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倩茜：研究中國文化里的諸子百家和唐朝時，有一條重要的通道——河西走廊，直至今日，它演變成了絲綢之路。在這條道路中，涼州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樞紐作用。陳寅恪曾說，在中原大亂時，涼州這個地方居然把中原文化保存得很好，讓中原文化很好地進入到隋唐文明。所以這個通道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通道，也是時間上的通道。它把中原文明發揚光大，然后再輸入到隋唐，這是當時涼州非常重要的貢獻。可以說，涼州文化負載了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目前定居在天祝藏區，作品里有河西走廊的荒涼、空茫、孤寂感，體現出獨有的邊地氣韻。這種特質的寫作版圖背后，是一個作家本真的性情和生命體驗。那么，地域對你的文學創作有哪些影響？能否說說你的文學成長經歷？

劉梅花：我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古涼州，也以此為自己的寫作版圖，作品或多或少會有地域的蒼茫，孤獨感。一個人一輩子生活在這種地方，人和自然就有了默契。我常常獨自去山野里閑逛，那種空曠，荒愁，天大地大的寂靜，讓人心生遐想。所以我的作品大多會有一些空寂感，跳躍性很強。

郁達夫說：“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對于人生，對于藝術，都有絕大的影響，絕大的威力。”涼州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我自身的經歷，在小說里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孤寂的、獨立的、清靜的另一個自己，行走在天蒼蒼野茫茫的河西走廊。一個人的書寫氣質，和她的身世、地域，有密切的關系。

我出生在涼州深山的一個村莊里，門前有一條大河，河岸是大片的白楊樹林。整個童年時期，大河和樹林就是我的世界。八歲的時候，跟隨父母親搬遷到騰格里沙漠南緣，自此在沙漠里生活了十年。后來定居到天祝藏區至今。藏區的雪山、草原、森林，跟我年少時的沙漠反差巨大。這種生活經歷，對我的創作多樣性有直接的作用。

天祝藏區是雪域高原，下雪的時候，世界特別寂靜，只有大雪路過人間，我覺得安靜寫作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情。地域寫作有寬闊的一面，也有狹隘的一面，所以必須清楚地看到短板，跳出自己的生活環境，然后回頭再看你所生活的環境。這樣才能給作品帶來突破、新鮮和有趣。

我的散文一部分素材來自沙漠。我重新撿拾起年少時光，有父親，有弟弟，有莊稼，有一望無際的荒漠。這些對我一生特別重要的部分，多年后把它們寫出來，再梳理出來，讓我感到踏實——回顧過去的時光，再看看現在的生活，從而過好未來的日子。

人生安然的事情，是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生活，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恰好生在天地蒼茫的涼州，小時候我那么快樂，少年時我那么努力，中年時我活得更像自己，更像父親期待的樣子。所以創作帶給我最大的是快樂和踏實。

王倩茜：最早讀到《野棠花街》時，我就想到了奈保爾的《米格爾街》。同樣是破敗不堪的社區，所有人都活得清貧艱辛，但又生機勃勃。他們有卑微向上的動機，但是難掩理想幻滅的失落。他們困頓、固執、畏畏縮縮，甚至荒唐滑稽。你可以在心里嘲笑他們，但是笑著笑著，眼底又全是荒涼。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您的小說中似乎也能尋跡到影子。后面你陸續寫了《櫟樹街》等篇，似乎有意要寫成一個街巷系列。作為生活的審視者，或者是在場者，聊聊你的創作靈感和寫作場景吧。

劉梅花：多年前，我在一個小鎮上生活，我遇見了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都是我后來創作的素材。我喜歡觀察，透過小鎮來洞察這個世界。正是因為生活在低處，能見識和觀察到蕓蕓眾生最真實的一面。

我在鎮子上做買賣，周圍村里的人常來我的店里。我們圍著爐子喝茶，談天說地，能把村莊的骨髓都聊個一清二楚。后來我把街道和村莊都寫進了我的小說。世界很大，我獨愛我的小地方、小村莊，和老巷子。

