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能好》

魏思孝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2年2月

如果我在三十五歲之前，沒寫出像《王能好》這樣的作品，我對自己的寫作是不滿意的。現在有了它，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也算有個交代。

這部小說起筆于2020年1月份，8月份完稿。交給上海文藝社的李偉長老師，他對最后的結尾提了些意見。到了年底，我又花了二十多天，在原來結尾的基礎上進行豐富。如今通讀全文，最后一章是我最滿意的部分。

王能好的原型是我表哥，但小說中所述事情多為虛構。我的手機里，存有表哥的一段視頻和幾張生前身后的照片。關于他的生平，我已無力在這里著墨。在小說里，他是一雙眼睛，帶領我們去觀摩當下的鄉鎮生活。在現實中，他存活在親友的腦海記憶中，日漸模糊。

這部作品《王能好》在你的創作譜系中占一個什么位置？是否能簡單談一談你的“鄉村三部曲”的側重點和特質？作為“三部曲”終結之作，你對《王能好》的命運寄予了一種什么樣的期待？

魏思孝：2020年，我34歲，寫完了《王能好》。拋開漫長的學徒期，從自覺性寫作的2010年算起，已經過去十年。只論寫作，這十年對我來說，沒有驚喜——沒寫出超出期待的東西。也沒有虛度——寫作或者為其所困，占據了絕大多數的時間。寫出來的既成事實，大概就是我能力所及的。沒有更自律和刻苦，甚至付出更多，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但我還是有許多時刻，想到，如果沒有《王能好》這部作品，我對自己的創作還是不滿意的，有了它，我心里多少踏實些。從有些狂妄且不自知的青年，到如今，在文學這塊田地上，我當然知道自己的斤兩。我的創作譜系，目前為止分為兩類，一是以《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為例的聚焦青年焦慮生存狀態的那些小說。二是從《余事勿取》開始的鄉村題材的小說。《王能好》作為“三部曲”的尾部，自覺文學品質更過硬的，包括結構、語言、表達。如果說在簡歷中，只列一部代表作，目前來說那就是它了。但我希望能盡快改變這個局面。

“三部曲”中，《余事勿取》雖披著命案和懸疑的外衣，寫的是個體命運。敘述的重點和內核，其實是第二章“衛學金”。回頭來看，基本實現了當初的創作初衷，把長篇的水分抽干，留下肌肉，但枝蔓過多，語言也偏緊，不夠舒展和自如。第三部分“衛華邦”有些倉促。2018年寫完，到2020年出書后，我偶爾還會看那么一小段，發現問題多過優點，這讓我多少有些汗顏。

《都是人民群眾》是以小傳為載體的眾生相，野心大于能力，好在我選取的角度還算不錯，彌補了一些不足，誠實且客觀的記錄下鄉民們，以后來看，價值會愈加體現。我自認，這里面的篇目可談的更多是，敘述的切入點和情節的摘取。《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眾》的不足和優點，我在《王能好》里都進行了規避和放大。

其實作為寫作者，小說定稿后，任務已經結束了。其余的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王能好》能賣好一些，讓為其付出的出版社和編輯得到回報。但我還是想多說幾句，鄉村題材的小說已經沒太多市場可言，相較市面上那些已經脫離鄉村生活經驗的老作家們的作品，無疑我提供的文字更切實和可靠一些。

關于小說結尾，最初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構？聽說你花了很大心血糾結于小說結尾，目前呈現出來的狀態是你自己滿意的結果嗎？你覺得“王能好”的命運除了死亡，是否有更好的出路？

魏思孝：《王能好》最早的設計，結尾應該是“王能好”死后身邊人的生活狀態，所謂的“身后”。關于家人如何去處理他的交通肇事、他的遺產，以及他的死亡對身邊的影響。所謂的一顆石頭丟進湖面，所泛起的漣漪是關于漣漪的。但我舍棄這個，只保留了幾筆帶過，沒有具體展開，是考慮到敘述視角以及結構上會失衡。

當然這些素材，以后會留作他用，我也確實想寫一個關于“身后”的作品。在寫的過程中，我設計的結尾更簡單粗暴一點，“死亡鑒定書”“交通事故處理書”兩份表格。8月份完稿后，我先給《作家》的王小王老師，好像還是這樣的版本。幸虧后來發表時是定稿。（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作家》和單行本，因各種原因都難免進行了刪減，但這兩方面刪減的地方，又恰好是不重合的。）

等到后來，我給了李偉長老師，他對我的結尾提了些意見。又加上我自覺結尾有點單薄，花了大概二十多天的時間，寫出了現在的這個結尾，豐富了王能好被囚禁當黑工以及逃亡，還有春節時鄉村的描述。這應該是整本書里最滿意的部分了。尤其是最后，把王能好用聚氨酯密封槍密封在地下的意象，簡單、直接。

