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以文學行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當代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中，各民族作家和而不同，少數民族文學在表達使命、思量現實問題以及刻畫扶貧干部等方面頗有特色。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是對十七年文學發展的辯證揚棄，與新時期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形成了跨時空對話，開辟了新世紀鄉土敘事的新路徑，體現了各民族的共同團結奮斗，推動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是鄉土書寫的組成部分，如果能夠在人物形象塑造、創作視野開拓、敘事視角豐富等方面有所改進，未來的少數民族文學鄉土書寫將會有更大提升。

關鍵詞：脫貧攻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農村新人；鄉土敘事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在文學與新時代的互動中，脫貧攻堅書寫脫穎而出。自2015年國家提出脫貧攻堅以來，在這場舉世矚目的“國家行動”中，“中國作家是在場者、參與者，是滿懷激情的書寫者”。可以肯定地說，脫貧攻堅書寫是近幾年來中國文學界開展的最重要的文學行動。脫貧攻堅書寫的地域與少數民族文學關注的地域有較大的重合性，因而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在這場文學行動中至關重要。回顧過去的幾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動在逐步展開。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再次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把脫貧攻堅書寫納入時代語境，會發現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行動。

伴隨國家脫貧攻堅行動的不斷推進，在《民族文學》、中國作家網、作家出版社等重要文學平臺及“駿馬獎”的評選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少數民族脫貧攻堅題材作品，反映了中華民族戰勝貧困的偉大歷史進程。本文以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為研究對象，概觀這場文學書寫行動的整體狀況，橫向比較各民族文學書寫的和而不同，縱向把握其內在精神的傳承創新，進而探討未來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的可能發展路徑。

一、脫貧攻堅文學行動的書寫概貌

脫貧攻堅書寫是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最重要的文學行動，其集中關注中華民族的團結互助、共同繁榮，著力塑造在脫貧奮斗中涌現出的“農村新人”，具有現實敘事結合詩化抒情的特色。

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至2020年，少數民族作家的脫貧攻堅題材作品在《民族文學》發表62篇，在中國作家網發表22篇，在《文藝報》發表16篇，在《人民文學》發表4篇。2020年評出的“駿馬獎”獲獎作品《駐村筆記》《人間消息》《懸崖村》等皆屬于脫貧攻堅題材。脫貧攻堅是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書寫的重點，涵蓋了報告文學、小說、散文及詩歌等多種體裁。在國家開展的脫貧攻堅行動中，兼具文學性與新聞性的報告文學是作家創作的首選，彭學明（土家族）的《人間正是艷陽天》、林超俊（壯族）的《紅土地上的秀美人生》、關仁山（滿族）的《太行沃土》、次仁羅布（藏族）的《廢墟上的涅槃》等作品就是其代表。小說的脫貧攻堅書寫關注各民族團結互助的新變化，既有反映駐村干部鄉村工作的《上坡好個秋》（向本貴，苗族），也有表現幫扶干部與幫扶對象間情感變化的《賜福》（瑤鷹，瑤族）等。散文多側面展現脫貧攻堅，有關注云南等地鄉村新生活的《國旗升起的村莊》（左中美，彝族）、《山寨記》（柏葉，彝族）和《海蘭江畔稻花香》（鄭風淑，朝鮮族）等。詩歌的脫貧攻堅書寫繁華競綻，有《桐山村，有我們的兄弟姐妹》（莫喜生，壯族）、《走訪貧困戶記》（西界，土家族）、《科爾沁扶貧攻堅采風詩記》（白濤，蒙古族）等。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的樣態形式豐富。

