的最早的人格教育的。所以作家在這部作品中將語言還原到了最原初最樸素,他已然跨越小說與散文的邊界,而心生感慨:“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是分擔著貧困對母親的壓迫,并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我尊敬母親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這感慨絕不是空洞高蹈的,它源自最真切的現實教育:

    “你們都記住,討飯的人可憐,但不可恥。走投無路的時候,低三下四也沒什么。偷和搶,就讓人恨了!別人多么恨你們,媽就多么恨你們!除了這一層臉面,媽什么尊貴都沒有!你們誰想丟盡媽的臉,就去偷,就去搶……”母親落淚了。

    我們都哭了……

    所以當我讀到“豆餅”的故事時,我深深地為之震撼,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那種不憚于揭出自己的“小”來的真誠,是一個作家通向偉大的“護照”。那些平凡的在社會最底層喘息著蒼老了生命的女人們,那些置身貧困境遇卻保持精神高貴的母親,那些艱辛日子里充滿苦澀的溫馨和堅忍之精神的故事,那些讓“我之愀然是為心作”的人之為人的勞動人民的質樸本色,正是作家想要通過文字傳遞給我們的。

    “我必莊重。”“我必服從。”“我必虔誠。”這是作為后人的敘述者應然的態度。

    這種虔誠的態度當然存在于《父親》之中。“父親始終恪守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鐵律,直至退休……在我記憶的底片上,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模糊的虛影,三年顯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我想要報答而無力報答的恩人。”在作為兒子的“我”眼中,“父親,不再是從前那個身強力壯的父親了,也不再是那個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鑠的父親了。父親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將他徹底變成了一個老頭子。他那很黑的硬發已經快脫落光了,沒脫落的也白了。胡子卻長得挺夠等級,銀灰間黃,所謂“老黃忠式”,飄飄逸逸的,留過第二顆衣扣。只有這一大把胡子,還給他增添些許老人的威儀。而他那一臉飽經風霜的皺紋,凝聚著某種不遂的夙愿的殘影……”

    但就是“父親”這一“老人”的形象,在一次與兒子的“對壘”中刷新了兒子對他的看法。

    父親在門口站住,回過頭,瞪著我,大聲說:“我這輩子經歷過兩個社會,見識了兩個黨,比起來,我還是認為新社會好,共產黨偉大!不信服共產黨,難道你去信服國民黨?!把我燒成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產黨振興國家,需要老百姓維護的時候,現在要求入黨,是替共產黨分擔振興國家的責任!……你再對我說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話,我就揍你!……”說罷,一步跨出了房間。

    ……

    辦公室的門被突然推開了。父親來了。他連看也不看我,徑直走到他睡的那張臨時支起的鋼絲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鋼絲床發出一陣吱吱嘎嘎的聲響。我轉過身去瞧著父親。他又猛地站了起來,用手指著我,憤憤地大聲說:“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親!但我不允許你瞧不起共產黨!如果你已經不信服這個黨了,那么你從此以后也別叫我父親!這個黨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現在還身強力壯,我愿意為這個黨賣力一直到死!你以為你小子受了點苦就有資格對共產黨不滿啦?你受的那點苦跟我在舊社會受的苦一比算個屁!”

    父親的威嚴與正義、父親對于后人的責任、父親對于世界的認識、父親的價值觀,在這一通急促的話中全然顯現。他再不是一個年邁、衰老的父親,而是一個愛憎分明、熱血豐沛的父親。雖然一定程度上兒子也為父親對自己的誤解而感到委屈,但正因有這樣的父親,他作為一個寫作者才可能對來訪者說出那樣的話,才可能寫出這樣端莊正大的文字:“我還想對她說,她可以對我們的人民沒有感情,她也盡可以像她讀過的小說中那些西方的貴夫人一樣,對他們的愚昧和沒有文化表示出一點高貴的憐憫,這無疑會使像她這樣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沒有權力瞧不起他們!沒有權力輕蔑他們!因為正是他們,這在歷史進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創造著文明的千千萬萬,如同水層巖一樣,一層一層地積壓著,凝固著,堅實地奠定了我們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而我們中華民族正在振興的一切事業,還在靠他們的力氣和汗水實現著!”

    而這一切的一切,對人的愛,對世界的信,都是父母教給我們的,這種最根本、也最核心的情感與意志,對于一個作家而言,至關重要,也至為關鍵。

    從某種程度上講,一個作家,他寫下的文字之所以字字千鈞,是因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從生活中學到的關于人的學問傳遞給他一直以文字的方式關愛的眾人。

    這是梁曉聲,和他的文學。

    這也是文學的根本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