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起點與焦點

李俊杰：劉老師您好，2022年是您從事學術工作的特殊時間節點。1982年，您的第一篇論文《小詩試論》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1期，距今整整四十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時間節點，我們一同回到作為起點的“1982年”，請您談談是怎樣的契機，促成您以這篇文章進入學術研究工作，并且堅持了整整四十年之久。

劉福春：好問題！這真的應該說一說。我是1980年2月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幾天后分配到現代文學研究室。前幾天我還翻過日記，剛到現代文學室的時候我寫了這么幾句：“自己不想做研究，可畢業分到了研究所（當然這是好的）；自己對現代不感興趣，卻搞上了現代的研究?！蔽业轿膶W所的時候，腦袋里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當時我是分配來的，覺得自己是比較對口的，我在學校里一直想當詩人，到了文學研究所還是想寫詩。結果沒想到要做研究，而且做現代文學研究。我當時對研究不大清楚，對現代文學研究更不清楚，就這么進來了。

現在想想，覺得有的時候改變一下，可能對自己還是有好處的。但總的來說我沒有改變——我喜歡詩，最后選擇的方向也是研究新詩。從寫詩到研究新詩，還是做了改變。另一個改變就是從一般的研究到后來專門做文獻。我能夠專門去搞資料，那也是之前沒有想過的。但是我覺得“資料”確確實實成全了我。

如果我那個時候還一直寫詩，那可能不會走上搞資料這條路。我在學校寫詩，在我們班還號稱“小詩人”。但那時的閱讀質量不行，能讀到的最好的就是李瑛的詩。應該是1979年底我才讀到了一本《今天》，食指那首《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讀了真的是一震。到了北京才知道世界之大，才發現我的創作根本不行，畢竟是吃“草”長大的，所以改變成全了我。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尤其是做研究。文學研究所分配我給唐弢先生當助手，唐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有人勸我研究魯迅。有一次我們單位的科研處處長專門找我談話，他說“這樣好的研究魯迅的機會，你不用你干什么？”那時候就表現出我的固執：我就是喜歡詩，我要研究詩。

李俊杰：您說的“固執”，現在看來是難得可貴的“堅持”。您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才開始接觸學術訓練和學術工作，您最早受到的學術訓練是什么樣的？

劉福春：我當時真是一個空空的狀態，或者說沒有帶一件行李、沒有任何負擔進入了文學研究所。當時連唐弢是誰我都不知道，不像后來你們都讀過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到了以后有這么幾個訓練對我來說很重要，第一個就跟唐先生有關系?，F代文學研究室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要去讀原始報刊、原始資料。到了現代室后，樊駿找我談過，他沒有要我讀什么書，這也養成了我的一個“壞毛病”，我從來不要求學生看什么必讀書，我說書都應該讀，讀得越多越好。

現代文學研究室就是這樣一個風氣，剛來不大鼓勵寫文章，當然也不是反對，就是要去讀原始資料。這一點給我帶來的收益非常大。文學研究所的資料非常豐富，特別是現代的刊物。我就確立了一個目標，從第一架子開始讀，一架一架讀下來。那時候沒有計算機，我就做卡片，現在留下的卡片有幾大箱。我當時下了一個最笨的功夫，把每首詩都做一張卡片，記錄詩的題目、作者和發表的刊物?，F在看來當時很有遠見的是，我還記錄了每首詩的第一句，因為我發現同題詩太多了。還有一個就是樊駿先生帶我們做的研究述評。

李俊杰：如果說您讀那些原始文獻和報刊資料是面向過去，而研究述評則是針對新近發生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向進行評述的，您在學術的開始階段主要做的這兩項工作，對您有怎樣的學術意義？

劉福春：做述評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之前對現代文學研究不了解，對學科現狀就更不清楚了。述評做了一兩年后，我對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狀況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對整個現代文學界也不陌生了；到了第三年的時候，自覺知道的要比很多人多，所以我非常感謝樊駿那個時候帶著我和比我早來兩年的張建勇做述評。樊駿的要求很簡單，當時文學所大部分與文學相關的報刊都訂了，我們倆就在資料室里讀報刊，與現代文學有關系的文章都做一張卡片，重要文章要做提要，每一年我們倆做的卡片能裝滿滿一卡片盒。這些做好的卡片送給樊駿后，他歸納分類形成系統，當然除了看卡片，重要的文章樊駿也要讀。

