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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郁達夫《蜃樓》中的疾病與療愈書寫

疾病與郁達夫文學創作之間的密切關系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統觀代表性前研究，其基本特點是從“病”在文本中的存在狀態入手，探究疾病與人物際遇、作品審美風格、時代精神氣質等方面的層層聯系，而個體／群體、感性／理性、理想／現實、審美／政治之間的沖突張力也在相應研究對話中得以呈現。在此基礎上，若要進一步探究疾病與文學文本的相互作用，進而是 “理想”與“現實”之沖突在不同時期的變體，以及政治／審美（無）意識作用于現代主體及文本敘事所造成的“混亂”和“統一”，則似乎有必要不僅將疾病視為文學文本中的靜態存在，而是試圖考察從“患病”到“療愈”的動態過程。有關這一過程的敘事在郁達夫作品中其實廣泛存在，正如研究者所言，病院和療養院構成了郁達夫小說中具有典型性的場景[1]，而這一場景中所發生的療愈故事，也為深入探尋疾病母題在郁達夫文學作品與生命經驗中的豐富意義提供了路徑。

在郁達夫諸多書寫疾病與療愈的作品中，創作于1926-1932年的未完長篇《蜃樓》或許具備一定的獨特性。從內容上看，《蜃樓》的主體部分敘述了患肺病的逃亡軍人陳逸群在杭州松木場病院療養的經歷。其中穿插著他對海外游學軼事、軍旅生涯、逃亡上海經過的種種回憶，以及與多位女性的 “艷遇”式情節。作為郁達夫長篇小說創作一次不算成功的探索，《蜃樓》在形式層面也具有駁雜的特征，包含著多層敘事時空的穿插，人物內心獨白與全知敘事的交錯，從中可見出作者試圖將宏闊的時代社會場景與諸多心理情感細節熔于一爐的努力。或許是由于難以找到統合多種敘事要素的方式和線索，又或許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自敘”意識，這部小說最終沒有寫成，已完成部分也未曾得到較高的評價。而從郁達夫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部作品創作經歷的曲折[2]。

值得注意的是《蜃樓》還是郁達夫更為宏大寫作計劃的一部分，他在日記中提及《迷羊》、《蜃樓》、《春潮》將構成總題為《二十年間》的三部曲[3]，也與友人說明這三部曲分別象征著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青年的三個時代：“The age of innocence, The age of skepticism, The age of revolution”[4]。而艱難創作的《蜃樓》所呈現的正是“懷疑時代”的圖景。

從現存部分來看，小說已然勾勒出主人公自患病至治療過程中的身心狀態，并隱約暗示了主人公“康復”而非“死亡”的結局。與研究者們廣泛關注的《沉淪》時期疾病書寫形成對照，《蜃樓》的疾病與療愈敘事或許隱含著作者對自我意識、社會境況、文化心態與情感倫理等多個范疇的進一步反思和探索。以此切入，或許也能對疾病的隱喻這般古老的議題做出些許新的發現。

一、 休養與修養

如上所言，《蜃樓》的主線敘事是主人公陳逸群在杭州養病的經過。從盜汗、咯血等癥狀來看，陳所患的大約是肺結核。文本便從陳乘坐滬杭特別快車自上海來到杭州的情境開始。

在蘇珊·桑塔格看來，結核病所需要的療養條件提供了一種“不再局限于藝術家小群體的重要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出于不斷尋找“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之目的，結核病患者們往往過著一種旅行的生活。而浪漫派更是將疾病作為“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資產階級義務的托辭”。肺病所需漫長的休養過程使患者得以“從世界抽身隱退，不去承擔作決定的責任”[5]。《蜃樓》中主人公的養病也的確伴隨著這樣的悠游和逃避。自從進入松木場肺病院靜養，四周“和平沉靜的空氣”就逐漸把他昏亂不堪的頭腦鎮撫得清新舒適，文本情緒氛圍亦趨于清靜平和。有關“過去”的回憶片段在病院情境中一度消失不見，所余下的仿佛只有凝固靜止一般的現時生活。而在文本中，賦予這般休養生活以優美色彩而非空虛乏味氛圍的正是病院周邊的環境與景色——臨西湖而依葛嶺，病院所處正是杭州的風景勝地，也是郁達夫十分熟悉的所在。按照醫學常識，冬季杭州濕冷的氣候條件其實并不利于肺病患者的康復，而郁達夫特意將主人公安排在此休養，大約是為了牽引出杭州的一派清山麗水及其勾連的文化資源。且看文本對西湖景象的描寫：

