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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邢小俊的長篇報告文學《國家戰略——延安脫貧的真正秘密》站在國家戰略的思想高度，聚焦延安地區的“擺脫貧困”的斗爭，展現了延安人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理念，以艱苦奮斗的啃硬骨頭的精神，以過多年努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歷史進程，謳歌延安精神，謳歌延安人民。作品問世后，受得社會讀者的歡迎，也得到評論家的高度評價，是一部熱情和深刻反映現實的報告文學力作。

延安人民“擺脫貧困”的斗爭特別引人注目。當年，廣袤的黃土高原和貧脊土地，養育了中國共產黨人，養育了人民軍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這里指揮著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設計著中國人民幸福美好的未來。貧窮而質樸的延安人民，為民族解放復興和中國革命勝利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然而，解放后相當長時期里，延安仍然屬于全國連片的貧困地區，人民的生活還很艱難。貧困問題反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峻。《國家戰略》寫道，1978年，新華社記者馮森齡經過四十多天的調查，寫出令人震驚《延安調查》，向黨中央報告了延安人民的貧困狀況，引起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向全國人民做出莊嚴承諾，要在2020以前，整體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現實，實現全面進入建設小康社會。延安“擺脫貧困”的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精準扶貧”“精準扶貧”深入人心，破解了一個個“三農”難題，讓老百姓脫貧致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加，延安終于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整體甩掉貧困的帽子，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開啟“共同富裕”的新征程。這個激動人心的歷史進程，給了作品的大歷史觀和大時代觀，在現實矛盾與沖突的揭示中，形成作品鮮明的問題導向所在，并轉化為內涵更加豐厚深遠宏大思想主題。在堅實思想基礎由上，描寫表現的延安人民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更具典型性，更具深刻性，更具示范性。

作家邢小俊創作報告文學《國家戰略》，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要努力探求“延安脫貧的真正秘密”。其實，有一點唯物史觀知識的人都會知道，中國農民貧困命運，爭取致富生活，從來不靠寶典秘笈，也不靠任何救世主，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用作品的話來說，就是人民在現實斗爭實踐產生的“內生動力”。如果說，延安整體脫貧奔小康有什么秘密的話，那么真正秘密就在延安人民身上。人民群眾就是創造生活的主角，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尊重和順應這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為了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追求，當作自己的責任和奮斗目標。作品寫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走進延安貧困鄉村，擔任村第一書記，一門心思和老百姓一起，想辦法，出主意，破困局，謀富裕，正確認識人民群眾貧困問題，調動人民群眾的“內生動力”，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延安脫貧的“秘密”之鎖在許許多多村第一書記的努力中，找到了開解鑰匙。

延安脫貧，雖無秘密，但延安的脫貧攻堅，卻創造了自己獨特的經驗。這一點，是被《國家戰略》緊緊抓住了。作品思想正確與深化顯然深得延安精神和紅色文化之魂，從毛主席1943年寫的《組織起來》一文中得到豐富的思想資源。人民群眾創造生活“內在動力”的解放和激活，產生不可阻擋的能量和力量，最基本的經驗，就是“組織起來”。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了，就能辦成辦好任何事情。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是第一個學習毛主席總結的基本經驗并在他代表作《塘約道路》中提出，中國農民的脫貧富裕，必須“重新組織起來”的思考。邢小俊的《國家戰略》也揭示了“組織起來”和“重新組織起來”這個樸素而深刻的關系，產生了共識。改革開放是從中國農民分田到戶，個體承包開始的。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這種個體力量的優勢正在轉化為弱勢，“三農”問題貧困問題不斷出現新情況。有識之士意識到，農民傳統的單打獨斗生產方式，也許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走不上整體脫貧，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須探索建立在現代條件下，能夠把廣大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先進思想、先進方式和先進體制，才能在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解決農民貧困問題，解決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前進道路上碰到的問題。坦率地說，在眾多反映脫貧攻堅現實作品中，能重點思考“重新組織起來”問題的作家并不多，而邢小俊能夠深入思考，并把這種人民精神貫穿到創作的全過程，應該說，他有抓住問題本質的特殊能力，也有高人一籌的思想水平。由此，凝聚和夯實了作品的思想主題。