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致力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作家以各自的民族書寫凝結成脫貧攻堅道路上中華各族兒女的共同追求，紅日筆下的瑤族、鄭風淑筆下的朝鮮族以及熱孜古麗·卡德爾筆下的維吾爾族等皆是如此。對于作家們而言，將本民族的發展變化融入到國家的發展大潮之中，納入到時代的主流話語之中，既是為本民族立傳，也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立言。作家們著重關注扶貧干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幫扶，展現各民族之間的互幫互助。在《星光燦爛》中，“為了便于和村民交流，這里的漢族干部都有維吾爾名字”。《海蘭江畔稻花香》中的朝鮮族村帶頭人劉海濤關心村民，“小山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連同漢語說不通順的朝鮮族父老鄉親們，都成了他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血肉之親”。瑪拉沁夫說過：“一個少數民族作家，應當寫以歌頌祖國統一和各民族團結為主題的作品。”作家們立足現實為各民族團結和諧畫像，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在脫貧攻堅的歷史進程中遍地開花。此外，部分少數民族作家還展開了跨族際書寫，關注其他地區的脫貧進程。白族作家何永飛稱贊獨龍族干部高德榮、藏族作家次仁羅布關注云南魯甸、滿族作家侯健飛聚焦寧夏西海固等。作家們不再僅僅關注本民族的發展，而是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野關注全國各民族同胞。可以說，少數民族作家深度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將個人、民族、國家緊密相連，在脫貧攻堅書寫中體現了共同的價值追求，自覺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注重塑造“農村新人”形象。“農村新人”多指農村題材作品中思想觀念和行為做派等走在時代前沿、具有時代精神的理想人物。李興陽認為，“中國鄉土小說中的‘農村新人’形象，大都與土地制度的變革有關”，張裕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梁生寶（《創業史》）、孫少安（《平凡的世界》）以及曹雙羊（《麥河》）等代表了四代“農村新人”。“農村新人”不僅與土地變革有關，更與鄉村發展相聯系。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塑造了毛一（《駐村筆記》）、黃文秀（《紅土地上的秀美人生》）、帕查有格（《懸崖村》）、田主席（《賜福》）和張興祥（《上坡好個秋》）等第五代“農村新人”——扶貧干部。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干部”。各民族作家以自身對現實生活的深切體驗，介入到文學對鄉村社會當下乃至未來的書寫，為記錄扶貧干部、推動鄉村脫貧的重要歷史進程而筆墨耕耘。與以往的“農村新人”相比，雖然扶貧干部也是村民創造新生活的帶頭人，但其出身不在農村，是機關單位的骨干，他們扎根鄉村，凝心聚力謀劃鄉村經濟文化發展，人生軌跡與農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少數民族文學描寫奮戰在脫貧攻堅第一線的“農村新人”體現出五個鮮明特征。其一，對脫貧攻堅有充分的信心與決心。毛一面對紅山村架橋修路受阻，通過多方努力獲取捐助支持，修通了水泥公路。帕查有格面對懸崖村的藤梯“天路”，“暗下決心：再難，也要帶著鄉親們一步步去改變”。其二，具有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領導能力。龍秀林（《人間正是艷陽天》）等扶貧干部在十八洞村“建立獼猴桃、苗繡、黑毛豬養殖等八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形式，成功地摸索出了一條資金跟著窮人走、窮人跟著能人（合作社）走、能人（合作社）跟著產業走、產業跟著市場走的‘四跟四走’做法”。寇永華（《微笑的褒獎》）開創了“紅股模式”，即“戶戶持有普通股，貧困戶持有扶貧股、土地流轉增值股、集體留好發展股”，使得納傍村提前摘帽成為小康村。其三，在工作中鍛煉提升群眾工作經驗。紅山村的高危天橋必須馬上拆除，但村民堅決反對。毛一找到“鄉賢”伍老并獲得他的支持，召開群眾代表會議陳說利弊，通過伍老的鄉村影響力得到群眾的理解。田主席通過與村書記交談找到了村民的心病，化解了村民與扶貧干部的隔閡。其四，努力踐行“扶貧關鍵在扶志”。黃文秀通過開展文明家庭評比和村規民約吟誦比賽等活動，號召村民身體力行加強鄉村文明建設。上坡村的年輕人刁難駐村干部，張興祥主動來到家中與其秉燭夜談，從思想深處解決懶漢的惰性。其五，有崇高的使命責任感。張小娟（《信念的力量》）等人的車輛不慎墜江，“用年輕的生命／詮釋著新時代中華兒女的使命與擔當”。研究生畢業的黃文秀主動到深度貧困村任職，使貧困發生率大幅度降低，她秀美的生命卻被山洪定格在30歲。作品中“農村新人”的品質源于他們以人民為中心的使命感。吳俊指出：“當代文學‘新人’的內涵則表現為其自覺的時代性訴求，最核心目標就在倡導以‘新人’所賦有且為標志的文學政治性、文學創新性和文學世界性。”不僅如此，少數民族作家脫貧攻堅書寫中的“農村新人”還具有為人民利益不懈奮斗的精神，體現了脫貧攻堅書寫具有的文學人民性。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注重現實敘事與詩化抒情的結合。普實克曾言：“規模宏大的文學創制不是由敘事來完成，而是通過以統一的情調浸潤各個部分的抒情過程來實現的，這是中國文學的典型狀況。”在規模宏大的脫貧攻堅書寫中，詩化抒情與現實敘事相互滲透。若無詩化抒情的浸潤，脫貧攻堅書寫的現實敘事就會陷入扶貧數據堆積與先進事跡陳列的窠臼；若無現實敘事的支撐，脫貧攻堅書寫的詩化抒情就會淪為缺乏鄉村生活質感的空談。紅日的《駐村筆記》與瑤鷹的《賜福》均以扶貧日記為藍本，在現實敘事中注重抒情表達。為營造抒情氛圍，紅日書寫干部與百姓共創新生活的沖天干勁，“各級幫扶干部及其單位職工，每到周末都不辭辛苦前來支援。工地上紅旗招展，機聲隆隆，人聲鼎沸，熱火朝天”。瑤鷹將強烈的抒情融入周圍環境，在寫田主席聽聞楊五七的悲慘遭遇后，“村部后面，是一座長滿竹子的高山。歸巢的夜鳥‘篤篤’叫著，顯得有些凄涼”。在寫田主席解決危房改造問題后，“月亮掛在賜福山的巔峰。銀色的月光，輕盈地鋪撒在高山深弄間。整個五弄片，沉浸在一片安詳的氣氛中”。正如阿克鳩射所言，脫貧攻堅書寫是“風里來雨里去的親歷，經年累月的感動，用腳丈量記錄的故事”。注重現實敘事結合詩化抒情，這不僅是文學創作的方法所在，更是基于現實體驗的真情所在。