西北南三面，回環著一帶的青山，山上有一點一叢的別墅禪林，很靜寂，很明顯的綴在那里。山下的樹林，木葉還沒有脫盡，在淺淡之中，就寫出了一片江南的冬景。長堤一道，橫界在湖心，堤前的矮樹，樹里的環橋，都同月下似的隱隱約約薄印在波頭蕩漾。湖面上有幾只散漫的小艇，在那里慢慢地游行。近旁沿著湖塍，緊排著許多大小的游湖船只，大約是因為一年將近了，游客蕭條，幾個劃船者，拖長了顏面，仿佛都只在太陽光里，作懶噪的閑談。[6]

在這段風景書寫中，《沉淪》時期頻繁出現的西洋美學濾鏡及對西方藝術資源的“擬象”幾乎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木葉”、“湖塍”等中國古典詩詞常見意象的顯影，文中對湖山船堤的一一刻畫也不難讓人聯想起張岱等人的西湖狀寫。這樣的描寫方式在整體上所塑造的乃是清朗恬淡而又略帶蕭瑟枯寂的山水詩意境。接下來，敘事又將這片詩歌意境化為“一幅靈奇的中國水墨畫景”：陽光如薄薄的淡粉，湖面被印成了墨色，遠遠的船只像狹長的黑點，“默默地在一塊純白的背景上蠕動”，山水的留白處是“一種偉大而又神秘的沉默”。至此已不知文本是在寫景，還是在探討中國山水畫運思之精髓。當敘事將視角集中在主人公所處病院介紹其周邊環境時，山水游記的筆法也隨之出現，這些筆墨都透露著作者的古典文化素養。而在山水詩、水墨畫與游記手法所營造的風景形態之外，小說的主要故事線索——陳逸群與康葉秋心女士的邂逅則分明帶有唐宋傳奇般婉轉詭艷的色彩：陳在西湖邊茶亭上第一次瞥見美麗神秘的黑衣少婦，她頃刻間即消失在“鋪滿冷光”的湖面不見蹤跡，爾后二人又在“枯干清秘得同僧院”一般的病院中重逢。由此可見，《蜃樓》中有關肺病休養的敘事處處滲透著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化修養與文學趣味。更進一步，這般文人修養不僅作為一種比西方審美資源更加根深蒂固的“裝置”塑造了文本的情調氛圍與美學風格，還影響著人物和作者對“病”的態度，進而關聯著人物內心與外部世界的某種文人士大夫式的互動方式。

1932年底郁達夫移居西湖邊的水明樓，重游葛嶺等地，在養病的同時開啟集中寫作《蜃樓》的計劃，或許也正是有意召喚相應的古典文化資源以統合文本敘事。然而至少就現存部分來看，古典文化資源及文人修養并不能夠整合多條敘事線索、提供終極的凈化機制以成為療愈疾病的良方，如若這部小說最終得以完成，恐怕也仍不會以此種休養／修養形態為歸宿。正如下文所要探討的那樣，山水詩等文化符碼所塑造的休養情境將被現代“治療”過程（無論實體還是隱喻意義上）中各種反諷性、對抗性因素充斥，這或許也是“懷疑時代”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 醫治與反諷