講到樊駿，還有一個“傳統”不能不提。述評是樊駿帶領著做，初稿由張建勇和我來寫，文章的大綱和很多發現都是樊駿提出的，也是他最后定稿，但文章發表他署名一定在最后，而且用的是筆名“辛宇”。這個“傳統”到現在我還一直保留著，跟學生合作，我愿意把名字署在最后。

《小詩試論》對我來說是一個開始，也是我原始報刊閱讀的第一個收獲，初稿完成于1981年3月。我在原始報刊的閱讀中讀到了很多“小詩”，又發現似乎還沒人研究，于是就想寫一篇文章。文章的初稿我先送給現代室的主任馬良春，之后又請唐弢先生看，很快唐先生就看完并提出了意見，主要是架子太大，論證不易充分。后來聽唐先生夫人說，唐先生剛開始看還不斷說好，可越看越覺得差。這篇文章前邊主要是梳理，到后面的辨析，漏洞和不足就明顯出來了。文章雖然沒有寫好，但我體會到了原始文獻的閱讀和獨立發現的重要。

文章修改了一下我又拿給樊駿看。我記得樊駿好像沒有像唐先生那樣提出文章本身的問題，而且還推薦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不過有一點印象最深，就是當時我的文字上經常用“因為”“所以”，樊駿就說我是不是日語學多了，總是“ですから”。樊駿的這一提醒非常重要，后來我每寫完文章都要再看一遍，把能不用的“因為”“所以”全刪掉。

李俊杰：所以說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受到的學術訓練，一方面是出于您對詩歌的興趣，另一方面也因為和唐弢先生、樊駿先生這樣的大家，有學習和合作的關系，才能夠有較快的學術成長。后來在您的一系列研究中，您認定了一個目標，要將新詩史的史實做清理和辨析，將新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做澄清和說明，將新詩的“家底”和“現狀”做整理和保存。那么您從事的第一項系統性、規模性的新詩整理工作是什么？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

劉福春：第一個系統性整理工作就是《中國現代新詩集總書目》的編撰，開始于1982年前后，這是文學所一個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丙種中的一種，有小說、散文、期刊等目錄。小說等都是集體完成，當時因為自己本來就喜歡詩，也不清楚其難度，初生牛犢不怕虎，就一個人獨自承擔了。

做這個項目給我帶來的一個好處就是系統地掌握了新詩集出版的情況。因為項目要求必須記錄每本詩集的細目，我只能去翻原書。我先把文學所圖書館里的詩集找來抄錄，也是做成卡片。抄完了就去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那時候在柏林寺，查閱原書很方便，我記得冬天還生一個火爐。還有首都圖書館，那時在國子監，它藏書的地方和閱覽的地方離得很遠，所以管理員希望你一次多提幾本書。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好事情，我就開十幾到二十本書單，工作人員給我一下子拿來，抄錄的速度加快了很多。

還有北大圖書館。文學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所以單位有館際借書證，我每次就拿著這個證去北大看書。我查閱的都是詩集，大多很薄，沒收多少首詩，提出來的書一會就抄錄完了。記得有一次我提了幾次書后管理員有點煩，就說“你要這么多！自己進去找！”雖然是被訓斥，但那一次可以算是最讓我快樂的尋詩之旅，后來去看書真希望那個管理員再發一次火，可惜再也沒發。

李俊杰：這一項規模性的收集整理1989年的時候在前郭縣印了一個內部資料，1993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這項工作用了多長時間？在其中您發現了哪些學術問題？您現在的許多學術研究都與此相關，請您談一談。

劉福春：當時把北京的圖書館查完了我又去外地繼續找，大概共跑了50多家圖書館，是地毯式的搜索，1985年前后搜集工作基本完成。原本是這個項目的每一種書目都單獨出書，后來出版有了問題。1989年我先印了一個小冊子，這就是你說的《中國現代新詩集編目》，是我的家鄉以中國新詩研究中心和前郭縣文聯的名義印的。后來福建教育出版社愿意出版這套書，但必須合在一起，這就是1993年出版《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我所做的成為其中的詩歌卷，到2010年才由知識產權出版社單獨出版為《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詩歌卷》。實際上這一詩集書目的編撰工作直到現在我仍然在做，不斷地在增補和修訂，但集中精力的工作是在1985年之前，大概用了四年的時間。