整體來看，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多層面地反映了國家的脫貧行動，描繪了各民族發展的新道路，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團結互助的共同體意識。

二、脫貧攻堅文學行動的和而不同

在脫貧攻堅文學書寫行動中，各民族作家作品和而不同，少數民族作家與漢族作家在聚焦脫貧問題中同頻共振，少數民族文學在表達民族使命、思量現實問題及刻畫扶貧干部等方面頗有特色。

近年來，中國文學界的脫貧攻堅書寫行動影響廣泛，“歷史視野下的脫貧攻堅與新鄉村書寫”論壇、“文學扶貧看涼山”會議和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等相繼舉行，文學報刊紛紛開設專欄，《文藝報》的“脫貧攻堅創作進行時”“脫貧攻堅文學界在行動”等欄目報道各地脫貧攻堅創作的前沿動態和作家創作談，《人民文學》的“迎接黨的十九大召開特選作品”“新時代紀事”“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特選作品”“中國作協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特選作品”等欄目發表了一批名家名作，其中不乏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經山海》和《海邊春秋》等重要作品。與此同時，2020年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還專門設立了“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主題專項，支持25部脫貧攻堅題材作品的創作。另外，中國作家協會及各省市作家協會多次組織作家下鄉駐村，出現了滕貞甫的《戰國紅》和賀享雍的《大國扶貧》等微觀聚焦地方脫貧的佳作、紀紅建的《鄉村國是》和蔣巍的《國家溫度》等從宏觀關注全國貧困地區的力作。顯然，脫貧攻堅書寫已成為當今中國文壇重要的文學行動之一。

在脫貧攻堅文學書寫行動中，少數民族作家與漢族作家同頻共振。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與《小說選刊》雜志社合編的《易地記———扶貧攻堅優秀中短篇小說選》中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占近一半。紅日的《駐村筆記》和阿克鳩射的《懸崖村》等作品入選中國作家協會“紀錄小康”主題創作推薦書單。潘靈（布依族）的《獨龍春風》與馬衛民（回族）的《駐村筆記》等作品還入選了“中國作家協會2020年度定點深入生活項目”。作為少數民族文學主陣地的《民族文學》，其漢文版開設了“聚焦新時代”專欄，集中發表了《被星星圍住的阿麗瑪》《奔騰的獨龍江》《太陽出來喜洋洋———重慶脫貧攻堅見聞錄》等脫貧攻堅作品，在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朝鮮文版也設立了“奮斗新時代”等欄目，重點翻譯展現書寫少數民族地區脫貧攻堅的作品。毫無疑問，脫貧攻堅書寫是各民族作家共同關注的焦點。

