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曉聲工作的屋子像樣板房。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是一套木桌椅，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對面靠墻放了2張矮沙發。“沒有再多東西的必要性，因為總有人要來，才有兩個沙發。”梁曉聲說。

他仍然保持著手寫的習慣，只不過從鋼筆換成了鉛筆。鉛筆是自己削的，用一把半只手掌寬的藍色美工刀，削好的一二十支插在筆筒里。73歲的梁曉聲保持著寫作習慣，身體好的話每天能寫到2000字，寫在A4紙上是10頁左右。“必須坐定，你要懶下去，139頁就是139頁，它不會變成149頁，對吧？”說著話，他看著眼前的稿紙。

坐在木桌前寫作，抬頭是一幅托爾斯泰的油畫。看著托爾斯泰的油畫寫小說，是一種什么感覺？梁曉聲說：“沒什么特殊的感覺，看到油畫會經常想到他們（表哥）。”油畫是梁曉聲表哥畫的，表哥已經去世了，去世前托人把畫送來。說完，梁曉聲補充了一句：“當然，我也很尊敬托爾斯泰。”

像過去很多日子一樣，梁曉聲坐在桌前。面對攝像機，他坐在筆直的椅子上，午后的陽光透過窗戶射入。采訪間隙，梁曉聲點了一支煙，白色的煙霧從指尖繞行，他也陷入了某種回憶。等煙燃盡，他把煙頭摁進煙灰缸，一個常見的、頗大的玻璃煙灰缸。直通陽臺的門窗已經打開，就像往常一樣。

寫出人和人的關系

今年年初，由梁曉聲作品《人世間》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不少網友沉浸在這部年代劇中，“好想去鄭娟家蹭飯”“我竟然磕到了雷佳音殷桃的CP”等話題頻頻登上微博熱搜。這部劇確實扛起了“開年大劇”的旗幟。據發布數據顯示，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單集最高收視率達1.73%，最高收視份額達7.4%。截至2月11日，索福瑞CSM全國網平均收視率1.4%，平均收視份額5.88%，《人世間》創下CCTV-1近三年來電視劇平均收視率和收視份額新高。然而，熱鬧在梁曉聲的生活之外。外門大開，他拒絕了關門的提議，“家里沒什么可偷的”。

去年，梁曉聲處在一種持續性的喪失中。從2021年開始，小弟弟、小弟妹去世。同年9月，三弟妹去世。除了寫書以外，一旦有空出來的時間，梁曉聲會不自覺地想家中事。失去至親以后，侄女的生活會是什么樣？三弟家會有什么困難，他要做哪些準備？梁曉聲慣于挑起一家之長的重擔，就像過去很多年一樣。

事實上，梁曉聲在家行二，往下數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間清醒》里，梁曉聲寫到了童年經歷。一家人住在陰暗的、地窖一樣的小屋，“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

上小學時，梁曉聲的個人衛生不合格。他的雙手皴裂，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干凈。梁曉聲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水缸在四處漏風的屋子里，水都結了冰。上學前，即便用肥皂反復洗過，雙手仍洗不凈。班主任不懂衛生需要條件，她只會像扒亂草堆一樣扒亂這個幼小男孩的頭發，然后厲聲道：“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再來上學！”

梁曉聲沒有別的辦法。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哥哥早起上學，于是梁曉聲要給更小的孩子做飯吃，收拾完屋子，擔完水，才能上學。有時，六歲、四歲、二歲的弟弟妹妹哀求著哥哥留下來。于心不忍，梁曉聲只能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梁曉聲的童年生活打上了貧窮的烙印，他吞下了貧窮帶來的苦難。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小學》里寫下：“我認為，對于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窮來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

最初，他并不是有意識地寫貧窮，“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就是那樣成長起來的，寫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寫到貧窮。”在北方的大雜院，相處得好的鄰里，溫馨得像一家人。更現實的原因是，每一戶人家都無法獨立生活——隨時要借東西，小到借一把剪刀，家里來客人要多借條板凳。這種“借”本身就在維持關系。大人都有不在家的時候，孩子輪流照顧。家里人吵起來，鄰居會來勸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倘若無人勸架，大概率是這戶人家處理鄰里關系太失敗。

實際上，梁曉聲想寫的是人和人的關系——在普遍貧窮的生活里，寫同學關系、鄰居關系、師生關系。到2000年以后，梁曉聲開始意識到，將自己經歷過的貧窮年代呈現出來，有了某種意義。這讓后來的年輕人了解國家的發展歷程，了解父輩、祖父輩的人生道路。

