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基于中國科技學術水平的迅速提高，一些國際大牌出版集團甚至開始在中國尋找他們的期刊主編。歐美知名出版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編輯組稿部門，清一色都是學術類的；其中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在中國已有編輯幾十人，且學科分類齊全，作者資源強大。

2022年11月14～15日，G20峰會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11月9～14日，是一年一度的雅加達國際書展。11月12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在雅加達國際書展上舉行了“印尼語版新書發布會暨‘全球發展倡議’與中印尼合作前景”出版論壇，簽署了一批中印尼出版合作協議，向圖書館和書展現場讀者贈送了大量的首發新書。由于疫情，本來預期影響不大的活動卻收到意外的收獲，也讓我們有了一些思考。

這次發布的印尼文版《中國夢與中國道路》《人口大國的希望》《2050：中國的低碳經濟轉型》《論大國農業轉型》四本書都是學術專著，也是主題圖書，且部頭大、字數多。這些學術圖書在國內市場份額就不大，為什么能在印尼得到讀者和專家的關切和青睞？

“走出去”的學術之門

目前看來，文學作品是中國出版“走出去”的第一梯隊，是通過市場走出去最多的門類。但是中國文學“走出去”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在當代文學領域，麥家和莫言的作品已經是“走出去”的神話。麥家的《解密》2014年上市的第一天，就打破了中國當代作家海外銷售的最好成績，至今輸出海外40多個語種的版本。麥家作品的英文版由英國和美國最頂級的企鵝和FSG出版社出版，但加起來的印數不超過10萬冊。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印數也大多只有幾千冊。當然，莫言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暢銷書作家。我們接觸到的一些專門出版中國作家作品的出版社，更多是一些專業的“作坊”。如我們在捷克訪問的一家專門出版莫言、余華作品的家庭作坊式出版社，設在一個居民小區內。

我們不確定中國文學“走出去”是否存在文化影響力的障礙，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難以有《百年孤獨》這樣5000萬冊的世界級的超級文學暢銷書，盡管陳忠實的《白鹿原》曾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版的《百年孤獨》。

中國學術出版對接的歐美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國際一線的知名品牌，牛津、劍橋、企鵝、愛斯唯爾、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圣智，等等。這次社科文獻社輸出的四種學術圖書，印尼語的出版機構也是一家有影響的出版品牌——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不少輸出“一帶一路”國家的學術著作也基本是這樣的狀況。如果說中國的文學作品和大眾讀物暫時還難以普遍進入歐美暢銷書出版社和綜合性大出版社的視野，那么，歐美的一線學術性出版社則非常需要中國的學術研究資源。

中國的崛起，使歐美的政府和學術界，對中國國情、中國發展的了解和研究的需求，上升到了剛需階段。一些大牌的歐美出版社對中國學術類圖書，只要質量尚可，有多少要多少。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已與國內幾十家學術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學術專著，包括科技類和社科類學術專著，這些學術專著無不代表國際這一領域的前沿地位，并借助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的全球發行渠道和電子書平臺Springer?Link，進入主流書店和圖書館。施普林格自然集團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國夢與中國發展道路研究叢書”，目前已有100余種。這次輸出印尼的四本學術著作，就是從“中國夢與中國發展道路研究叢書”中遴選的。

基于中國科技學術水平的迅速提高，一些國際大牌出版集團甚至開始在中國尋找他們的期刊主編。學術出版是公認的最穩定的、利潤率最高的產業部門，是世界各大出版商競爭最激烈的板塊。歐美知名出版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編輯組稿部門，清一色都是學術類的；其中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在中國已有編輯幾十人，且學科分類齊全，作者資源強大。

在翻譯層面，大眾圖書特別是文學和少兒圖書，翻譯難度是一個大問題，一般認為非母語譯者不可，而一些小語種的母語譯者極為稀少。學術著作基本上可以由中國譯者翻譯，國外審校即可。學術語言特別是科技語言基本上沒有國界，很少有文化障礙。閱讀學術著作的大多數是研究人員，翻譯以信為主，雅達為其次。隨著這幾年國內海歸人員的不斷增加，直接用英語創作的作者越來越多，這些作者基本上來自學術界，直接越過了翻譯門坎。因此，從翻譯層面講，海外大眾圖書市場是一個比學術著作更難進入的市場。海外大眾圖書市場，特別是實用類圖書的本土化傾向相當明顯，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一帶一路”的出版之路

歷史的發展軌跡有時候會驚人地相似。三四十年前，最先來到中國安營扎寨、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的海外出版機構，無一不是學術和教育出版機構，如牛津、劍橋、麥格勞希爾、湯姆遜等世界出版的頭部機構。