描述貧困地區民族文化與民族風情是各民族作家脫貧攻堅書寫的共同特征，部分少數民族作家作品還展現了民族傳統文化的新發展，如《甘南鄉村筆記》講述了藏族崇拜冶海天池的儀式，《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描述了苗族的養蜂習俗。在作家筆下，民族習俗大多作為地方性知識被展示出來，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亦是如此。如《山寨記》中敘寫彝族的花鼓舞、《荒園逸事》中敘述毛南族“蒙官出巡”的故事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少數民族作家作品關注民族文化在新時代的新價值。彭學明發現，十八洞村成立苗繡特產農民專業合作社，利用苗族文化成立旅游公司。在阿克鳩射筆下，擁有彝族傳統文化的“懸崖村”被打造成“彝區特色農文旅體驗目的地和文旅產業扶貧示范基地”。顧長虹看到，30年沒有舉辦過那達慕大會的海拉圖嘎查，重新上演了“萬馬奔騰”的壯景。在何炬學眼中，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立“酉州苗繡坊”的扶貧車間，使當地留守婦女“過去那一只只揮鋤握犁的粗手，現在變成了飛上飛下的蘭花指”。這些民族傳統文化的新綻放，無疑表明脫貧攻堅行動作為現代社會的變革力量進入到了民族地區。現代社會帶來的變革是中國文學鄉土傳統書寫必須直面的問題，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糾葛中，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別具特色的民族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何去何從，一直是鄉土文學焦慮的難題。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直面難題，對民族傳統的變遷沒有沉浸于吟唱無奈的挽歌，而是著眼于表現脫貧攻堅對民族傳統的重建。這既有助于民族地區民眾緩解現代性焦慮，也有利于將民族地區納入中國發展的時代洪流，充分體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民族地區各具特色的實踐。

思考致貧原因，展現脫貧攻堅難度，關注脫貧結果，是各民族作家脫貧攻堅書寫的共同特征，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還展現了對脫貧的深入思考。鄉村貧困的原因是各民族作家作品關注的焦點。《戰國紅》敘述了人為造成的生態惡化，使柳城村百年困于“從今往后，河水斷，井哭天，壯丁鬼打墻，女眷行不遠”的喇嘛咒。激發村民的內在動力，依靠帶頭人回鄉創業，是駐村干部破除喇嘛咒的重要舉措。《易地記》中，為走出累馬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困境，趙姑媽勸說村民易地搬遷住進幸福居。少數民族作家的脫貧攻堅書寫同樣如此，阿克鳩射發現貧困不僅是現實地理原因造成的，還有村民的精神貧困。“千年奴隸制形成了生活習慣……習慣于貧困，也是一種看不見的貧困。”在產業扶貧和教育扶貧實施后，村民轉變思想觀念，自力更生創造了“一步跨千年”的奇跡。部分少數民族作家還對致貧原因和脫貧結果進行了深入思考，如李約熱在《村莊、紹永和我》中直面村莊貧窮雖然看似有些無奈，但難掩農民自身的麻木。傳統村莊的煙火氣息與鄉情鄉誼似乎蕩然無存，村民之間少有相互訴說與幫助，他們被隔絕在各自的世界，鄉村籠罩在一片沉寂中。在李司平的《豬嗷嗷叫》中，“脫貧豬”剛剛下發，有人便著急宰殺，小說提出疑問：完全靠國家政策的懶漢該如何幫扶？可見，少數民族作家在關注脫貧攻堅成果時，也提出了他們的憂慮，深入思考著如何更好脫貧、深度貧困群體如何能精準脫貧等問題。