“但總體而言，越到后面，我越不認為自己經歷的貧窮有什么值得說的。這一代人大多數是這樣成長的。我寫了城市的貧窮，農村的貧窮更咄咄逼人”。接著，梁曉聲說：“個人的成長不一定非要由‘貧窮’這位導師來教。80后吃的苦少一些，90后、00后大多數不知道貧窮是什么，以后的孩子遠離貧窮，這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人樂見的。”關于童年的苦難，他不愿意再敘述：“當然還有細節可以講，但我覺得就別講了。”貧窮和很多困頓一樣，都是人生的一段經歷。

平時，梁曉聲看電視，一邊吃飯一邊看。原來是中午、晚上看，現在吃早飯也會看一陣。他是音樂節目“越戰越勇”的老觀眾，這套節目在央視播出，楊帆是主持人。最初，看節目是為了聽歌，他對講述環節有抵觸，“我要聽歌，但你們講那么半天”。后來，梁曉聲發現了講述的魅力：“通過年輕人的講述，你會發現他們所經歷的那些人生的蹉跎、坎坷、艱難，完全不亞于我們那一代人，而且他們依然很向上，有追求。”

像“老木匠”一樣寫作

梁曉聲有過一次“換筆”機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市面上剛有家用電腦，幾位作家朋友都買了，王蒙在這時學會了用電腦。朋友們都勸梁曉聲，快用電腦哇。于是，中年梁曉聲攢了一筆錢，確鑿地買了一臺電腦回家。

電腦放在家，他總想學，卻一直沒進展。到了2000年，電腦更新了幾代，家里的電腦無法正常運轉，配件都很難買到，于是電腦被處理掉。年紀越來越大，眼睛也花了，即便戴著眼鏡也會把字寫得很大，眼看格子紙用不了了，梁曉聲就在白紙上寫。

寫之前，梁曉聲要戴上海綿頸圈，要是腰疼起來，還要用上護腰帶。長年的伏案書寫，讓他必須保持從腰到頸椎的挺直姿勢。幾次，他“全副武裝”開門，著實把客人嚇了一跳。這身行頭不像在家，倒像是工廠技工臨時上車床。為了寫作，他還搭了一個簡易的“畫架”，兩塊鎮尺上架了一部《西方思想文庫》——因為夠厚，再墊一部硬殼的大開本。如果要調高一些，就把其中一塊鎮尺立起來。

到了這個年紀，梁曉聲不再介懷不能用電腦寫書這件事。對于他來說，這樣的安排剛剛好。寫得快或慢，不再是一件頭等事，他也不打算每天在桌前從早坐到晚。速度、時長，這些因素不再影響他。“只不過像一個老木匠打掃木工車間收尾的那點活似的，就不必非得把木匠工具磨得多么快。因為剩下的一點活，做完之后關門上鎖，就和這個行業說再見了。”梁曉聲說。

“成為小說家之后，有了一種和文學之間的契約，要通過寫創作小說這件事，寫出更多他者的命運。”梁曉聲講到自己的創作：“我的主要創作，實際上是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間的這一部分他者的命運，告訴另一部分人——就是我的讀者們。”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梁曉聲成為“知青文學”的代名詞。他經歷過“知青歲月”，1968~1975年，青年梁曉聲踏上了北大荒的廣袤土地，進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后來，他寫下了《雪城》《年輪》《知青》《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風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說”。

梁曉聲很少把自己揉進作品，唯一堅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對于做人的理念寫進去。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大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趙天亮，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的主角是80后，即將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作《執否》（暫定名）寫的也是80后。這些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點，比如正直、正派、無畏，主動承擔責任，自覺出面解決群體里的摩擦。

“如果年輕人生活在一個單位里，單位里的人都特別自我，除了自己誰也不關心，生存法則是‘別碰我的奶酪’，或者別人明明沒碰，他也以為碰了。人人都是這樣，居然沒有一兩個人不是這樣，我只能說這樣的環境太可怕了，也值得同情。”梁曉聲的成長環境，決定了他無法成為一個自我的人：兒時照顧弟弟妹妹，青年下鄉當知青班長，后來當小學教師。

“不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變成你的一種責任。”糧食歉收，連里發下來的饅頭吃不飽，一個班10名戰士，發了12個饅頭，剩下2個饅頭怎么分，怎么分公平？知青之間鬧矛盾，要做出裁決，道理在哪邊？這時，班長梁曉聲要做出抉擇。

生活中，梁曉聲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類似境遇，不得不扮演“承擔者”的角色。“如果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我覺得挺好。我喜歡青年形象，我筆下寫到的青年人物，他們幾乎都有我希望自己身上所具備的那種品質。”梁曉聲寫小說時，首先拷問自己。“當你筆下的人物做出了一個正確同時值得尊敬的決定，你首先要問問自己，你信這個嗎？你信嗎？如果是你，你愿意這樣嗎？你如果覺得這都胡扯，你根本寫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