然而，把閑侃的東西變成小說，猶如給荒野里狂奔的野牛套上籠頭，除了需要經驗，還得有足夠冒險的精神。地域寫作得擺脫小地方的狹隘，尋找自由恣意感。畢竟，街道、田野和農莊不是全部的文學意象生成，而且稍不留神就會出現故事結構上的漏洞和敘述失誤。

比如《跑鹿灘》這篇小說里塑造的故事空間，或者說縈繞的文學生命氣韻，是從我所熟悉的各個村莊和街巷里所擷取，生成了小說具體的意象世界。每條街巷都充滿獨有的萬千氣象，每個村莊上都生長了數不清的故事。如果比起以前的小說，有哪些創作變化特點，那就是多了村莊的神秘性、虛幻性、堅韌性。

我在作品中構筑了自己的神秘世界。衰敗的街道，燒烤攤，田野，霧氣，突然出現或者消失的人物。看似不可能中，卻存在種種可能。讀者讀到的，是一個充滿悲涼的或者樸素的或者失序的，卻又感到不可思議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

所以鎮子上的這些瑣碎卻又鮮活的東西，我把它們聚攏起來，梳理，塑造，重生。傾注進去自己的一些想象，虛構出一些細節，把故事增補充實，生成藝術意象，變成小說。

如果說“作家的風格和作品內容，是其所處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的反映”，那么小鎮就是個萬花筒，不斷變幻，色彩斑斕，有我想要的那種古老和原始，更有現實和千變萬化不可琢磨。沒有一種東西是永恒的，村莊也不例外，街巷也不例外。

我對創作是一種輕松自由的心態，常常沉浸在想象的故事當中，不給作品設置太多的沉重或者羈絆。這樣，讀者閱讀也會不費力氣，容易讀進去。

王倩茜：為避免思想和藝術的匱乏，作家需要獨辟蹊徑，盡量去挖掘新鮮的創作題材。你說過，你的精神世界是由漂泊的生活所構筑的，那么筆下的故事則是由回憶與奇思妙想所組成。你能否談談《跑鹿灘》這篇小說的創作？

劉梅花：《跑鹿灘》既是虛構的，也是真實的。是把種種假設構建起來，然后把種種真實推到讀者面前，是非曲直，讓讀者去分辨。村莊雖不大，但卻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有遠古落后，有人間各種磨難，有無奈，有善惡輪回。美丑同時疊現，人生百態雜糅沉淀。最后，這個村莊終于廢棄。村莊的命運和人的命運一樣，充滿不可預測，會廢棄，也會重生。

我想用抒情的筆觸，利用跑鹿灘的彌天大霧，隨心所欲召喚我想表達的一切——胭脂花的人生經歷，小人物的苦難，一個村莊的生老病死，善良與陰暗的較量，命運的迂回曲折。一切亦真亦幻，亦遠亦近，直到塵埃落定。

胭脂花是個夢幻一樣的女子，她善良，機智，美麗。但是不幸成為癡人，村莊里人為了保護她，說她說守村人，替村莊擋了災禍。這樣一個柔弱女子的身上，我想表達的是弱者艱難的生活，人生的種種缺憾，生活的無奈與隱忍，命運的跌宕起伏。無論怎么樣，人生都得承受光陰帶來的陰霾，最終真實明亮地活著。

我寫那個快要坍塌的院落里，除了胭脂花，她的父親隱隱約約，似乎有，似乎無。這些我并沒有明確指出，而是留有巨大空白，讓讀者去追尋。當查痞一家五個院落變成廢墟的時候，是村莊的隱喻：看蒼天究竟饒過誰。讀者會沉思，在上天、時間、自然、瘋狂之間，究竟誰是主宰？在大自然面前，善惡自有分曉，人最好意識到自己的渺小，各安其分，各司其職。

