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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是我國唐代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其詩、書、畫都是璀璨的文化瑰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千古流傳。除了正史《新唐書》和《舊唐書》為他專門作列傳記載其生平事跡外，作為中國古代杰出的風流才子，其人、其事、其作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亦有頗多記載。

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的王維書寫

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從文體上可分為筆記體小說和傳奇體小說。筆記體小說是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的主流，往往“記錄故事、陳說見聞、敘述雜事，乃至綴輯瑣語、解釋名物”。中國古代有不少筆記體小說都記載了王維的事跡，如《明皇雜錄》《唐國史補》《云仙雜記》《唐語林》等。《明皇雜錄》記錄了唐玄宗一代的雜事，其中有王維為崔圓畫壁和作《凝碧詩》二事。《唐國史補》是一部記載唐代開元至長慶年間重要歷史瑣聞的筆記，其中記載了王維的一些事跡，如奉佛、畫品妙絕、觀圖識曲等，還在正史之外補載了王維取李嘉祐佳句一事：“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李肇身為翰林學士，與書中的很多文人都有過近距離接觸，因此其書的可信度較高，書中的一些文人軼事多被正史引用，誠如其書名所言，可以補史。《云仙雜記》內容則較為駁雜，是一部記錄唐五代逸聞軼事的古小說集，其中雜記了王維居不容塵、苦吟和用雷門四老石等生活瑣事，如：“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鉆火。”這些典故亦載于白居易的《白孔六帖》。“苦吟”一條未載，茲錄如下：“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生動地記錄了三位大詩人的苦吟狀態。《唐語林》仿《世說新語》體例，廣泛記載了唐代的政治史實、宮廷瑣事、名物制度、士大夫言行、文人軼事等內容，其中對舞黃獅子一事，記錄得更加詳細：“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輩慎之。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此外該書還記載了王維和其弟王縉的一則趣事：“王縉多與人作碑志，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可見王維之風趣。《唐語林》的語言兼具史學家、小說家、評論家等多種口吻，亦莊亦諧，不同于史書的板正莊重。形式上它以叢殘小語、尺幅短書為主，語言上簡約含蓄，雋永傳神，一些戲謔之語增加了小說的幽默感。《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是書雖仿《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唐語林》在體例、風格等方面，既有《世說新語》的遺風，又有自己的特色。書中材料很多采自今已失傳的筆記小說，有助于輯佚。不足的是，卷首雖附有采錄書目，但所采的各條并未注明出處。

傳奇體小說，據薛洪勣《傳奇小說史》中的界定，是“區別于史傳文學、筆記小說、寓言小品以及白話小說，即中國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創作的一種寫人敘事的文學作品”。關于王維的載錄，傳奇小說里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集異記·王維》，該篇直接以王維的名字來命名。其中《顧氏文房小說》收錄的部分是關于王維登第的最早詳盡記述，后有雜劇《郁輪袍》專演此事。除此之外，《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亦收錄了《王維》，并于篇末“一舉登第”后多出一百八十字，記載了王維被貶謫、任偽職和為崔圓畫壁等事跡：“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克復，俱囚于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于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勛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藝。后由此事，皆從寬典，至于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為給事中，祿山授以偽官。及賊平，凡縉為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為尚書右丞。于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正史和傳記中對于王維登第、被貶的原因和畫壁一事只字未提，而《集異記·王維》卻作了很好的補充。雖然不少學者考證出其記載不實，不可作信史看待，如汪辟疆就指出：“薛氏此文，或即摭拾傳聞，不定根于事實。”陳鐵民也在《考證古代作家生平事跡易陷入的兩個誤區——以王維為例》一文中指出《集異記》記載的王維登第時間與史書不合，且開元前期京兆解送尚未置等第，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王維與張九皋爭解頭之事等一系列與史實不相符的地方，認為這不過是小說家虛構的故事情節，但它確實也反映出了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如唐代盛行的請謁之風和溫卷之習以及薛用弱生活的元和、長慶時期爭京兆解頭的風氣。作者通過此篇生動地揭露了唐代科舉制度的一些弊端，也使我們對當時的文化氛圍有進一步的認識，因此一定程度上還是有補史之功。并且，《集異記·王維》能夠千古流傳并不斷為戲曲、小說所取材，不只緣于其故事情節的生動有趣、令人耳目一新，更緣于其巧妙的藝術手法和高超的藝術價值。在情節結構上不同于史書的平鋪直敘，作者經過巧妙的構思，加以合理的虛構與想象，“施之藻繪，擴其波瀾”，增強了故事的傳奇性，耐人尋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通過對王維外貌、語言、性情等多方面的描寫，塑造了一個風度翩翩、才華橫溢的風流才子的形象。斯人如畫，能詩善樂，既符合人們對王維的心理期待，也給小說平添了一層詩意，唐傳奇之細致和生趣確是其他文體所難以替代的。

