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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文學批評理論化，文學理論批評化，成為文學、學術界的一種新的呼聲。沒有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靠攏、融合，就難以變革、發展文藝學自身，也難以促進、提升整個文學創作。回顧現當代文學歷史，文藝學的建構、繁榮，需要有良性的社會、文化、文學環境與條件。首先是文學研究與批評，必須以“文學為中心”，不能無邊界地泛化到其他社會科學上去。此外，文學批評要建筑在多樣的社會科學特別是哲學、美學的“厚土”上，文學批評才能根深葉茂；文學批評要格外關注作家創作談理論，發現其中富有創新的理論“萌芽”。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攜手合作，才會有整個文學的發展、繁榮。

關鍵詞

文學批評 文學理論 變革與發展

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間

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距離，說近也近，說遠也遠。理論闡釋上，它們是切近的；批評實踐中，二者卻常是遙遠的。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得到了空前發展，但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如火如荼的態勢相比，卻是一片沉悶，水波不興。大批的文學批評論著、論文成果，難以轉化成富有活力和生機的文學理論；保守、滯后的文學理論，不再能影響、指導各行其是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間，似乎隔著高山大河，迢迢千里。文學批評怎樣“生成”文學理論，成為文學界、學術界思考與關注的一個緊要問題。

20世紀被稱為“批評的時代”，文學批評乃至文學理論，真正具有了與文學創作并駕齊驅的獨立地位。這一潮流也漫延到中國，在新時期文學中，也實現了文學批評與理論的獨立性、自主性，這種情勢一直持續到今天。眾所周知，文藝學或文學學家族，是由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三大分支構成的，三者緊密相依、相輔相成，成就著這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并推動著整個文學創作的發展。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雷·韋勒克，被稱為“文學批評教父”，他在一系列論述中厘清、界定了文藝學的概念、內涵以及相互關系。他明確指出：“‘文學理論’是對文學原理、文學范疇、文學標準的研究；而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研究，則要么是‘文學批評’（主要是靜態的探討），要么是‘文學史’。”1“ 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文學史，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或者文學史里欠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顯然，文學理論如果不植根于具體文學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學的總則、范疇和技巧都不能‘憑空’產生。可是，反過來說，沒有一套課題、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資參考的論點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編寫也是無法進行的。”2這些論述，在文藝學的發展中，逐漸被學界認同，成為一種權威的、經典的論述，它規范著文藝學的良性生長與發展，也協調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推進著文學創作的前行。這些論述表明，在文藝學的系統中，三個分支地位平等，相互交集，但位置不同、功能迥異。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主要是作家作品，有天然的、直接的關系；文學理論是對文學批評例證、觀點的綜合、升華；文學史則是依循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思想觀念，對某一段文學編年的梳理、概論。在這個三角關系中，文學理論無疑處于高端的“頂點”位置，而文學批評處于底層左端的“端點”位置，文學史則處于右端的“端點”位置。這是文藝學的一個理論模型。在不同的文學時期、不同的文學地域，文藝學的狀態、表現，則要復雜得多。

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關系，是整個文藝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種關系。二者都是一種理論形態，但前者直接面對文學作品，具有實踐性，后者旨在理論，更具理論性。文學批評中的典型案例、藝術經驗、思想觀念，來自對現實的、歷史的作家作品的選擇、提煉；而文學理論中的文學總則、內外規律、價值標準等，又源自對眾多文學批評的歸納、升華。反轉來，文學理論形成的一整套理性規則、思想觀念，又規范、指導著文學批評的具體實踐。這是一個從實踐到理論，又從理論到實踐，循環往復的學術邏輯。別林斯基曾把文學批評稱為：“一種不斷運動的美學。”3就是說文學批評不僅具有理論性、審美性，而且要隨著文學創作不斷地探索、創新。文學理論家王先霈說：文學批評“它既是一定的文學理論指導下的具體的批評實踐活動，同時又常常突破和超越文學理論的羈絆，推動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更新”4。 文學批評既要準確、深入地把握文學理論的總則、規律，又要恰當、創造性地解讀、評價作家作品，還要為文學理論提供典型案例、思想觀念。文學批評是一種基礎的、實踐的學科，但又是一種綜合的、高難度的學術事業。