《國家戰略》主題思想的人民精神決定了作品創作的藝術特色，那就是描寫的重心向寫人，寫延安人，寫敢啃硬骨頭的當代延安人方向傾斜，突出人物形象塑造，用人物反映延安人民的精神，展現延安人民的風貌。作品把重點筆觸放在幾個具有典型性的普通延安人身上。

第一個延安人是索洛灣的柯小海。他常年在外打拼，已經過上小康的日子，但他卻放棄穩定富貴的生活，返鄉競選村干部，當上了村小組長。“一個人在外富了，想著村里人還受窮，我豈能安心？”柯小海想得遠，做得實。當了村干部第一把火，修學校。他個人先墊資，把學校修好，得到了政府扶貧資金的支持。接著他整治村容村貌，硬化村道，個人又先墊了一大筆錢，得到老百姓支持。群眾看到他是個能人，又真心為老百姓辦事，就選他當了索洛灣村黨支部書記。他由此開始為村里謀發展，辦大事。他引進優質蘑菇、香菇技術；建設蔬菜大棚；發展畜牧養殖業。這些決策和選擇，非常符合索洛灣的實際，收效明顯。集體經濟得到振興，村民收入大大提高，闖出了一條脫貧致富的好路子。他本人也成了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第二個延安人是雷坪塔村的共產黨員張蓮蓮。她一家四代幾十年植樹20多萬棵，1750畝，硬是把地座座荒山變成綠水青山。延安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惡劣，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從植樹造林入手，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個好辦法，也是經濟發展的百年大計。但在這個地區植樹造林，也是個硬骨頭，而張蓮蓮就是一個敢啃硬骨頭被稱為“樹癡”的厚道人。作品提供了一個數字：她在四十年間用壞了100多把钁頭，300多雙鞋。她是個普通農民，更是雷坪塔村脫貧致富的大功臣。黨和國家給了她很高的榮譽：全國勞動模范。第三個延安人是李臺子村“職業種樹人”李樹和。他是靠跑運輸，打油氣井發財的老板，每年能有過百萬的穩定收入。可他卻回村向農民流轉土地2萬多畝，辦起家庭農場，立志要在“陜北的藏區”建一座“陜北的花果山”。他按經營企業的一些規律把家庭林場搞得風生水起，參股的村民們償到了甜頭，信心更足了。第四人延安人蘋果電商付平凡。她因一場大火嚴重致殘，又經歷了幾場大病，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但她人殘志不殘，找到了在網上推銷延安蘋果特產的創業路子，銷售額逐年提高，2019年，突破了4000萬元。她富了，更想著要感恩黨，想著要回報社會，為村子脫貧出一份力。她提出“公司+合作社+互聯網+農戶（殘疾戶和貧困戶）”扶貧帶貧理念，讓廣大殘疾人和貧困戶受益，過上富裕的發了日子。自己也榮獲全國農村青年致富帶頭人、全國殘疾人十大新聞人物等光榮稱號。作品還寫了一大批延安人，組成了一個延安脫貧的奮斗群體。他們也許是時代大潮中的幾滴水，但映出時代的光輝，照亮生活的未來。

有評論把報告文學《國家戰略》與當年的美國記者斯諾、《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以及新華社記者馮森齡報告延安真實狀況的作品做了比較，認為這是真實紀錄延安生活的第四份重要文本。實際上，每個時代的作家有每個時代的任務，有每個時代的主題，經常很難進行比較。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國家戰略》真實報告了延安新時代的脫貧攻堅現實，塑造延安人民的形象，正如著名評論家李炳銀所言：打造了一張我們重新認識延安的新名片。

（作者系中國作家出版社原總編輯、著名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