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未完成之書，見證魯迅與巴金的友情
魯迅和巴金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兩位作家。他倆相識并不早，但兩人從初次見面到魯迅逝世前的3年多時間里，一直相互信任，密切合作。不久前，在“薪傳——魯迅與巴金圖片展”開幕式上，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巴金研究會副會長陳子善通過介紹魯迅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夜記》（未完成）的誕生始末，講述了兩位文學巨匠的深厚友情。
魯迅對巴金的評價一直很高
1927年10月3日，魯迅來到上海，并很快做出一個決定——在上海定居。1928年12月初，巴金從法國來到上海，也決定在上海定居。
一開始，魯迅與巴金沒有什么交集，他們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巴金最早提到魯迅是在1931年3月。開明書店出版了一本翻譯集——愛羅先珂的小說散文集《幸福的船》，這本書是巴金編的，里面收集了魯迅、夏丏尊等人以及巴金自己翻譯的一些愛羅先珂的作品。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巴金寫道：“特別感謝魯迅、丏尊……”
魯迅當時授權了4篇譯文在這本書中發表，是這本書中收錄文章最多的譯者。巴金曾說，魯迅的譯文是直接從日文原稿翻譯的。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巴金與魯迅最初的文字接觸。
后來，我從魯迅的藏書中發現，魯迅當時也收藏著這本《幸福的船》。至于這本書是如何到魯迅手里的，目前還未有記載。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探討魯迅與巴金到底見過幾次面。他們其實見面的次數并不多，而且每次見面基本都是在飯店吃飯。魯迅很多重要的文學與出版上的事，都是在飯局上決定的。據可考證的文字記載，魯迅與巴金最早的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4月6日。可見，從他們見面到魯迅去世，只有短短幾年時間。
但是，魯迅對巴金的評價一直很高。魯迅非常欣賞巴金踏踏實實做出版、認認真真寫文章的態度。魯迅后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寫道：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魯迅對巴金的評價算是相當高了，而巴金本人對魯迅的支持也非常感激。
正是因為這種欣賞與信任，魯迅晚年出版譯著，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為首選。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譯高爾基著的《俄羅斯的童話》，列為巴金主編的“文化生活叢刊”第三種。同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譯果戈理著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列為黃源主編的“譯文叢書”第一種。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魯迅的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列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一集第二種。此外，魯迅翻印的《死魂靈一百圖》也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魯迅對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欣賞與信任。
巴金關于《夜記》的回憶
有一本魯迅的散文集，由巴金提議，魯迅也擬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因魯迅突然去世，書未及寫成，后由許廣平續編才付梓，那就是而今已鮮為人知的《夜記》。
對于散文集《夜記》，巴金在1956年7月13日所作的《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中有頗為具體而生動的回憶：
“（《故事新編》出版）幾個月后，我在一個宴會上又向魯迅先生要稿，我說我希望‘文學叢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應了。過了些時候他就托黃源同志帶了口信來，告訴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記》。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陸續寫了些文章。聽說他把《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邊，已經在作編《夜記》的準備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斷了他的工作。他在10月17日下午還去訪問過日本同志鹿地亙，19日早晨就在寓所內逝世了。收在‘文學叢刊’第四集中的《夜記》還是許景宋（即許廣平）先生在魯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編成的一個集子。每次我翻看這兩本小書，我就感覺到他對待人的誠懇和熱情，對待工作的認真和負責，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顆無所不包而愛憎分明的仁愛的心。”
巴金的這段話充滿了感情。兩個月后，他在為蘇聯《文學報》所作的《魯迅——紀念魯迅誕生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又特別提到《夜記》：