大學科中有小學科，每個小學科又自成一世界。文學批評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又是由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理論、文學批評史構成的。文學批評就是人們常見的對具體作家作品進行評論的文章。它是文學理論最直接、最主要的生長域。文學批評理論，亦可稱為文學批評學，是對文學批評本質、標準、方法以及文體的理論研究，它與文學理論、原理有構架上的相似性。文學批評史則是對某一時段文學批評的發展、演變的梳理、譜寫。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史，同樣會有相互的、深刻的影響。最常見的文學批評，也有兩種樣態。一種是研究性批評，即那種考證的、學理的，更有歷史性特征的文學批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產”的研究論文，大抵屬于此類。另一種是評論性批評，即那種發現的、評判的，更有當下性乃至文學性特色的文學批評，協會派別、報刊媒體以及作家群落，寫作的關于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與思潮、文學批評與批評家、創作規律與經驗等方面的文章，即屬于此類。這類文章數量龐大，文體多樣，蘊含著豐富的文學理論萌芽，有的轉化成了文學理論思想觀念。把文學批評分成兩種樣態，只是為了論述的簡捷、方便。事實上二者往往是模糊、混雜，難以區分的。

1990年代以來，文藝學憑借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乘著高等院校學科的強勁發展，不斷生長、壯大。評論隊伍逐漸擴張，高校的文藝學、現當代文學碩博研究生，大批充實到評論隊伍中。文學評論園地豐富廣闊，既往的報紙、刊物，加上各種類型的學報，還有新創辦的評論刊物，保障了文學評論的“高產”。文藝學論著、論文、文章，成批產生，有的被編輯成電子文檔，在眼花繚亂的公眾號上傳播。關于當下文學的發展、作家作品的批評文章，在整個文藝學領域顯得尤為活躍，長盛不衰。

但在文學批評膨脹式發展中，人們卻深刻感受到，文學批評存在著諸多問題乃至危機。一種是部分文學批評的本質、功能在發生變異。文學批評本是一種嚴謹、公正的學術，它要遵循學術規則和標準，對批評對象作出客觀、理性的闡釋、評價。但現在有些文學批評，在利益、人情、權力的制約、驅動下，做著違心、逢迎、虛夸的評判，文學批評的獨立性、自主性已然消失。這是一種非學術現象，這里不去展開論述。另一種是學術范圍內的問題與弊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現象愈演愈烈。一點是學術研究的程式化、規范化，這是人文學科普遍存在的問題。譬如寫一篇文學批評，一定要遵循學術規范去進行，弄清研究課題的目的與意義、內容與創新、社會影響和效益等等。至于體例和格式，更是嚴格而瑣細。在這樣的學術規訓下，批評家對作家作品的感受、感情、感悟，變得支離破碎。鮮活的作家作品，成為論文中的僵尸式例證。而這樣的文學研究，是很難發現批評對象中的新思想新觀點的，也是不會對文學理論的建構有所貢獻的。這樣的文學研究與批評，已成為高等院校文藝學的一種通用方法。另一點是學術研究的邊緣化、普泛化，離文學的核心問題漸行漸遠。當下的文學批評論著、論文，可謂層出不窮、汗牛充棟。但仔細檢索就會發現，其關注的問題、范疇，越來越狹小、偏僻，與文學越來越隔膜、遙遠。有些文學批評，力圖透過文學，探索歷史、地域、民俗、語言等方面的問題，這些研究也許是新穎的、有價值的，但已離開了文學。有些文學批評，把文學文本當作文化文本，從中發掘的是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亞文化等方面的內涵與形式。文學批評中的文化批評自然是一種富有價值的批評方法，但當這種批評無限地泛化，取代了文學批評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19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確實處于一種沉悶、滯后的狀態，現有的文學理論，基本停留在新時期文學時期，新的文學理論思想觀念、方法方式，很難看到。這與文學批評的程式化、規范化，邊緣化、普泛化傾向，有密切關系。

