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范穩是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圣手，多年來他以《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重慶之眼》《吾血吾土》等建構了絢麗多姿而堅不可摧的小說王國。范穩始終憑借著冷峻理性的目光和立場堅定地捍衛和苦心經營著他的小說疆域，他的小說致力于史詩性的追求和開創新的美學質地，在歷史、地域和文化的多重面影中鑄塑了斑斕的文學圖景。長篇小說《太陽轉身》是范穩壯麗轉身的最新收獲，彰顯出了范穩作為優秀小說家的膽識和謀略。小說將目光聚焦于當下的時代和生活，透過一個遲暮的英雄警察、一宗跨越千里的綁架懸案、一個古老山寨的現代之旅，將哀婉動人且不乏昂揚斗志的脫貧攻堅史詩娓娓道來。

小說《太陽轉身》中，范穩并沒有簡單地正面書寫脫貧攻堅的艱難進程，而是選擇獨辟蹊徑地寫出了脫貧攻堅的蕩氣回腸的“前史”，在這樣的意義上，《太陽轉身》無疑是具有“冒險”意味的挑戰性寫作。“不確定性”是當下中國最大的特征，范穩以其敏銳的歷史和現實的感知力發覺到時代的瞬息變幻，城市與鄉村、人性的澄明與幽暗、個人的生存與死亡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著變化。范穩希冀記錄下歷史前行進程中那些溫暖感動的瞬間和光影，用文學的方式尋找到自信和力量，發掘出平凡世界中的英雄，為后來者奏響凱旋的樂章。脫貧攻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這種神圣的目標是屬于每個人的光榮與夢想。我們需要一種馳騁疆場浴血奮戰的無畏的英雄精神和情懷，唯有如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夠得以實現。在骨子里，范穩襟懷理想和天下，他的血液中浸潤和流淌著中國傳統士大夫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品格，無論身在何處都心系國家和人民，是真正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風范。小說《太陽轉身》中潛隱著一股英勇無畏的氣息，正是這種無聲的力量帶給我們前行的勇氣。在《太陽轉身》的后記《想去種一塊田》中，范穩曾坦言：“我們常去慰問那些從戰場上下來的新時代‘最可愛的人’，他們為國征戰的榮耀感和自豪感讓我至今難忘，我也重新認識了邊疆、民族、國門、邊境線這樣一些不僅僅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他們會促人陡升國家認同感、民族尊嚴感以及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范穩將這種情感賦予到《太陽轉身》中那個有著傳奇人生的卓世民身上。

小說中的卓世民在戰爭時期是功勛赫赫和壯懷激烈的英雄，和平年月里又成為家喻戶曉的刑偵戰線上的豪杰，“他的一生戎馬倥傯、身經百戰，無論是在戰斗的歲月還是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斷書寫傳奇的那一類好漢，死神常常都得繞著他走。”在卓世民的生命哲學中，“波瀾壯闊的人生是顯英雄本色，可風平浪靜的日子才是生活。”然而，卓世民毅然果斷地選擇了人生而放棄了生活，退休后的他本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著云淡風輕的凡俗日子，可是那種在槍林彈雨和刀光劍影中磨礪熔鑄的精神品格使其仍然要為國家和人民殫精竭慮，正所謂“位卑未敢忘憂國”。農村留守兒童儂陽陽的離奇失蹤打破了卓世民原本寧靜的生活，他與志同道合的戰友蘭高榮告別了舒適安逸的城市，來到了他們曾經共同戰斗過的楊家寨和南山村，在這里，他們重溫了隨時間而逝去的萬丈豪情，他們要開辟新的“戰場”，進行新的“戰斗”，攜手南山村的貧苦民眾開創新的生活詩篇。卓世民不畏強權和惡勢力，他以頑強的毅力經歷了艱難的尋找，最后終于懲惡揚善將儂陽陽解救，在與歹徒的奮勇拼殺中走完了他輝煌榮耀的生命歷程。作為一個永不言敗的孤膽英雄，卓世民無私地奉獻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熱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我們行進的方向和道路。卓世民代表著一種鐵骨錚錚的硬漢精神，范穩將這種精神氣質鑲嵌到脫貧攻堅的歷史征程中，借以凝聚、喚醒和感召創造新時代的中國力量。