在中國現代文學敘事中，對疾病的醫治似乎自開始處就帶有某種復雜的情感與倫理內涵。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將請來為他診病的醫生指認為吃人者的幫兇，并以交待狂人病愈的文言小序與“病態”的白話日記文本形成對峙，《藥》則通過“華”與“夏”之間有關“醫治”邏輯從頭至尾的深刻隔閡呈現出這一時期作者對療救行為的某種深切懷疑。而郁達夫的一系列作品同樣在疾病與治療的關系中蘊含著可以深入發掘的張力空間。

在最為顯見的層面，《蜃樓》中的結構性反諷仍體現為一個“治療者”最終淪為“病患”的悖謬處境，以及由此生發的對“醫治”行為的深刻懷疑。這似乎是新文學脈絡中有關療愈敘事的某種經典情形。《蜃樓》通過主人公的回憶及與友人的通信含糊交待了其患病的“前史”：陳逸群原是“關外”的軍人、“郭軍長”的手下。他不滿“奉軍的罪惡”，策劃了“反戈的計劃”，在失敗后變裝逃亡，“到大連后才看見自家的死報”，逃至上海時突發疾病，隱姓埋名到杭州休養。這里的“郭軍長”應是郁達夫日記中提到的奉系將領郭松齡。郭本是兩次直奉戰爭中的奉軍主力，卻于1925年11月發表反奉宣言，殺同僚率親信倒戈，一度占領錦州等地，終不敵奉系與日本關東軍的前后夾擊而敗走逃亡，于1925年12月被奉軍逮捕槍斃。這些史實在《蜃樓》中亦有所指涉。根據敘事交待可以推測，陳逸群應該正是這場戰事的幸存者。

以小說的形式書寫一段去自己不遠的“歷史”及一位與自己身世經歷迥異的人物，在郁達夫的創作生涯中這是第一次，或許也是唯一一次，其困難性可想而知，而這般題材選擇也未嘗不寄寓著郁達夫對現代中國政治文化格局的某種反思意識。但在現存篇幅中，作者似乎很快規避了那些需要依靠文獻資料搭建的社會歷史情境及人物經驗，并將陳逸群拉回了他所熟悉的情欲處境。文本暗示陳與友人之妻詒孫女士的曖昧關系是他萌生疾患并避走杭州的關鍵誘因，而文本伊始孑然一身來到杭州郊外養病的陳已然淪為“閑墮階級”，被拋出了社會運轉的軌道。在社會改造與情欲經驗中遭遇挫敗的陳逸群也就成為郁達夫筆下又一個“孤獨者”形象。在養病這樣一段近乎真空的時間經驗中，陳逸群將關注點轉向“內部”、反思過往，將自身定位為“畸形時代的畸形兒”。行文至此，郁達夫大約又走回了“自敘”的老路。

在陳的內心獨白中，新與舊、自我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緊張關系無法得到有效處理，進而不斷導向幻滅和虛空。在尋找到新的出路前，“病”的狀態將一直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肺結核漫長的患病與療愈過程所生產出的“隱喻”值得被深入發掘。桑塔格注意到，在早期浪漫派的想象中，“那些無力去把這些充滿活力和健全沖動的理想化為現實的人，被認為是結核病的理想人選”[7]，而從結核以至癌癥，現代的疾病隱喻總傾向于顯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沿著這種對“失調”的感知，浪漫派們建構了心與腦、沖動與理性、自然與人工、鄉村與城市等一系列對立起來的“奇談闊論”[8]。從桑塔格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對這類失調式隱喻的反感態度，但諸種對立失調所引發的不安感受及其與致命疾病間持久而深切的關聯確實成為需要正視的社會心理癥候。在《蜃樓》中，中西新舊文化在個體身心層面的交戰及其所導致的“自我”之分裂畸形是病態之表象，而個體與社會無法建立良性互動關系卻是致病的根源，或是患病的后果。相應地，所謂醫治的過程，一定程度上就在于這種能動性關系的重建。然而在陳逸群這里，無論古典文化修養還是西方“世紀末”文學資源，抑或改造社會的革命話語都不足以支撐這樣的重建，這樣一種無法完成的建構也正是疾病在隱喻層面持續存在的根源。

