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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穩有著極強的結構小說的能力，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作家的長篇小說觀。在范穩的長篇小說觀念里，真正優秀的長篇小說一定是一個立體多維的空間，包括足夠長的時間，空間與時間交織出的生命與生活的獨特樣態才是長篇小說賴以存在的根本。

面對小說，范穩是一個頗用力的作家，這在他近年來的四五部長篇中有充分的表現。他既不像先鋒作家那樣借助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形式外力，也不像“新生代”作家那樣看重敘述的技巧，筑基于自謔與調侃、幽默與反諷的內功；他走的是扎實厚重的寫實道路，可以謂之現實主義，卻不乏浪漫的理想與情懷；在象征與隱喻的修辭向度上似乎日益汪洋恣肆，彰顯著一種近似楚辭，或曰莊子一般宏闊而混沌的詩性光芒。

這樣的小說當然從不單薄輕飄，亦不會憑空想象與編造。即便是在長篇小說新作《太陽轉身》中，書寫一個頗為傳奇甚至于類型化的故事——退休老警察不顧自己身患絕癥、拼死偵辦一起拐賣兒童案，范穩也要讓現實生活豐滿、立體起來，哪怕是作為故事的背景。于是，在情節主線之外，我們還看到了艱難的鄉村脫貧進程以及豐饒瑰麗的壯族歷史與民間文化。從故事敘述的角度而言，這些旁逸斜出的元素與中心情節之間并不存在邏輯層面的必然關聯，但它們的共同作用使得小說文本成為了一面透鏡，可以折射出豐盈飽滿的社會存在、一種復雜多元的人類文化。

虛構的故事因此有了扎實的生活依托與濃重的文化底色。范穩有著極強的結構小說的能力，也善于結構長篇小說，但這不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作家的長篇小說觀。在范穩的長篇小說觀念里，一個單線條的故事，無論它怎樣地傳奇與曲折，都難以成就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真正優秀的長篇小說一定是一個立體多維的空間，包括足夠長的時間，空間與時間交織出的生命與生活的獨特樣態才是長篇小說賴以存在的根本，他此前的多部長篇小說充分體現了這一時空觀。

《太陽轉身》與作家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作家體驗生活與采訪的結果，這一點范穩并不回避，小說“后記”中有詳細的描述。作家的經歷與經驗對小說而言當然重要，也直接確保了故事與描寫的真實性。來自新聞，或者如《太陽轉身》這般通過體驗生活與采訪搜集的方式獲取寫作資源，從來也不是小說寫作的大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采訪搜集來的素材是否能有效地勾連，進而激發起作家的生活經驗與文學想象，最終將其融合到一起，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社會存在，這其實并非單純考驗作家結構小說的能力。

《太陽轉身》里有三方面主要內容：中心情節是已經退休了的前省公安廳偵查局局長卓世民被醫院診斷為胰腺占位，這種病癥多數都要轉移成惡性。在這樣生死攸關的情況下，卓世民卻毅然地選擇了親自去調查偵破一起拐賣兒童案。這個孤膽英雄的人生信條是，“能站著，就不躺下”。案件當然是復雜的，企業老板因自己不能生育而買養自己礦上青年員工剛剛生下的嬰兒，又因黑社會團伙的背后操縱而發展為案中案；其中涉及到卓世民曾經在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中浴血戰斗過的鄉村，那個當年為支援前線而不怕流血犧牲的村莊的村民，因為貧窮幾乎都參與到了拐賣兒童的犯罪中；卓世民曾經的部下，青山州公安局副局長居然腐化墮落成了黑社會團伙的保護傘，甚至喪心病狂地企圖殺掉卓世民；而狡猾兇殘的黑社會團伙巨額敲詐交易，地點一變再變，最終轉移到境外。盡管如此，卓世民沒有退縮，與拐賣兒童的黑社會團伙展開面對面的殊死搏斗，救出被拐賣兒童，卻不幸因突發心肌梗死壯烈犧牲。曾經的軍旅生涯和戰爭經歷，鋪展開卓世民最為厚重的生命底色，也支撐了他最后的人生選擇。這其中的人生況味與英雄情懷，盡管染上了濃重的悲劇色彩，卻因為人物強烈的理想信念而更多地綻放出悲壯的精神光芒。