當下文學批評，既有危機也有機遇。危機是面對新的時代、新的文學，它已暴露出自己的種種問題，形勢迫使它進行變革、創新。機遇是新時期以來四十余年文學批評的成就、經驗、教訓，成為一種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與財富。梳理文藝學的發展歷程，探索文學批評的前行路徑，成為一種大勢所趨的必然選擇。

“聚焦”文學本體與發展中的重要問題

顧名思義，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為本體的學術性研究。以文學為重心、為中心，闡釋、評判作家作品，發現文學的規律、奧秘，進而上升到文學理論的層面。即便是對文學批評自身的研究，也要從文學本身出發，始于文學、終于文學。當然，文學批評并不排斥對文學文本中社會、人生、文化、道德等的發掘、研究，但要圍繞文學展開，并歸結到文學。如果不是以文學為中心，只是把文學中的事件、人物等割取出來，最后又得出非文學的結論，那就只能是一種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而非文學批評的研究了。事實上，在當下的文學批評中，這樣的傾向、現象已然很多。韋勒克在論述文學批評時，強調說 ：“我們必須正視‘文學性’的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和藝術的本質。如果這樣來看文學研究的話，文學藝術品本身將成為必要的焦點。”5他把文學批評分成“外部研究”，即對文學背景、環境、外因的研究；“內部研究”即文學文本自身的存在方式、文體形式、敘事方式以及表現手段等。二者之中他更重視后者。但不管是“外部研究”還是“內部研究”，都是以文學為“焦點”，探索“文學性”問題的。

文學史的實踐證明，以文學為主體和以發展為目的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其功能和作用就能得到充分體現和發揮。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發軔之始，面對著三種文學傳統，一種是剛剛過去的極“左”文學思想，一種是“十七年”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遺產”，還有一種是“五四”文學的啟蒙、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精神。且三種文學傳統，相互纏繞在一起。選擇什么樣的文學“主義”，成為一個嚴峻問題。在這樣的文學背景下，文學批評直面現實，發表了大量論述、爭鳴文章，使真正的現實主義得以確立、深化。文學批評很快轉化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實現了高度融合。正如金漢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中所說 ：“十年來的小說創作，從文學思潮的角度看，大體經歷了現實主義的復歸——深化——開放性的新發展三個階段；從小說題材的角度看，則呈現出一條比較明顯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發展線索。”6“傷痕文學”中的《班主任》《傷痕》《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反思文學”中的《剪接錯了的故事》《記憶》《蝴蝶》，“改革文學”中的《喬廠長上任記》《人到中年》《新星》等，這些短、中、長篇小說，構成了一個浪潮式的、不斷深化的現實主義文學主潮，推動著整個社會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文學的高峰期。文學批評在其中發揮了開辟新路、“保駕護航”的作用。如劉心武創作談《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秦兆陽文學理論《解放思想 要用思想》、周介人文學批評《要善于刻畫人物的靈魂》、朱寨文學批評《文學的新時期》等，都是當時影響深廣的文學評論力作。從此開始，文學批評逐漸擺脫了文學“附庸”的位置，具有了自覺、自主的意識和品格。