當 “改革社會，改革制度”的熱忱在挫敗中消磨，個體暫時失去與外部世界重建關系的能力，主人尚且存有對“生命”本身的眷戀，所謂“‘生’之不存，‘革’將焉用”。而就在“求生”這一層面，《蜃樓》對疾病醫治的書寫同樣具備反諷特質。

正如人物歷史的有據可憑，《蜃樓》中坐落于杭州郊外湖光山色間的松木場病院也真實存在。郁達夫在構思寫作這部作品時亦對這一小說中的主要故事空間做過一番考察[9]。這座醫院實則是廣濟醫院松木場分院，位于葛嶺寶云山上，《蜃樓》第十章對其環境布局的俯瞰式描繪大抵與醫院實況相符。該分院由英國醫師梅藤更募資修建，主要用于麻風、肺結核等傳染病的醫治和康復。梅藤更1881年被英國基督教圣公會派往中國，在圣公會創辦的杭州廣濟醫院（原名“大方伯醫院”）行醫。1892年梅藤更主持創辦松木場分院，前后十幾年修建起包括病房、教堂、護工宿舍等設施在內的醫院建筑群，在當時確乎成為先進醫療體系的代表。距郁達夫同時代人記載，該院“臨山面湖，空氣清潔，遠離塵囂，尤稱方便，吾國麻瘋院中，無出其右者”[10]。在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通信中，梅藤更亦特別得意于自己所興建的醫院“已經變成這個城市的景點之一”[11]。而在“療身”之外，“療靈”即傳播基督教教義也是這所教會醫院十分重要的醫治手段。《蜃樓》出現的那座“麻瘋病院兼禮拜堂的大樓”正代表著這樣一種治療方式。這一方式在郁達夫的文學書寫中亦不是第一次出現。《南遷》（1921）中療養院里的青年男女們就時常聚在一起閱讀《圣經》、研討教義，并將其作為減緩病痛、結交好友的手段。《迷羊》（1927）則安排主人公在接受布道、祈禱與懺悔的過程中痊愈。肉體與心靈的雙重醫治在這種情形下仿佛配合得圓融自然，然而沖突齟齬其實始終存在。就病院內部而言，醫者常不免面臨行醫與傳道的職責意識、科學與宗教的精神信念之間的矛盾。而醫院與周邊環境、與當地民生民意之間的關系則更加復雜。以修建松木場分院為例，梅藤更的舉措既有強占寺廟用地之嫌，又被當地居民認為破壞了寶俶塔一帶的風水，其對麻風等傳染病采取的防治措施也不能盡得人心，時人甚至認為病院的修建反而造成了疾病的加劇傳播。1929年，署名韜園主人的作者在《醫藥學》雜志上連載了《梅藤更侵略實錄》，引用大量實地報道證明梅侵占寶石山等處土地之罪，梅也一度被指認為“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