星轉斗移，滄海桑田。四十年過去后，不但歐美對中國學術資源“求賢若渴”，“一帶一路”國家也逐步形成對中國學術著作的剛需。

社科文獻出版社舉辦的活動在雅加達國際書展形成熱點，印尼讀者渴望了解中國是重要的原因。活動論壇上集中反映的問題是，兩國民眾、兩國出版界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交流嚴重不足。論壇嘉賓，印尼著名媒體人、前國營企業部長Dahlan Iskan（余世甘）以鄰國馬來西亞為對照，拿水果這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社會對印尼了解和交流的不足。他說中國人民熟知馬來西亞的貓山王榴蓮，卻不知印尼也盛產各種優質水果，其實印尼的熱帶優質水果更多。確實，中國人對印尼的了解遠不如馬來西亞人。余世甘對印尼語版《人口大國的希望》很感興趣，他說，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面臨的很多問題與中國相似。

印尼漢學基金會秘書長、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王小明（Novi Basuki）在論壇中說，由于兩國之前文化交流不足，還有部分人民對兩國社會情況有所誤解，比如認為中國還處在貧困與落后的階段，印尼還有排華情況等，但事實并非如此。雙方必須加強出版合作，通過出版互通，來改進社會的偏見。他把有五千年文明歷史、正在走向民族復興的中國，比喻成一位智慧老人，認為印尼必須善用中國經驗，少走彎路。

近年來在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尼，在對中國影視網絡作品大量翻譯引進的同時，翻譯出版學術著作也不斷見諸媒體報道。馬來西亞的大學出版社就引進了不少中國的學術著作。馬來西亞大學出版社協會會長表示，非常希望與中國開展以學術互譯為基礎的長期合作。據了解，馬來西亞某一家出版社，前些年就把中學科學、數理化教材的編寫出版全部交給了浙江教育出版社。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成為東南亞華文化圈的明顯趨勢。遠在非洲的馬里作家協會主席、撒哈拉出版社社長也曾提及：文化教育長期習慣于歐洲傳統的非洲，現在該到向中國學習的時候了！

展望未來，我國面向“一帶一路”的學術和教育圖書將會成為“一帶一路”國家出版合作交流的重要板塊，這是中國出版“走出去”急需補齊的木桶的短邊。而且這種合作和交流是雙向的，就如我國正在推動的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只有交流，才能互通。比如印尼作家安德里亞·希拉塔的小說《天虹戰隊小學》，已被譯成30多個語種，在50多個國家發行500萬冊，可能大多數中國讀者還不知道。前些年，出版界引進了一些新興國家的國家治理與發展經驗的學術圖書，比如《新加坡良治之道》《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崛起的印度》《印度與世界》，但還是遠遠不夠。中國引進東南亞國家的圖書，目前主要還是作家作品，應該更加關注研究他們有關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的學術著作。

在這次書展活動中，印尼火炬出版基金與中國出版界的合作又向前走了一步，簽約了一批新合作項目：社科文獻出版社與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關于推進學術經典著作互譯、并在北京和雅加達互建學術圖書翻譯出版編輯室的戰略合作協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關于合作出版印尼文版《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的協議；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與印尼火炬出版基金關于合作出版《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印尼文版的協議；浙江大學出版社與印尼火炬出版基金合作出版《良渚文明叢書》《中國文化萬花筒》等圖書印尼文版的協議。

重視宣傳傳播效果

放眼大大小小的國際書展，中國參展代表團的推廣活動往往限于場地、資源、資金等客觀條件，規模較小，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體內“循環”，自娛自樂。一場活動二三十個觀眾是常規表現，而且前面兩排多是黑頭發、黃皮膚的自己人。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里三層、外三層，幾百人的場面，基本只能在德國館才能看到。當然，不是說參與活動的人少就質量不高，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數是宣傳效果的主要指標之一。

這次社科文獻出版社的雅加達書展活動，發布的是主題社科圖書，不是文學暢銷書，但前來參加的讀者達三百多人，而且都是印尼讀者。我們分析，達到這樣的傳播效果，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主辦單位不同。在活動組織上我方基本上不參與，完全交給印尼主辦方火炬出版基金會，根據印尼的習慣組織議程和活動。通過火炬出版基金會的讀者俱樂部征求參會讀者，承諾前來參加的讀者贈送一冊首發新書，這就保證了前來參加會議的都是潛在的目標讀者人群。

二是司儀選擇。會議和活動司儀邀請了當地著名的SCTV電視臺名主播，制造明星效應，提高了活動規格和影響。司儀的明星效應極大地加強了讀者與嘉賓的互動，調節了會議氣氛和節奏。

三是嘉賓邀請。主辦方邀請了印尼重量級的對話嘉賓。印尼前國營企業部長Dahlan Iskan（余世甘），印尼漢學論壇基金會秘書長、印尼漢學家Novi Basuki（王小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印尼問題專家許利平，《中國夢與中國道路》作者周天勇，印尼出版商公會主席Arys Hilman Nugraha（阿爾雅斯），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主席Kartini Nurdin（卡地妮），印尼前駐華大使蘇庚，印尼科學院中國問題專家魯道夫等重量級嘉賓，出席論壇并發言。

