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漢思與沈從文——跨越半世紀的恩與報
沈從文與傅漢思（九如巷張家供圖）
傅漢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德裔美國漢學家，民國才女張充和之夫、沈從文的連襟，生前長期擔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中國文學教授，為中國古詩研究、中國文學翻譯以及中國文化西傳作出了卓越貢獻。傅漢思與沈從文二人的交往和互動跨越近半個世紀：20世紀中期，在沈從文耳濡目染的影響下，傅漢思實現了由西方文學向漢學的學術轉型。20世紀80年代，在傅漢思的鼎力相助之下，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史學研究走進美國并風靡世界。二人之間的恩報是上世紀下半葉文明開放互鑒的時代縮影，譜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漢學啟蒙
傅漢思雖然以漢學家身份著稱，但他的正規教育背景卻是西學——他出身于德國古典學與語文學世家，并于1937年、1938年和1942年取得斯坦福大學古典學學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西班牙語碩士和伯克利羅曼語文學博士學位。
傅漢思走上漢學之路屬于“半路出家”。二戰服志愿兵役期間，他在美軍軍官的鼓勵下學習漢語。1945年戰爭結束后，他回到加州伯克利分校講授西班牙語，期間結識了初到伯克利東方語言系任教的陳世驤，從而萌生了對中國文學最早的興趣。而真正決定其學術轉型的當屬1947年至1948年的中國經歷。
1947年，在陳世驤的安排下，應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邀請，傅漢思前往北大西語系擔任副教授，講授拉丁語、德語和西方文學。北大活躍的學術環境和北平濃厚的文化氛圍對傅漢思產生了潛移默化的陶染，在其心中埋下了漢學的萌芽。以北大教員宿舍所在的中老胡同32號院為核心聚點，他與沈從文、楊振聲、季羨林、金隄、袁家驊、馮至、夏志清、夏濟安、朱光潛等學者都交往甚篤，其中沈從文對其產生了最早的漢學啟蒙。
1948年3月，經時任北大英語系助教、沈從文鄰居金隄的介紹，傅漢思初識北大中文系教授沈從文。彼時，沈從文的工作重心已由文學創作轉移到雜文物研究。傅漢思在與沈從文的談話中了解中國歷史、藝術和建筑，由他的小說開始接觸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各個方面。他在《我和沈從文初次相識》一文中詳細回憶了這段經歷。
1948年3月在致斯坦福父母的信中，傅漢思表達了初見沈從文時的仰慕之情，將他稱為“可愛的人……目前北京的一位最知名的作家和教授……儀表、談吐、舉止非常溫文爾雅”。此后，傅漢思常在沈宅與沈從文對談，并參與到沈從文與他人的討論中，又與沈家人一同出游。傅漢思經常出入沈宅，每次到訪，沈從文都抽時間與他聊天。傅漢思雖只能聽懂他的部分湘西土音，卻很喜歡聽他談話，不懂的地方，沈從文之妻張兆和便用普通話復述一遍。沈家當時位于北大教員宿舍，許多名家居住在此，沈從文常常款待來訪的教授、作家、學生等，傅漢思也參與其中。在致父母的信中，傅漢思表示“對沈從文的文化修養知識很欽佩”。據當時借住沈家的張充和回憶，沈從文彼時愛好談論文物考古，他“談吐生動快樂……觸類旁通，以詩書史籍與文物互證，富于想象，又敢于想象，是得力于他寫小說的結果。”沈家“除書籍漆盒外，充滿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舊紙……屋子將要堆滿”。除拜訪沈從文外，傅漢思還與沈家在天壇野餐，在頤和園霽清軒度假。在致雙親的信中，傅漢思寫道，“我總是喜歡聽沈先生講解中國古代的藝術同建筑”。沈從文深厚的國學功底和沈家濃郁的文化氛圍讓傅漢思受到了人生中最早的中國文化啟蒙。