將以第一書記為代表的扶貧干部作為主人公，是各民族作家脫貧攻堅書寫的共同特征，少數民族文學還注意到如何帶領少數民族干部共同完成脫貧攻堅。在《抬花轎》中，作為主人公的書記“我”通過村主任齊大嘴解決了兩家的世仇，也積累了群眾工作經驗；《易地記》中的主人公同樣是扶貧干部，她因易地搬遷被村民誹謗，也因創建留守兒童家園獲得稱贊。部分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在書寫扶貧干部時，還著力表現他們與少數民族干部共同致力于脫貧攻堅。在《駐村筆記》中，毛一帶領壯族年輕村干部覃文科等人參與災后重建，引領各民族群眾共同致力于鄉村振興。《長征路上的扶貧人》中的林美嬌等人幫助藏族村主任丹巴擴大村集體經濟，樹立文化脫貧意識，“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內地與高原的兄弟情深”。少數民族作家發現，扶貧干部不僅在物質方面幫助少數民族干部，更在思想意識方面幫助他們成長為鄉村扶貧的骨干力量。鄉村未來不僅僅依靠扶貧干部等“外來者”的嵌入帶動，更需要本地民族干部與群眾形成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如此，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通過各民族“兄弟情深”的表達，自覺體現了共同體意識。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不僅體現在具體可見的現實生活層面，更體現在深入內心體驗的情感認同層面。

將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置于當下中國文學的整體進程，各民族作家作品共同關注作為“國家行動”的脫貧攻堅主題，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書寫了別具特色的故事。毛巧暉指出：“新時代的民族文學，在尊重差異性的同時，進一步彼此促進、互動融合，為從情感、民心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秉持了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的傳統文化智慧，但其更重要的價值在于表達各民族的互動融合，表現各民族的互助合作，促進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脫貧攻堅文學行動的傳承與創新

將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置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會發現，它是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辯證揚棄，與新時期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形成了跨時空對話。脫貧攻堅書寫行動體現了少數民族文學精神的傳承與創新，它所表現的城鄉關系由二元對立走向了合作互助，所表達的思考視角由“邊地民族”走向了“邊地中國”，這既是少數民族文學精神發展的新動向，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實踐。

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是十七年少數民族文學鄉土書寫的辯證揚棄。新中國賦予各民族的新生、社會主義建設激發的熱情是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那時候的文學作品多“描寫少數民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現實生活、革命斗爭歷史、新生活新風尚、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等內容”，文學發展自覺融入主流敘事話語。十七年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觸及鄉土書寫的作品有《不能走那條路》《鍛煉》等，與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共同呼應著時代話語，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區別。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鄉土書寫以詩歌見長，抒情氣息濃郁。如訴說貧苦牧民舊社會苦難生活和謳歌社會主義新生活的《黨的恩惠》（巴·敖斯爾，蒙古族）、勾勒東鄉族人當家作主新變化的《黎明》（汪玉良，東鄉族）、書寫藏族牧區變化的《雅魯藏布江》（汪承棟，土家族）等。當前的脫貧攻堅書寫以報告文學見長，注重對鄉村變化的紀實。十七年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以“頌歌”為主，作家對農村的部分問題予以回避，而當前的脫貧攻堅書寫既歌頌成就也披露問題。如《碼頭》揭示了脫貧攻堅中存在的因急于求成而疏于管理的弊端，《駐村筆記》揭示了鄉村修路時相關單位的互相推諉，《豬嗷嗷叫》描述了扶貧辦主任的官僚主義等。盡管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文學與當前脫貧攻堅書寫的藝術水準有高下之分，但兩者的文學價值定位仍有傳承，都把文學書寫行動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力量，以文學書寫反映國家發展，進而推動民族精神的新成長。

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與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改革”與“尋根”思潮形成了跨時空對話。新時期少數民族的改革文學突出“表現各民族地區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社會矛盾，改革的艱難及導致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觀念的變化”。如東鄉族作家舍·尤素夫的《夜空，也有兩只眼睛》表現國家的富民政策給東鄉族人民帶來的新生活，滿族作家李惠文的《蠻人小傳》反映改革中遼西農民的精神風貌與人際關系驟變。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改革文學與脫貧攻堅書寫都以新政策對農民思想的影響為切入點。改革文學多表達民族落后時代的憂慮，蔡測海在談及1982年發表的《遠處的伐木聲》時說，“在北京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頒獎時，看到祖國處處轟轟烈烈的改革氣象，精神為之亢奮，而回到湘西老家探親，卻為‘另一種氣氛’即古樸寧靜、愚昧落后所‘降溫’，深感壓抑悲憤，希望土家族人民的思想觀念跟上時代的潮流”。脫貧攻堅文學書寫正面回答了民族如何跟上時代的問題，《懸崖村》不僅解決了“看得見的貧困”，還通過易地搬遷和危房改造等措施改變了慣于“在火塘邊竹篾上一蜷就是一輩子”的“看不見的貧困”。《奔騰的獨龍江》中的高德榮深知“獨龍族同胞是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知識水平、生產方式、思想觀念等還有點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自掏腰包建設“秘密基地”培訓村民。《人間正是艷陽天》中的施關保不甘于貧困，“自己鉆研學習，摸索出了一套立體生態養殖技術”，成為村民產業致富的典范。可以說，在脫貧攻堅書寫中，少數民族作家以國家支持、干部幫扶和個人作為三條對策，回答了改革文學曾經提出的憂慮。