王能好的死亡，是基于原型的實際情況。從動筆時，我就沒考慮過另外一種可能。他的死亡，在現實中也過于突然和平常——車禍。表哥生前，一直作為我文學上的觀察對象。我至今仍記得，當凌晨接到電話他出事時我的心理活動，以及隨后我處理他的后事發生的諸多事情。如果不是表哥突然離世，我不會動筆寫這個小說，我甚至沒有機會和他有過深入的交談。他這么多年，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生活，雖然話多，但只在酒后走心，但酒后的狀態又讓人不知真假。所以雖有原型，更多是虛構。沒有人走進過表哥的內心。小說中，也只是截取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七天。還有許多的細節和他的生平，埋在我的心里，等待著一個更為恰當的文學容器去盛放。

你用“王能好”身邊的人事作為素材，在每一個章節后面，十分生動地進行了鄉村散點人物小傳式的書寫，印象比較深的是對鄉村傻子的描摹，甚至通過傻子突破常規的行動，鏈接到現實政治的荒謬，你覺得這些傻子在你內心牽動的是一些什么樣的情感？

魏思孝：每個章節的人物小傳，是我在寫的過程中，臨時起意做出的調整。一來，覺得正文中的敘述不夠盡興，有些旁支人物還值得單獨去寫，能更完善地去表達和豐富文本。二來，我需要打開一個更廣闊的敘述空間。那些偶爾出現的次要人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時空拉伸，敘述鋪陳。（這部分也是我延續了《都是人民群眾》的優點。）

綴在章節后面的人物小傳，我個人更滿意的是第四節《出工》后面的“呂長義”，他準確表達了我的一種世界觀。王能好和呂長義同歲，一個出生在山東農村，一個出生在上海知識分子家庭。一個是打光棍的農民，一個是上市企業的億萬富豪。即便是他倆地位如此懸殊，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在某一人生時刻，他倆如果認識，是可以交心的。不論你處在社會中的什么層次和位置，總有你所不能及的上面。這就是眾生平等。

如小說中所寫：“2018年十二月份，呂長義在美國，參加白宮圣誕晚會。他走向川普總統的親信——白宮幕僚長基思·席勒，用流利的英語請求合影。晚會結束，回酒店的路上，呂長義查看相冊，這張他期盼已久的合影，因后方恰好冒出一個做鬼臉的白人老頭，十分的失敗。仔細再看，基思·席勒雙手交叉捂住襠部，眼神下看，一副不情愿的姿態，襯托得呂長義紅潤欣喜的表情太過殷勤。左思右想，他還是把照片上傳到微博。這種糟糕且無奈的情緒，和王能好當初去找劉忠，想在盈科環保當個保安的心態，本質上沒有任何的區別。”

在第六節《幫忙》后面的“王傳利”我個人也比較滿意，如你所說，從王傳利帶出了整個鄉村的“傻子”這個群體。尤其是結尾這部分：

“在全民抗疫的熱潮下，楊勇刊登在當地融媒體上的那篇關于辛留村村民身殘志堅養金魚自謀出路的宣傳稿，有多少的成分是受到王傳利眼神的觸動，還是他基于多年在宣傳口的工作經驗，又一次唱高調，只是為自己解困。我們不得而知。現實的情況是，在整治農村環境的運動中，王傳利的魚塘得以保存。其意義和世界另外兩處著名的地標——日本成田機場跑道內的農園、美國紐約市第七大道55號街口用馬賽克瓷磚拼的0.3平米的“赫斯三角”別無二致。

王傳利和日本農民市東孝雄、美國律師大衛·赫斯并列，是個體與政府斗爭取得勝利的象征。所不同的是，他們在各自的國情下，風評并不一致。家門口長勢旺盛的核桃樹被砍掉的付英華，墻邊綠化帶中韭菜和鮮蔥被拔掉的曹鳳霞，土坯危房被推倒的耿仁海，以及眾多柴禾垛被限期清理的辛留村村民，這些平日里牙尖嘴利，在數十年的鄉村生活中以不吃虧來要求自己的人，每想到王傳利被保存下來的魚塘，內心充滿了挫敗感，自責道，活了大半輩子，居然不如一個朝巴。”

這是一種消解，在被忽視的角落里，仍有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做一些偉大的事跡，只不過他沒有被大眾所知且賦予意義而已。他的魚塘在現實中是真實存在的，位于我們家祖宅（已荒廢）的旁邊。我一個多月前，回村時還看下魚塘，水面平靜，上面漂浮著落葉，就是沒看到有什么魚了。

我大伯就是傻子，后來他走丟了，那時我十歲左右，至今還記得，一眾親友聚集在家中，籌劃四處尋找的事宜。我也還記得，晚上全家守在電視機前，看到當地電視臺下方快速滑動的大伯的尋人啟事。我還記得，在大伯的屋子里，他所收集的那些女性泳裝畫報，以及他藏錢的木箱。后來，老付總是提及，她剛嫁過來時，村里的人圍著大伯取笑，她看到后，停下車，把他們臭罵一頓，大意：（臟話省略）他不懂事，你們還不懂事了。

