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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收集沈從文有關文物研究佚文時，偶然發現一篇他的講話稿。時在1958年年初，全文約有兩千多字，雖說是基于當時形勢的公開講話稿，但也不乏實質性的建議（詳見《藝術科學研究座談會——文件匯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1958年3月28日）。尤其是他轉行到了博物館之后，急切希望以當時的文物解決全國院校的美育問題，為此他有較為詳細的計劃，并在致信給張兆和時一再表達這件事的迫切性。他希望自己能夠有所作為，謙卑而行，整理國故，利國利民。

座談會代表名家薈萃

1958年，當時的文化部于3月15日至3月19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藝術科學研究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代表可以說是集中了各界的精英人士，以當時參加藝術科學座談會全體代表“倡議書”簽名名單為例，有163名之多。其中有雕塑家劉開渠、畫家于非闇、古琴名家汪孟舒、舞蹈家戴愛蓮、敦煌學家常書鴻、戲劇學家歐陽予倩、音樂家楊蔭瀏、考古學家常任俠、國學名家唐蘭等。沈從文顯然是作為博物館的文物工作者參與進來的。因此他在講話中頗為謙虛，一再表示自己是抱著學習的態度，同時從個人擅長的寫作出發，為文物史寫作做一些改進和創新。

沈從文在報告中提到：“各位同志，從歐陽（予倩）院長（注：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報告中，我和大家一樣，得到了很多的啟發和深刻教育。我是北京歷史博物館一個研究員，既不會唱，又不會畫，對藝術可說是個外行。不過在工作中經常要和美術史——特別是萬千勞動人民偉大優秀成就的工藝美術史，萬千種豐富材料接觸，它們的歷史發展，花紋圖案彼此的關系，都得有一點常識，才好作陳列說明。加之博物館還有部分任務，是對外供應研究資料，所以現在用個服務員的資格，來在大會上說幾句話。總的計有兩點：一、報告一下本館近年工作計劃，二、從個人常識出發，提出一些有關今后美術史的研究、編寫，以及教學方法上的看法和建議。”

查沈從文年譜可知，1957年2月15日，沈從文被聘為北京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同年3月份還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會議，沈從文在會上就加強博物館的文物研究工作和少數民族文化工作作了發言。這一年5月份，沈從文還致信給張兆和提及“機關中見得多、懂得多的各種專家也還有，只是對文物眼目鑒賞而已，知識局限性大。”尤其是在利用文物實物寫作研究文章方面，這方面人才缺乏。而自己已經準備五六個小專題，預備搞十個題目試試看。

在這次會上，沈從文講話強調：“歷史博物館的主要工作，是全部通史陳列，向廣大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各種專題陳列，并且把重要文物資料，供應各方面需要。關于陳列方面，已完成原始社會，夏商周到唐五代。本年將完成宋元明清部分。專題陳列曾展出過解放軍照相展，殷墟輝縣發掘展，敦煌畫展，楚文物展，全國出土文物展，炳靈寺塑畫展，建筑史展……本年為配合全國文化科學生產建設大躍進，除了要把部分展覽送到鄉下去，在本館還打算做六個專題展覽，和新的藝術研究都有些關系，第一個是全國近年新出土墳墓壁畫展（可豐富我們對于人民藝術的內容）。第二個是明清肖像展和風俗故事畫展（其中包括有反映兄弟民族生產和歌舞部分，是比較少見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第三個是明清漆柜門畫展（從這部分藝術品中，我們將可以發現由徐文長、石濤、八大到新羅山人的山水花鳥畫，原來是受當時民間工藝畫影響極深。這些藝術又是中國本有的傳統的油畫遺產）。第四個是宋元民間陶瓷展（在人民藝術中，也有值得特別重視的成就）。第五是有花紋的古代磚瓦展（屬于古建筑裝飾藝術一部分）。第六個是明清絲綢繡花展（限于地方，能展出的雖然不太多，花紋圖案各種對于生產教學，都必然有一定幫助）。此外，故宮方面，個人在那邊兼做絲綢研究工作，已得到院方許可，今年下半年，也打算把藏品中明清錦緞和繡花，挑選千把種，花樣好看，色調鮮明，對于新的綢緞、印花布和日用輕工業有直接幫助的，送到南京、蘇州、上海、杭州、成都等地方去作半年流動展出。到時各教學研究單位要臨摹學習，也會得到較多方便。此外我們工作人數減一半，經費減百分之四十多，觀眾爭取過去三倍。這是第一點要報告的。”

文物史寫作要拓寬思路

1957年年底，沈從文與王家樹共同編著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裝幀精美，而且其中不少圖片都是經過臨摹和復原的，沈從文還做了后記修改稿。沈從文似乎對于物質文化史寫作興趣很足，發表了幾篇絲綢工藝類的論文。其中有一篇在次年交給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唐蘭還及時回復幾點：“江浙絲綢只說一千多年歷史恐太保守了；絲綢質量曾降低，解放后復振，必須說明；現有絲綢已有很高成績，必須肯定；我們這個陳列只能作為資料性陳列，供生產參考，而不應是示范性陳列，要今人來死學古人。”

