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全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年。本年度的小說，既有表現國家層面的宏大主題，突出國家認同、國家凝聚力和主流文化觀，也有反映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日常角落、彰顯人文性、倡導向上向善的進步理念。這些小說有的主動擁抱大時代，承擔起記錄時代的使命；有的成為少數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心靈見證，進入少數民族文學與現代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現場，從而凸顯出21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的現狀，令人看到少數民族文學的新鮮魅力。本年度小說具有一個突出的美學特點，那就是共通性、交融性和對話性。絕大多數作品的作家個性相較于民族性顯得更為突出，這些小說從故事本位來看，已無多少符號式的民族文學標簽，而是呈現出疊加的多維的文化內涵，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觀念革新和范式轉型。而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雜糅，則涵蓋了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圖景。其深層內涵則是多樣的思維認知方式、精神情感態度，以及民族文化記憶。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多元一體性，得到了充分展示。

一、中國故事的多樣表述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回族作家金偉信以小說的方式緬懷革命先烈。長篇小說《塑像》講述了黨的早期活動家和領導人之一的馬駿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是一篇凸顯國家凝聚力和主流文化觀的作品。小說中多個細節表現了這一點：“中國是回民的祖國，大家自覺的時候到了。我們要為自己的祖國去聯合各民族愛國同胞，反對軍閥政府，嚴懲兇手，嚴懲賣國賊！”在這里，作者清晰地表達了以馬駿為代表的回族同胞的國家觀和愛國情懷。馬駿第二次入獄時，敵人找來馬駿的父親，試圖以親情誘使馬駿投降。沒有想到的是，老父親反而堅定地支持兒子的革命行動，“他擦了擦老淚縱橫的雙眼，堅定地說：孩子，你媽……沒白養你這個兒子！馬駿緊緊握著父親的手，激動地叫了聲：父親！”讀到這里，讀者既為馬駿為中華民族謀解放的英雄氣概而感動，更為有這樣一位理解他、支持他的父親而動容。這些細節彰顯出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奮斗、休戚與共的歷史，體現了各民族是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主流價值觀。作品從題材角度來說，具有開拓性意義，但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小說主人公的塑造顯得較為缺乏生活內容的細節和個性。

哈薩克族女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今年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白水臺》正是其中的一部。小說以尤萊·葉森家族為敘事主線，用交響詩一般的手法呈現出哈薩克族人民傳統的游牧生活、愛國守邊的軍民魚水情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牧區發展的新面貌、脫貧攻堅取得的新成就。在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早期小說中，對本民族文化心理、民俗風情的描寫，歷來有著精湛、細膩的表現。到了《白水臺》，不但有著本民族民俗生活的生動描寫，更多是一種各民族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彩呈現。如葉森家族幾十年與邊防軍人相濡以沫。羅軍醫成功地接生了尤萊·葉森，挽救了母子性命，尤萊·葉森的父親請求羅軍醫為兒子取名，羅軍醫欣然為孩子取名雨來。這一名字源自《少年英雄雨來》，哈薩克語發音便是尤萊。后來，羅軍醫又接生了威成·葉森，為他取名衛星，哈薩克語發音便是威成。又如，包戶干部孟紫薇與葉森一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她在深入牧區、幫扶牧民的過程中，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升華。這些生動、鮮活的故事，使小說有關民族團結、民族融合的表現，實際上超越了一種表層的，或者某種宣傳意味的話語方式，而進入到豐厚、生動、火熱的生活深處。小說的深刻內涵還表現在，并不回避少數民族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與傳統告別的諸種不適、不舍和迷惘。對尤萊·葉森來說，轉變、變化是一個令人不安和痛苦的過程。他固執地采用原始方式轉場，不接受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維護著家長制的威嚴……但年輕一代的侄子葉瑞克卻能緊跟時代，成為哈薩克族新人的代表，他將接續起尤萊·葉森的生活使命，邁進充滿希望的未來。小說中的人物如尤萊·葉森、葉瑞克、卡米拉、威成·葉森等，也成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畫廊中精彩的人物群像。