因為有了規模和規格，特別是名主持和名嘉賓，書展主辦方主動把這場活動升格為組委會的活動，將我們的主講嘉賓和主持人放到書展大會廣告招貼以及門票上。

在東南亞國家，圖書定價相對較低，贈送圖書是出版推廣活動的一個好方法，既能吸引讀者、聚集人氣，又讓學術圖書有一個針對性的渠道發送。學術圖書畢竟是小眾產品，通過圖書俱樂部和圖書館配送，是學術圖書的銷售推廣主渠道。印度尼西亞國家圖書館、印度尼西亞大學圖書館、雅加達大學圖書館等一批重點圖書館都接受了出版社的贈書。

在媒體報道方面，主辦方邀請的都是當地的主流媒體。主要媒體有印尼最大的通訊社安塔拉通訊社（Antara）；共和國報（Republika），是目前印尼最主要的在穆斯林知識分子中發行的報紙，對華態度友好；以及Merah Putih、Sindo、Beritasatu、Vivanews、vivanews、Okezone、Detik等印尼主流的報紙、電視臺、門戶網站等。據初步統計，活動后主流媒體的報道和轉發消息評論達一百多條。

這場活動給我們留下的思考是，出版“走出去”、包括出版本土化研究，如從海外獨資、合資、兼并收購到聯合編輯室等，研究關注者眾；但中國出版的海外推廣和傳播的本土化問題卻很少有人著力研究。

中國文化對印尼的歷史影響

印尼與中國的國情相對比較接近。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是20國集團成員。191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2.7億人口，由17508個島嶼組成，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有數百個民族。由于歷史的原因，印尼的華人比在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更能融入當地人群。關于印尼的華人數量有不同的說法，有說2000萬，也有說1200萬，根據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官網發布的是近1000萬，其中90%以上已經加入印尼籍。根據印尼官方人口普查，目前承認華族身份的印尼華人約有280萬。所以，有文獻也說印尼華人為280萬。同時，在歷史上，印尼曾經是中國文化傳播和融入最深厚的東南亞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印尼研究專家許利平研究員強調，由于各種原因，當前中印尼兩國的文化交流與兩國的地位不相匹配，兩國的出版交流急需加強。中印尼的文化交流現在處于一種蘇醒和復發狀態，處于這種狀態的國家其實還有很多。

中印尼在古代和近代史上的圖書互譯規模遠遠超過現在。據有關文獻記載，歷史上，即一兩百年前，中印尼圖書翻譯出版曾經出現過輝煌的階段，印尼引進中國圖書是東南亞最多的，中國圖書翻譯成印尼文，即通俗馬來文的著作達3000多種，比翻譯自西方的作品多好幾倍。根據法國學者克勞婷·蘇爾夢的統計，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印尼華人翻譯家用華人馬來語翻譯的中國作品達759部，而同時期譯自西方的馬來文譯本只有233部。

1887～1910年，印尼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其中泗水的錢仁貴翻譯了不少于14部，包括4655頁的三國故事。1924～1942年，是印尼翻譯中國作品的高峰期，譯作多達320種，譯者100余人。翻譯家李云英1910～1912年翻譯的《三國演義》，共65冊，5308頁。1911～1923年翻譯的中國小說約有80種。這些翻譯語種都是當地印地流行的通俗馬來文。中國傳統文學的譯介和傳播，對印尼文學的轉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讓印尼文學實現了向現代文學的轉型發展。二戰以后的20世紀50～80年代，印尼掀起中國武俠小說熱，其中梁羽生的小說譯成印尼語的達20余部，金庸的10多部，印數可達10000～15000本。大量的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寫作，提高和普及了印尼人使用的通俗馬來語水平，使印尼馬來語從一種混雜的語言變成文學語言，為現代印尼語的誕生做出了貢獻。

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何明星研究，二戰以后，在1949年到1965年，是新中國與印尼關系最好的時期，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印尼圖書發行公司訂購中文版圖書都以萬冊計。《紅旗譜》《林海雪原》等每次的訂購都超過萬冊；《十萬個為什么》一次訂購超2萬冊。印尼共產黨的出版社革新社翻譯了幾十種毛澤東著作；1963年，印尼的中國圖書發行達350萬冊。此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印尼的出版交流戛然而止。

學術出版的數字海外征程

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信息傳播技術和傳播模式的快速迭代，也在歷史性改變傳統的出版生態。

學術出版已經是整個出版鏈條中與數字出版結合最緊密的出版種類。目前，多家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宣稱其數字出版的收益已超過傳統出版。這也預示著，在數字化的模式下，學術圖書“走出去”尚存在巨大的空間；在未來幾年，學術圖書通過數字化，將在中國圖書“走出去”的進程中擔當著先鋒。

（作者高靖為社科文獻出版社國際出版分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