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新中國初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性接受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新中國文論70年來一以貫之的主題。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以下簡稱“西馬文論”）則是其中不斷激發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展開各種思想論爭、應對現實挑戰的重要思想資源。長期以來，學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共識，認為中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譯介和研究始于1978年，標志性事件是徐崇溫發表《關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和觀點綜述》一文，該文系統性地介紹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流變以及代表人物和主要學派。至于西馬文論方面，雖然1980年出版的伊格爾頓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打開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敘述體系，但是中國學者真正自覺地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為名展開研究則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其中，1988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該年陸梅林編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漓江出版社）和馮憲光的專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思想》（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全國第一次“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思想學術討論會”在成都召開。因此，在當下的學術史敘述中，西馬文論多被認為是新時期以來伴隨著20世紀西方文論譯介特別是1985年“方法論”熱潮而進入中國的西學新潮。但事實上，中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開始，目前學界已經關注到胡風（包括“七月派”）對盧卡奇文論的接受，以及布萊希特、薩特的中國譯介，等等。因此，本文所欲展開的是重返新中國初期中國對西方學術資源引進和接受的歷史現場，重新梳理那一時期中國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在此基礎上對這一時期頗具特色的接受模式進行理論提煉。

從現有資料來看，新中國初期譯介進入中國且現在我們將之歸屬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已有不少。根據當時中國學者接受內容的側重點，下文按現實主義視域和美學視域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現實主義視域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現實主義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在創作方法和藝術觀念上最為重要的理論主張。因此，從現實主義視域關注西馬文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理論界非常自然的選擇，同時這一視域選擇也相應地遮蔽了其所譯介的西馬文論家的其他豐富的理論面向。盧卡奇（George Lukács）、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加洛蒂（Goger Garaudy）、費歇爾（Ernest Fischer）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西馬理論家，盡管他們最終都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但中國學者在具體接受過程中對其態度則不盡相同：盧卡奇的批判現實主義文論始終是處于被批判狀態，布萊希特的現代主義戲劇觀則成為黃佐臨試圖改造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以下簡稱“斯坦尼體系”）時所征用的理論資源，加洛蒂和費歇爾收編現代主義為現實主義擴容的文藝觀在當時也遭到了批判。

盧卡奇是新中國文論最為熟悉的西馬文論家之一。在盧卡奇的中國接受歷程中，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發是一個重要節點。正是因為這一事件，盧卡奇擺脫了“盧卡奇與胡風”“盧卡奇與蘇聯潮流派”的關系，開始以文學的“修正主義”身份進入中國。1958年，《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文集在中國出版，集中蘇聯、民主德國學者對盧卡奇進行了嚴厲批判。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考赫的兩篇文章，考赫不僅以批判的方式回顧了盧卡奇重要的理論時刻，而且點出了盧卡奇的“修正主義”與黑格爾之間的聯系，這是盧卡奇中國接受歷程中的一個突破。1960年是盧卡奇中國譯介的一個高峰。這一年，《世界文學》編輯部選編的《盧卡奇修正主義文藝論文選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文學研究所編輯的《盧卡奇修正主義資料選輯》以及復旦大學外文系資料室編譯的《有關修正主義者盧卡奇修正主義資料索引》三本“內部資料”出版；同年，《山東大學學報》以一組專題對盧卡奇展開批判。《山東大學學報》對盧卡奇的批判較為全面地展示了當時中國學者對于盧卡奇文藝觀的認識。孫昌熙論述道：“盧卡契的文藝思想主要就是否定文藝的階級性、黨性而代之以‘人性’、‘人道主義’；宣揚世界觀與創作無關，從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指導創作的重大作用；夸大批判現實主義的力量，從而毒化和破壞社會主義文藝，達到它攻擊社會主義的目的。”這一總結是較為到位的。質言之，對于盧卡奇的批判實質是兩種現實主義詩學的博弈，不論在確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正統文學觀念的時期還是“兩結合”創作方法的確立，盧卡奇推崇的“批判現實主義”始終是被作為異端對待的，其核心在于在“寫真實/寫典型”觀念上的分歧。然而，因為現實主義的立場前見，致使其他諸種閱讀盧卡奇的可能性被遮蔽。根據筆者目前搜集到的資料看，在新中國初期，中國學者已接觸到“作為美學家的盧卡奇”“作為文化理論家的盧卡奇”“作為哲學家的盧卡奇”三副面孔。例如，《盧卡契修正主義文藝論文選譯（八）》（《世界文學》編輯部印，1960年）中的《民主與文化》（馮植生譯）一文（活頁樣式，第一頁右上角有“內部資料·請勿外傳”字樣），就是一篇極為精彩的以馬克思主義立場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這可能是新中國早期具有文化研究性質的理論文章。