除了小說主題思想上所達到的高度，小說另一個令人驚喜的表現是美學上的突破和創新。這種突破和創新，其實還是小說思想的體現，即多民族文化、語言交融、雜糅之后綻放出的新異魅力。整部小說的語言遠離拘謹、單調而表現出大開大合、潑墨潑彩一般的美學風格。各民族文化、思維上的交融，使小說的語言受益匪淺。

王華的《大婁山》把脫貧攻堅的政治主題用日常生活的方式結構出來，敘述了婁婁、陳曉波、李春光、王秀林、周皓宇這群普通英雄的故事。他們是基層干部、返鄉大學生、駐村書記、志愿者，他們中有的犧牲在了脫貧攻堅奔小康的路上。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體現出講責任、有奉獻、勇于擔當的忘我精神，是時代精神的寫照。與《白水臺》相似的情節是，月亮山村老一代人對易地搬遷政策，表現出了尤萊·葉森式的不理解與不接受。究其原因是月亮山村這個祖祖輩輩居住的地方于他們而言，已是民族傳統文化和精神家園的象征。因此，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傳承與創新之間，產生了文明的張力。正是這些帶有人文性的描寫，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藝術內涵。

二、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美學張力

肖勤的《你的名字》，是一幅當下文化、經濟模式和復雜多樣的社會諸種力量交鋒、角逐和博弈的現世圖。其中，人性、權力、空間、情境等的復雜關聯，使小說具有強烈的道德力量感。

“身份政治”，已成為困擾現代人的魔咒。楓葉寨的滾月光和小市民馮愉快，都有各自的身份問題：前者是苗寨人如何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里的月光”；后者是籍籍無名的小市民如何掙脫自己無名的人生，擦亮自己的名字，擺脫袁百里的階層歧視，被權勢“看見”“認出”。他們的“身份”問題在袁百里這里交匯、解決。故事敘述分兩條線索，一條是馮愉快心理層面的成長經歷，一條是滾月光在現實社會中的奮斗過程。本來看似平行的兩條線索交叉在袁百里這里，碰撞出這個時代最立體多維的生活現場。馮愉快盡管是一個多少有些心理變態的小人物，但對于袁百里式的蠻霸惡行、權力的傲慢，這個小人物卻迸發出最強悍的正義能量，不但幫滾月光洗清了殺人的嫌疑，還拯救滾月光于破產的邊緣。一個猥瑣的小人物主持了公平與正義。滾月光成為小老板之后，人們尊稱他一聲“月總”，但袁百里的妻子、縣領導等人物，仍不肯叫他一聲以示平等和親切的“月光”，這意味著他依然是縣城的他者，他的融入之路也許還很漫長。由此，滾月光的身份問題內隱著城鄉對立結構、民族文化概念，從而揭示出當下民族文學書寫的深刻力度。

谷運龍的《鳴聲幽遠》，以詩意化的筆觸講述了春風從一個捕鳥人到大自然的維護者的故事。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人與自然關系異化，導致自然生態被破壞，人類嘗到惡果之后自我反思這一主題的具體表現。春風們在物欲滿足之后的精神空虛，使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對鳥、對大自然所犯下的罪行，通過今昔對比，產生了回歸山林的沖動。這種內心的訴求，和秋陽的臨終遺言“以生報死”，使春風付諸行動：放生畫眉，出資修路、建水池，購苗木，修復鳳凰山的蔥蘢與和諧。小說超越了此類小說通常會有的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批判與譴責，而是通過人物的自省、反思，意識到人對環境的依賴，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人不能背叛這種親密關系，大山養活了人，人非但不愛護自然反哺自然，反而變本加厲地掠奪大山的資源。這種自省與反思，有著直擊人心的力量。小說具有空間地理中民族性的審美特征與經驗，如人與鳥對視、對話、對歌等基于生活體驗的唯美描寫，這些都似乎不是一個生態概念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有情”，這種對待萬物的人生態度和平等意識，亦是小說的情感底色。不但那些鳥、整個鳳凰山，以及與秋陽師傅的情義所代表的那種古老和諧的情誼關系，可能更是作者想要追尋的。小說在寫法上也是值得稱道的，整個文本以一種詩性敘述、淡化情節的方式結構，而語言所追求的抒情性與想象性，仿佛詩歌的通感，小說的藝術性有了進一步開掘。

