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青年時期的陳無言

在我的記憶中，最早知道陳無言先生的大名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其時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放。1978年，香港昭明出版社推出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本（后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重印）。翌年，香港友聯出版社推出劉紹銘先生主持翻譯的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兩部文學史著作先后進入內地，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帶來不小的震動，至少我個人讀過之后產生了重新審視已有的內地現代文學史著作的想法。如果我沒有記錯，我是先讀到《中國新文學史》，再讀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司馬長風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的“跋”中感謝了無言先生：

在本書撰寫中，陳無言先生不惜時間、金錢，蒐羅賜贈資料……均在此永志不忘。

雖然只有短短二十余字，但無言先生在司馬長風先生一長串感謝名單中榮列首位，可見他對司馬長風先生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幫助很大。這是我首次知道無言先生的大名，而且對無言先生產生了好奇心。

不久，我因研究郁達夫，有機會與郁達夫的友人、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鄭子瑜先生取得聯系。1984年，專攻中國修辭學的子瑜先生應邀訪問內地修辭學研究重鎮——上海復旦大學，約我見面，交談甚歡。正是這次談話，不但促成了周作人的《知堂雜詩抄》在內地出版，也促成我結識了無言先生。我向子瑜先生打聽陳無言其人，他回答道：“太巧了，我們熟識。你研究新文學，他也對新文學入迷，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很熟悉，我介紹你們認識，對你一定有幫助?！边@真令我喜出望外。

后來，我才知道，子瑜先生和無言先生都祖籍福建漳州，既是同鄉，也是中學同學，友情甚篤。于是，經過子瑜先生牽線搭橋，我與無言先生聯系上了，從此魚雁不斷。無言先生長我35歲，是我的師長輩，但他十分客氣，一直稱我這個小輩“子善先生”，無論是寫信稱呼還是寄贈書刊題字，都是如此，始終不變。

可以想見，我們通信的中心話題就是新文學，交流信息、討論問題，互通有無。當時我需要港臺地區出版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刊，他都及時尋覓寄贈；而他需要一些三四十年代內地出版的新文學書籍，我也在上海為他搜羅寄去。當然，他提供給我的大大超過我提供給他的?！稄垚哿岫唐≌f集》和《赤地之戀》等張愛玲著作的香港初版本是他寄贈的，梁實秋在臺灣出版的許多著譯版本是他寄贈的，我成為《香港文學》作者之前的每期《香港文學》月刊仍是他寄贈的。特別是極為少見、可能是孤本的葉靈鳳散文集《忘憂草》（香港西南圖書印刷公司1940年11月初版），他也并不秘不示人，而是全書影印，裝訂成冊寄贈于我。我后來將《忘憂草》全書編入《葉靈鳳隨筆合集》第一卷，書名就定為《忘憂草》（上海文匯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從而使此書終于與內地讀者見面?？上o言先生已經去世，未及親見。

1990年3月，我首次赴港參加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那天下午，也是無言先生好友的方寬烈先生親自到深圳接我，一并經羅湖過關渡海，直奔港島北角敦煌酒樓，無言先生早已等候在那里，為我接風洗塵。那是一個頗為愉快的晚上，兩位香港文史前輩與我這樣一個上海小朋友盡興暢敘。研討會結束后，香港文壇友人又為我舉行了一次難得的午宴，高伯雨、方寬烈、黃俊東、盧瑋鑾、蘇賡哲、楊玉峰等位都參加了，無言先生自然也在座。飯后，無言先生不顧行走不便，執意與寬烈先生一起帶我去神州、實用等舊書店訪書，在神州和實用都留下了合影。第二天，香港另一位富于傳奇性的作家林真先生賞飯，無言先生又與寬烈先生、俊東先生一起參加了。此后，我只要有機會到港，一定與無言先生和寬烈先生等歡聚，還登門觀賞過無言先生的珍貴藏書。當年與無言先生的這些親切交往，我至今歷歷在目。

無言先生在世時，我們見面話題太多，竟忘了向他請教經歷，尤其是他何以會對新文學那么充滿興趣，樂此不疲。他1996年仙去，三年之后寬烈先生寫了《專研三十年代文壇佚史的陳無言》一文，后又見告若干史實，我因此得以擇要寫入紀念小文《無言先生》中，現再作補充和修訂如下：