教會醫院的修建在宗教信仰、土地分配、醫療觀念等層面與當地官民發生了種種沖突，有研究者將其概括為“身體殖民”與“反殖民意識”的較量，亦有學者認為此種沖突體現出的乃是“國權”與“人權”的分歧[12]，諸種言說背后自有其比較鮮明的理論視野與意識形態立場。而對于郁達夫而言，他或許無法在理性層面對這些沖突進行理解分梳，但卻十分敏銳地洞察到了其中難以調和的矛盾并將之呈現在文學表達中。《蜃樓》對這位梅院長身世行為的描寫就內含著頗為豐富的層次。文中的梅先生被形容為“廣濟醫院的主宰者”，懷抱行醫濟世之志“在這半開化的浙江省境內，建造起了他的理想的王國，很安穩快樂地在過度他的暮年余日了”。在這里，“半開化”與“理想王國”的對照已然頗具深意。當梅先生視察病房發現了陳逸群案上的幾冊“紅羊皮面的洋書”后，他“同發見了奇跡似的”詢問陳是否有旅居外國的經歷。得知陳的確在歐洲生活過幾年，梅先生“立刻將那種應付蠻地的小孩子似的態度改過”，開始“謙遜”地與陳交談并邀請他訪問自己的住所。臨走前，梅醫生宣布陳逸群的身體“不消多少時候就可以完全復原”。從“奇跡”等用詞及文本對梅先生前后態度轉變的細致描摹中已然不難見出反諷的意味。更進一步，當陳接受了這位院主的探訪，他的履歷就傳遍了隔離病院。上上下下都曉得他是北洋道臺的公子，是到過外國、當過大學教師、做過官的。自此，陳逸群在病院中的地位陡然上升，而這一切則是他邂逅醫院的另一位捐資人康太太——那位西湖邊神秘的“黑衣女子”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文本暗示康太太也是在梅院長處聽到了陳的身世，方才邀請其去自己的住所談天。煊赫的家世、西洋游學的經歷、大學教師與軍官這樣的社會身份都成為了主人公的象征資本，甚至作為一種獨特的醫治手段，加速了他身心的康復。根深蒂固的等級意識及由此引發的優越／自卑感對這個“王國”中平等泛愛、普世大同的理想構成了又一重反諷，也仿佛再次質疑了療愈（無論“療身”還是“療靈”）的手段和目的——對于個體與群體而言，“康復”是否僅僅意味著進入“先進文化”的等級秩序？而這是否就是醫治過程的終極目的？

在未完的《蜃樓》中，上述問題并未得到解答。但似乎可以肯定，無論“醫者”還是“病患”，其身上的國族、階級等標記都無法輕易抹去，某些隔閡也始終存在。醫治過程本身總負載著太多有關“身份政治”的博弈，這些都為個體及社會的健康學[13]留下了難題。

三、 隔離與同情

在現代醫療體系下，醫院這一疾病診治場所總是與日常生產生活空間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居住其中的患者們也一定程度上暫時脫離了正常的人群與社會關系，傳染病院及其患者更是如此。于是在病院或療養院的狹小空間內，人們往往需要重新建立起某種臨時性的關系群體。而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與醫療理念的改變，某種“人道隔離”似乎淡化了傳染病院“與世隔絕”的恐怖閉塞，也為存在其間的小群體中的成員們提供了建立良性互動的可能。

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魔山》就以肺結核療養院為核心敘述空間，呈現出在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情況下，“魔山”內部諸病患之間發生的種種情欲糾纏與信念沖突，諳熟德國文學的郁達夫大約對這部作品并不陌生。在《南遷》中，郁達夫就安排病痛纏身的主人公伊人到日本房州島療養，在那里結識了少女O、青年B君、K君等“病友”，文本主線敘事便圍繞這群患病青年在被太平洋環繞的溫暖半島上的種種交集展開。

《蜃樓》中的松木場病院同樣是在相對隔絕于外部社會的情況下由醫護、病患、傳教士與慈善家等人群組成的小型共同體——敘事在俯瞰病院周邊環境時就將其形容為“一區與外界隔絕的小共和國”。低矮的女墻暗示著半是隔絕半是開放的病院形態，或許契合了梅藤更將其同時塑造為隔離病院與“城市景觀”的設想。而這個“城中之國”自然以梅院長、康太太為主宰。文本由護士之口提及康太太出資修建了女肺病院，此外還要定期去麻瘋病院看望患者分發物資。不同于肺結核這般被文學作品“優美化”的疾患，麻風病因其對患者身體面貌的摧毀與傳染性之強而注定與“浪漫”絕緣。它一度被國人視為“天刑”，即便因集中隔離等措施而得到控制，這種疾病所攜帶的仍多是關于恐怖、混亂與毀滅的隱喻。松木場病院以“杭州麻瘋病院”聞名，郁達夫也特意著筆描寫了醫院內教堂兼麻瘋病室的建筑及康太太對這群病患的關注和接觸，這些恐怕很難說是閑筆。