在搜集過程中我遇到了好多問題，比如有些詩集沒有出版時間，有的詩人出版詩集用了不同的署名，還有我想了解這位詩人是否還出過其他詩集等等，于是我就開始了與詩人的書信聯絡，幸運的是那時候許多老詩人還健在。最早的應該是1982年寫給汪靜之先生的信，請教有關詩集《綺夢》的事，很快收到了汪先生的復信，這信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信就越寫越多。

詩集的查閱（包括報刊等原始文獻閱讀）和與詩人的聯系，首先讓我完成了《中國現代新詩集總書目》的編撰工作，而且我自信要比其他的同類書目做得好。此外更重要的，就是你講的現在許多學術研究都與此相關。這不僅是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而是可以真正走進新詩的歷史，發現問題，增強問題意識。正是這些原始文獻的閱讀，修正了很多以往研究成果里邊的結論、史實，你會發現新詩的歷史原來那么豐富。我后來撰寫《中國新詩編年史》的一個原因，就是感覺一些新詩史著作把我讀到的那樣一個豐富、復雜的詩歌史簡化了，所以我想盡量還原它的豐富和復雜，而這部書的完成更是依靠那些原始文獻的閱讀。

二 獨特的路徑與親密的合作

李俊杰：在做新詩編目的過程中，您實際上開拓了今天看來非常有文獻學和學術價值的幾個路徑，尤其是書信、目錄學、史料辨析這幾個方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田野調查式的搜集過程，它既是深入圖書館，也是深入詩歌現場，和詩人直接對話。今天看來這樣的一些文獻學的努力都是有價值的。今天若能夠發現一點新的材料，或和文學史現場的人有對話的機會，很容易就能獲得寫作的契機。但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樣的堅持和努力一定程度上是與當時的凸顯思想的學術取向的整體狀況有點格格不入。

劉福春：你講得對，這些田野調查很有意義，還不完全是成就了我的一些研究，有些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其價值。我們評價文獻整理的意義常常會說填補了“空白”，其實有些文獻的重要性更在于是“后無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史料整理有一個詞是“搶救”，那時“搶救”下來的一些文獻我們現在能做嗎？機會沒有了。我有幸參與一些“搶救”工作，更敬重那一批投入文獻搜集整理的學者。遺憾的是，對這一工作及其成果的評價并不高，正像你說的，與當時的凸顯思想的學術取向的整體狀況有點格格不入。那時候還不叫“文獻”，也不叫“史料”，叫“資料”，用那時候的話說是“搞資料兒的”，能堅持下來不容易。

當然那時的史料工作也不是沒問題，實際有些參與者自己也沒有看重這項工作，成果不少都是“研究”的副產品。這促使我有了文獻整理的“專業性”思考，也力求所做的成果更“專業”一些。比如我所做的《中國現代新詩集總書目》與其他幾種書目是不完全一樣的。其他書目大多是將原書目錄抄錄下來就完了，我是基于原書目錄對著正文進行?？?，目錄與正文有差異的用注釋注明，組詩或“詩幾首”、“外一首”等都要錄入作品的具體篇名，并不是原書目錄的直接復制。有些詩集缺項，沒有出版時間或出版單位等，我都依據我和詩人們的通信或其他資料補上并注出資料出處。可惜我這些努力在已出版的書目中沒有完全體現，編入《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時因為體例要統一刪去了注釋，知識產權出版社單獨出版時也沒有要求修訂。

李俊杰：您的學術編著工作有很多是和別人進行合作的，比如和馬良春、謝冕、牛漢、林莽等都有合作互動關系，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但您又是一個獨立性很強的人，您能不能談一談如何在這些集體的學術工作當中，在突出自己個性的同時服從集體大局？這應該是一個挺難的事情。

劉福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正像你說的，我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好在與我合作的都是亦師亦友，都能包容我，這也助長了我的個性。

跟謝冕老師的合作是最愉快的，我們倆相同點似乎特別多，好像不用堅持什么，或者堅持了也表現不出來。編謝冕老師的編年文集的時候，我主張一字不改并將能找到的文章全收錄，謝老師表示同意，實際上還是有難處的。謝老師后來寫了一篇《我只想改一個字》，痛心當年的文章中用了一些“匪”字，很想改掉，但最終沒有改。

謝老師有篇“文革”時寫的文章，當時沒能發表，留下的是份清樣。我將這篇文章編入了文集，謝老師也沒有反對。這很了不起。許多文集對過去正式發表的文字都回避，而謝老師敢于面對自己的過去，非常值得敬佩。

