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原來一直以為，沈從文除了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以外，和天津幾乎沒有什么關系。經請教《沈從文年譜長編》的作者李揚教授，并得到詳細的答復后，我喜出望外。

李揚教授說，沈從文不但與天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且還到過天津。他在微信中告訴我：“查了一下，雖然沈從文主編天津《大公報》，但來天津并不多，我在年譜中有記載的有四次，天津多為中轉地。一九二三年八月間，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天津轉北京的。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至三十日，為乘船前往上海，在天津有兩天時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來天津看望妹妹沈岳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逃難是從天津出發，在天津住的時間最長，大概住了十來天。”原來如此，于是就增加了我寫這篇文章的信心。

一

沈從文與天津的關系當然主要是《大公報》。天津這座城市近代以來格外出名，在“被開放”之中又得風氣之先，許多現代科技、文化、理念都是前衛的，新聞更是如此，中國第一份電報的新聞稿，就是從這里首先發出去的。《大公報》的創刊更是天下聞名，報名含義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辦報宗旨則是“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可見在辦報之初，這張新聞紙就確立了自己公正、啟蒙、開放和為民代言的國民立場。

沈從文擔任編輯之前，《大公報》已辦有“文學副刊”和“小公園”兩個文藝副刊。他接編“文學副刊”，并將之易名為“文藝副刊”。《大公報》“文藝副刊”是1933年9月23日創刊的，編委會由楊振聲、沈從文、朱自清、林徽因、鄧以蟄等人組成，但其中大部分并不管事。日常的編務工作由沈從文主持，稿件也是在北平編好后，郵送到天津的報社發排。當然，他有時也會因處理編務，時而來往于平津之間。從此，他的文學生涯幾乎與這份報紙的副刊結下了不解之緣。

沈從文接手《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務工作，同時也成就了他的職業編輯生涯，實現了辦刊、寫稿的理想生活。他曾經說：“我成天都想有一個刊物辦下去，不怕小，不怕無銷路，不怕無稿子，一切由我自己來，只要有人印，有人代賣，這計劃可以消磨我的一生。”給《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有強大的經濟后盾，能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編稿、寫文章上，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實踐心中的文學理念和主張。沈從文注重文學作品的藝術個性和嚴肅性，打破傳統的文人相輕和文壇沉積的條條框框，堅持注重文學風格，不遺余力地給這份報紙副刊擴大影響。

二

為什么會參與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這還要從他與京派作家及楊振聲的關系談起。沈從文和楊振聲的關系相當之好，據資料統計，沈從文數次調轉工作，都得到過楊振聲的幫助。他得以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也是由于楊振聲的推薦。

沈從文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離開北京去上海教書、寫作以后，感到與海派都市發生了巨大的精神反差。在那個現代化快節奏的大都市，人們各忙各的，很少有人理會他這個“鄉下人”；上海的出版印刷業非常發達，雜志稿費也是精打細算，出版商盤剝作者注重盈利，文學與商業結緣，使得部分作家以“白相文學態度”行市，培養了一些利己主義的投機者。

沈從文與上海格格不入，那時候的他在精神上應該是很痛苦的。遙想當年從邊城來到北京，追尋著五四新文學的召喚，民主與科學是他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還有就是在文學中探究生命和人性的價值。然而，到了光怪陸離、人情冷漠、極度商業化的大上海之后，這個“鄉下人”變得煩躁不安起來。一是經濟上的，他窮困潦倒甚至付不起房租，僅靠寫文章賺錢，這對于年輕人來說是何等艱難；二是思想上的，他不關心其他，只想寫文章，專心于文學。因此在心理上當然會有壓力，覺得上海不是自己所追求的文學殿堂，也沒有那個理想的藝術小屋。

沈從文與好友胡也頻、丁玲創辦《紅黑》雜志，他們在編輯理念上也不完全一致，況且雜志沒多久就停刊了。特別是作為“左聯五烈士”的胡也頻犧牲后，他在精神上更是極度痛苦，后來即護送丁玲回湖南老家。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沈從文在上海的生活應該很不順利，情緒也是壓抑的，總之日子過得很不愉快。

再次返回北平后，1931年暑假，沈從文經徐志摩介紹，到楊振聲任校長的青島大學任教，兩年后重新回到北平，經楊振聲介紹參加中小學教科書編纂工作。就在這個時候，《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了，沈從文又經楊振聲推薦，成了主持編輯的中堅力量。

三

僅僅過了一個月，沈從文根據在上海的種種教訓、體會，在“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文章中，他指責上海的一些文人沾染了玩票兒、白相的習氣。這篇文章掀起了轟動文壇的“京海之爭”，并且在后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首先是蘇汶發表《文人在上海》的文章進行反駁，沈從文又發表了《論“海派”》，進行理論再申辯。根據他對上海文人的印象，羅列了“海派”作風中的造謠中傷、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等“名士才情加商業競賣”的主要特點，進行諷刺批判。一時間，徐懋庸、姚雪垠、曹聚仁、胡風、魯迅等許多作家都寫了文章，其中以魯迅的《京派與海派》最為有名，也最公允。魯迅說：“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這場由沈從文引發的著名的“京派”“海派”之爭，對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繞不過去的重要論爭。