對于梅藤更針對麻風這樣可怖的傳染性疾病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時人很難完全認同。有人就指責其在杭州郊外的風景勝地建立麻瘋病院并聽任病人“出入自由，徘徊市肆”是導致疾病流行勢頭加劇的主因，但就醫治理念來看，這或許正符合梅藤更提出的為傳染病人建立“家園”而非強制收容的監牢這樣理想的醫療形式[14]。梅認為，麻風病院應為病人提供充足衣食與精神引導，使其“每個人在新家里都很快樂，他們不再是一群被關起來等死的令人厭惡的病人，他們和我們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滿足”[15]。《蜃樓》所刻畫的梅院長、康太太與病人、醫護者之間的相處方式約略具備家園的溫馨之感，敘事也流露出對這種醫患相處模式的些許向往。

然而對于《蜃樓》中從家庭與軍隊脫離甚至已被宣布“死亡”開除出社會的陳逸群而言，病院內部形成的小共同體終究只是從護士的言談中得來的模糊印象。在養病期間，他更多地體驗到的仍是被四面白壁包圍的隔絕孤獨。而同郁達夫的一系列述“病”文本的格調相近，《蜃樓》在突顯“病”所造成的個體與群體隔絕疏離狀態的同時不斷流露出對“同情”本身的迫切呼喚。

從現存情節來看，這樣一種情感形態最有可能發生在陳逸群與康太太之間。陳與康就身體情況而言都是業已或行將“康復”的病人。初遇康女士時，陳所捕捉到的只是她“悲寂的微笑，帶病的笑容”，而在病院相遇后，小李護士告訴陳康太太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她自家也曾患過肺病，所以她對肺癆病者是特別的有同情，特別的肯幫助的”。后文康太太邀約陳逸群去家中喝茶，仍以“細談談病中的感想”為約辭。現存部分并沒有寫出這場交談，亦沒有正面描寫康女士的心態與情感變化，但僅止于此，也不難發現康女士與以往郁達夫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們已然有所不同。她不再是玩弄或被玩弄情欲的施虐者或受虐對象[16]，或是男性主人公的自我投影，而是初步具備了可供發掘的自我意志與生命經驗。在陳對自己“純客觀”的反思批評中，他認為自身對康女士產生了近乎“完全忘卻自己”的情感，這是往昔情感經驗中從未有過的。但文本亦沒能清晰確定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情感狀態，只能在陳的內心獨白、回溯性敘事與風景書寫的交錯間極力呈現出這種感情的存在及其特質。在即將與康女士會面的清晨，為晨霧煙嵐所包裹的山色寧定了陳逸群不安的心神，“他的欲念，他的小我，都被這清新純潔的田園朝景吞沒下去了”。縱然排除了欲念等因素，陳對自己心理的批評分析并也沒有為他正在經歷的情感活動找到合理的解釋。當心理分析難以為繼，敘事又“漫然地”進入了陳對過往情欲經驗的回憶。在“熱烈濃艷”的地中海里，陳曾被美國少女冶妮的肉體誘惑，淪為她的“獵物”，而終于在即將降服的最后時刻想到“千創百孔，還終不能和歐美列強處于對等地位的祖國”，這促使陳驟然清醒斬斷情絲。文本結束于此，留下了諸多空白與疑思：時移世異，故國冬景取代了異鄉風情作為人物活動的背景，陳與康的關系不再是施虐與受虐，亦非“同是天涯淪落人”模式的再度出現——盡管由身心的病弱體驗而生長出的“同情”仍是二人發生互動關系的基石，也是促使康女士從事慈善事業、與更多病苦受難者建立聯系的橋梁，但是在這里，無論就社會位置還是自我認知而言，康和陳都不再是“弱者”，他們具備康復的希望與行動的可能。而這部未完文本所留下的問題是，在病院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共同體內部，他們的“同情”將如何發生？這樣一種建基于文化優越感與朦朧的愛欲體驗的情感形式又能否突破種種“隔絕”，與外部世界、與蕓蕓眾生建立起真正的聯結？