另一位對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產生重要影響的理論家是布萊希特。1959年“布萊希特熱”的主要促成機遇是中德（民主德國）建交10周年紀念活動以及日本導演、劇作家千田是也和德國作家岡特·威森堡的推動。這次熱潮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馮至等學者編譯的《布萊希特選集》出版，馮至在該書“后記”表達的對布萊希特的認識集中在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劇作家的“戰斗性”以及戲劇所營造的“間離效果”。這一時期對布萊希特研究貢獻較大的是黃佐臨。1959年，他撰寫的《德國戲劇藝術家布萊希特》已經顯示出征用布萊希特理論的意圖。1962年的《漫談戲劇觀》可以視作黃佐臨對上述思考的深入，該文發表后，學界圍繞“戲劇觀”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這也引起了1962—1963年又一次“布萊希特熱”。《漫談戲劇觀》的核心思想在于借助布萊希特理論打破斯坦尼體系的束縛、激活中國“寫意”戲劇觀，在理論互鑒、互融的基礎上實現中國戲劇革命化、日常化、辯證化和歷史化改造。同時，將布萊希特作為前沿窗口，中國戲劇界也可以觀察到其他西方現代戲劇的諸種樣式。黃佐臨將其作為斯坦尼體系的對立面而譯介，以其抗衡斯坦尼體系的教條化影響；同時，布萊希特在斯坦尼體系、中國傳統戲曲以及西方現代戲劇間扮演著突破者和溝通者雙重角色。周憲將這種極為特殊的接受現象概括為“黃佐臨現象”。總體而言，1962年的熱潮已經具有明顯的研究性質，并且兩次熱潮的發生從“政治推動”到“藝術爭鳴”的轉變，體現了當時學界的藝術自覺。1964年后，“布萊希特熱”退潮。其實，布萊希特與現代主義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文藝理論中一直是一個難題，因為不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現代主義一直是作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文藝形式”而被批判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當蘇聯學者糾結于布萊希特與現代主義的關系而將其命名為“左翼表現主義”時，中國學者卻避開了這一問題，進而發現了布萊希特與中國古典戲劇理論之間的聯系。這種“接受的分歧”顯示了在中—蘇的理論張力中古典理論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建設的一個重要資源。

這一時期“盧布之爭”已經譯介進入中國，但沒有受到中國學者關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邊界認識是通過對加洛蒂、費歇爾的批判完成的，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加洛蒂提出的“無邊的現實主義”。1963年，加洛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出版。該書借鑒現代主義（畢加索、圣瓊·佩斯、卡夫卡）的藝術手法，“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些當代特有的作品，賦予現實主義以新的尺度”，從而突破“過分狹隘的現實主義標準”。此書發表后旋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引發激烈反應，以蘇聯為首的“正統”陣營對其“修正”姿態展開大批判。中國學界于1964年開始關注共產主義陣營中這場關于現實主義的爭論，《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共翻譯了7篇《無邊的現實主義》的章節和有關書評，并在《〈無邊的現實主義〉代后記》譯文后以“譯者按”的形式將該書定義為“反現實主義逆流”。1964年底，羅大岡在《文學評論》發表了關于該書的書評，徹底地批判了加洛蒂的文藝觀，論證文藝應當為階級斗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我們提倡的是革命的現實主義，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加羅迪表面上反對固定不變的舊現實主義，實質上他所反對首先是、主要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費歇爾的文藝觀與加洛蒂相似，他大力論證現代主義藝術的合法性，在《藝術與思想的上層建筑》一文中他論述道：“誰在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結構主義等主義中看不到反抗的因素，誰簡單地把它們說成是一種‘時髦’，頹廢和由于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畸形，說成沒落的上層建筑，誰就不可能掌握現代文藝中的問題。”“譯者按”認為此文“全盤否定了階級斗爭對文藝觀的作用”，是“修正主義觀點”。