本年度最引人關注的生態事件，大概就是亞洲象在云南的北移南歸。潘靈的《太平有象》正是與此題材有關的小說。小說以樸實幽默的筆調講述了彝族太平村的兩次搬遷、人與動物的故事。正如好的小說總是從中間講起：沙瑪發現了一片狼籍的甘蔗林，并撿回了野象的胎盤。與此同時，阿嘎和木呷在雨林深處救下了被陷阱所傷的小野象。兩家又是喂養又是為小象療傷，在這個過程中，阿嘎與傣族姑娘巖香產生了愛情，可是兩家的財力已經養不起小象了，阿嘎與木呷受了壞人的引誘，決定把小象賣到國外去。小說插敘了沙瑪的父親倮武買殺手要殺掉濫開礦產致使太平村生態惡化的馬鴻鵠的過往，被判重刑的父親的經歷使沙瑪發誓，“要把太平村和大包山建設成美麗的家園”。由于沙瑪帶領全村人的努力，太平村的生態恢復到從前，大片濕地引來了黑頸鶴。兩只黑頸鶴交頸而死的愛情故事傳遍了鄉里，州上要搬遷太平村。新的太平村又來了亞洲野象，在阿嘎和巖香成親的前一晚，掃蕩并推翻了沙瑪的院子，太平村又一次要搬遷到縣里……小說中人們對動物的喜愛與維護令人淚目。這種感情是一種天然、樸素的推己及人的感情，比如沙瑪和烏火畢摩都把小象叫作“象兒子”，烏火更是聲稱：大象來我們太平村，叫太平有象，是吉象，大吉之象。太平村為了黑頸鶴、亞洲象，不停地搬遷自己的家園，他們把這些野生動物當作了自己家園中的成員，為了它們，可愛的太平村展現出了人類高貴、悲憫的平等心和慈悲心。

梁志玲的《翅影無痕》，以辦公室主任李力的視角，圍繞著一群縣文化館人，從文化館的會議室寫到基層文藝展演，再到鄉鎮與城市的古老對立，中間夾敘著李力女友小皂一家經營酸菜的過往，講述了東部沿海與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在經濟、文化上的差距不斷增大，文化心理距離也不斷增大的背景中，城鄉關系的一種新動向。山東某城市女孩廖青月作為文化館的新人，襯托出黃館長的人浮于事、李力的隨波逐流，與小皂竭力逃離酸菜所代表的鄉村生活相對，廖青月卻返回鄉村，不但為小皂母親和村民們編排了一出高質量的舞蹈，還最終落戶村鎮，當了一名鄉村教師。這種反向的流動，與李力和小皂的逃離形成鮮明對比。廖青月是一股清新的力量，她的奮斗與活法，閃現著理想主義的光彩。小說稱許了廖青月這樣有理想、有作為的青年人，也使讀者意識到廖青月這樣的青年人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小說的語調平靜而淺淡，像流水一般和緩，于不動聲色中揭開當代生活的面和角。

向本貴的《業委會主任》是一篇直擊日常生活現場、近距離展現城市生活細節的小說。家，“是我們在世界中的一角”,是“我們最初的宇宙”。家宅關系著人的安定幸福，是人的藏身之所、休憩的港灣，是存儲記憶與歷史的空間,是隱秘的心理生命的存在。因此，小說因其獨特的場域問題的揭示，而具有濃郁的人間煙火味道。也因之顯出小說題材的可貴。小說開出了社群關系的新處方，提高了社區生活的文明度。而這一切，都有賴于一位退休老干部——業委會主任。當業委會主任一個一個地解決業主與小區的矛盾，讀者感受到了人間生活的明亮與暖意。而在此過程中，一位可親可敬的老人形象也躍然而出。

