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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好》是魏思孝農村系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兩部分別是《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眾》。說收官，未免有點偏頗，就像魏思孝本人也曾坦陳，農村一直在發展，是寫不完的。而之所以要提到收官，大概是為與前兩部作品形成映襯和聯系，進而透露出作家即將在文本上進行某些嘗試與探索的暗含之義。

與上兩部群像般地描寫不同，《王能好》著重刻畫了王能好這個人物，進而枝枝蔓蔓勾連出與其相關的眾多農村角色，所映照出的，無不是對王能好本人的勾勒與著色。文本的流暢對閱讀形成強大助力，掩卷沉思，一個生動而豐滿的王能好的形象便清晰地在腦海中浮現出來。

王能好生活在嶺子鎮王一村，跟普通農民對進城這一隨波逐流的態度不同，他活到四十多歲，突然想要掙脫困囿，“到大城市去看看”。文中言“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讓他失望。缺少新鮮，十幾年如一日在勞務市場找活，再干十幾年也是這樣。 ”

他四肢健全，性格乖張，尤其是喝酒之后，更是話多嘴碎討人嫌。酒醒之后就全不作數，展現其理智而又偏執的一面。他四十多歲，仍孑然一身，對自己沒有清晰定位，對相親對象挑挑揀揀，最終把自己剩下。外出打工，遇家中變故，匆匆趕回。然而短短的外出經歷也成為王能好吹噓的資本。后來再次外出，竟被騙去挖煤，僥幸逃回家，王能好的外出夢徹底破碎。

在王能好的身上，匯聚了多種品質。首先他是一個勤懇的農民，靠自己的雙手勞作掙錢。勤儉節約到吝嗇刻薄，也不失為受生活摧殘后自我保護的隱忍手段。其次他是一個不安分的農民。“他心神不寧，對外面的世界抱有幻想，認為生活有起色，一心想要再出去。 ”了解了王能好一生的遭遇再回過頭來看王能好，就會發現，他仍然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有著農民身上的淳樸與善良，也有農民的狡黠和詭秘。

仔細探究王能好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性格，跟他所處的成長環境不無關系。王能好的三弟下葬，“王一村的婦女們已經穿好棉衣、系好頭巾，站在王家門前曬著太陽說話。她們悄聲交談不時四顧，慌張的神情一如其熱愛的諜戰劇里接頭的地下黨人……她們語氣惋惜，談不上沉痛，臉上的興奮之情在良知的審視下一閃而過。”

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在農村，紅白事都是村里的大事、盛事。特別是死亡，那些沒有降臨在自己身心上的痛苦，毋庸置疑地會成為觀瞻者們的興奮點。圍觀或者議論，人們的關注點在喪事的諸多細節，唯獨忽視了那個已經遠去的人。

王能好就在這樣的村莊里生長起來，不可避免地也浸染了這樣的底色。對家庭而言，父母的不合，兄弟間的冷漠，讓王能好對這個家幾乎沒有親情可言。

老三剛走，老二就跟王能好商量要把王慶（老三的遺孤）托付給他，被王能好回絕。而王能好不幸因車禍離世，“旁人問，交通事故，賠償多少錢？老二說，老大不體貼人，白死了。”凡此種種，便可以追尋王能好尖酸刻薄性格養成的佐證，他的成長環境決定了他的性格走向。

文中對此亦進行了有趣的比較：盈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呂長義的生平和王能好進行了縱向比較，“呂長義的父母都是工程師，從小衣食無憂，家中幾排書架，各類藏書。在呂長義研究數理化的時候，王能好跟著長輩在下地干活，學會了拔草和捉螞蚱。 ”

相信看過《王能好》的人，幾乎沒有人喜歡王能好，卻又找不到擠兌他的理由。王能好就是王能好，他的身上縱使有諸多缺點，特別是一張討嫌的嘴，但就像曹衛國（前任村支書）評價王能好的那樣：“老大，你這人哪里都不好，好就好在這張嘴，不來虛的。”王能好活得逼仄而真實，他敢面對前村霸徐達討要殺狗錢，也敢背著老庚跟楊美容“偷雞摸狗”。

他對親兄弟尖酸刻薄，卻信了火車上拜把子的大哥周光權。王能好一生都在為自己活著，在他骨感的認識中，任何誘惑都不如壓在枕頭下面的銀行存折踏實。沒人能搞清楚，已經奔五了也沒結婚，整日縮衣減食，拼命存錢的王能好，到頭來是為了什么活。但這一切在王能好看來都是可以在存款的安慰下得以化解的，這也是王能好積極樂觀能夠支撐下去的唯一動力。

思孝的語言一如既往地克制而充滿力量，其中也充滿了精準的描述和潛藏的黑色幽默。 “生活中的失意者，都一直生活在懊悔中，對過去的任何抉擇和選擇，都不盡滿意。”

“生活如果是把刻刀，只怪王能好本身太過堅硬，除了細密的劃痕和歲月的侵蝕，并沒有在他這塊石碑上刻出配偶和后代的姓名。”

“面對這些出沒在市區的體面人，王能好告訴自己，他們都是不勞而獲、徒有其表的，只有自己才是真材實料，靠雙手去打拼，十幾年如一日，在數不清的勞作中，掌握了多種技能，是個名副其實的令人尊敬的勞動者，應該就是腳下這片土地的主人。 ”

這些內涵深刻的敘述，對話一般自然地娓娓道來，讓人很容易吸納，進而引發思索。如果我是王能好，我會活得比他好嗎？

隨著時代的發展，王能好的形象已經不再具有普適性，或許這世間只有一個王能好，也或許所有的王能好都已真正地好了起來。但我們仍不能忘記那片廣袤的大地，以及生長在上面的村莊和我們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