二、美學視域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新中國初期的“美學大討論”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學大討論”中關于美的本質問題，是新的美學話語體系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重要陣地。正如童慶炳論述的：“1956年開始的美學問題大討論，最初仍然是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是在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進行的，并不是什么純粹的學術討論。”在此大背景下，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同路人”身份與存在主義“唯心哲學”之間出現了接受的分歧；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考德威爾（Cristopher Caudwell）作為“美學大討論”的補充資源進入中國；在對“資產階級人性論”批判中，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主義美學觀作為“內部材料”“供批判用”。

存在主義美學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進入中國，有學者考證錢鐘書、汪曾祺、張愛玲等人的文學創作就受到存在主義思潮影響，并且“伴隨著共和國的建立，充滿歡樂喜慶的新生活的陽光便迅速驅散了文壇上的存在主義‘陰云’”。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后，雖然薩特、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的相關理論文本以及與存在主義美學思潮相關的文學作品譯介進入中國，但存在主義美學作為唯心主義哲學總體處于邊緣態勢。1954年，作為共產主義“同路人”的薩特與其伴侶波伏娃受到蘇聯政府邀請訪蘇，次年便受中國政府邀請并開啟中國之行。正如柳鳴九指出的，薩特是當時“國際統戰的對象”，因此在意識形態和思想上還“保持懷疑、警惕”。中國之行對薩特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在《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中，薩特熱情洋溢地贊頌了新中國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并在此后的文藝工作中表現出濃烈的“中國情結”。薩特的存在主義美學對“雙百”時期的“文學是人學”爭鳴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錢谷融在文章中以薩特為例，指出薩特“最終脫離了他們原來的流派，而被融合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陣營里來了。因為，他們畢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們畢竟是熱愛人，熱愛生活的”。而王道乾則專門撰文《關于讓-保羅·薩特——駁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中的一個問題》，認為錢谷融與薩特的共同之處在于理解“人性”時“抽掉了歷史內容與資產階級內容”，進而批判“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極端的唯我主義”。從錢谷融和王道乾的對話中不難看出，薩特在新中國初期文論中更多是作為一種案例存在，中國學者關心更多的是文學的人道主義問題而非存在主義哲學問題。這一時期中國讀者對薩特存在想象性誤讀，例如當時在國內流傳的薩特的劇本《涅克拉索夫》和《麗瑟》，前者是一部諷刺反共的政治鬧劇，后者則表明反對種族歧視的立場，二者在薩特的文學創作中均不是代表作。相對于薩特，梅洛-龐蒂之于中國學者較為陌生，這一時期只翻譯了他的幾篇論文和評述。此外，《局外人》（孟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等待戈多》（施咸榮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65年）、《厭惡》（收錄于薩特作品集《厭惡及其他》，鄭永慧譯，作家出版社，1965年）等反映存在主義思潮的文學作品以“黃皮書”方式譯介進入中國，這為新時期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列斐伏爾是在“美學大討論”中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知識補充進入中國的。有當代學者回憶道：“‘美學大討論’以后，中國美學界不僅翻譯出版了……列斐伏爾的《美學概論》（1957）……。”1957年俄譯本《美學概論》（楊成寅、姚岳山譯，朝花美術出版社）譯成中文；也是在這一年，《美學概論》（俄譯本）第二章《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學》編入《美學與文藝問題論文集》（高叔眉譯、曹葆華校）。《美學概論》俄譯本序言中就稱：“列斐伏爾的著作貫穿了兩個基本思想：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夠理解和說明藝術、藝術的本質和藝術史。”不難發現，俄蘇學者對《美學概論》的評價仍是以俄蘇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標準，但是細讀此書，不難發現列斐伏爾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美學概論》中引用了《手稿》中的名言：“……在社會中，對于人來說，對象的現實處處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都是人的實現，也就是說，都是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所以對于人來說，一切對象都是他本身的對象化。”盡管1956年《手稿》的中譯本已經出版，但是列斐伏爾對《手稿》的美學化闡釋很有可能是在中國學界第一次出現。較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列斐伏爾的理論參與了現實主義詩學的相關爭論，如“革命的浪漫主義”“人道主義思潮”等，但均是作為“修正主義”理論加以批判，這與美學領域的譯介形成鮮明對比，列斐伏爾在新中國初期的接受情況還有待深入考察。