陳無言，1913年生，福建漳州龍溪人，本名莊生，筆名陳野火、書丁等。1932年，他畢業于龍溪縣立高級中學。此后，先后執教于龍溪的小學和中學，其間曾參加中學同學許鐵如（彭沖）主持的“薌潮劇社”，參與劇本的編寫，這大概是他迷上新文學之始。1937年起，他先后擔任漳州《中華日報》《商音日報》的編輯。不久，因侵華日軍逼近漳州，他遠走香港，入正大參茸行任職。1940年，作家楊騷到港，因同鄉關系借住陳無言處一個多月。差不多同時，他又結識了主編香港《大公報·文藝》的女作家楊剛。與楊騷和楊剛的接觸，大概促使他進一步迷戀新文學，在此之前，他已在用心搜集“原版新文學書籍，以及三十年代出版的雜志”了。1941年以后，陳無言轉而經商，奔走于浙閩粵各地，并且成了家。一說在此期間他又進武漢大學文學院深造?？箲饎倮?，陳無言重回香港正大參茸行，任文牘和司賬多年。離開商界后，他又擔任過家庭教師，并為《明報》《新晚報》等多家香港報刊撰文以維持生計。同時，他也一直保持自己的愛好，繼續出沒于香港多家大小舊書店，致力于獵取新文學絕版書刊，逐漸成為香港屈指可數的新文學書刊收藏家。

無言先生這樣一份履歷，當然一點也不顯赫，但他對新文學的一腔熱情卻是完全出自內心，一以貫之。而且他不僅精心收藏，在搜書過程中，每有心得，也動筆撰文，與讀者分享，日積月累，數量已相當可觀。無言先生逝世后，我每次到港與寬烈先生見面，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無言先生一生留下不少文字，但生前未能出書，實在是莫大的遺憾。如何彌補呢？我們是否應該為他編選一本以作紀念？寬烈先生手中保存了一些剪報，后來寄給我，希望我在內地謀求出版，然而，我幾經努力未果。再后來，我建議寬烈先生在香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不料當時規定出版資助必須作者本人提出申請，但無言先生早已謝世，無法自己申請了，這事又一次擱淺。直到寬烈先生也與世長辭，這事仍無進展，真是好事多磨。而今，在無言先生逝世整整26年之后，經陳可鵬兄和黎漢杰兄的共同努力，《文苑拾遺錄：陳無言書話集》終于編竣，即將問世了，豈不令我深感欣慰？

《文苑拾遺錄》一書清楚地顯示，從1977年到1987年的十年間，無言先生在《星島日報》《明報》副刊和《明報月刊》上發表了近40余篇長短文字，寫得這么多，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料。他介紹和評論的現代作家之多之廣，更是令我吃驚，其中有許地山、劉延陵、梁宗岱、梁遇春、夏丏尊、羅家倫、羅皚嵐、羅念生、羅黑芷、盛成、彭家煌、彭芳草、楊騷、王世穎、徐蔚南、傅彥長、胡春冰、袁昌英、顧仲彝、吳天、楊剛、冼玉清、何家槐、李長之、張天翼、徐訏、柳木下、周楞伽、馬國亮、卜少夫、齊同、呂劍等位，甚至還有當代作家流沙河。其中約半數以上，大概直至今日內地現代文學研究界仍乏人問津，由此可知無言先生眼光之獨到。他對現代文學史上的邊緣作家和失蹤者一直有極為濃厚的興趣，記得他曾開過一個擬訪書的作家名單給我，除了上面他已寫過的好幾位之外，還有高語罕、敬隱漁、白薇、常風、張若谷、伍蠡甫、盧夢殊、李白鳳、李白英、林憾廬、孫席珍等，從中應可進一步窺見無言先生的新文學史觀。正如他自己在《從〈魯迅全集〉人名注釋出錯談到被當作一人的兩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一文的“前言”中所表示的：

筆者一向有個心愿，就是介紹被人忽略甚至遺忘的新文學作家。雖然他們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們總算在文學園地出過一點力，不應該被歧視以至湮沒無聞。

筆者明知介紹名字陌生的作家，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俺粤Α笔菦]有名氣的作家資料不容易搜集，“不討好”是寫出來也未必有人欣賞。雖然如此，但筆者為了興趣關系，總舍不得放棄。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工作頗有意義也好，有人認為是傻人做傻事也好，筆者絕不計較。

而且，即便是寫許地山、張天翼等讀者已經比較熟悉的作家，他也力圖從新的角度切入，特別注重這些作家與香港的關聯，寫許地山就介紹他在香港時所作的《貓乘》，寫張天翼就突出他在香港留下的文字，寫胡春冰就強調他在香港的戲劇活動，寫柳木下就梳理他在香港的寫詩經歷，而這些正是內地讀者和研究者所知寥寥乃至完全不知的。

應該承認，在無言先生的這些文章中，我特別看重他對與楊騷、楊剛、吳天、柳木下等作家交往的回憶，因為這是他的獨家秘辛，而且他很慎重，只是照實寫出，不隨便發揮。例如，他1939年在香港陪同吳天拜訪了許地山、葉靈鳳、戴望舒等名作家和木刻家陳煙橋，但只在《記劇作家吳天》一文中提了一筆，并未展開，很是可惜。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詩人楊騷在香港的時候》中提供的楊騷1940年回憶“魯林失和”的第一手史料，極為重要，太重要了，故有必要照錄如下：