在沈從文才華的感染下，傅漢思開始閱讀他的文學著作，先是在英國出版的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集《中國土地》（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1947），后是中文原作。傅漢思回憶稱，這是他“一生第一次結交一個作家”。《中國土地》以1936年上海良友出版社發行的《從文小說習作選》（上下冊）為底本，并增添了他的其他小說。全書由彼時北大英語系副教授、沈從文的鄰居金隄主譯，并由金隄的老師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稍加潤色。選集涵蓋沈從文短篇小說14篇，依次為《柏子》《燈》《丈夫》《會明》《三三》《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龍朱》《夫婦》《十四夜間》《一個大王》《看虹錄》《邊城》。它們多植根于舊時湘西百姓的尋常生活，展現的是對傳統文明的追想、對民族文化的宣揚和對人性真善美的呼喚，如《燈》中老兵舊式人格的彌足珍貴以及戰亂之下現代生命的蒼白枯萎，《邊城》中恬靜的山水古城下祖孫之間深沉的愛，《柏子》中社會底層的水手和妓女在物欲交易中尋覓的溫情。通過閱讀，傅漢思深化了對中國文學、中國鄉村生活、傳統中國民族性等方方面面的認識。
學術影響
沈從文的史學研究決定了傅漢思返美后的學術轉向，并對他后期的漢學研究特色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北平回到伯克利后，傅漢思的學術重心由西學轉向漢學，旋即啟動中國中古史的翻譯、整理和教學工作，先后擔任加州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助理和東方語言講師，后加入東亞研究所，從初級歷史研究員、助理歷史研究員一直晉升為歷史研究員。作為東亞研究所“中古史譯叢”的編輯，他于1952年發表了該譯叢的第一輯——《孟浩然傳》（Biographies ofMeng Hao-jan），譯介了《舊唐書》和《新唐書》兩版《孟浩然傳》。譯本在尾注中追溯歷史事件的原始記載，對事件細節拓展延伸，充分體現了詳實考證的史學特色。例如，他標出了《新唐書》版《孟浩然傳》的9處直接和間接取材來源，在孟浩然惹怒唐玄宗一事上列舉了可能的4個來源。再如，他添加了孟浩然“太學賦詩”之“詩”以及惹怒唐玄宗一詩《歲暮歸南山》的全詩，使得孟氏的相關軼事和人物形象變得更為立體豐滿。除史料翻譯外，傅漢思還致力于史料翻譯的整理。他在1957年出版《中古史譯文 目錄》（Catalogue of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for the Pe?riod220-960）。該書收錄了三國至五代16個朝代共2000多個正史篇章的英語、法語和德語譯文，是西方漢學界首次對中國中古史翻譯的系統梳理。這種對前人成果的整理和考察亦是傅漢思此后古詩譯介中重要的基礎工作。例如，他在代表作《中國詩選譯隨談》中列出了全書106首詩歌的文本來源、前人評論和早先翻譯。
和沈從文一樣，傅漢思畢生的學問亦圍繞中國歷史和文學，只不過前者的學問路線是“由文入史”，后者則是“由史入文”。在從事史學研究同期，傅漢思完成了伯克利中國文學博士課程的學習，1959年至1961年在斯坦福大學任中文助理教授，直至1961年入職耶魯大學東亞系后，全面轉向中國古詩的翻譯和研究。這是對其文學特別是詩歌本行的回歸——傅漢思的博士論文題為“克維多嚴肅詩歌中的喻像語言：對概念主義研究的貢獻”（“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Seri?ous Poetry of Quevedo: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ceptismo”），但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沈從文小說的閱讀。筆者認為，傅漢思古詩研究中的審美傾向、研究重點和研究路徑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沈從文文史研究的潛在影響。文學審美方面，沈從文文風清新俊逸，介于散文和小品文之間。而在傅漢思的代表作《梅花與宮闈佳麗——中國詩選譯隨談》（The Flowering Plum and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1978）中，他選譯的詩篇文風也大都偏向于自然淡遠，如第一章中的《高原》《山居秋暝》《春江花月夜》《秋夜》。研究重點方面，沈從文的小說常以刻畫湘西鳳凰古城的淳樸民風為主題，他的文學創作主張“美在生命”，與當時移植牽強的流行文學和虛妄的革命文學絕緣。而傅漢思古詩譯研的重點則是展現普通民眾生活的漢樂府，他先后譯介樂府詩歌共76首，并致力于突破“知人論世”的傳統文學批評觀，于文本之中發現中國古詩自身的文學性。