如前所述，當下文學批評研究方式上呈現出程式化傾向，有了一整套教條式的條條框框；研究方向上呈現出普泛化傾向，特別是疏離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研究。這不僅使文學批評離開了真正的文學，難以起到推進、引領文學的功能與作用；同時也使文學批評難以發現文學中的新思想、新規律、新問題，使文學理論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1990年代之后，文藝學領域依然不斷有新課題在討論，譬如“市場經濟與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文學發展” “文學批評的文化學轉向”“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中國當代闡釋學的建構”等，在文藝學建構上起了積極作用，但局限于學術領域，與當下文學創作隔著一層，影響甚微。關于文學創作與發展的理論問題也有，譬如“底層文學討論”，這一話題討論了很多年，也客觀上促進了這一文學類型的創作，但這一課題實際上屬于文學題材問題，學術的、文學的含量并不高。譬如“高雅文學與大眾化文學爭論”，這是中國社會歷史轉型期一個重大課題，但討論卻自說自話，難以深入。譬如“非虛構寫作”討論，這一觀念來自西方文學界，它強調的是描寫技法的逼真感、真實性，但在中國的傳播、討論中，擴張成整個文學的一種創作思潮和方法，它與藝術的兩大重要特征，虛構性與創造性，恰恰是背離的。如上這些有關文學創作的理論問題，只是一些淺顯的、外在的理論問題，價值并不大，討論也不深入，只是被媒體有意識地放大了。

回顧文學史就會發現，有些文學理論問題，是在長期的、不斷的探索、爭論中，才得以成熟、完善的。文學批評要持續關注文學創作的變化、發展，提出問題、舉出例證。文學理論要及時總結文學批評的經驗、思想，生成理論、引導創作。當然二者也可以相互結合，批評理論化、理論批評化。時分時合、可分可合，是文學評論的一種理想狀態。譬如“人物與典型的塑造”問題，就貫穿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時間長達四十年。正如陶東風、和磊所說：“關于人物形象問題的討論，是當代文藝學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它不僅僅是一個文藝創作問題，還牽涉到作家的階級立場、政治趨向，以及對歷史與現實的認識，因此也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7“十七年”時期，中國當代文學還處于開創、探索時期，關于人物塑造就有過三次大的討論：如關于“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如“‘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如“中間人物”的討論，從這些討論可以看出，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艱難步履，“左”的文學理論思想的影響。“文革”時期，激進文學變成極“左”文學、陰謀文學，塑造人物與陰謀政治捆綁在一起，變成了“‘根本任務’和‘三突出’”，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被抬到嚇人的政治高度。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設置了許許多多清規戒律。新時期文學，塑造人物再度提上了文學日程，批評家們紛紛發表文章，批判“三突出”“高大全”的極“左”理論，探討新的時期“社會主義新人”如何塑造。緊接著，伴隨著思想的解放、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人物塑造問題被引向深入，上升到典型人物創造的層面。典型人物問題與人物塑造問題，屬于同一類型的問題，但前者是后者的強化、提升。現實主義經典作家，對典型問題給予高度重視，把典型問題作為文學理論中的核心問題。“十七年”時期，典型問題就有過持久的討論和論爭，提出了“典型即本質說”“代表說”“個性說”“共名說”等多種觀念。新時期文學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討論，推進了典型問題的再度探討。強調人物形象的主體性，主張人物性格的二重乃至多重組合，陡然深化、強化了人物形象理論，自然延伸到了典型人物理論中。評論家們重新反思典型的個性、共性，認為個性同樣可以出典型，典型的內涵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理論，在新時期得到了空前的豐富、提升。但1990年代之后，逐漸走向消沉、中斷。

新時期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文學理論，有力推進了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涌現了數不勝數的出色、成功的人物和典型形象，有的成為文學史中的經典形象，至今依然活在人們的記憶中。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問題乃至難題。當下中國文學，正處在一個艱難、復雜的轉型時期，即從傳統的文學轉向現代的文學時期。包括文藝學在內的整個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都需要深刻的變革、創新。這樣的“革命”早已展開。許許多多理論與創作問題正在產生。有些是老問題遇到了新情況，有些是新問題還未被人們意識到。但文學批評卻顯得麻木、遲鈍。要不不去關注研究文學問題，要不把批評集中在與文學沒有關聯的技術與泛文化問題上，使文學批評與理論遠遠落后于時代和文學。文學問題已然堆積在那里。譬如文學如何融入時代、實現自身的轉型？譬如怎樣處理繼承中國古典文學與借鑒西方現代文學的關系？譬如能否熔鑄一種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為一爐的現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譬如如何塑造一種新的人物形象與典型形象？譬如怎樣梳理、總結新時期以來著名作家的創作談理論？這些文學問題、課題，需要我們關注、研究。批評家南帆呼吁：“只有牢牢地盯住文學，文學批評才不至于陷入迷途，糊里糊涂地轉到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或者別的什么學那兒去了。所以，這種忠告不僅是對于‘庸俗社會學批評’而言。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每一種批評學派都應當將這一點作為必要的前提。”8