因此與唐蘭一起開會的沈從文也提到了這一點，希望有所創造性的使用現有材料：

“其次，是關于今后美術史教學和編著，個人所有的一點看法和建議。我同意在座談會上陳叔亮同志提到的，過去美術史的寫作成績應當肯定。可以商量處，是一部嶄新的‘中國美術史’，或今后美術史教學，應當如何下手，對年輕一代，才會更有益一些。是集中全國專家到北京來共同解決，還是暫時共同草出一個大綱，根據大綱各自分別編寫？能雙途并進似乎最好。依我想，以目前情況，集中到一處來搞一二年，如果勢必影響教學進行，還是不妨先分別寫，來個‘百花齊放’，但是在寫作中要盡可能充分交換資料，并取得各方面協助，在互相幫助下進行，這辦法或者比較妥當。國家那么大，多有幾部作品寫出來讓我們學習，應當是好事情。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寫什么’？是照舊方法把封建文人畫當重心來敘述，還是用一種新觀點，把千百萬勞動人民的藝術光輝萬丈的成就做主流重點來寫？有關美術史的問題，本來是反映社會生產文化活動相當復雜的問題，如照過去有些那么孤立地來談它，即寫的是中國繪畫史，也必然有許多空白點填不滿，特別是關于它的發展如彼如此處，不易措詞。因為接觸面過于狹窄，許多事只能從假想出發，不從事實求證，結論自然難和歷史情況符合。比如談宋人花鳥畫，院畫成就只是極小一個部分，如不把反映到全國陶瓷上，和其他裝飾彩繪上的成就同時并提，你就看不清楚全貌。個人認為一本美術史的寫作，如不把基礎奠定在一種新的研究態度上，缺少對于藝術各部門的廣泛認識和深刻理解，以及運用馬列思想方法，從豐富現實題材的分析與綜合，來進行這個偉大工作，就不可能滿足萬千讀者要求。過去無條件，工作不怎么好辦，新的社會卻有了個極有利條件。如今既有黨的領導和支持，故宮文物收藏文物過百萬件，全國重要藝術品都已集中在各省市，新出土文物也過百萬件，敦煌研究所用了二十年艱巨勞動已臨摹了上千種重要壁畫，麥積山、永樂宮壁畫經過美院各同志的努力，也摹了上千了不少……這一切材料全部擱到了我們眼前，重要是如何了解它，消化它。個人覺得新的美術史的寫作，方法上也應當新一些，來一個大躍進，不宜再保守。首先要切切實實來好好地向遺產虛心學習，才可望綜合文獻和實物，對得起幾千年來留下這份寶貴遺產……”

建議拍攝電影和制作明信片

在這次講話中，沈從文還提出幾項大膽建議：“一、是否可酌調各藝術學院或藝術系年輕講師助教，到故宮分門別類做一年半載學習進修準備，學懂后，連同各種有關材料帶回去，和教研組共同學習，再輪換一人來學。二三年后，全部教學情況會一改舊觀。至于工藝美術學院的研究員和教師，求研究工作扎實，教學工作改進，更有必須考慮采用這個學習制度，才能夠把握得住傳統優秀民族工藝造型和花紋的規律，吸收長處，轉而使用到新的教學和創造上去，形成明天的真正百花齊放。

二、可否由文化部藝術領導小組，商量電影制片廠，把故宮重要藏品和全國出土重要文物，以及敦煌、麥積山、龍門、云岡、名跡巨制，拍制電影一二十卷，專作教學研究使用。讓教師講到美術史某一問題，某一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時，一切都有物為證，交代清楚，不僅是字面解釋。由于材料嶄新而具體，教師此后的講授和結論，都必然會令人耳目一新。

三、小組會上還有一位同志，談起對于國內名畫的臨摹復制重要性，我完全同意。這方面工作，實在值得重視，加強組織人力來進行。國內有許多畫是孤本，為安全計也得多留些復本，讓全國人看看。敦煌畫和麥積山畫，以及歷博臨摹墳墓壁畫，已經臨摹過的，復制將更省事。如果部領導小組，能酌調部分人力，加上民族藝術研究所幾位高手，共同來有計劃為各省市博物館和各學院做三五年基本建設工作，把重要的名跡摹取百十件，我想這個工作對于國家的貢獻，將十分重大。

四、目前還有個問題更加迫切，即藝術教育普及，全國中小學美術教員所面臨的問題，待幫助，未解決。部中是否能和郵局商量一下，為他們工作。如用明信片辦法，即一二千單色和彩色的美術明信片，幫助就十分具體。如想要美術教育在普及上提高，這個環節實在不能忽視……”

1958年下半年，沈從文帶著一批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明清綢緞、刺繡離京至江南巡展，其中去了杭州、蘇州、南京等地，展覽效果大好，沈從文也都留下了具體的論文，后來這批絲綢文物又去了武漢展覽，沈從文依然擔任了展陳說明和陳列內容寫作任務。這一年8月，國家正式提出，要在天安門廣場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從此以后，沈從文后半生的工作幾乎都是在該館完成的，而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不但影響了很多專業人士，后來還入選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高中段），可以說是一本高年級學生的優秀美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