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與“尋根”文學同樣存在跨時空對話。在尋根文學熱潮中挖掘民族文化精神是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重點，張承志的《黑駿馬》、扎西達娃的《系在皮繩扣上的魂》和吉狄馬加的《一個彝人的夢想》等即是如此。脫貧攻堅書寫重在表現民族精神的新變，《懸崖村》中為修建“天梯”，彝族村民靠肩膀將鋼材背上山，“總計3萬人次的上上下下……沒有畏懼，沒有動搖，只有堅實的腳步。那一股渴望改變自己命運的力量，真是感天動地，氣壯山河”。九溪江瑤族鄉民“每戶都派出一位或幾位勞動力出工修路，有的甚至全家出動，帶上鍋碗瓢盆，餓了就在現場做飯吃……就這樣，歷時2年多，全鄉干部群眾肩挑手提，全員參與，一米一米挖掘填平鋪好，終于建成了一條全長6.5公里的道路”。如果說尋根文學重在發掘民族精神的特殊色彩、面朝歷史深處探尋民族根基，那么脫貧攻堅書寫則重在發現民族精神的新生動力，立足現實境遇探求民族發展。

脫貧攻堅書寫體現了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鄉土書寫的新路徑。“新世紀少數民族的鄉土敘事沿著‘飄搖的鄉土’‘重塑的鄉土’這兩個向度拓展與推進。”“飄搖的鄉土”延續改革文學對少數民族生活處境的憂思，“重塑的鄉土”繼承尋根文學對民族自身的追尋，可以說，脫貧攻堅書寫是鄉土敘事的新維度，“巨變的鄉土”聚焦精準扶貧與脫貧攻堅給鄉土帶來的巨大變化，表達互幫互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在邊境線附近的海拉圖嘎查的貧困牧民眾多，阿麗瑪等人通過小額貸款和生態保護等措施讓大草原了恢復“萬馬奔騰”的生機（《被星星圍住的阿麗瑪》）。扶貧干部通過引進中草藥種植項目、成立養牛合作社，讓大山深處四方嶺村的瑤族過上了小康生活（《跨越國界的貧困戶》）。值得注意的是，脫貧攻堅書寫開拓了新世紀鄉土書寫的新路徑。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的鄉土書寫曾出現了《麥河》（關仁山，滿族）、《泥太陽》（潘靈，布依族）、《白虎寨》（李傳鋒，土家族）等作品。與近年來的脫貧攻堅書寫相比，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在脫貧攻堅書寫出現之前的作品中，城市與農村常常是二元對立的關系，《麥河》中桃兒等厭棄農村貧苦，在城市優越生活的誘惑下選擇逃離農村；《白虎寨》鋪繪了紙醉金迷又瞬間坍塌的城市夢幻圖，主人公幺妹子便在這樣的背景下返鄉。但在脫貧攻堅敘事中，城市與農村和諧互助，《懸崖村》中鋼梯的修建離不開城里鋼材老板的低價銷售；《駐村筆記》中城市老板與駕校校長無私援助紅山村，向村民捐贈衣物、傳授駕駛技術。類似書寫無疑反映了少數民族作家鄉土書寫的新動向，體現了跨越城鄉區隔的各民族的團結互助。

思考視角由“邊地民族”走向“邊地中國”，也是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表達的新路徑。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注重發掘“邊地民族”被主流敘述遺忘或掩蓋的隱秘角落，難免陷入族裔文化的孤芳自賞，“即擱置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建構歷史，而重新回縮到一種族群共同體的首尾連貫的敘事神話之中”，而脫貧攻堅的思考視角由“邊地民族”走向了“邊地中國”，扎西措的《長征路上的扶貧人》、王華的《大婁山》《在路上》和熱孜古麗·卡德爾的《星光燦爛》等作品都將“邊地民族”融入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作家以“邊地民族”發展的“朵朵浪花”折射出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壯闊波瀾，進而建構了“邊地中國”脫貧發展的新形象。可以說，脫貧攻堅書寫是少數民族作家自覺增強家國意識的新表達，也是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實踐。

