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距離“理想的寫作”有多遠？

——學院視野中的寫作品格與價值追求

在當下眾多寫作者中，經受過完整學術訓練的高校教師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職業上得天獨厚的優勢某種意義上解放了身心，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從事寫作，閱讀、授業、鑒評等職業屬性也為他們行走在創作的現場創造了條件。教師、學者、作家的復合身份令這一寫作群體的實踐總體上呈現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新媒體時代，相較日益繁榮的大眾文化呈現出的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傾向，他們的非職業化寫作具備更加獨立的品格與追求，或許是一種可供借鑒的、接近于理想的寫作狀態。

《有態度》專欄第二期聚焦“學院視野中的文學書寫”話題，邀請數位活躍在高校的中青年作家、批評家參與討論，通過觀察梳理受過完整學術訓練、具有學院背景的作家群的習學養成與創作實踐，輻射當下寫作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期以鮮明的觀點鏈接現實，形成啟發。

——欄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訪談】

房偉：學者從事創作，也要將小說“寫得好看”

中國作家網：在當下作家群體中，有一類是經過完整學術訓練、較長時期在高校或研究機構從事教學研究的同時，還進行文學創作的群體。他們的身份大多是專職教師和兼職作家的統一體，身兼教師、作家、學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來，這一群體所擁有的多重身份對他們的寫作構成怎樣的影響？

房偉：現代作家群里，大學教師從事創作，似乎不是個“問題”。例如，大家眾所周知的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老舍、林語堂等作家，都有過大學任職經歷，法國學者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統計20世紀50年代法國作家隊伍構成，認為大學教員、高級和低級公務員占據了32%。當下大家將這個問題提出來，是因為近二十年來，高校愈發逼仄的專業化傾向，一個學者最好一生鉆在一個領域，理科如此，文科受其影響，壁壘也日益森嚴，這也導致王蒙先生呼吁過的“學者型作家”越來越難出現。

學者從事創作，有利于發揮知識素養，提高作家隊伍的整體水平。教師身份讓作家能更多接觸年輕人，了解他們的想法。“作家”天生就應是“雜家”，也應該保持“業余”狀態，雜取百家，博學旁收，有著廣泛知識和趣味點。學者作家，抱有“業余作家”心態，其學術訓練和知識素養，以自然放松的形態融入創作，也許會創作出一些不錯的作品，特別是精神探索性強、有一定深度訴求的“雅文學”。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蘇州大學前身的東吳大學有一個范煙橋教授，著有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但同時也寫武俠小說，《孤掌驚鳴記》《江南豪杰》都享譽一時，由此可想，認為“學者作家”就高人一等，其小說創作定“雅致絕佳”的想法，也是有問題的。學者從事創作，無論雅俗，也要將小說“寫得好看”，才能獲得讀者認可。

中國作家網：從創作立場的角度考量，學院派作家既不同于專業（職業）作家，也有別于一般的非職業化寫作者，從事的是具有學院背景、經過學術訓練與規范的非職業化寫作。請結合自身經歷和創作經驗談談學院派作家創作的狀態是怎樣的？

房偉：我非常贊同這個提法，“具有學院背景、經過學術訓練與規范的非職業化寫作”。目前情況下，這也要先對高校各種考核有應對能力，才能保持“余裕”狀態。在有些殘酷的高校考核體制內，這無疑也要犧牲很多。我個人經歷比較復雜一些，大學畢業后，在國企做過很多崗位，然后報考了研究生。我早年也進行文學創作，但都零零散散，讀研究生開始，才更多投入到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工作中。2016年，我調入蘇州大學，因為解決了教授職稱，并擔任博士生導師后，心態變得放松了些，才有“閑暇”關注創作。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可以說近四十歲才開始，我是個“文學老青年”。我這五六年間，大概發表了長中短篇小說一百多萬字，主要集中于歷史小說與現實題材兩大類型。我也沒有放棄熱愛的學術工作，依然堅持讀書寫論文，思考與研究問題，也擔負著教學工作，每個學期保持3門課程以上的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教學任務，這都是我應該肩負的責任。

中國作家網：有位高校作家曾經談到，“我是以對藝術負責的態度進行小說寫作的，基本沒有考慮過暢銷的問題。忠于現實，忠于自己內心的聲音是我的原則，我不會因市場的考慮而改變自己的寫作態度”，不少學院派作家更是終其一生踐行了寫作的獨立品格。在您看來，專業評價和市場反饋對學院派作家寫作的影響幾何？這些評價機制如在學院外一樣奏效嗎？