美學大討論期間，朱光潛翻譯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考德威爾《論美——對資產階級的美學的研究》一文，并撰寫《關于考德威爾的〈論美〉》一文。之所以譯介這篇文章，朱光潛的解釋是：“盡管他的見解和我的有些分歧，而在美為主客觀統一這個基本論點上則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篇論文頗有啟發性，所以把它放在附錄里。”朱光潛顯然采取了一種資源化的態度，試圖借用考德威爾的“英國的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和文藝理論家”身份來論證自己的“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的美學觀。

“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弗洛姆的人本主義美學在新中國初期譯介中也遭到批判。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對弗洛姆的認知還較為零散，有學者將其視為心理學專家，但是在美學方面則是側重于其對《手稿》人本化闡釋。1964年9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研究資料》（第五輯）中摘錄弗洛姆著作《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的第四章《人的本性》和第五章《異化》，兩篇文章集中論述了勞動、異化與人的解放之間的關系。很顯然，在批判人道主義的視角下弗洛姆理論的豐富性并沒有完全打開，它再一次“復活”是在1980年代。

三、批判性接受：西馬文論譯介的經驗總結

除了上文所述現實主義和美學兩個視域之外，還有一些西馬文論家通過其他途徑譯介進入中國，如對盧森堡（Rosa Luxemburg）、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是以杰出革命者的身份進行傳記宣傳，其中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及其理論價值在譯介過程中已經提及。雖然東歐馬克思主義者的部分美學、文論著作也譯介進入中國，如沙夫（Adam Schaff）的《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但這一時期中國學界并沒有將東歐馬克思主義作為獨立的、具有創新性的思潮流派來看待，東歐學者的相關著作被視為俄蘇文論的子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代中國學界譯介的兩本關于馬克思主義史的專著。1963年2月，南斯拉夫學者弗蘭尼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史》（供內部參考）在中國出版，該書第五編《第三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涵蓋了盧卡奇，還介紹了科爾什、葛蘭西，第六編《現今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包括了“‘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外的馬克思主義”。同年9月，英國學者利·拉貝茲的《修正主義 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論叢》（供內部參考）在國內出版，其中第二部分《人格、真理和歷史》第十章題為《相對主義和階級意識：格奧爾格·盧卡契》，這一部分還介紹了“德波林”“布洛赫”“青年馬克思”等內容；第四部分《新左翼》中有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情況，這都是在1980年代讓中國學者非常興奮的一些關鍵詞。由此可見，在1960年代的中國，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體系已初具形態，盡管這一知識體系最初是通過譯介方式建構的，但是不論是英國學者（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南斯拉夫學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專著，它們的出版都說明在1960年代中國學者已經有了一種更大的學術視野，開始有意識地繞開蘇聯去尋找其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事。

總體而言，“批判性接受”成為新中國初期西馬文論譯介的主要方式。這不僅僅表現在譯介方式上的“灰皮書”“黃皮書”“內部資料”“供內部參考”“供批判用”“編者按”等，還深刻地體現在對西馬文論的理論態度上：西馬文論一方面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又身處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學術語境，這導致新中國初期學界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接受過程中采取“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新發展”的雙重視域。然而，“批判性接受”不是不接受——區別于“閉關鎖國”式的徹底封閉，它是批判與接受的交織：接受的目的是批判，在批判的過程中完成對西馬文論的接受。盡管這一過程中強大的立場前見會遮蔽放送者本身的多元性，但是批判性接受從本質而言還是開放的，縱觀文學史與文化史，它具有發展成為接受理論中“元模式”的可能性。新中國成立初期西馬文論的批判性接受主要特征有以下三點。