小說的主體故事，充盈著劇烈的矛盾沖突，而緊緊依傍著這一情節主線，與扶貧相關的內容也顯露出更多的傳奇色彩。南山村不足三百人，是個戍邊之地，幾十年前在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中，曾為支前做出了突出貢獻。村長，也是當年參加支前并與卓世民并肩戰斗過的民兵連長曹前寬。他帶領村里的三個黨員、六七個老倌，就用鋼釬和大錘，苦干了十二年，將通往山下的五公里懸壁小道鑿通。雖然最后將路修好通車是在州委書記劉云天實地調研后，在縣市兩級的支持下才真正地完成，但這個事件本身確是令人震撼的。當年反擊戰中在山路上如履平地的趕馬人曹利群，在修路時被巖石砸斷了腰而癱瘓枯萎，媳婦給他找治病錢而一去不復返，還成為拐賣兒童的幫兇。隨后，卓婉玉關于壯族歷史與民間文化的研究征服了企業家林芳，林芳投資五百萬，將文化與旅游結合起來，興建了一個三千平方米的太陽廣場，打造了一個民俗節——“女子太陽節”，這個山村從此走上了興旺富裕的道路。林芳雖然不是這個小說拐賣兒童案的始作俑者，但卻被綁上了丈夫褚志一手策劃的犯罪戰車，自然擺脫不了原罪感與自我救贖的意識。如此波折的個人命運與鄉村脫貧的集體經驗之間形成了一種對話的關系，戰爭與和平、歷史與現實、地方風俗與民族文化對照互見、纏繞糾結，凸顯著這塊土地上的貧困與希冀、人心的良善與涼薄。作家的思辨和叩問顯然并沒有停留在事象的表層，也沒有止步于經濟的鏈路，小說的第三方面內容延伸到了壯族的歷史與民間文化。相關的學術研究通過大學教授卓婉玉之口講述出來，為小說增添了一重文化人類學的視域，也豐富了小說的詩性意蘊。

上述三個方面內容并非作家本體長期積累的生命經驗，而是來自扎實的采訪與大量的案頭工作。濃重的地域特色、豐饒的民間情態、奇幻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將它們扭結融合到一起，彰顯的仍然是范穩結構小說的強大能力。

范穩的苦心孤詣，或者說是藝術的敏銳在于，他發現了北回歸線剛巧從湯谷寨這個小村莊穿過。這個發現一定是讓范穩的構思或創作豁然開朗，它的重要程度顯然超越了結構。在每一年的夏至這一天，太陽都要從這里轉身回歸。過去也轉身回歸，但意義已經有所不同。湯谷寨的老人們至今仍然認為：天上的太陽曾經在一個夏至日轉身離去，從此丟失了，光明不再。范穩賦予了這一現象以新的意義，一種只有文學才具備的象征性與意象性，一種美學的崇高與詩性。太陽從這個位于北回歸線的村莊轉身，不再是悄然離去，而是王者歸來。這一神來之筆有如詩眼一般，一下子提亮了小說的整體色調，甚至那灰暗的鄉村也跟著一下子明亮起來。實現這一想象的手法是借助卓世民的女兒、大學人類學教授卓婉玉。這樣一個功能性的人物，傳承父親情懷的同時，還擔負著知識和文化。

北回歸線，或者說太陽轉身這一象征與意象在小說里被范穩普泛化，不僅僅是上面提及的小說整體的象征，還包括幾個主要人物與事件的象征。卓世民本來已經退休，回歸安逸的家庭生活，開始另一種人生；但卻檢查出了絕癥，在這種情況下，他放棄了治療，將最后的生命時光，“轉身”投入到這起拐賣兒童案的偵破中，以至于最后因心肌梗死而殉職。卓世民“轉身”的意義還體現在，辦案途中已經獲悉自己病情的誤診，但他依然義無反顧地追蹤案犯；也就是說，他的選擇并非出于那種低級的“破罐子破摔”。從小說的角度來說，如此“轉身”無疑達成了悲劇美學的審美效果。