考察郁達夫文論可以發現，“同情”是他賦予文藝作品的重要情感質素和能力，是個體與他人、與社會建立關系的手段，或許也是文學之“療愈”功能得以實現的主要依托。郁達夫一度將藝術定義為“弱者的同情者”，并認為這種同情背后乃是超越國境人種的“博大的愛”[17]。在具體討論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要素時，郁達夫借奈爾孫（William Allen Nelson）的概念將感情分為“情緒（emotion）”與“情操（sentiment）”兩部分，其中“情緒”包含“自我的情緒（egoistic emotion）”與“社會的情緒（social emotion）”兩種，前者大體由個人利害產生，如憤怒、恐怖、悲哀、怨嗟，后者則由于“注重他人的安寧快樂”而發生，如“愛情，同情等類是”。郁達夫將“同情”定義為“因他人的情緒而惹起的自己胸中的反響”，并對此做出了讓步式論述：

有人把這一類的同情，都歸入自己憐憫的情緒中去的，話也可通，不過有許多同情，卻不是專因自己憐憫而起的，例如為義憤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之類，當然不單是由我們的利己的self-pity中發生出來的[18]。

從“不專”、“不單”等用語可看出郁達夫的曖昧態度，最終只好用為義憤犧牲生命這樣“極端”的例子來論述“同情”的生發機制和情感模式不必然等同于“自憐”。而既然藝術本就是“弱者的同情者”，郁達夫也便一度認同了革命文學所提出的“表同情于無產／被虐階級”的義務擔當，然而他卻始終感覺到這種情感形式的局限。在為蔣光慈小說集《鴨綠江上》作書評時，郁達夫認為作者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已足夠真誠，因此“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說起來，已經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了。可是作者究竟還是一個中產階級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識，還不能說是完全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和階級意識，表現得十分真摯”[19]。由于身世處境終究相異太遠，這些作品對無產階級施予的“同情”并不能表示一種新的情感經驗，即“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得到了真正的發掘、理解和表述。這個問題在郁達夫這里似乎是無解的，他甚至聲稱自己“配不上說同情于無產階級”[20]，這其中亦包含他對情感轉變之難度的真誠認知。縱觀郁達夫的小說作品，其中的“同情”似乎很難超越self-pity的限度，并總與愛欲糾纏不清。或許他的確“沒有充分理解描寫他者的意義”[21]，缺乏相應社會實踐與科學認知的“同情”也僅能止步于此。在一次次復現中，這種感情甚至形成一種“套路”[22]，被卷入某種既定的等級關系中而消解其社會改造的潛能。或許一如勃蘭兌斯對德國浪漫派的批評那樣，郁達夫筆下的“病態”主人公們終究還是寄生于自己所制造的情緒里，無法突破與大眾的“隔絕”，亦難以通過“努力、意志、決斷”獲得健全的人格與行動能力[23]。

注釋：

1、吳曉東：《中國現代審美主體的創生——郁達夫小說再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3期。