第一，批判視域的“俄蘇化”影響。“俄蘇化”影響直接體現在諸多理論文本都是參照“俄譯本”譯介進入中國的；另一方面，對于盧卡奇的批判現實主義、加洛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的批判，也都是承襲蘇聯文藝界的觀點；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獨創性被遮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將其視為俄蘇文論的一個子系統。對布萊希特的譯介盡管是試圖突破斯坦尼體系，但這恰恰是俄蘇化影響的另一種表現形態。更為重要的是，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學界沒有形成對西馬文論家的總體性認識，但是對于西馬文論總體上持批判態度，主要是基于對俄蘇馬克思主義推崇的立場，因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共識就是“反對蘇聯已經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據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1963年，通過梅洛·龐蒂著作《辯證法的歷險》的部分內容，一些中國學者已經初步接觸到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概念，這里的“西方”已經具有一種區別于地理空間意義的文化意義，指的是有別于蘇聯“正統的”另一種馬克思主義。收錄《辯證法的歷險》一文的《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一書的“編者說明”寫道：“本書是《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一輯，選錄了一些當代資產階級哲學家公開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從中可以看出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學者將西馬思潮定義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奠定了最初“西馬非馬”的論調。因此，從對梅洛-龐蒂“‘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認知到1978年徐崇溫“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譯介，可以明顯發現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態度的變遷。因此，通過西馬視角，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建構過程中對于俄蘇馬克思主義“糾結”的態度：一方面中國學者是選擇“以俄為師”，但是當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后，“反思俄蘇化”又成為問題的另一面，但其中俄蘇話語強大的前見又潛在地發揮著影響，“以俄為師—反思俄蘇化”成為新中國文論建設過程中內在的張力。

第二，兩種不同形式的批判性接受初步顯現。在對待盧卡奇、加洛蒂時，是完全的“獨白式批判性接受”，接受者以話語霸權的姿態徹底地控制了接受聲部，放送者淪為不能發聲、必須沉默的存在，接受者的前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影響，而成為接受過程中的全部支配力量；在對待布萊希特、列斐伏爾、考德威爾時，特別是黃佐臨、焦菊隱對于布萊希特的理論態度，體現出一種“對話式批判性接受”，接受者與放送者在理性對話過程中既積極地改造放送者，同時也改造接受主體本身。賽義德曾以盧卡奇在法語世界的接受（以戈德曼為代表）和英語世界的接受（以雷蒙·威廉斯為代表），提出了“理論旅行”的基本框架。但是，理論在跨文化旅行中遭遇抵抗卻是較為常見的一個現象，這是賽義德沒有具體論述的內容。這里通過對兩種批判性接受的辨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賽義德“理論旅行”的模型。

第三，批判性接受的內部話語成分存在時間性轉變的可能。歸納比較這一時期西馬文論的譯介文本，可以發現批判性接受內部的話語成分大致有三類：“放送者直接的話語”即翻譯的理論文本、“由接受者轉述的放送者話語”即中國學者客觀轉述的西馬文論以及“接受者的話語”——一般由“編者按”“前言”以及文本內部的批判性言語組成。這三種不同性質的話語因社會語境的變遷促成接受行為的時間性轉變，影響著特定時代接受者的認識，生成了批判性接受本質上的開放性。正如有學者回憶到：“灰皮書”“黃皮書”的出版在“20世紀60年代為配合‘反修’斗爭……后來，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流入社會，成為有關研究人員的重要資料和某些年輕人的啟蒙讀物，最后被納入人類思想文化遺產的行列，其作用和影響是始料所不及的”。這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盧卡契文學論文集》，“從一九五六年起……曾陸續選譯印出盧卡契的論文三十余篇，有關評論資料十余篇……一九六五年，譯稿已基本集齊”。這一批關于盧卡奇的文稿，之所以在1980年代后能成為盧卡奇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主要原因之一是省略了新中國初期較為激進的、具有批判性質的接受者的話語，保留了放送者直接的話語。

正如巴赫金所言：“不存在任何絕對死去的東西：每一涵義都有自己復活的節日。”當下對新中國初期西馬文論接受的研究構成了重返新中國文論的一個契機。新中國初期對西馬文論的譯介是基于文論發展的需要而面向外部的資源探尋，借助西馬視角，我們或許可以突破傳統新中國文論研究中“中—蘇”二元立場，由此探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建設歷程中的世界性因素。新中國初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思想的批判性接受與這一時期毛澤東美學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世界性影響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美學的全球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