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姥爺孫犁在《書衣文錄》書中寫道：“昨日小宏來信，將去昆明，并要為我買煙茶及大理石鏡面。此甥時時結記我，亦不負我襁負之勞矣。思之慨然。”

上個世紀70年代初，姥爺剛剛“落實政策”，從天津佟樓的小平房搬回到了多倫道216號的大院里。 我記憶中，那時姥爺寫東西不多，但經常看到他整理抄家退還的書籍，利用所得廢紙，包裝發還舊書，消磨時日。姥爺也會將所思所想所感，隨手記在包好的書皮上。不整理書時，姥爺常常會點上一支煙，坐在書房那把老舊發黃的藤椅上，面朝著南側的窗戶，眼神凝視著窗外。我坐在他旁邊觀察，發現他那其實不叫吸煙，叫燒煙。他每吸一口煙，就一直保持著那種思考的狀態。也不知道是因為當時香煙的質量好，還是姥爺的技術高，那燒長的煙灰就是不往下掉，有時煙灰竟能有小半寸長。好多次，我在旁邊就盼著煙灰掉下來，每當這時，只見姥爺輕輕一彈，煙灰就恰到好處地落在了桌上的煙灰缸里。然后，他再吸一口，又是保持那種神態，長時間地凝視，長時間地思考，長時間地燃燒。

據姥爺講，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學會了吸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加入抗戰所做的第一個工作是編寫了《民族革命戰爭與戲劇》的小冊子，指導敵后的抗日宣傳工作；接著他又選編了《海燕之歌》，匯編出版國內外的進步詩歌，鼓舞人們的抗日斗志。大量的編輯和撰寫工作，使他常常要熬夜趕稿子，不得已就用吸煙提振精神。那時都是手卷煙，買點兒煙葉，烤干揉碎了，用廢紙包著煙葉卷成喇叭筒，再用舌頭順著煙紙的接口一舔，將其黏上。

當時國內的商品物資非常匱乏，好煙好酒都是憑票供應。姥爺平時很少出門，生活上的事情都是由兒女們安排照顧。那時，家里人去看望姥爺，也會帶些香煙。姥爺吸煙的牌子比較雜，有什么就抽什么，從來不挑剔，但對云南產的香煙情有獨鐘。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河北足球隊當運動員，每年冬天，都會到云南昆明的國家海埂訓練基地進行冬訓。因此，為姥爺買香煙就成了我一項重要的任務。

當時，能到昆明冬訓的都是全國前八名的球隊，因此每個球隊獲批得到10條煙，我們隊只有一條姥爺所說的云煙。那時，各隊嚴格規定運動員不能吸煙。我極力說服我的球隊，把云煙留給了我。

有了第一條云煙，我就開始琢磨第二條。

我在國家青年足球隊時，結交了一位遼寧的隊友，也是好朋友。我又趕緊請他幫忙，把分給他們球隊的那一條云煙想法弄到手。他找到隊里軟磨硬泡了好長時間，愣從隊里摳出了5包云煙。此后，凡到昆明冬訓，我都會給姥爺帶回一些云煙。

記得我第一次把云煙拿給姥爺時，他高興地說：“就是這個煙，我好多年沒抽了，根本買不到！”說著，姥爺打開包裝，抽出一根，接著又坐到了那把老舊發黃的藤椅上，用火柴點燃云煙，又開始保持著他那抽煙的神態。只是這一次與以往不同，他不停地、慢慢地、細細地品味著這云煙的味道。

據姥爺講，有一次，他的幾位老朋友到家里做客，大家互相讓煙，姥爺跟他們說：“我給你們拿一包煙吧！”說著，就從柜子里拿出了我給他帶回來的云煙。朋友們見了，驚訝地問：“老孫，這煙你是從哪里搞到的？”姥爺笑而不答。姥爺后來和我說，他們待了半個多小時，抽了整整一包煙。說完，姥爺哈哈大笑起來。

上世紀80年代初，著名作家賈平凹先生到天津來領一個文學獎，專程到家拜訪了姥爺。賈平凹先生曾表示：“長期以來，我是把孫犁敬為大師的，我幾乎讀過孫犁的全部作品，孫犁也是我唯一登門拜訪的作家。”賈平凹先生就這次拜訪中所受到的熱情款待，在2013年發表的《我見到的孫犁》一文中寫道：“……我吸煙，他是云煙，比我的好，我先后吸了五支。”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姥爺因胃病動了手術，醫生和家人們都趁機勸老人家不如把煙戒掉算了。姥爺想了幾天，終于下定決心，在80歲時，毅然將抽了幾十年的香煙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