植根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厚土上

文學批評是一種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特殊文體，且感性與理性要處理得當。如研究性批評重在理性，評論性批評要情理相融，而印象式批評要突出感性，不同的批評類型有不同的特色。這就要求批評家，一方面要有良好的藝術感覺，豐沛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要有深廣的思想理論、開闊的理性視野。思想理論修養上，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關于文學的，如美學、文藝學等；一個是關于人文科學的，如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乃至現代科技等。一個文學批評家，自然不可能成為“百科全書家”，但這些理論學科，都要懂一點。而在所有的人文學科中，更需要的是哲學。因為哲學是科學中的科學，因為哲學與文學批評關系密切。王先霈說道：“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特殊的‘科學’，具有理性思考的性質。別林斯基曾指出，批評和藝術都體現普遍的時代精神，‘不過，批評是哲學的認識，而藝術則是直感的認識’。文學批評的哲學功能可視為文學批評功能的發展和延伸，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當下文學現象作出解釋和判斷，或向讀者推薦好書，它會超出具體的文本批評進入哲學層面，通過批評實踐和理論思考提煉并形成一定的思想觀念與研究方法，在認識世界和認識人生中實現自身價值。”9這就是說，文學批評不能滿足于一般的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評論，它需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打通文本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通道”，使讀者在文學批評中重新觀照世界、社會和人生。這樣的批評功能，只有哲學能夠承擔。而當下的文學批評，最匱乏的就是哲學性。

哲學是在眾多學科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具有抽象性、反思性、普適性特點，是一種關于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的學說。人們生活在浩瀚莫測的宇宙中，生活在瑣碎紛雜的塵世里。人們需要認識宇宙、世界、社會，認識人生、自我、心靈，哲學是唯一的一把鑰匙。哲學家馮友蘭有言：“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于實際的知識），而在于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中國哲學傳統里有為學、為道的區別。為學的目的就是我所說的增加積極的知識，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說的提高心靈的境界。哲學屬于為道的范疇。”10文學就是要表現人在世界、社會、人際、物質中的生存狀態。而具有哲學性的文學批評，就有可能通過文學文本呈現出的真實圖畫、萬事萬物，揭示出人的生存的真相、規律、奧秘來，引導人們認識、思考社會與人生，達到超越現實的形而上境界。但事實上，真正具有哲學素養的批評家并不多，具有哲學品格的文學批評更少見。

新時期文學批評之所以具有強勁生命和蓬勃力量，就是因為它努力汲納了哲學思想，具有了深厚根基，強化了哲學功能。譬如“文學主體性批評與理論”，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一個探索、討論的高潮。1980年代初期，“文學是人學”的命題逐漸深入人心，由此又發展到“人”的主體性問題。此時李澤厚的主體性哲學開始盛行。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關于主體性的補充說明》等一系列論著，不僅在哲學界引起轟動，而且波及到了文學理論界與創作界。“主體”“主體性”“主體哲學”等概念，引起了文學界的濃厚興趣與熱切研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再復在1985、1986年發表了《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論文學的主體性》等文章。他認為人是文學的主體，人具有獨立自主的主體性，文學研究與批評要把文學中的人作為主人公，作為中心來思考。文學創作也應該把人作為主體去塑造，人是現實的主體，也是歷史的主體。這一套“文學主體性”批評和理論，在文學界引發了連鎖反響。贊成者、反對者都有。正如高建平主編的《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1949—2009）中概括的：“盡管文學主體性理論存在著邏輯不周嚴和論述欠妥當的問題，但它對于新時期文論革新的意義還是不可低估的……文學主體論的確立，為新時期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新型文論體系建立提供了有力的觀念前提和方法論依據。”11“文學主體性”理論，也直接促進了文學創作的變革與發展，文學中的人物不再是社會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也不再是外在力量的被動物，而是現實和歷史的主人，具有獨立的主體性，有著豐富的精神情感世界。新時期文學誕生了那么多逼真、豐富、堅實的人物形象，正是這種“文學主體性”理論催生的結果。同時，批評家的主體性、作家的主體性，這些問題也得到了高度關注和討論，加強了批評家、作家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建構。