其實，決定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并不是作者，而是讀者。讀者通過閱讀想象，來補充每個人物在自己心里的假設走向。在某種意義上，小說根本不能得出結論，而讀者才會得出結論。如果有讀者能把故事中的一部分攝入內心世界，正是我所期望的。

魯迅先生說：“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若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所以讀者所理解的文本意義，都有主觀性，因主體性因素不同，讀者各自的理解也不同。胭脂花這個女子，從我的文字敘述中，到讀者在心理上重建生成藝術意象，也會充滿變幻。但是，即便有一千個胭脂花的形象，她依然足夠讓人憐憫愛惜。

有一句話說，大作品來源于大智慧，大智慧來源于大慈悲。我用樂觀積極的心態來看待世界，文字一定會給讀者帶來美好和希望。無論用哪種寫作方式，俏皮或幽默，魔幻或現實，質樸或空靈，筆下呈現出來的東西，我都希望是鮮活不呆板的。每個人資質不同，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也不同。寫作就是要原諒生活中的不完美，寬容生命中的不容易，讓自己有能力去分辨這個世界有多復雜，然后坦然從容地去面對。

這篇小說篇幅不長，像一個小村莊，但小村莊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能把讀者帶到遙遠的西部，看到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們。

王倩茜：你的小說有濃郁的市井氣息，大多描述的是風俗人情、平庸男女、多變心性，以及紛繁詭譎的生活流年。同樣，作品里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她們過著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生活，有血有肉，有笑有淚，有人清澈透明，有人堅持內心自我，有人被灰暗蒙蔽雙眼，也有人依舊擁有愛恨糾結的情真。比如《櫟樹街》中疏離蒼涼的阿卓、粗疏潦草的何葉子，《跑鹿灘》中天真美麗的胭脂花，《野棠花街》中氣息不同的女人們。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書寫？

劉梅花：我希望筆下的人物不是被束縛著的，而要有人物各自的靈魂。她們歡喜，絕望，呼號，囈語，都是屬于她們各自的聲音，而不是我的。

以《櫟樹街》來說，阿卓這個人物，她對生活展露給她的真相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她順應生活，和各種遭遇和解，就算置身于狂風中，也屹立不動。阿卓表面上看比較冷漠，但她特別獨立要強，內心同情弱者，堅守著自己的底線。我在敘述的時候，盡量把她復雜微妙的情感在細節里展示出來，讓讀者能感受到一個孤零零的女子在風中吸一支煙。

而何葉子，帶著一種虛幻性出場。她渴望通過男人的財富來改變自己的生活，但是她遇不到對的人，她的金錢夢想總是如同影子一樣，倏然而滅。所以從這個角色的描述，就比較直率開朗，不迂回。她像一位演員，在舞臺上表演。而觀眾在臺下看到了她釋放出來的粗俗和卑微。

小說的自由表達我很喜歡，我愿意用細微的筆觸來表達出粗獷的意境。比如《櫟樹街》里鄰居家的女人，她不幸失去丈夫，獨自看守著一群牛羊，為了改變自身處境拼命打拼，不惜把自己活得潑辣粗糙——在生存面前，優雅并不重要。所以我認為她不是軟弱悲涼，而是暗含著一股子勁兒，有旺盛的生命力，有颯爽的精神風貌。