與牛漢先生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編《牛漢詩文集》時，牛漢先生除了提出以最后的修訂版本為準收錄，其他都聽我的。我是真正的主編，需要的資料都給我，完全信任。牛漢先生的要求必須尊重，作品按最后的版本編入，但我為每篇作品都做了題注，注明作品初刊、初版、再版和修改等情況，這也算體現了我的個性。

李俊杰：您編了很多詩人的文集，《牛漢詩文集》之外還有《曹辛之集》《馮至全集》一、二卷等，編這些詩文集給您的新詩史研究帶來什么積極因素？

劉福春：那當然有了，這都是重要的詩人和批評家，把他們的作品進行細細地梳理非常有意義。而且我編文集總要把每篇作品的初刊的時間、報刊，初收入哪本集子、有沒有刪改這些信息用題注注出來，這么做下來對作者一生的經歷、創作就會有一個總的把握。像給謝冕老師做完編年文集，我對謝老師的認識和理解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前些時候我和李揚寫了一篇研究謝老師《在新的崛起面前》的文章，探討了謝老師寫作《在新的崛起面前》跟他早期閱讀的關聯問題，這就是編謝老師文集時發現的。謝老師在中學時代特別喜歡后來被稱為“九葉派”詩人的詩，像唐湜、辛笛的詩。聯系起來看，謝老師的審美是一以貫之的，對謝老師來說《在新的崛起面前》并不是突然地“崛起”，只不過在之前被壓抑了，或者說沒有機會表現出來，到了1980年機會來了。很多人和謝老師不一樣，像章明，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寫詩，可到了1980年前后很多詩讀不懂了，是真的讀不懂，因為過去就沒讀過。就像我當初接受的，“詩是投槍，詩是匕首，寫詩啊就是戰斗！”除了這樣的其他都不是詩。

李俊杰：在四十年的新詩研究工作中，您既有新詩史的研究成果，也有新詩文獻的收藏，都可謂蔚為大觀。現階段，您的學術重心是什么？可以談談您自己的詩歌審美觀念嗎？

劉福春：積累那么多年，我想對文獻有更系統的整理。要做的還很多，比如書目我一直還在修訂，一個是《中國現代新詩書刊目錄總匯》，也就是前面說的《中國現代新詩集總書目》；還有《中國新詩書刊總目》，2006年出版后一直也在增補，我想到2020年做成中國新詩出版100周年的一個完整的目錄?！吨袊略娋幠晔贰芬苍谛抻?，可能的話我想修訂之后做一本《中國新詩圖文史》。

我收藏文獻也需要整理，太多太雜，借用穆旦的詩句就是“豐富與豐富的痛苦”。我的學生幫了很多忙，但有些只能我自己來整理。

至于我的詩歌審美觀念，我寫過詩，也一直與詩歌創作界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這都影響到我的審美觀念。我的審美情趣是很寬泛的，奉行的是好詩主義，能讓我回味、打動我的詩都喜歡，能使我一震的就更好了。我非常喜歡柳宗元的詩句“獨釣寒江雪”，開始是欣賞詩的境界，漸漸又悟出其中的詩學意義。如果說我的審美觀念，也可以用這五個字來表達。

李俊杰：您跟唐弢先生、樊駿先生的交往，給您奠定了這種學術氣質，再到跟謝冕先生、牛漢先生他們這一代人交流，又構成一種學術精神，能不能談談對您影響深刻的先生們？

劉福春：你的提問讓我想起了很多詩人的名字：臧克家、卞之琳、金克木、張志民、蔡其矯、曹辛之、杜運燮、綠原、鄭敏、張默、袁鷹、邵燕祥，當然還有你提到的四位先生，太多了，每一個名字都是溫暖的。我能走到今天是與這些名字分不開的，他們給予了我實實在在的幫助，將許多珍貴的文獻送給了我。說到影響那是太多了，有學術的，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如何生活、如何為人吧，其實學術本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熱愛、堅守、包容、認真、信任、快樂，這是我與先生們接觸所感受到的，也是努力要學會的。你這個話題我也是經常想，但回答好很難。今年是謝冕老師90華誕，《詩探索》為謝老師開設專欄要我一定寫一篇文章，我不能不寫。我對謝老師還是很了解的，但寫了很多文字總是不滿意，覺得寫得不到位。謝老師給予我的太多，需要重新來思考。