“文學主體性”理論，被寫入了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童慶炳主編《文學概論》，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科教材，其中“文學創作”一章中，有“文學創作的主客體關系”章節，論述了“文學創作的主體”“文學創作的客體”“主客體雙向建構”等理論內容，2007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於可訓著《文學批評理論基礎》，全書十講，其中一講是“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文學批評主體性內涵、主體性在批評實踐中的表現、如何發揮批評主體的能動作用、主體性與“對話批評”的關系等問題，2014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文學批評需要哲學內涵，是文學批評自身的需要，也是批評實踐的需要。哲學是所有學科基礎上升華出來的一種理論，具有形而上的性質。批評具有了哲學性，就會使批評的分析、闡釋、判斷，更加精準、深刻而簡練，同時也使批評提高了自身的品格。譬如西方的諸多現代批評理論，不僅充分吸收了西方的現代哲學思想，甚至其本身就是這些哲學的派生物。如精神分析批評，其源頭就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哲學；如結構主義批評，哲學背景是索緒爾開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如接受美學批評，來自姚斯、伊瑟爾創立的接受美學思想；如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于西方婦女解放代表人物肖沃爾特、米萊特等的女權主義思想理論；如文化批評，源流是西方現代五花八門的“文化研究”學術思想。這些批評方法，與現代哲學、美學、心理學都有天然的、緊密的關系，因此在批評實踐中顯得新奇、犀利、有力。中國文學批評界，也曾作過大力譯介、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批評方法因了自身的局限，也因為我們缺乏西方的哲學背景，漸漸棄用了。中國文學批評，期待著新的批評方法的誕生。但活躍的文學批評，大都使用的還是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以及部分文化批評的方法，難以產生新的自己的文學批評方法。

文學批評實踐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與思潮等。在一些富有哲學素養的作家創作中，常常會蘊含一種哲學性內容和理性。有些作家也許沒有讀過多少哲學，但他作品中的故事、意境等，不自覺地包含著一種哲理。批評家就要用他的哲學思辨，分析判斷作家作品，揭示出其哲學內涵來。譬如新時期以來的不少作家，他們的作品中就包含著某種哲學性內容。如王蒙小說中，既有中國的儒道思想，又有西方的現代哲學思想，且變幻多端。如汪曾祺的小說，深藏著以道家精神為主的儒道佛三種文化精神。如張承志的小說，滲透著伊斯蘭宗教意識與宗教激情。沒有相應的哲學理論修養，批評家就無法解讀、評價。

努力吸取中國古代、現代，西方古代、現代的哲學資源，逐漸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并用自己的哲學理念，去閱讀、評判作家作品，文學發展，是當下批評家亟待要做的“功課”。

關注作家創作談中的創新性觀念

在文學批評中，作家“創作談”的位置有點尷尬。作家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較純粹的作家，只寫文學作品，不寫或很少寫創作談之類的評論文字；一種是“兩棲”作家，對文學、評論都有熱情，甚至既是作家又是評論家，兩個領域都有建樹。創作談類型十分龐雜，如作家經歷與創作經驗，作家作品鑒賞與批評，藝術規律探討，代表作創作談等等，均可包括其中。文體也多種多樣，評論體外，有散文體、隨筆體、序跋體、書信體等。作家經歷與創作經驗，往往會寫成散文或自傳，這樣的創作談就不再是批評，應劃到文學類型中。一篇創作談是不是文學批評，衡量的標準是，看它文學的成分重還是評論的成分重，前者可歸入文學，后者應放進評論。評論作家作品的、探討藝術規律的評論，盡可以視為文學批評，不必追究在文體上的“犯規”。