王倩茜：一部分女性的塑造很有意思，她們沒有成長，不是逐漸在走向成熟，她們沒有道德的發展演變，沒有潛在的性格變化，她們的成長沒有經歷大徹大悟大轉折，而是獨特自我地活著，沒有頓悟，沒有規訓。這種點到為止的技巧用在了你絕大部分的作品里。比如《櫟樹街》里的何葉子，她媚俗、虛榮、貪婪、曖昧、混沌、執拗。她讓我想起了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本是一個貧苦的大學生，但他野心勃勃，最后在金錢和欲望中墮落。這兩個形象的塑造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被社會上了幾課，可并未有過山車式的改變。他們的結尾同開篇一樣，依舊以自我為中心，本性未改，不認為自己被腐蝕掉了，反而享受墮落的快感。這樣的人有點反道德，是日常生活中的另類，但我覺得這種寫作方式很有洞察力，讓人物有了念念不忘的獨特性。正是通過這類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你在情節和風格的雜糅感中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劉梅花：在塑造這些人物的時候，我從不引領她們成長，只負責讓每一個人呈現本真的自己，為讀者營構出真實而鮮明的生活截圖——喏，你看，有些人她就是這樣，糊里糊涂地活了一輩子，不辯明是非，拾人牙慧，自己承受苦難，又把別人拖入苦難。

而另外一些人，活得通透干凈，被生活磨煉得柔韌溫和，有自己做人的標準，看到天地之寬闊。這是人生百態的寫照，但也不是簡單的呈現，而是力圖深入每個人的精神世界，探尋時代的印記，講述快速變化的生活中每個人的心理路程。

人物形象總是在語言上升騰而起。所以敘述何葉子和尚蘭，我從對話中體現出她們的世俗而虛榮，歇斯底里而混亂。故意放大，強化，從而能形象地突出她們市儈式的實用主義形象，為了追求物質而信馬由韁。“上帝給的每一樣禮物，都在暗中標好了價錢。”一切有因有果，她們選擇路途的時候，就注定了命運。

在這些人物身上，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爆發，有隱忍不語的哀愁，有平淡從容的靜寂。這些敘述都為了碰撞出對立情緒，渲染虛實交錯的空間。無論叛逆與順從，瘋狂與理智，這只是外在的。而內在的，我想表達的是一種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懷和憂慮。我一直推崇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女性要有自己自信的支點，披褐懷玉，質樸靈性，而不是被世俗裹挾。

王倩茜：作家往往在某個時期遇到階段性的問題，你遭遇過寫作危機嗎？

劉梅花：寫作中的危機不可能遇不到。如何走出寫作危機，我總結出一些淺薄的經驗：要警惕敘述的痛快感，避免敘述失控。如果把小說寫得過于花枝招展，而讀者讀完之后，能感覺到繁華背后的空虛，那么這種寫法還是要警惕。小說不是興奮情緒的蒸發，是節制的敘述，是奢華之中的孤獨。

王倩茜：你認為寫作的內在需求是什么？

劉梅花：寫作的內在需求，對于我來說，是熱愛，是欲望，是理解力。期望通過閱讀和寫作，來拓寬自己的視野，感知這個紛繁的世界。這些因素一直是我寫作的強大驅動力。

我覺得作家有一支自由而無用的筆，但是也擁有無限的快樂。真實的題材，用散文寫。虛構的故事，用小說寫。這種表達其實特別灑脫，我常常完全蟄伏在深刻而有節制的快樂當中，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個人只能做好一件事，我愿意花一輩子的時間來追逐文學。因為只有創作和閱讀，感受文字的跌宕起伏，如舞蹈一樣搖擺，才能帶給我足夠的充實。

王倩茜：你在《芳草》陸續發表了散文《風從涼州來》《河西，渡過時光來看你》《劉梅花散文小輯》，到小說《野棠花街》《櫟樹街》《烏鴉浴》。回望寫作之初，無論是寫散文還是寫小說，能談談你這些年的創作感受嗎？

劉梅花：散文都是真實的，都是非虛構，像一個身體魁梧的壯漢在田野里收割莊稼，汗珠子砸地，一鐮跟著一鐮。雖然細節的部分可以虛構，但主題必須是真實的，是曾經發生過的。散文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你可以在散文間盡情奔放，也可以言簡意核，還可以樸素靜寂。人體感覺所能提供的所有意象，都不要輕易浪費掉，你在場，你發現，你表達。