房偉：我非常尊重這位老師的藝術追求。說到我的觀點，可能相對寬松些，市場反應好的小說，未必沒有價值，關鍵要對自己想寫的東西，有所堅持。這種堅守，可能是冷板凳上的長明燈，也可能是火樹銀花之中的冷然一瞥。我更看重忠于自己的內心，按照興趣走。我對類型文學也較感興趣，今天的中國文壇，類型文學借助網絡媒介，創造了很多新穎好玩又有強勁創新性的類型作品，比如，穿越、玄幻、二次元、廢土等類型。這些，都可以被精英文學吸收與借鑒。從來就沒什么“純粹的藝術”。五四新文學的興起，也是在晚清通俗文學類型化突破的基礎上完成的。

中國作家網：從文學創作實踐來看，學院派作家總體上具有深厚的學識修養，這是否為這一群體的文學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們一般將專業水平視為有力支撐，與此同時，這是否對這一群體的寫作價值取向構成制約？

房偉：學院派作家的確有這樣的優勢。他們知識更豐富，讀書多，有較深厚的修養。清代文學家陳衍說過：“肯并學人與詞客，何難出筆雅兼風”，說的是將學術與創作融合，創造出既風雅又生動的文體，這當然是理想狀態。不是當了教授，就能成為好作家，創作首先是藝術行為。網文作家南派三叔說過，“凡是不以好看為目的的小說都是耍流氓”，話有些極端，但也提醒學院中的作家們注意，要遵循創作規律，而不是學術規律，不要總想在小說中闡發深刻哲理。所有深刻思想，都應從形象和故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發議論，掉書袋。不止學院作家，有些青年作家，也誤認為小說要“高大上”，就必須讓人看不懂，然后堆砌大量格言警句和冷門知識。 “深刻”與“好看”，不是天生的死敵。錢鍾書寫《圍城》，盡管有學者味道，但故事、人物、語言修辭都精彩異常。錢先生一生最反對所謂“學人詩”提法。

中國作家網：文學創作訴諸感性形象，而學術研究和學術批評則更多訴諸理性，在您看來，這是否可能成為學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對的內在沖突？

房偉：的確有沖突。學術研究工作，更多要進行理性思考和邏輯推理，而創作則法無定法，甚至“喜新厭舊”。這也許是學院作家要面對的分裂之痛。我也時常感到這種痛苦，很想放棄學術，專攻創作，但這么多年的學術工作做下來，已養成了習慣，幾天不看書，不思考，不寫論文，自己也感到空虛。寫作更多是一種“燃燒”狀態。論文的快樂，在于過程痛苦，結束時最快樂；寫小說的快樂，類似狂歡酗酒，一直是高潮，最后完結卻很痛苦。我為了調整狀態，一般寫一篇論文，換換腦子，寫一個中短篇小說，兩種類型調換著來。寫長篇則要集中時間，始終處于一種高強度寫作狀態。

中國作家網：請結合自身經驗，舉例談談創作對學術研究的啟發。

房偉：創作對研究也有反哺作用。我的小說創作，有相當一部分是歷史小說，有的素材源自抗戰史料，這也加深了我對抗戰小說的理解和把握。我這幾年還寫了一組“作家人生終點”的小說，涉及魯迅、郁達夫、張愛玲、王小波等八九位中國現當代作家，已在《收獲》《天涯》《上海文學》《中國作家》等雜志陸續發表，今年將結集出版。這一組歷史小說，得益于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我請教過很多專家，例如華東師范大學史料學專家陳子善教授就給了我很多教益。這些歷史小說創作，也啟發了我的一些學術想法，讓我陸續寫了些論文。這也可以說“一魚兩吃”。

中國作家網：作為處于學院環境中的作家（研究者、評論家），您認為高校是否能培養出作家？在施教或學術研究過程中，是否有培養自己的學生成為作家的想法？具體做法是怎樣的？

房偉：高校能重視創作，這非常好，但不要將這個專業辦成“理論框框”。另一方面講，高校學者作家，就要成為高校體制內“創意寫作”作家，這無疑存在很多誤解。我在蘇州大學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我熱愛自己的專業，并打算繼續在這個領域寫文章——當然，我也不是說，這個專業不重要，相反，它對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表達能力，尤其是寫作能力至關重要。我堅持認為，能寫會說，是中文專業學生，特別是本科生的基本功。理論訓練，必須在寫作與語言能力基礎上進行，才能來得扎實。有的文學專業的學生，讀到了博士階段，文學感悟力和文字理解力還很差，這都是問題。