總之，我是傻子的家屬。我知道家里有個傻子，會帶來什么。在《都是人民群眾》里，我寫到大伯，“這么多年過去了，走失的親人變成巨大的謎團，不時困擾活人們看似平靜的日常生活。他們究竟去哪里了，尚存人間的可能性不大，不能確鑿認定死了，也就尚存一絲的希望。懷念親人的時候，總會被迷惑不解所打斷。內心深處，我希望他們已經死了，而且早就死了。這個世界，對他們不會有絲毫憐憫。”

村里的那些傻子，有的是我小學同學，有的是我經常還能碰到的。比如文中的“李強”，去年麥收，我剛好不在家，發小幫忙晾曬麥子，他后來和我說，剛好李強經過，發小開玩笑讓他干活，李強就真停下來，頂著烈日，把活給干完了。事后，老付給李強買的可樂。

秋天的一天早上，我在村里睡覺，聽到胡同里吵鬧。李強一直在高喊，你回家！你回家！這是他和母親鬧矛盾了。他母親要走，李強讓她回家。我沒出去看究竟怎么回事，就這么躺在床上聽著，心中涌現出一種感覺，我們的這個村莊，新鮮生動。我們進入不了傻子的世界，也無法去理解他們。作為常人，盡可能維持著正常的秩序，讓傻子不作出格的事情，也不欺辱他們。讓他們有自己相對自由的生存空間。

這部作品有對新冠疫情在鄉村表現的折射，是否創作期間對疫情的反復有所思考？

魏思孝：我是庸眾的一部分，我的思考基于了解到的和親身體驗的，并不會比智者更高明，也不會比常人更狹隘。疫情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現實中發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不急于表態，也不急于去書寫。只有隔久一些，回頭再看才會更清晰一點。小說中提到的一些著墨，只是作為一個背景。

2020年春節前后，我和母親（老付）在農村的老家里，終日相伴。度過了一段母子無聊至極的日子。老付有一天，把天花板上存在了十余年的一塊膠帶扯下來了。這讓我印象深刻，寫在了小說中。而我在老付的眼中，無非就是飯來張口，抱著電腦打字，一副懶得要死的邋遢樣子。這兩年的疫情，暴露出來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各個方面。他人的災難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群情激奮，熱衷參與其中。他人的災難繼而連三來的時候，我們開始麻木到選擇視而不見。

在你的小說中經常會表現出對城市中的冷漠和鄉村中的熟人社會的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譬如你通過敘述者的看法，講述“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壞事，沒人關心，保持距離，恰好可以維系自己那點可憐的自尊。”，也會談到主人公“厭惡眼下的熟人社會”。那你覺得在城鄉之間，你更偏向于如何立足自身？

魏思孝：小說中的這些語句，主要是我站在人物的角度去抒發的。對我來說，都可以。目前我的生活狀態也是平時住在城里，隔三差五回村。城里的生活很簡單，除了定時的朋友聚會，其余還是待在家里，寫自己的東西。只是一個居住的場所，但并沒有和城市建立起多么密切的情感，更多的只是生活上的便利。比如，我平時關注著關于張店（淄博市區）歷史的一些文章，看著那些古舊的照片，以及四五十年的變遷，我沒有多大的觸動，只是做一種了解。

回村的感觸就不同了，路邊看到鄉民，對于他以及他家族的事情，我大致都知道，一大串的圖像和文字浮現。所謂的熟人社會，知根知底。我之前說過，向往外面，更多的是家鄉讓人難以忍受。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對你的生活指點一二，且遭受到過多的非議。你體面或是落魄，在旁人眼中都是有來龍去脈的，沒有神秘可言。我恰好只是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另外就是生存的考量，城市當然機會更多。我一個寫字的，在哪都可以。讓我選擇的話，鄉村會讓我心靈上更自由些。

談談近期的生活狀態和寫作動態。

魏思孝：生活上，還是一個賣字為生的狀態。2021年9月份寫完長一點的東西后，給自己指定了一個短篇寫作計劃，動筆之前，要求有那么幾點。1、盡量在七千字左右（這是我認為短篇合適的篇幅）。2、進入快速，順暢，情緒維持。寫了八九個。進入新的一年，正在寫一個長一點的東西。發現過去幾年的鄉村寫作，“我”是缺失的。突然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結構，融合進“我”，把充斥在腦海中的關于鄉村的素材，日常、家族、語錄、散記，再進行一次整合，大概有十幾萬字，計劃在六月份前完成這一系列，為新的長篇做準備。然而，以此作為下一個五年寫作計劃的開端，總感覺力有不逮。

（本文為魏思孝所著《王能好》一書的專訪，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