“魯迅寫罵人的文章雖然十分潑辣，但當面對朋友發脾氣卻很少見。只有一次，我親眼看見魯迅與林語堂發生沖突。兩人本來是好朋友，不料因小小誤會而爭吵起來，幾乎鬧得無法收場。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在北四川路一間酒樓，請魯迅和許廣平吃晚飯。被邀作陪的有林語堂夫婦、章衣萍、吳曙天、郁達夫、川島這幾位。那天我恰巧去探望魯迅，因此也作了陪客。席間李小峰提起這一次版稅事，得到迅師諒解，實在非常感激。不過，始終認為有人從中挑撥，這個人是誰，不必說出名字，相信大家早已明白。魯迅聽了這番話雖不出聲，但面色已陰沉下來。大概林語堂沒有留意，反而附和李小峰。說友松與小峰不但是同業，而且都是周先生的學生，實在不應該挑撥離間。這時魯迅忽然站起身來，滿面怒容并大聲說：這件事我一定要向大家聲明。我向北新追討版稅，是我自己的主意，完全與友松無關。林先生既指明是友松挑撥是非，就請他拿出證據來。林語堂料不到魯迅有此一著，越想解釋越變成爭吵。于是兩人各執一詞，都不肯讓步。后來郁達夫恐怕事情愈鬧愈糟，一面勸魯迅坐下，一面拖著林語堂往外跑，林太太自然也跟著走，當晚的宴會也就不歡而散。

平心而論，這一場誤會，林語堂雖然說錯了話，但并非有意。而魯迅疑心太重，以為林語堂諷刺他被張友松利用，所以要控告北新書局。據我所知，當時張友松創辦一間春潮書店，時常去拜訪魯迅，魯迅曾托他代請律師，這卻是事實。但張友松究竟有沒有向魯迅說過李小峰的壞話，那就不得而知了。”

文中的“我”是楊騷。無言先生雖是憑記憶寫下楊騷的這兩段話，但這事從發生到楊騷回憶相差不過十余年，并不久，而且是楊騷與魯迅交往中兩件印象最深的事之一，又打上了引號，應該屬實可信。不妨把魯迅1929年8月28日的日記作一對照：

小峰來，并送來紙板，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話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這就證實，8月28日晚不歡而散的這場宴席楊騷確實在場，楊騷回憶的出席者也與魯迅日記一致（矛塵即川島），楊騷確實是“魯林失和”的見證人。當時因北新書局克扣魯迅版稅，魯迅擬訴之法律，北新老板李小峰急請郁達夫出面調解，調解成功，故李小峰設宴感謝魯迅和郁達夫，林語堂等都是作陪。不料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對這場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爭執，兩位當事人，魯迅只在日記中記了這么一筆，林語堂日記中也只記了一句，后來回憶魯迅時也只含蓄地提了一筆，郁達夫雖在《回憶魯迅》長文中有所提及，但都不及楊騷這段回憶翔實，楊騷所憶最為具體完整，基本上是和盤托出了。如果楊騷不告訴無言先生，如果無言先生不將之寫出，這段史實恐也要像“兄弟失和”一樣撲朔迷離了。只是我讀到無言先生此文已在他逝世26年之后，無法再當面去與他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了。

無言先生逝世26年之后，我才看到的，還有他1986年所作的辨析彭家煌與彭芳草并非一人的長文。他撰寫此文，我提供了彭家煌的《出路》、彭芳草的《落花曲》和《苦酒集》三書的影印本，還找到了彭芳草本人，這本來是我應該做的事，他卻在此文中大大表揚我和感謝我，并且指出：“由于興趣相近，大家雖然未見過面，但從書信往還中，彼此已建立了真摯的友誼?！蔽乙郧耙恢辈恢浪绱丝隙ㄎ?，這次讀到，深受感動，其實我是受之有愧的。

與我認識的香港一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不同，無言先生并不在學院里討生活，所以他不必受學院里種種清規戒律的約束，一直埋首于拾遺補闕，浸淫其中，樂在其中，寫文章也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率性而為。他生前不求聞達，十分低調，平時走在香港馬路上，就是一個普通和藹的小老頭。而今，不要說大學中文系學子，就是香港和內地大學里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授，又有幾人知道陳無言這個名字？

20世紀60年代以降，香港除了有葉靈鳳、曹聚仁、劉以鬯等既參加過新文學運動同時對新文學文獻也大感興趣的老一輩作家，又涌現出一批從事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新文學愛好者。在我看來，他們中的佼佼者有方寬烈、杜漸、黃俊東、盧瑋鑾、許定銘等位，無言先生也在他們之中，而且是他們之中最年長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忘記無言先生，正像無言先生所說的后人不應該忘記名字陌生的作家一樣。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