作家創作談文體，歷史悠久，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它出自作家之手，又是文學與批評的“跨文體”寫作，因此人們往往把它算到文學創作中去，需要時又把它拉入文學批評里。其實絕大部分創作談理性成分很重，且思維敏捷、表達新穎，應當視為真正的文學批評。當然，作家創作談難免有“創作”的成分，譬如對人生與創作經歷的某種“粉飾”，對代表作寫前認識的“拔高”，批評家要有理性判斷，不能盲目照搬。但一般來看，批評家的創作談是可以“采信”的、富有價值的。特別是作家中那些優秀的、杰出的，堪稱大家的作家，他們的創作談總是與他們的創作交相輝映，不論是把握文學發展的潮流，還是解讀經典作家作品，或是論述藝術創作規律，常常能深入文學的肌理，提出獨創性觀點，是文學批評中的“精華”，值得格外重視和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許多著名作家一方面創作了博大精深的文學精品，一方面又寫下大量新穎獨創的評論文章，譬如魯迅、茅盾、郁達夫、沈從文、錢鍾書、李健吾等，其中有幾位堪稱文學批評大家。他們的創作和批評，引導了現代文學的長足發展。他們的批評文章散見于各種各樣的刊物報紙上。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917年到1949年，共有三卷150余萬字。當代文學史上，作家們同樣重視創作談寫作，用他們的評論探索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和道路，討論文學如何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內容與形式的關系，語言的民族化、大眾化問題等等。如周立波、趙樹理、艾蕪、梁斌、杜鵬程、王愿堅、王汶石等，都發表過很多頗有見地的創作談文章。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談小說創作》，集中了這一方面的成果。

1980年代，更是一個作家創作談興盛的時期。老中青幾代作家都熱衷于寫創作談以及很標準的評論文章，既推動了文學創作潮流，又促進了文學批評的發展。順應這種形勢，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段寶林編的《西方古典作家談文藝創作》；198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崔道怡等編的《“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下冊），匯集了西方26位現代作家論小說藝術的文章，葉君健在序言中說：“他們寫的評論，雖然觀點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根據他們的創作實踐和感受，觀摩、借鑒、思考、探索而產生出來的。因此，這些評論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而是真實，活潑、言之有物、有見解、有主張的。起到了評論的作用。”12這番話肯定了作家創作談就是一種評論，而且是一種有特色有價值的評論。1984年到1985年，王春元、錢中文主編的“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其中《美國作家論文學》《法國作家論文學》《英國作家論文學》被隆重推出。這些西方古典作家、現代作家的創作談文章，沖擊、刷新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思想和文學觀念，影響、變革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思維和批評方法，對文學的改革開放、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國作家的創作談也受到了很大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論短篇小說創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談創作》（上、下冊），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青年作家談創作》（上、下）、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王蒙談創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高曉聲《談創作》等等，都是這一時期文學批評建構中的寶貴資源。

關于文學批評的構成、種類，歷來角度不同，觀點各異。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中，把文學批評分成三種類型，即自發的批評——那種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和鑒賞能力的文學讀者的批評，職業的批評——那類把批評當職業的大學文科教授的批評，大師的批評——那些有著杰出創作才能和成就的“大家”“大師”的批評。他說：“偉大的作家們，在批評問題上，表達了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甚至表達了許多意見，有的振聾發聵，有的一針見血。他們就美學和文學的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見解。他們的批評是存在的，它也應該象自發批評和職業批評一樣，包含一般的特點，如果說這些特點還有些模糊的話，我們有必要做出努力，使它們顯露出來。”13蒂博代很看重大師的批評，認為它是有鮮明特征和優勢的文學批評，與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共同構成了一個文學批評的“共和國”。