三、愛情的定義

本年度小說中還有一些令人或激動感喟或沉思傾聽的愛情故事。如《捕蜂人小記》《愛情蓬勃如春》《沙沱里的暖霞》等。

郭雪波的《沙沱里的暖霞》講述了一個殘疾人與瘋女人的愛情故事。主人公騰羅鍋是一個典型的“生活贈予他痛，他回報以愛”的人物。他有著重度殘疾，成日背著山一樣的羅鍋活著，與他丑陋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天使一般的心靈。周圍那些健全人對比于騰羅鍋，反而顯得自私、渺小：旗醫院的見死不救、有關部門對瘋女人的漠視、村民看笑話一般把收留瘋女人的機會硬塞給騰羅鍋。瘋女人在騰羅鍋的悉心照料下，漸漸有些正常意識了，兩人也產生了生死相隨的感情。小說的結尾是善有善報的大團圓結局，多少有些理想主義的傳奇色彩。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篇具有凈化功能的小說。處在生活最低處的人們，“蚯蚓”一般地生存著，緊挨著土地。但他們同樣擁有著高貴的人性的尊嚴與愛的能力。

尼瑪潘多的《提親》，是眾多小說中最具差異性表述色彩的小說了。敘事精妙、細膩地展示了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美學張力。小說通過提親的諸多細節，昭示出主體性身份的流動性與建構性、傳統與現代的嬗變。直到最后，小木匠才明白，瓊珠拒絕提親的理由竟然是：“連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還想娶媳婦？”以及他聽任父母安排、慌張膽小、鬼鬼祟祟的樣子。原來，小木匠在瓊珠那里活成了沒有主體性的存在。他不明白，“自己一直順著父母的意愿，卻成了不干正事”。小說的沖突與戲劇性焦點在于，瓊珠母親本來覺得嫁入木匠世家是榮耀，而瓊珠也并不是老木匠夫婦的首選，實在是本地的女孩都出去打工了，才不得已向瓊珠提親。在他們印象里，瓊珠一心想去拉薩，是個不安分的女孩。令人意外的是，提親卻以失敗告終。木匠世家的光榮與尊嚴，被提親失敗擊得粉碎，極大地打擊了老木匠一家的自尊心和面子。提親這一情節，將老老木匠、老木匠、小木匠的三代生活，折射出來。而小木匠天天喝著可樂，看起來現代，卻只是有著外在的現代標簽，內里仍然是一個沒有完成主體性建構的前現代人物形象。而瓊珠與頓旦兄弟，顯然比他更現代，小木匠與他們在意識模式上已經產生了鴻溝。比如小木匠誤解頓旦與瓊珠的關系，使他即使與自己的同齡人，也產生了文化心理上的距離。

李約熱的《捕蜂人小記》演繹了愛的另一種定義。這種愛的定義，基于鄉村宗族的親倫關系，像土地一般厚實、樸素。正是這種愛，使趙桃花愿意重新接納背叛過他們婚姻的趙洪民，“被同一顆石頭絆上兩回”。趙桃花是這樣解釋的：“說老實話，我也希望他跟鐘老板的女兒成家，趙洪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他真當上鐘老板的女婿，有了錢，他不會不管我……”這在城里的李作家看來是大有深意的，因此他記錄下這個故事。趙桃花象征著接納一切、可承重的鄉村，是趙洪民們的歸宿。趙洪民在城里打工的時候，產生了對資本的現代性沖動。因為“我們太窮了，一片樹葉飄在頭上，都希望它是錢”。沖動失敗之后，把精神重新安放在趙桃花的鄉村。趙桃花則親眼看著馬巧枝成了精神病，因此覺得每天能清醒著上樓下樓，其實是一件幸福的事。趙桃花變得豁達。她對愛情的設定也許并不高，仍保有著鄉村的情感結構，愛情也許就是彼此幫襯、原諒和寬宥的情義。值得稱揚的是作家的寫法，令人聯想到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作為“精準脫貧工作組”的李作家，走村入戶，喝他們的酒，聽他們的故事，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他以見聞錄的形式、精練的語言及獨特的視角，呈現了這個最新版本的鄉村愛情故事。

馬金蓮的《愛情蓬勃如春》，這個表面看來并無“民族”色彩的小說，在其深層底里，其實暗隱著對少數民族文學主體性本質化、固定化的文學意義上的突破：正因為作家的民族、女性身份，使她有足夠的激情把這個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故事描摹出來，作家試圖通過精準還原故事流程解決自己的震驚或疑惑。心目中的父親形象、父親與母親的愛情神話，在小說最后其實有某種意義上的坍塌，小說的主人公面臨著關于愛情信念、關于父女親情模式的現代性的重建。這篇小說也寓意著少數民族女性寫作的觀念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