無論是筆記體小說還是傳奇體小說，主要記載的都是王維的一些雜事、軼事，且只截取人物生平中的一件事或幾件事進行描寫，多“參以里巷閑談，詞章細故”和怪異之事，甚至有時會為了達到比較好的藝術效果而“隨意妝點，增飾虛構”。要想對王維的生平要事有一個宏觀的、切實的了解，則還需從史部的著作中特別是正史與傳記中獲取信息。

正史與傳記中的王維書寫

正史是記載歷史的著作，其中的列傳是專為歷史人物作的傳記。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中為列傳下定義道：“‘傳者，傳也，記載事跡以傳于后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正史中有王維列傳，即《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列傳第一百四十》和《新唐書》卷二百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皆采用編年體的方式，按時間順序記錄其一生，尤其注重政治生涯的勾勒，對王維的宦海浮沉進行了梳理，敘述了其任偽職一事，還寫到了其和權貴的交往以及皇帝征其詩作等和政治有關的事件。其中，其《新唐書》還在《舊唐書》的基礎上增添了不少王維的事跡，如因罪獲貶、“五短五長”、享年六十一、贈官以及“表輞川第為寺”等舊傳中所沒有的內容。誠如撰修者歐陽修在《進新修〈唐書〉表》中所言：“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至于名篇著目，有因有革，立傳紀實，或增或損。”吳縝在《新唐書糾謬》中指出：《新唐書》增的事“多采小說而不精擇”。這個觀點前半部分是可取的，如新增的王維“調太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一事應是采自唐人薛用弱的小說《集異記》：“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黃獅子舞專供皇帝享用，伶人私舞是僭越的行為，王維因此獲罪貶官。《新唐書》作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撰修者是以歐陽修和宋祁為首的宋代一流的學者，他們在選擇史料時不會“不精擇”，所采用的史籍當是經過較為嚴格的審訂與篩選的，史料價值和可信度應是比較高的。新增的這些事跡，使王維的生平特別是政治生涯更加豐富與完整，有利于擴展讀者對其的認識與了解。

除了在正史中有專為歷史人物作的列傳，傳記類著作中也有“‘傳’體敘人生之經歷，‘記’體敘事件之經過”。如唐代姚汝能的《安祿山事跡》和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里都有關于王維的記載。《安祿山事跡》中夾敘了王維的生平，皆為正史中所載，但記敘較為簡略，可作小傳看待。其特別之處在于對王維作《凝碧詩》的背景作了較為詳細的交代：“群賊皆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偽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后。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欷，相視泣下，群賊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于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于菩提佛寺聞之，賦詩曰……”此為正史中所無，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王維作此詩時的背景與心境，進而能夠更恰切地理解其詩作。《唐才子傳》與正史的列傳相比，則更具特色。在內容上，其據《集異記》增補了王維得作解頭的原因，即演奏《郁輪袍》、行卷等事：“（王維）九歲知屬辭，工草隸，閑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數篇，琵琶新聲能度一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郁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傳中還補充了王維的自評及蘇軾對王維詩畫的評價：“維詩入妙品上上，畫思亦然。至山水平遠，云勢石色，皆天機所到，非學而能。自作詩云：‘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后人評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信哉。”《唐才子傳》作到了傳論結合。在結構上，辛文房一改按照時間順序對傳主生平經歷的介紹，將在新、舊《唐書》的記載中占據很大篇幅的宦海生涯一筆帶過，著重敘述王維的風雅逸事，突出其才華橫溢、精通樂律、書畫兼長等特性，凸顯其灑脫飄逸的才子形象，照應書名。在藝術上，正史表現人物力求符合史實，目的在于記錄傳主的生平經歷，人物塑造則較為扁平化；而《唐才子傳》中則多敘文人逸事，有合理想象的成分，并有一定程度的美化，目的在于塑造生動立體的才子形象，這些書寫特色實質上也體現了歷史傳記向文學傳記的轉變。