所以散文避免拘謹古怪，它能給讀者提供有意義經驗，能讓讀者閱讀之后，得到一些有價值的借鑒。至少可以讓心靈愉悅。因為它來自真實的生活。但是真實的素材，表達一定要有文學性，散文創作特別考驗作者的文學表達能力。不然的話讀者可以去看新聞，完全沒有必要讀散文。

我常常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把散文寫砸了，涉及到知識領域之外的東西要謹慎。一定要寫熟悉領域，寫得有趣，寫得自然，如花在野，如魚在水。猶如鷹在天空飛著，翅膀鋪開，似乎在空氣里停泊不動。然而眨眼之間，鷹已經飛到山那邊，剩下一個黑點。這樣我覺得才是好散文。而散文中所包含的隱退和沉思，是我本身攜帶的一個印記。

如果突然有一些強烈東西襲上心頭，趁著激情趕快寫出來，手指速度要趕得上思想的奔涌。待愉悅冷卻之后，再躲進文字里去沉思，打磨，探索。正如所說的，作家是“掌握孤獨之鑰匙的人。”

小說的創作讓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天馬行空的想象，能夠把腦海中翻騰的構想還原到紙上，是“能夠控制而又毫不妨礙靈魂探索的自由”的一種文體。時代在快速發展，生活日新月異。人們一邊不斷遷徙，一邊又渴望穩定的空間。一邊在大城市里奮斗立足，一邊又懷念淡淡鄉愁，向往田園生活。鄉愁的精神家園虛幻而詩意，而現實卻真實而冷酷無情。說到底，我們的內心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

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的創作就有了無數的可能性，去尋找符合自己寫作氣質的源頭，捕捉那種輕微的，從指縫里流走的痕跡。我寫的街道系列小說，源于我自己生活的經歷——有十來年的時間，我一直是個小生意人。我熟悉街巷喧囂的氣息，熟悉鄉村里停泊的寧靜，熟悉形形色色的人群。有這樣的底蘊，我的小說創作是多樣性的，也是對過去的時光的一種凝視。

王倩茜：和小說比，你的散文寫作節奏舒緩很多，通透干凈，節奏和腔調都很講究，有更篤定沉穩的寫作狀態。從散文《草之夭夭》獲得三毛散文獎，到二〇二二年第十屆敦煌文藝獎獲獎散文集《芣苡在野》，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美學立場。從個人化、獨有化、辨識度來看，這些年散文的創作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劉梅花：散文創作，我完全是跟著感覺走，想到哪寫到哪，隨意自然地拈取句子。而且我本身就是那種跳躍性思維，所以寫作不受拘束，完全是任由思緒馳騁。

但是因為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創作，我的退稿很多。經年累月地投稿退稿，所以也摸索出一些經驗，就是文字盡量凝練，詞語要有密度，要有顏色，所寫的句子要有畫面感，有生命力。約束過于散漫的文字堆砌，剔除表達中的雜質，轉向孤獨的內心世界，從而使散文的形象和聲音煥發出光彩，令讀者在閱讀時不至于疲憊乏味。對待文字要虔誠，對自己所寫的萬事萬物，要心生憐憫，有悲憫心，不要輕易把一樣東西一個人寫得很壞。

這些年的創作，雖然過程不容易，但確實拓寬了我的人生疆域。有人說，古代的涼州是中國文人的精神疆域。我在遙遠的河西走廊，在古老的涼州地域，是一個最基層的邊地作者。能有今天的收獲，深深感謝《芳草》雜志，你們的支持是我寫作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從二〇一二年至今，借助《芳草》雜志這個平臺，我從十年前一個西部邊地小作者，到今天能夠出版九本作品集，多次獲獎，離不開《芳草》的期許和助力，內心的感激很難言表。《芳草》是一本包容大氣的雜志，充滿著生生不息的文學生命力量，在歲月的長河中奔涌不息。再次感謝《芳草》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