研究路徑方面，沈從文的文物研究貴在詩書史籍互證的方法，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典型。而傅漢思的古詩研究、尤其是文本真偽和作者身份研究亦以扎實的考據功夫見長。例如，他在廣泛參考多種《梅花賦》底本版本的基礎之上，結合詩歌內容作出思辨性的取舍，力圖還原了最接近原作原貌的底本。他從文本的收錄和流播以及作者的寫作風格出發，批判性地審視前人的研究成果，證明了《悲憤詩·其一》《悲憤詩·其二》《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11首李白詞非李白所作，呈現了《曹集銓評》中340首詩歌復雜的真偽性情況。
中美姻緣
除帶來漢學啟蒙和學術影響之外，沈從文更是撮合了其妻妹張充和與傅漢思這對漢學伉儷的佳偶良緣。據傅漢思回憶，當時拜訪沈家時，沈從文以為他對張充和更感興趣，因此不再與他多談話，而創造機會讓他們獨處。1948年7月14日至8月上旬，傅漢思與沈家在霽清軒小住，這是他與沈家相處時間最長也是與張充和感情迅速升溫的階段。張充和后以“霽晴軒畔澗亭旁，永晝流泉細細長。字典隨身仍語隔，如禪默坐到斜陽”一詩記錄這段歲月，而現存的兩張合照也定格了二人的熱戀期。（原詩將霽清軒寫作“霽晴軒”，編者注。）彼時，據沈從文書信顯示，沈從文稱呼傅漢思為“傅先生”，常請他為家里捎信辦事，另據傅漢思回憶，他也開始隨張充和稱呼張兆和為“三姐”了，由此可見傅漢思在沈家獲得的認可以及與沈家相處之融洽。1948年11月19日，傅漢思與張充和成婚，婚禮上的介紹人之一便是沈從文。
定居美國后，傅漢思與張充和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度了媲美趙明誠、李清照洋溢詩樂文化的好時光，鐫刻下一段中國文化異域生輝的佳話。一方面，張充和憑借在伯克利東亞圖書館的全職工作，全力支持傅漢思完成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文博士課程的學習，幫助其實現了“由史入文”的華麗轉型；并為傅漢思的各類著作撰寫書法，幫助其理解晦澀的字詞篇章，以實際行動輔助傅漢思的古詩翻譯和研究事業。另一方面，傅漢思積極參與到張充和的昆曲、書法和詩歌事業中。他協助張充和在歐美大學公開表演昆曲共36次，負責普及昆曲藝術、講解劇情、翻譯唱詞、吹笛打鼓等工作。他與張充和合譯經典書論——孫過庭的《書譜》和姜夔的《續書譜》，并以《書譜兩種》（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1995）為名出版。他翻譯了張充和唯一一本詩歌自選集《桃花魚》（PeachBlossom Fish:Select?ed Poems Composed & Calligraphed by Chang Ch’ung-ho,1999），很好地再現了詩中的“漂浮”“夢”“放逐”等主題意象，傳達了張充和作為離散詩人的濃濃鄉愁。
訪美之行
傅漢思感恩于沈從文的啟蒙影響，返美后一直盼望他到訪美國。傅漢思先后兩次邀請沈從文赴美：1980年年初，他和張充和寫信邀請沈從文夫婦來美，未得回信；同年2月26日，他聯名耶魯大學中國小說史教授高辛勇、中國歷史教授余英時、耶魯美術館東方藝術部主任倪密（Mimi Gardener Gates,1943-）發出正式邀請，寄沈從文和其任職的中國社科院。傅漢思竭力解決沈從文訪美的行前問題：他經過在社科院訪學的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與社科院溝通協調，解決了沈從文夫婦美國之行的費用問題；由于非官方派出及參保人年齡問題，他向各方尋求保險未果，迫不及待時答應以個人名義為沈從文健康擔保。1980年10月27日，沈從文夫婦如期訪美。當天傅漢思接機完回到家中，在日記中寫道，“等了30年的一個夢，今天終于實現了。”