綜上可見，小說中的王維書寫與正史、傳記中的王維書寫在收錄內容方面總體上是互補的，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立體地了解王維。正史、傳記多平鋪直敘傳主的生平事跡，尤側重政治生涯的勾勒，且由官府主持編寫，可信度最高，具有權威性。因此，新、舊《唐書》中的《王維傳》都成為之后介紹王維時必不可少的底本，而且由于內含王維事跡豐富，甚至成為小說的取材對象。不少小說在此基礎上進行虛構藻繪，如《舊唐書》中簡單的一句“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即被敷衍附會出一整篇洋洋灑灑的唐傳奇——《集異記·王維》。反過來看，由于小說中的很多內容在正史與傳記中并未記載，因此正史與傳記在修撰時亦“多采小說”，特別是一些唐人記錄見聞，隨筆而成的具有補史功能的筆記體小說，如《唐國史補》，史家在修史時多從中取材。在書寫風格方面，小說與正史、傳記也是大相徑庭，正史與傳記作為史部的著作比較雅潔，“注重史料的可信性和取材的雅正……以嚴肅冷峻的態度記事存人”，而小說則較為靈活、生動、有趣，文學性也更強。三種文類對于同一個人即王維的書寫之所以呈現出互補與差異，則是由這三種文類自身的文類規定性所決定的。

正史、傳記與小說書寫之異同

小說與正史、傳記由于定位、體例、功能等不同，因此在記載時各具側重與特色，這也鮮明地體現出各自的文類規定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在題材內容方面，正史與傳記多實錄傳主生平，尤重廟堂國政、建功立業等與天下興亡、道德教化有關的事，如新、舊《唐書》中的《王維傳》側重于對其政治生涯的勾勒，并不注重瑣碎的雜事和細膩的情感。同為史部的“傳記”亦記載的是傳主的生平經歷，但多為正史之外的逸聞軼事，與廟堂國政有些距離，且比較瑣細，屬于“史官之末事”，或“野史之流”，真虛莫測。如《唐才子傳》中就采錄了《集異記》里關于王維中舉原因的表述，這在正史中是沒有提及的，經考證，多為虛構，非信史。筆記體小說則多著眼于日常小事，往往“真偽相參”，有助于豐富人物的個性和氣質。有些筆記中還記載了大量詩文作品及其本事、評論，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品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還有助于輯佚勘誤，具有文獻學價值。這些作品能夠反映一些社會現象和風氣，如唐代筆記中呈現出的干謁行卷、名士交游唱和等風氣，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料價值。唐傳奇與史部的著作和筆記小說相比，題材內容相距史家旨趣更遠，且大多屬于依托附會、虛妄不實的傳說，如《集異記·王維》中對于王維中舉過程的敘述。

二、在人物塑造方面，正史和傳記往往通過精心選取的典型事例來塑造人物，用簡潔的筆墨來勾勒出人物的輪廓，形象較為平面化、單一化。唐傳奇與正史和傳記相比，在塑造人物時則比較注重細節，通過人物的外貌、語言、神態、動作和心理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精神風貌與思想感情。且唐傳奇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單純而鮮明，不求多變，如《集異記》中王維的形象就是一個精通音律、善作詩文的風流才子，一目了然。其中，有對其形貌的描寫：“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前行。”寥寥幾筆，就使一個翩翩美少年的形象躍于紙上，極富詩意。文中也有對其神態、動作的描寫“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塑造出一個瀟灑倜儻的風流才子形象。《集異記》中如“公主尤異之”“公主覽讀，驚駭曰”“公主笑曰”等關于公主神態的描寫，與《唐才子傳》相對比，也更為細致、生動，使公主的形象更加飽滿、立體。筆記小說則內容駁雜、體例不一，往往會用到多種藝術手法，如對比、烘托、白描等，塑造出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如《云仙雜記》中就用類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王維苦吟詩人的形象。