將脫貧攻堅書寫置于當代文學發展史可見，脫貧攻堅題材寫作關注并回答了十七年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的思考，反映了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鄉土書寫的新動向，呈現了城鄉互助精神與“邊地中國”的建構，這無疑推進了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書寫。

四、脫貧攻堅文學行動的反思與展望

“脫貧攻堅戰不是輕輕松松一沖鋒就能打贏的，從決定性成就到全面勝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依然艱巨。”現實如此，文學表達也該如此。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雖然呈現出新氣象，但是也存在令人擔憂的癥候，筆者在此分析其原因，思考提升未來鄉土書寫的路徑選擇。

脫貧攻堅文學行動在作品的表達方面主要存在三個問題。其一，人物形象不夠豐滿。作品的人物形象具有同質化傾向，帶有概念化特征，缺乏精神轉化的力度。《駐村筆記》中毛一自下鄉時起就激情高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直到工作順利完成。《上坡好個秋》中的張興祥、《賜福》中的田主席和《星光燦爛》中的王平等都是如此，他們在工作生活中似乎沒有任何缺點，懷有昂揚的工作熱情。扶貧干部如此，農民形象亦是如此。他們或毫不猶豫地跟隨扶貧干部的指引，或經扶貧干部的開導很快就轉變了思想。如《駐村筆記》中紅山村的部分群眾始終堅定跟隨毛一修路，《上坡好個秋》中的劉生原被安排工作后就“脫胎換骨”。其實，在整個脫貧攻堅過程中，農民的心理樣態是復雜的。精準識別前的蒙混過關、被評為貧困戶后的喜悅或羞恥、未被評為貧困戶的嫉妒、接受幫扶時的變化反復和第三方評估時的猜測質疑等，都是農民的真實本性。關仁山曾說：“我們在曾經的文學創作中目睹了滄桑世代遠去的農民，同時也應該在新時代的書寫中看到奮斗在小康社會里農民的眾生相。”文學書寫應該反映現實存在的眾生相，但脫貧攻堅書寫中的農民形象相對單一。雖然作家塑造了“農村新人”形象，但并未深入挖掘人物內心的糾葛。福斯特認為，“基于某種單一的觀念或品質塑造而成的”人物因辨識度高、易于塑造、易被讀者牢記，但人物精神缺乏豐富的層次和內部張力。文學是人學，脫貧攻堅書寫不應僅僅關注鄉村變化，更應該聚焦鄉村變化帶來的人的變化。脫貧攻堅中扶貧干部與鄉村農民相互成就，脫貧攻堅的勝利是扶貧干部與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干部與農民的人格精神應有所成長。部分少數民族作家刻意忽略人性弱點，未能展現作品人物性格發展的曲線，這使得脫貧攻堅書寫中的人物形象扁平而單薄。

其二，歷時性拓展思考不夠深入。就目前的作品而言，從歷時角度對少數民族的審視存在一定的欠缺，對脫貧攻堅過程的描寫過于急促，作家沉入問題現場的深度不夠，限制了作品思想內容的深刻性。如，作者以“村里的野豬養殖場弄起來了！村里的人都順利脫貧了”一句話概括結局，如何成立養殖場、村民如何實現脫貧再沒有交代。這種安排對展示集體脫貧是不完整的，是有欠缺的。脫貧攻堅是一場持久戰，絕不是農村老百姓實現“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便停止工作。作家們在關注脫貧攻堅的同時，還應關注村民“脫貧不脫策”的狀況、如何鞏固勝利果實、是否有返貧出現以及如何預防返貧等問題。《駐村筆記》《上坡好個秋》《星光燦爛》和《被星星圍住的阿麗瑪》等作品都是在全村脫貧的喜悅中戛然而止。相較而言，沈洋的《易地記》不僅關注易地搬遷戶是否“搬得出”，還聚焦農戶是否“穩得住，能致富”等，提出了搬遷后的種種生活問題以及扶貧干部的解決方式。所以說，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對事件的歷時性拓展思考仍有待深入。