“又過了幾個月，有一次見到魯迅，我請他再為出版社寫點東西，希望‘文學叢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興地答應了。過了些日子，魯迅托作家黃源轉告我，這一卷題名《夜記》。不久他就病了。康復以后，他一連寫了幾篇。聽說他專心致志地編《夜記》……”
巴金的這兩段回憶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們透露了如下信息：
第一，《夜記》這個書名是魯迅親自擬定的，而且這是本散文集。
第二，《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4篇，魯迅特意“放在一邊”，準備編入《夜記》。巴金是“聽說”，聽誰說？正是許廣平。《半夏小集》作于1936年“8月間，也許是9月初”，《“這也是生活”》作于1936年8月23日，《死》作于1936年9月5日，《女吊》作于1936年9月19日—20日，確實都作于魯迅“病好以后”，這4篇也是《夜記》中魯迅親自選定的篇目。
散文集更接近魯迅的原意
魯迅去世后，《夜記》于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為“文學叢刊”第四集第十種。全書按魯迅晚年編集以“編年”為序的慣例，分三輯共13篇，目錄如下：
1934年：《病后雜談》《病后雜談之余》；1935年：《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題未定”草（一至五）》《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題未定”草（六至九）》；1936年：《我要騙人》《〈出關〉的“關”》《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值得注意的是，書末有許廣平在“魯迅先生逝世后三個月又五天”所作的《后記》。她在《后記》中明確表示：
“我查那些遺稿，其中《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是去年大病之后寫的，另外放在一處。好像聽他說過，預備做《夜記》的材料，不幸沒有完成。我只好從一九三四年編好而未出版的《雜文集》里選兩篇，三五年《雜文二集》里選四篇，三六年《雜文末編》里，除《夜記》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篇。”
許廣平《后記》中寫14篇，實際印出時卻是13篇，有可能最后付印時抽去一篇，誰抽出，抽出了哪一篇，都不清楚。總之，實際付梓的《夜記》系魯迅最初自定的篇目（即《半夏小集》等4篇）和許廣平所增補的9篇雜文合并而成。
作為魯迅的遺孀，許廣平這樣增補，當然自有其理由，但是《夜記》最初的定位應該是一本散文集。不僅在巴金的上述回憶中特別提到，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來自馮雪峰的回憶。1937年11月1日，也即《夜記》初版7個月后，馮雪峰為紀念魯迅逝世周年，以“O.V.”為筆名在《宇宙風》第50期發表《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說到《夜記》：
“魯迅先生病后寫的《“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類文體的詩的散文，他說預備寫它十來篇，成一本書，以償某書店的文債。這計劃倘能完成，世間無疑將多一本和《朝花夕拾》同類的杰作，但他來不及寫成了。”
《夜記》的價值與歷史意義
當然，許廣平所編的《夜記》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歷史意義。
《夜記》初版本分藍布精裝和普通平裝本兩種，此后一直以平裝本行世，封面書名“夜記”兩字先后使用過淡綠色、黑色和紅色三種顏色。初版當月就再版，次月又接連印行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到1948年10月，《夜記》已先后印行10版，這還不包括1942年7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渝一版”。可見，此書問世后一直深受讀者歡迎。即便是1938年6月第一部《魯迅全集》出版時，《夜記》大概因書中文章已分別收入《且介亭雜文》初集、二集和末編而不被編入，但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夜記》仍與《魯迅全集》以及魯迅其他作品的各種單行本一同發行，并行不悖。直到1949年5月還出版了第12版。
“夜記”這個書名畢竟是魯迅親擬，《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編入《夜記》也是魯迅親定，有什么理由讓這本書不復存在呢？誠然，魯迅生前有好幾個預擬書名，最后都未能出書。如《楊貴妃》，魯迅想寫而未能寫出；如《五講三噓集》，也只在《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提過一筆，并未付諸實施；如“起信三書”，到底是哪三書，也一直有爭議。至于他想寫的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和中國文學史，更只是一個設想。但是，《夜記》的情況完全不同。此書既有書名，首批四文魯迅自己早已寫就，許廣平所編《夜記》又曾長期存在并產生較大的社會效益。
如今，《夜記》幾乎已不復存在，各種版本的《魯迅全集》中均無《夜記》的任何蹤跡，而《夜記》所承載的魯迅的真實想法以及巴金與魯迅的深厚友情，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這實在是太可惜了。因此，巴金故居這次影印這本《夜記》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正逢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