林芳算不算轉身？有點兒模棱兩可。但南山村及湯谷寨則是不折不扣地轉身了，貧窮落后的山村徹底改變了面貌，民族歷史與民間文化在市場經濟中大放異彩，脫貧致富幾乎成為歷史發展的邏輯必然。在人們歡欣鼓舞的背后，北回歸線上“太陽轉身”這一象征與意象是如此的絢麗、耀眼、誘人，太過光芒萬丈，以至于作家的焦慮和思辨也被這光芒萬丈的情緒部分遮蔽了。

“田園牧歌、詩情畫意的生活，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鄉村生活的表象。鄉村正處于一個嬗變階段，年輕人觀念在不斷刷新。只有等田里的稻秧青了又黃、稻田豐盈又清瘦十幾載后，儂建光才會在生活的砥礪中回想起這一天。一個只會駕牛犁田的窮小子，要走多少路、要吃多少苦、要經歷多少‘復雜’，才能把湯谷寨的太陽花，滋養在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是開放在韋小香母親希望的大都市的高樓大廈中，還是扎根在壯家人世世代代耕耘的稻田？”

這是小說中的一個片段，一段對孩子被拐賣的儂建光的描寫，體現出的顯然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現代性焦慮。“現代性”太過于宏大與復雜，我關心的是“稻田豐盈又清瘦”，這一樸實而豐厚的意象對應著人生的輪回。農民的生活，甚至生命就是在這樣的輪回中生長，以至于虛無。這是鄉村生活的根本，農民生命中的根本。小說接著寫道：“壯族作為種稻歷史久遠的稻作民族，其稻作文明相當發達。壯族人和水稻的文化勾連。包阿姨說，人的魂就叫‘命款’，稻子也有魂的，我們叫‘命糇’。我們壯族人種一輩子的田，人命靠谷子養活，人的魂就和稻的魂連接在一起了。”北回歸線，或者“太陽轉身”的象征意涵農民們不一定懂，但“稻田豐盈又清瘦”卻是他們年復一年的生存狀態，那里面寄予著他們太多的汗水，太多的生命記憶和刻痕。打擊拐賣兒童也好，脫貧攻堅也好，民族歷史及民間文化也好，對農民而言，稻田似乎更接近他們的生存本相與生命本體。作家的這重敏感和發現，相較于“太陽轉身”這一宏大而堂皇的意象建構，似乎更具文學的想象力和人心的熨帖感。

余華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一文中說：“相對于短篇小說，我覺得一個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的時候，似乎離寫作這種技術性的行為更遠，更像是在經歷著什么，而不是在寫作著什么。換一種說法，就是短篇小說表達時所接近的是結構、語言和某種程度上的理想。短篇小說更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嚴格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圖里。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人的命運，背景的交換，時代的更替在作家這里會突出起來，對結構和語言的把握往往成為了另外一種標準，也就是人們衡量一個作家是否訓練有素的標準。”長篇小說與中短篇的重要差異之一是將小說的思想主題內蘊于故事情節與人物塑造之中，一種自然的意味更好。就是說，作家非但不彰顯它，甚至還要隱藏它；挑明說白了，味道就寡淡了，甚至于無味了。中短篇則不同，有時可能還要強調和彰顯它，就是說要靠它來提升小說的深度與意義。

文學是經由作家情感與靈魂的浸泡之后的涌出、流淌，在強大思想力量的支撐下，自然地抵達人性的深處和時代的本質。范穩渴望用自己的作品表達時代的思想精神的高度，以多重視域描摹社會現實的多重面相，一鏡到底、推拉搖移的長鏡頭敘事倫理，讓我不由得想起早已被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邊緣化了的巴爾扎克。巴爾扎克基于強大寫實能力的總體性思想視域，對社會現實的把握之深、之廣，于今天的寫作而言，確乎具有很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