在中國新時期中，確實涌現了一些大家、大師級的作家，他們的“大”往往表現在創作上開辟新潮，有代表性的成功作品，并有精彩的創作談批評文章。譬如王蒙、汪曾祺。王蒙既是杰出的作家，又是卓越的批評家。1980年新時期文學還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的時候，他勇敢地借鑒西方現代派的意識流創作方法，發表了《春之聲》《海的夢》《深的湖》等一批標新立異的意識流小說，在社會和文壇上引發了軒然大波，贊成者、反對者、批判者都有之，甚至反對的力量要遠大于贊成的力量。他用創作談的形式，連續發表了《關于“意識流”的通信》《關于〈春之聲〉的通信》《對一些文學觀念的探討》《傾聽著生活的聲音》等，他坦誠，“從某些現代派小說包括意識流小說中所得到的啟發”，主張文學“一定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藝術上要兼收并蓄，要自由競爭”。他的創作談批評獲得了眾多批評家的認同。從此意識流小說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作為創作方法和具體手法，成為新時期小說中的一種潮流。意識流作為現代小說中的一種，也進入了中國文學理論。汪曾祺是散文、戲劇，特別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大家，他的小說寫民國年間的生活，寫江南的民情風俗，寫小人物的平常命運，被列為“主潮之外”的作家。但1980年和1981年《受戒》《大淖記事》的發表，使他聲名鵲起。文壇和讀者強烈意識到，這種淡雅、溫厚的作品，是一種最為純凈、最富底蘊、最有魅力的藝術。其實他秉承、弘揚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廢名、師陀等延續的抒情小說路子，他又融入了更多的道家、儒家的文化精神，成為一種新的抒情文化小說。他在這一時期，用隨筆手法寫了多篇創作談，如《〈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回到現實主義 回到民族傳統》《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等，他反復論述小說散文化、抒情化的重要意義，闡述自己“衰年變法”的藝術追求，說“我大概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把散文、詩融入小說。”他的創作談充分發揮了文學批評的功能和作用，他的創作與批評影響了眾多中青年作家，接續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抒情小說的血脈，乃至在新時期文學中生長出一個抒情小說的文學流派。

作家創作談還有一個特別的價值是，它能切入各種文學門類的深層結構中，揭示出藝術的內在規律與奧秘，啟迪更多的作家去探索、去實踐，引導批評走進文學、把握藝術。這樣的創作談是對文學本質、規律的認識，是文學理論建構格外需要的。新時期文學中，那些優秀作家的創作談，受到了作家和文壇的密切關注，有的轉化成了有價值的文學理論觀點和思想。而1990年代之后，作家創作談在文學批評的喧囂中，逐漸被淹沒。其實很多有思想的優秀作家，依然探索著變化中的文學，不倦地寫出有質量的創作談文章。如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閻連科、鐵凝、畢飛宇、李洱等，他們的探索與世推移，目光敏銳，已然走得很遠，但并沒有引起文學批評界的應有關注、研究。文學大廈，是由作家、評論家共同建造的。他們的攜手前行，才會有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整個文學的廣闊前景。

注釋：

1 5 [美]勒內·韋勒克 ：《批評的諸種概念》，羅鋼等譯，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0、270頁。

2 [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2頁。

3 [俄]別林斯基：《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及其文學意見》，《別林斯基選集》（第1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頁。

4 9 王先霈、胡亞敏：《文學批評導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5頁。

6 金漢 ：《中國當代小說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頁。

7 陶東風、和磊 ：《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頁。

8 南帆 ：《文學批評手冊：觀念與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頁。

10 馮友蘭 ：《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11 高建平主編《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頁。

12 轉引自《“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下冊），崔道怡等編，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13 [法]阿爾貝·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趙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