范穩在一篇訪談中直言道：“我想做一個有血性的書寫者，尤其在戰爭年代，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決定我們國家是否能生存。我們需要弘揚的，是敢于面對強敵侵略的勇氣，這是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必須承擔的。我也被很多評論家說有一種英雄情結，我覺得這是人的高貴品質。英雄情結是一種風范，只有大國才能誕生。”正是這種無處不在的英雄氣魄增強了小說內在的情感張力，使得范穩在同代作家的同類題材寫作中脫穎而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指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王國維的理解中，詩人的人格是創造境界的首要條件，境界的高格便是高尚偉大的人格。范穩在《太陽轉身》中同樣創設了屬于他的小說境界，一種思無疆而意無窮的高遠之境，這種小說之境正是其人格風范的生動映現。表面上看，范穩的新作《太陽轉身》似乎斬斷了與其此前創作中形成的傳統，但是在信仰、信念和意志的維度上，《太陽轉身》作為一種思想的“補遺”卻是一脈相承的。

《太陽轉身》是為人民代言和立傳的“生活之書”，是新時代的“人的文學”，脫貧攻堅意欲實現的是為掙扎于底層的民眾帶來新的希望，如何解決中國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到的現實和精神困境是無法逾越的歷史題中之義。《太陽轉身》中的儂建光和韋小香夫婦、楊翠華、趙四毛、曹前貴等都因為貧窮而“轉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們向往集結著權力和欲望的城市，城市是其最遙不可及的夢幻。儂建光和韋小香迫于生活的窘境而無奈將自己的孩子出賣給褚志和林芳；趙四毛因為饑餓走上了犯罪道路；曹前貴為了身患癌癥的妻子而販賣人口；楊翠華則是由于喪子的痛苦產生了畸形扭曲的病態心理。事實上，面對他們的人生際遇，我們無法在道德和倫理的意義上審視和批判，他們的罪與罰是對當下時代最有力的回響和直擊心靈的叩問。因此，他們內心如此強烈地渴望和憧憬著：“在北回歸線上，在太陽轉身的地方，讓我們貧窮的村莊也華麗轉身，脫貧致富。”這種熱望在小說中主要體現為曹前寬對于修路的執著，他始終以愚公的毅力和精神要為南山村修建一條通向文明和現代的道路。戰爭年代，曹前寬曾是卓世民的得力戰友，他身上有著一股永不言敗的血性和韌勁。在他看來，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缺乏戰勝困難的信念。所以，他自我勉勵道：“對于那些生存條件險惡的村莊，像南山村這種被判了‘生態癌癥’的村莊，再苦再難，我們也要像當年打仗一樣，向貧困開戰。‘生態癌癥’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沒有了脫貧攻堅的干勁，缺少了為國戍邊的精神。”實際上，小說中的道路具有現代意義，它象征著光明和希望，是文明與愚昧、鄉村與城市之間的橋梁，小說中伴隨著曹前寬開掘道路進程的是脫貧攻堅的不斷勝利和深入人心。此外，范穩在小說中還頗有深意地提及壯族的創世神話，通過湯谷寨的《祭祀太陽古歌》的歌謠講述了創世神布洛陀以拙樸原始的力量開天辟地的壯舉。這則神話看似贅余無用，實際上卻寓意深刻，成為了小說的點睛之筆。壯族人的祖先最終找回了自己的太陽女兒，太陽的轉身南去，不是真正的離開，而是回歸。也就是說，我們正在經歷和進行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脫貧攻堅事業，必將如那轉身歸來的太陽一般，帶來愛和希望。如同小說中所呈現的，儂陽陽成功獲救、林褚承得以醫治、儂建光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南山村的脫貧攻堅事業如火如荼地進行。卓世民雖然悲劇性地離開了，但他就像壯族神話中的太陽，把光明和力量留給了世人。

范穩的《太陽轉身》是“新人民性”寫作的典范，這部新作以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內在地接續了《三里灣》《暴風驟雨》和《創業史》等開創的文學傳統。在范穩內心深處，“不論是寫現實題材還是寫歷史題材，作家面對創作客體時，首先要真誠、謙遜，要深入到生活一線，虛心向生活學習。其次要心存敬畏，敬畏歷史，敬畏文化，敬畏人民，敬畏生活，要有勇氣去再現歷史的真相。”如若沒有足夠的真誠和敬畏之心，無法寫出《太陽轉身》這樣的厚重之作，在脫貧攻堅的文學戰線上，這部長篇新作具有的價值和意義無疑是巨大和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