三 編年史與文獻學

李俊杰：《中國新詩編年史》是您影響力巨大的學術著作，也是現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2013年3月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您曾經用過一個表述叫編了30年?！吨袊略娋幠晔贰烦霭嬉院笥泻芏嘞嚓P的筆談，也有學者對它進行評價。謝冕老師評價說這里面是有非常深刻的學術含量的，它是學術著作而不只是一個工具書，我也認為您在“選”與“組合”上，有獨到的學術思路。您自己是怎么理解這個問題的？

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的寫作如果從我做的第一張卡片算起，起點應該是1980年或者1981年，原始文獻讀得多了漸漸就有了撰寫編年史的沖動，到完成用了30年的時間。出版后學界對這本編年史整體評價不錯，多數的評價還是看重我在資料上所下的功夫，并視為一本工具書。正像你所講的，謝老師認為有非常深刻的學術含量，是因為認真讀過，謝老師的《中國新詩史略》中就引用了一些。我是想把這本編年史做成問題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問題，而撰寫本身的問題也不少。大事記和編年史有無區別？區別又在哪里？還有你提到的“選”也是編寫中所遇的一個很大的難題。不可能將所有的資料都寫入編年史，必須要有所選擇。我擔心因為我的疏忽遺漏了可能最有文學史意義的事件，又害怕因為我的選擇遮蔽了書刊的原貌。于是我制訂了這樣的選收原則：一是重要詩人的作品和被公認的作品優先收入，二是報刊頭條刊發的作品和報刊重點推出的作品優先收入，后者是想以此來呈現該報刊的基本傾向。

為什么我說《中國新詩編年史》做了30年是優點又是局限？優點不說了，局限是30年的時間跨度太大，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又不可能對早期查到的文獻重新再去閱讀，對史實的處理會有差異。如果現在重新做《中國新詩編年史》，翻譯詩肯定是要放進去的，因為我現在的理解是不能簡單地將翻譯詩視作外國詩，實際上它是漢語詩歌的一部分，和創作詩共同參與了中國新詩的建設。還有好多作品也沒有放進去，只是提到了篇名，重做也一定會加進去。所以有人稱贊《中國新詩編年史》做了30年，我覺得很多問題也是由于做了30年。

李俊杰：《中國新詩編年史》蘊含著巨大學術獨創性和生命力，您作為編者雖沒有站出來說明自己的任何意圖，卻通過客觀史料的組合把學術意圖隱藏其中，是一種文獻學的創造。您如何看待中國現代文獻學？它的發展方向、困境何在？

劉福春：我有一個比喻，我是一個廚師，做出的菜好吃就夠了。理論的探討不是我的長處，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談文獻很多都是“到經驗為止”。到了四川大學以后，四川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二級學科，我要開課，不得不關注和思考文獻的問題。我考慮最多的是現當代文獻的特殊性，與古代文獻的區別及整理方法的區別等，可能的話，我們學科團隊會合作一本符合現當代文獻特性的理論著作。我希望你們年輕人在這方面多下功夫，我真是力不從心，如前面所說這不是我的長處，興趣也不在這。

2017年在北京我主持過“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整理中的問題與方法”討論會，參會人員都是從事文獻整理相關工作的。會上圍繞一個人的主題發言來討論具體的問題，廖久明做主題發言。那次討論的很好，但最后達成共識還是有困難。最近廖久明又寫文章討論現代文獻整理中的標點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小容易被忽視，實際上這是現代文獻整理都會遇到的問題，如果不是疫情真想再開一次那樣的會，不要都交論文，也不輪流發言，就集中討論一個具體問題。

李俊杰：盡管您自謙在理論方面興趣不大，但是我知道您還是在以獨創性的角度進行文獻學理論建設的相關工作，能否給我們分享一下您來到四川大學后，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方面主要的工作？

劉福春：除了上現代文獻課，我和李怡老師合作影印新詩集的工作一直在進行，至2021年已出版3輯共120冊。此工作計劃編收1949年12月前出版的新詩集千余種，按詩集出版時間分批影印出版。現當代文獻與古代文獻很大的一個區別在于紙張和印刷方式不同，二者受重視程度也不一樣，再不重視現代文獻的保護和整理，它們就會徹底消失掉了。所以好多年前我就提醒“歷史正在消失”，這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紙質文獻破損無法閱讀，另一個是當時的參與者、親歷者這些“活文獻”相繼離世，亟需我們重視和“搶救”。“搶救”也有兩種：一個是原生態的保護，再就是再生性保護，影印和數字化屬于這個范圍。