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時期，是沈從文創作生命的高峰期。他完成了《邊城》和《湘行散記》等名著，一時間影響很大。蘇雪林、劉西渭等都撰文對他的作品進行評論，給予充分肯定，使他在文壇上有了一定的地位。1935年9月，“文藝副刊”更名為“文藝”，由沈從文與蕭乾合編。1936年4月至1938年3月停刊，“文藝副刊”編輯雖由蕭乾署名，但沈從文仍然參與組稿和編輯。

《大公報》“文藝副刊”扶植了很多青年作者，為天津和全國造就了一大批文學新秀。1936年，《大公報》為紀念“復刊”十周年，開展了一次影響很大的“文藝獎”評選活動。評委有：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華、沈從文等人。這次評獎很有特色，不是簡單地公布名單，請作者領獎就結束，而是還要提出評獎的依據。評委們不但要認真閱讀推薦作品，提出自己的評審意見，在發布獲獎名單時，還要公布對于具體作品的評論。報紙隆重推出的三位獲獎新人是：蘆焚（師陀）、曹禺、何其芳。

小說獎的得主，是蘆焚（師陀）的《谷》；戲劇獎的得主，是生長于天津的青年劇作家曹禺的《日出》；散文獎的得主，是何其芳的《畫夢錄》，他那時擔任南開中學的教師。這幾位都是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的年輕作者，后來也都成了知名作家。可以說，他們的成長離不開這塊文學沃土。

沈從文還特意為曹禺的《日出》撰寫評論文章，題目是“偉大的收獲”。他認為，《日出》“是一首詩”，寫出了“爛熟了的都市”，“它的分量，它所孕育的觀念，便顯示作者一個偉大的未來”。這篇文章也許在寫評獎推薦語的時候，就已經醞釀好了的。這也是沈從文寫過的唯一的劇作評論。沈從文在《大公報》擔任編輯期間，做了很多工作，使“文藝副刊”全新改版、面目一新，他對“文藝副刊”本身的發展貢獻良多，給天津的文壇帶來深遠影響。

四

“七七事變”爆發后，1937年8月12日早7點鐘，沈從文撇下家小，同北大、清華的一批教授一起，喬裝改扮逃出北平。他們“搭第一次平津通車過天津”，那個時候車行緩慢，到達天津已是半夜了。同行的有楊振聲、梅貽琦、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錢端升、張曦若、梁宗岱等人。他們一行就在天津打探消息，一直住到21日。這十來天的天津蟄居，雖然簡要地記錄在《〈湘西散記〉序》之中，其實還是應該進行深入挖掘的，其他幾個人的作品和日記，都應該有線索可循，其中一些資料說不定會很有意義。

經歷了抗戰艱苦的磨難之后，沈從文依然情系天津，在教學和寫作之余，他參與了復刊后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益世報》“文學周刊”的工作。他編輯了從1947年10月13日起的1—25期《大公報》“文藝副刊”，之后將編輯工作交給馮至，又接任了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主編，一直延續到1948年11月。由于國內戰事、報紙版面稀缺、經費緊張等原因，《益世報》“文學周刊”出版至118期便宣布停刊。

沈從文對報紙的文藝副刊，不但情有獨鐘，而且認真負責。從組稿、改稿、寫稿，幾乎都是一人所為，有人說，他北平的家就是他的編輯部。故而，沈從文有許多的編輯體會，他曾經寫過一篇《本刊一年》的文字，道出心緒和經營文藝副刊的各個方面，他說：“其實刊物能生長，能存在，編排方式和內容水準，都使讀者不大失望，是由四方面得來：第一是報紙主持人的眼光遠大，常常犧牲了廣告收入，始終維持刊物的一定篇幅。第二是作者的熱誠幫忙，肯把文章源源寄來，且給了編者以最大自由和信托，用或不用能隨意處理。第三是讀者的寬容，因此五十余期刊物中，各方面文章都能夠有機會和讀者見面，且有二分之一以上作品，為北方新人作品（好幾位少壯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贊美，以及一年來的驚人進步，使編者亦分有了光榮）。第四是負責排字校對本版朋友的熱誠認真，刊物能每期和讀者對面，編排得明爽醒目，錯字又少，這全是他們的功勞。”在《益世報》“文學周報”上，他還以書信的方式發表文章，為報紙編排、版式等提升空間不足向作者道歉，表示今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這些編輯文字里，他沒有說自己是如何的努力，而是一以貫之的擔責，表現出為人的寬宏大量。

應該說，是《大公報》主持人的高瞻遠矚和經營底氣，放手把這么重要的報紙的副刊，交給當時的文化人來編，為一批新的青年作者提供了成長園地，同時也為天津這座城市爭得了榮譽，使《大公報》在現代中國的新聞傳播、文學藝術界有口皆碑、久享盛名。

人們常說，天津出歌唱家，而且為全國培養了許多曲藝、說唱界的人才。但其實，天津還走出過很多文學家、藝術家，這方面的材料很多，可惜我們總結的實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