三、在敘事方式方面，正史與傳記一般采用全知視角敘事，以體現其對歷史全局的把握，提高可信度。“史家的寫作以充分占有史料為前提，全知全能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責任。限知敘事作為一種處理題材的方式，有悖于史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一個史家，無論他對歷史全局的了解事實上達到什么程度，但在理論上必須假定，他對歷史全局是完全了解的，惟其如此，他所選擇的事實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史家的這種理論上的假定，使他不再有采用限知敘事的權力。”如新、舊《唐書》和《唐才子傳》皆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了王維的生平事跡。正史和傳記都以人物為敘事中心，圍繞人物敘事。為了詳細地記錄傳主的一生，往往以時間為經、事跡為緯，對傳主的姓名、籍貫、品行、生平活動甚至身后事按固定的敘事結構、程式展開，在有限的篇幅內時間跨度很大，是人的一生，因此敘事節奏很快。有時篇首和篇末還將敘事時間往前溯，敘及其家世；向后推，對逝后情況亦作交代。如新、舊《唐書》中的《王維傳》在短短的篇幅中敘述了王維的家世、科舉、仕宦、成就、興趣、逝后事等漫長的人生經歷。史書記載文簡事繁，多為宏大敘事，粗線條勾勒，概述一生中的重要事跡。這種固定程式、結構便于接受與學習，有極高的應用價值，但較為刻板、少變化，生動性不足。唐傳奇在敘事上則是文繁事簡。不同于傳記記錄傳主一生，唐傳奇往往“專書一事始末”，敘事重心在情節，既可采用全知視角，也可采用限知視角，對傳主的生平經歷亦可不作說明，獨立成篇，時間跨度小，且篇幅較長，少則幾百字，多則一二千字，注重肖像、對話和細節等全方位描寫，因此敘事節奏很慢。如在《集異記·王維》中，并未對王維的生平經歷進行介紹，只是就其中舉的過程展開鋪敘，通過為公主演奏《郁輪袍》和向公主獻詩文等細節的描寫，將王維的風流和神韻展示出來。“敘述婉轉，文辭華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不同于唐傳奇篇幅較長、敘事集中，筆記小說多為叢殘小語，篇幅短小，一事一則，雜記而成。在敘事上大體采用全知視角，局部描寫采用限知視角，還有一些筆記雜著是非敘事類作品，其中有些內容虛實兼備，“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具有“資考證”的價值。

四、在語言風格方面，正史與傳記的語言偏古樸典雅，以簡明扼要、言簡意賅為旨，切勿“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此外，史著內容的嚴肅性也決定了其人物語言應是理性化的，如新、舊《唐書》中記載的代宗和王縉的對話：“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于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余篇，天寶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余篇。’”再如《唐才子傳》中九公主的言語：“主曰：‘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皆為史家之言，莊重典雅。傳奇的語言風格則與正史大不相同，其中有些傳奇著作注重藻飾，語言富麗，文辭華艷，有一種典雅的美感；有些傳奇的語言則平易通俗，娓娓道來，如《集異記》中就用流暢生動的筆墨，詩化的語言寫出了王維的風姿，以形傳神，極富表現力。和正史與傳記相比，人物語言亦比較活潑生動，如《集異記》中關于公主語言的描寫：“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更具有情感張力，個性化色彩較濃。筆記小說則由于篇幅短小，語言往往精簡凝練，風格也是亦正亦諧，如《唐語林》。

五、在創作宗旨方面，正史與傳記以求真為主旨，如實記錄某人某事，并站在士大夫的立場上關懷家國天下，重視思想教化與人物品質。史家秉承“文以載道”的精神，謳歌忠臣志士，為建功立業者作傳，通過表現傳主的精神品質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鼓勵士人行修齊治平之道。因此他們在創作時往往莊重嚴肅，秉筆直書，盡可能避免虛構，作到“不虛美，不隱惡”。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就強調歷史記載必須真實：“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因此，是否符合史實是區別史著和小說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標準。不同于史家的求實、尚理、崇德，唐傳奇的創作宗旨乃是傳奇、尚異、重情，“極力弘揚小說創作的新奇，且由六朝時期強調小說表現超現實的怪幻之奇逐漸被推崇人事之奇的傾向所取代”。雖然也會“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福禍以寓懲勸”，但它的側重點在文采和意想上，搜奇集異，點染風情，以文采風流取勝。史部著作的目的在于道德教化，傳奇小說的目的卻是審美娛樂，逞才遣興，因此作者常常游戲筆墨：“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搜羅宇外，紀述見聞，無所回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核，總之有補于世，無害于時。”寓莊于諧，有意作幻設語，以表達其思想情感。如薛用弱虛構王維中舉的原因，不僅表達了對王維詩樂才能的贊賞，還無形中鞭撻了當時不良的科舉風氣。筆記小說的創作宗旨則包含求實和述異二者，半虛半實，既可“補史氏之闕”、“寓勸誡”、“資考證”，正如劉知幾《史通·雜述》所言：“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于五傳，并輝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又可游心寓目，“供談笑、廣見聞”。

綜上所述，王維是中國名垂千古的風流人物，其人、其事、其詩、其畫等都遍布中國古籍，其中各部類關于王維的記載既可互相補充，又存在著差異，彼此之間有著相對分明的畛域，而這主要是由各文類自身在題材內容、人物塑造、敘事方式、語言風格、創作宗旨等方面的文類規定性造成的。通過比較各文類關于王維的書寫，可以進一步管窺正史、傳記和小說的書寫特色與異同。正是這些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學著述，匯成了全方位的、立體的交響樂，奏出了歷史人物完整美妙的人生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