2、《蜃樓》前四章（除第四章最后一節）于1926年6月在《創造月刊》第四期發表，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郁達夫奔走于廣州、上海等地，親歷了大革命的高潮與變故、創造社成員的聚散分合、上海左翼文藝的興起，其自身也開始了一段新的戀情，但似乎始終未放棄過續寫《蜃樓》的想法。1927年從廣州回到上海后，郁達夫計劃寫完的三部長篇就包括《蜃樓》，，自此直到1932年底，郁達夫的日記中時常出現有關《蜃樓》的寫作計劃。1931年3月至5月，這部小說的前十章在《青年界》連載，仍屬于未完之作。在1932年底，郁達夫的肺病有所反復，同時卻也似乎格外希望集中精力將《蜃樓》創作完成。1932年10月至11月中旬，郁達夫搬到友人楊郁生經營的西湖醫院小住。他所住的房子乃是同治年間張勤果的舊居，臨湖靠山，名曰水明樓，而此行在養病之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完成《蜃樓》。甫一搬到，郁達夫就立志“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蜃樓》”，但到了十月底，似乎仍沒有很大推進。十一月三日郁達夫在圖書館翻閱舊報刊，抄去有關奉軍將領郭松齡的事跡（此人在前十章僅出現過一次，但從郁達夫對他的關注程度看，他也可能是《蜃樓》后面部分的重要人物），認為“大約從明日起，可以動手做《蜃樓》了”，到十一月九日卻仍“不能捏起寫《蜃樓》的筆桿”，仿佛“思想馳散了”。然而這一階段郁達夫的創作力其實并不衰弱，《遲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短篇都在此期間創作完成，唯有《蜃樓》雖屢次發愿，大有不成此篇終不還之意，卻似乎一直遭遇瓶頸。直到1936年4月，郁達夫仍表示要將《蜃樓》寫完。見《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336、340、439頁。

3、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頁。

4、錢杏邨：《達夫代表作·后序》，現代書局1930年版。

5、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

6、郁達夫：《蜃樓》，《創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

7、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

8、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頁。

9、郁達夫1932年10月8日日記記載自己打算上葛嶺登高，“順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間病院”。根據上下文提到的《蜃樓》寫作計劃與醫院位置，這里所指應該就是松木場醫院。見《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

10、周東華：《公共領域中的慈善、福音與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3期。

11、梅藤更1917年4月14日致洛克菲勒基金會信，見張煜、馬慶凱、沈弘：《梅藤更筆下的杭州記憶》，《文化藝術研究》2016年第9卷第2期。

12、周東華：《公共領域中的慈善、福音與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同上。

13、黃子平用“社會衛生學”的概念解讀丁玲《在醫院中》等作品，注重這一理念“驅邪清污”的核心意涵，并由此洞見了文學中疾病—療愈言說的某種根本困境。而本文用“健康學”的概念與“衛生學”形成對照，意在強調健康肌體對于“整全”而非“剔除”的需求。但以此深入，所發見的也許仍是“醫治”在實體及隱喻層面的難題和困境。見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4、30年代已有人提出“經文明諸國行之多年”并算得上是有效的“監禁隔離之法”不適用于今日。因其不免造成輿論恐慌與對病人或可能患病之人的極端排斥，以至“可以治療之初期患者，逃之夭夭”錯失治療良機，又“引起患者之無謂恐慌，形成癲狂”，因此這樣的隔離方法亟待革新。見年：《輿論為鏟除麻瘋病的關鍵》，《麻瘋季刊》1930年第4卷第4期。

15、周東華：《公共領域中的慈善、福音與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同上。

16、伊藤虎丸認為郁達夫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充分說明了他的傳統性，他的女性觀始終沒有超越自虐性和加害性這兩種形象所象征的感官認識。而這種女性觀也說明郁達夫的世界觀停留在傳統的階段，對舊文學不能成為徹底的“異端”。（日）大久保洋子：《郁達夫小說研究在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

17、郁達夫：《藝術與國家》，《創造周報》1923年6月23日，第七號。

18、郁達夫：《詩論》，《郁達夫全集》第十卷，同上，第192頁。

19、郁達夫：《<鴨綠江上>讀后感》，《洪水》半月刊1927年3月16日，第3卷第29期。

20、郁達夫：《公開狀答日本山口君》，《洪水》半月刊1927年4月1日，第3卷第30期。

21、這是伊藤虎丸的評價，見《郁達夫小說研究在日本》，同上。

22、沈從文認為郁達夫作品的情感模式如此明顯，以至于作者一讀到同一署名的作品，“立刻就會構想出那主人公的一定的性格，而且總準備好了他們的同情。”沈從文：《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見鄒嘯 編《郁達夫論》，北新書局，1932年。

23、（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二冊，劉半九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5、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