其三，敘述視角不夠豐富。就脫貧而言，國家實施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五個一批”工程，這些在文學作品中應該有豐富的展現，但作品多書寫引進項目、成立合作社的生產脫貧，其他脫貧方式較少涉及。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的扶持比其他地區的力度更大，注重地方特殊性與全國普遍性相結合，應成為少數民族作家的關注點，但這方面在少數民族作家的脫貧攻堅書寫中同樣少有涉及。少數民族作家大多聚焦單個村落的脫貧，全國有六盤山區等多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其中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以此類地區為對象展現脫貧攻堅的文學作品少有出現。此外，脫貧攻堅不僅是擺脫物質貧困，還應拋棄精神貧瘠，注重心理幫扶。少數民族作家大多關注鄉村成人的心理世界，卻遺忘了貧困地區兒童的精神生活，漠視對兒童的心理幫扶。脫貧敘述視角的單一化也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學在此領域的寫作尚待提升。

脫貧攻堅書寫乃至今后的鄉村振興書寫都是少數民族文學鄉土書寫的重要題材，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表達。進入新世紀以來，面對鄉土世界的復雜性，學界對鄉土轉型、鄉土生態、“流動農民”及“新鄉土寫作”等問題都有過探討。筆者以為，反思少數民族文學脫貧攻堅書寫存在的不足、思考鄉土書寫的未來發展，柳青式的創作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柳青的《創業史》是當代文學經典，生活、政治、文學的“三所學校”觀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鄉土書寫具有重要啟示性。其一，作家應當深入當下的鄉村生活。《創業史》絕非柳青的憑空想象，是他在皇甫村生活十余年的成果，深入生活是職業作家必然的創作道路。作家馬步升曾敏銳地意識到，“鄉村敘事與時代腳步合拍的盛大合唱，在世紀之交的某個時刻，出現了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錯位”，作家寫的是鄉村，但實際上他們與鄉村生活和鄉村情感之間存在隔膜。對脫貧攻堅書寫而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僅憑網絡新聞資料進行創作，難以深入現實鄉土，難免與寫作對象存在“隔閡”。鄉土書寫要創作優秀作品，避免成為“貼著鄉村符號的鄉愿式寫作”，深入生活是必由之路。其二，作家應當深入思考國家有關鄉土的政策。柳青格外注重“政治的學校”，但并非“政治的傳聲筒”，他不是囿于國家政策的解說，而是對國家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現象的思考。“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并不是用文學作品去解釋確定的政治理念或條例，毋寧說文學以元敘事的方式、與國家政策處于同一理論平臺上對政治理念的具體實踐。”少數民族作家不僅要以作者的身份記錄眼前所見的脫貧攻堅，更要全面思考脫貧攻堅的實踐歷程。這不僅是現實經驗的總結概括，更是解決問題的思想創新。不能用“上面來了一個人”的簡單敘述方式將國家政策直接自上而下地套入鄉村，而應通過理論與實踐的反思，形成立足微觀具體事件，思考宏觀全局問題的視野，以文學書寫探索國家政策實施如何做到既合理又合情。其三，作家應有發現鄉土故事新細節的敏銳性。正如柳青所言：“當作家缺乏對生活的洞察力，抓不住剛冒出生活的地平線的東西，抓不住開頭總是不明顯的本質的東西的時候，還是寫不出與生活相稱的作品。”鄉土新細節不僅新在表象，更新在人物內心的變化。少數民族作家要敏銳洞察脫貧攻堅帶給鄉村的新變，察覺新變遇到的新阻力，在變與不變的矛盾中捕捉人心浮動，以鄉土故事新細節反映鄉土新世界。其四，作家應有自覺的史詩意識。柳青的《創業史》因為思考問題的深廣性，成為具有史詩性的佳作。脫貧攻堅行動在中國鄉村掀起的變革是前所未有的，少數民族作家應在縱橫比較中展現少數民族的新風貌，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脫貧攻堅中形成的新特質，書寫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給中國鄉土世界帶來的新變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的脫貧攻堅書寫自覺擔當了為時代樹碑、為人民塑像、為民族立傳的時代使命，以文學行動助推各族群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脫貧攻堅的書寫，對于新時代中國鄉村的書寫，對這個偉大的新時代的書寫，還僅僅是開始，更高的山峰等著我們去攀登。”

（注釋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