再生性保護也有一個“專業性”問題。比如我們影印新詩集，很重視詩集封面的完整，而有些影印或數字化的詩集見不到封面，或者印得很小。文獻的完整是文獻整理基本的“專業”要求，而且封面能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也是現代文獻與傳統文獻的一個區別?，F代書刊文獻首先遭破壞的是封面，特別是文學書刊封面。圖書館為了宣示所有權先要蓋章貼標簽，流通一陣之后又會護上一層硬紙再來一次保護性損壞，因此找到一本好的詩集封面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影印詩集的時候有時是用幾本破損的封面拼湊成原封面，盡量保持詩集的完整。

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講，不改原始文獻，保持文獻的完整是“專業”要求，整理者不要做“有沒有用”這樣的價值判斷。我工作了40多年，許多我們現在認為重要的作家和詩人都沒有出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編選的研究資料里。所以做文獻一定要完整，不能改動或刪掉。現在網上很多書沒有封面，有些廣告也看不到，大概是整理者覺得這些不重要就刪了。還有報紙中縫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很多也被刪了。

李俊杰：廣告還牽扯文學史的最初評價，那里邊的一兩句的評價和文學史的建構有重要關系，其他如定價、版權信息、出版時間等，每一個信息都是很重要的參照。所以現在許多文獻工作仍有缺憾。

劉福春：缺憾有很多。文獻整理應該更“專業”。

李俊杰：您近期“尋詩之旅”系列文章中既以通信展示文學現場，又利用文獻澄清歷史問題。能否談談您理想中文獻類學術文章應該是什么樣？

劉福春：撰寫文獻類文章需要多下些功夫。這兩年我特別推崇段美喬，她的《版本譜系：作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譜系的建立為例》和《文化生活版〈日出〉“版次”》寫得很好。她原本不是專門研究曹禺的，但要做就潛下心來花幾年的功夫做得扎扎實實，這才是文學研究所這樣專門研究機構的人應該做的。最初段美喬和我通話，問我這樣做是否有意義。我說當然有，你就大膽做吧。曹禺的《日出》一共有28個版本，她找了27個進行對校，發現了好多問題，把之前曹禺研究的很多結論都推翻了。我希望多出這樣的文章。

李俊杰：請您為您的學術工作總結幾個關鍵詞。

劉福春：我覺得“快樂”最重要。我能夠堅持到現在就因為在其中不斷地感受到了快樂。學習是快樂的，快樂是需要學習的。我最不喜歡的詞就是刻苦學習，苦就別學了?！跋瓤嗪筇稹币部赡軙?，我不大相信一個感受不到學習之甜的人會有一個快樂的終點，怕的是苦吃得太多無法感受到后來的甜了?？鞓返闹匾膊皇俏业陌l現，孔夫子早就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術很重要，就是能夠滋養我們，讓我們豐富，讓我們快樂。

第二個關鍵詞是“堅持”。堅持不是刻苦，是要專注。謝冕老師說他“一生只做一件事”，這是一種精神，是熱愛、敬業、求精，是持之以恒。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從熱愛開始，目標既定，永不放棄，并將其作為一項“快樂的事業”。

第三個就是“緣分”。我相信“緣分”。我就有“書緣”，想看的書幾乎全能找到。北京潘家園有舊書市場，我原來住在勁松，離那就不遠，后來搬家竟搬到了潘家園，你不常去都不行。當然“緣分”也需要積淀和等待。去年我寫了一篇有關沈從文的文章，其中推斷一本詩選不是沈先生所編，理由很充分了但仍缺少一個直接的證據。我總是找不到，又覺得應該有。今年元宵節我向遠在美國的邵華強兄請教，我們微信聊天，忽然他記起早年所作的《沈從文著作集系年編目》手稿沈先生曾審閱并作有批注。我說快去找，果然他發給我了一份直接又有力的證據，文章在那一天完成了。所以有時候不要急，有緣千里來相會。

李俊杰：最后能否談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現狀和展望？

劉福春：現狀了解一些，但不一定準確，展望就不敢了。我的看法，現在文獻實際上有點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文獻，或者所有人都能做文獻，這是值得考慮的。還有應該加強文獻整理的專業性，建立必要的規范，建立學科的評價標準，這有助于學科的成熟。

（作者單位：劉福春，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俊杰，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整理者：陳佳、孫海佩、郭靈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