自此至1981年2月15日，沈從文在美講學訪問期間，傅漢思負責打點一切事宜：首先，他為此次美國之行作出總體規劃，在全美15所大學為沈從文精心組織了23場演講，內容包括文學與文物學，使其能夠暢所欲言，彌補了沈從文1949年后離開北大終止教學的遺憾。其次，他負責安排沈從文的一切行程，美東地區幾乎全程陪同，美西地區和夏威夷期間請鐘開萊和馬幼垣安排接待、翻譯和住宿。再次，傅漢思先后出色地完成了沈從文在美東地區9個學校13場講座的交替傳譯工作。其中8場講座題為“20年代中國文學”，3場題為“中國古代服飾”，另有講座“中國扇子的演變”和“我的生活經驗”各一場。在沈從文演講前，傅漢思做了細致的譯前準備，考慮到沈講話即興成分多、語體常是談話的特點，傅逐漸放棄了閱讀講稿，而重點通過與沈交流以了解內容細節。在翻譯過程中，當沈從文借題發揮、激情澎湃之時，傅漢思從旁提醒他不要跑題；在他滔滔不絕、不留出翻譯時間時，只好取其大意；在遇到中西文化沖突的地方則選擇不譯，如沈從文提到作為小兵最得意為上司燉狗肉。張兆和和沈從文稱贊了傅漢思的翻譯，沈從文深知譯事之艱，認為“只是難為了翻譯，因為內容引例較多，問題生疏，不易恰到好處。”最后，傅漢思詳細記錄下了此次行程的所有細節，詳見《沈從文在美國的講演與文化活動》，其中講座日期、地點和題目一應俱全，文化活動涉及一眾華裔學術名流，這些珍貴史料對沈從文研究而言意義重大。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傅漢思在此行中還助推了1982年《中國土地》美國版本的出版發行。此版在1947年英國版本的基礎之上新增了《作者小傳》和 《再版序言》，前者在沈從文協助下由傅漢思撰寫，后者由沈從文撰寫、傅漢思翻譯。彼時，《中國土地》英國版絕版已久。沈從文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講座期間，經夏志清提議，同意由哥大出版社再版。傅漢思撰寫的《作者小傳》以沈從文的出身開篇，以訪美之旅收束，并將他與文學的因緣作為主線。《小傳》從他自幼展現文學天賦和興趣寫到他受新文學革命鼓舞北上追求文學夢想，確定小說和散文的寫作方向，從他在動蕩歲月顛沛流離之際堅持創作和教學寫到他最終放棄文學，轉向雜文物研究。沈從文經傅漢思之筆，給出了對于其小學學歷和棄文從史兩大人生問題的注解。《小傳》寫道，“他（沈從文）厭惡學校教育。”這可理解傅漢思為沈從文學歷的辯護，也似是在暗示沈文學天賦高無師自通，或其愛好天然的性格特點。而對于“棄文從史”，《小傳》的解釋是“他發現已經無法教書，也無法寫小說以滿足新社會的需求”，即不愿與當時的左翼文學同流合污。“小傳”字里行間都流露著傅漢思對沈從文的敬仰之情，實乃他對漢學啟蒙恩師的致敬。《再版序言》除談及《中國土地》英國版本的情況和美國版本的緣起外，其余篇幅則是沈從文的自傳，其中關于其學歷的解釋與《小傳》類似——“不愿受舊式私塾的管制，喜歡向社會學習，研究各色人事”，關于棄文從史則強調了政治之外的興趣原因——“我畢生都喜愛和崇拜藝術家和工匠的工作。我在北京看到了最精致的中國手工藝品，從史前時期的陶器一直到18世紀的瓷器和其他古玩，從而愛上了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借助傅漢思的翻譯，沈從文時間跨度最長的自傳得以存世，成為其1934年青年自傳——《從文自傳》的重要補充。
20世紀80年代，美國掀起了一股“沈從文熱”。此前，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給予沈從文極高的文學地位，將其奉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1977年，金介甫在哈佛完成博士論文《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于1980年6至7月在社科院采訪沈從文。如果說以上二人為“沈從文熱”提供了鋪墊的話，那么傅漢思則是通過策劃組織沈從文訪美之行和促成《中國土地》再版，直接將“沈從文熱”在美國推向了高潮，這無疑是他對沈從文啟蒙影響的恩報。
綜上，傅漢思在北平期間從沈從文的談吐和小說中接受了最早的漢學啟蒙，他在此后的學術轉向和漢學研究受到沈從文的深遠影響，而傅漢思與張充和的漢學良緣也得益于沈從文的撮合。隨著學術工作的不斷深入，傅漢思成為了20世紀下半葉美國中國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培養了包括宇文所安、康達維在內的眾多漢學名家。作為對啟蒙老師的恩報，傅漢思精心策劃組織了沈從文的美國之行。沈從文文學借講座推廣、小說再版、讀者與談等各種形式，進一步走進美國并走向世界，最終促使沈從文在1983年正式獲提諾貝爾文學獎。傅沈二人的“恩”與“報”推動了美國漢學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為中西文化交流添加了最佳的注腳。
（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