從前講“大學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指的是文學擔負著國民素質養成，民族想象共同體意識凝聚等諸多實踐功能，對于“文學工作者”（如編輯、教師、記者、公務員）等職業的培養，也有重要意義，并不是說中文系不能培養作家。蘇州大學文學院從建院到現在，就出現了6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然而，正如美國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擔心的那樣，“文學的消亡，起于消費社會導致的民族國家等意識形態的淡化，文學實踐功能也變得弱化。”日本文學評論家柄谷行人也大談“日本近代文學終結”這類話題。最近很多高校開始重視創作培養，無疑也是這種危機的產物。然而，邊緣化危機，也可看作是打破理論壁壘的契機，而不是再次將之理論化。未來十年至二十年，隨著中國社會高度發展，大學文學教育的危機，會“不可逆地”變得更明顯。這應給我們更多勇氣和智慧，勘破大學體制壁壘，而不僅是增添一些另外的壁壘。

高校顯然可以培養出作家，但要警惕，不要讓“高校作家”牌子捆住了手腳。好的作家，需要訓練和培養，需要高手指點，但我更看重作家實踐能力。在作家經驗越來越逼仄的今天，青年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勇敢介入社會，深入生活。我曾在暑期，在山東、安徽等地走訪數十位消防官兵和他們的家屬，寫了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還有一組小說。我就是要深入和學院生活不同的環境。不要把創意寫作當成一種理論，而要將其當成一種訓練模型。要對所有的人類知識，都抱有“貓咪”般的好奇心。作家一定是雜家，而不是專家。這些年很多作家學的都不是傳統文科專業，反而是理工、計算機、醫學等專業。他們的知識背景，讓他們有了新鮮的體驗力，也沒那么多理論束縛。這在網絡文學作者中非常明顯。網絡作家我吃西紅柿，就是我們蘇州大學數學系的學生。我的一個好友，蘇州網絡作家任怨，則畢業于清華大學環境工程專業。這也讓我感到很強的危機感，我們中文系學生的飯碗，現在越來越端不穩了。

我很鼓勵學生嘗試文學創作，當然，對于博士生，還要以學術研究培養為主。在蘇州大學，我和另一位老師合開一門文學創作課，我主講小說。近期，我們和畢飛宇工作室、《青春》雜志合辦小說創作沙龍，同學們很踴躍，有5位同學的小說修改后發表了，這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好的鼓勵。

中國作家網：有批評家認為，“房偉的一系列抗戰歷史題材小說的創作緣起，或可追溯到他手頭的某個與抗戰相關的研究課題。”具體是什么樣的創作緣起？文學研究對您的小說創作有何影響？

房偉：2016年，我開始寫中國勞工題材小說《中國野人》，后來陸續寫了20多篇抗戰小說，結集為《獵舌師》，這的確和我接觸抗戰史料有關。后來寫長篇歷史小說《石頭城》，我在南京租房，有半年時間，只要沒課，就往南京跑，除了大量實地考察，很多時間都泡在南京二檔館，查閱了大量民國報刊和各類資料，這對我開拓眼界非常有幫助。就歷史小說角度而言，學術訓練讓我足夠敏感，能迅速尋找史料，進入史料，分辨所需的內容，也讓我用更加理性化的目光審視小說素材。

中國作家網：您在一篇創作談《重塑歷史的現代精神》中談到，“好的歷史小說，能善于處理歷史的偶然性、細節性和總體性的關系，善于賦予歷史文學的光芒和魅力。”在寫作實踐層面，如何從大量的瑣碎的具體的“歷史”中“精挑細選”出小說需要的內容？這凝聚了您的哪些思考？

房偉：我曾有一個說法，就是歷史小說要尋找“歷史的縫隙”。好的歷史小說，必須有兩只翅膀，一只是真實性，一只是想象力。所謂“歷史的縫隙”，就是關注大歷史下普通人生活的細節，從中窺視到長時間段歷史的豐富性和變化性，將真實性與想象性結合。這些細節要能引發你對歷史的思考，進而塑造時代氛圍，在氛圍中刻畫人物。我個人以為，歷史小說最難的是在一種真實歷史氛圍中，真實塑造歷史人物性格。當然，只關注偶然性的歷史小說，會喪失歷史小說天然的宏大敘事氣質；只關注宏大理念的歷史創作，也常會流于枯燥的概念，最好是能尋找到平衡的點。

中國作家網：您呼喚大學建立“網絡文學”學科，這一舉措是否適合當下高校網絡文學研究現狀？將對構建良好的網絡文學生態，推進網絡文學經典化提供何種啟示？

房偉：我的研究方向也包括網絡文學。網絡文學研究，一定要在凸顯文學性研究基礎上，實現研究方法的跨界融合。目前學科體制內，研究網絡文學生產機制、傳播策略與產業特色的外部研究比較多，真正有關文學性的研究卻遠遠不夠。各個學科都各自為戰，成立網絡文學二級學科，將之放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有利于發揮各學科所長，并加強對其文學性的研究，這對網絡文學長遠發展大有裨益。這只是我的個人想法，真正落實，需要學界的共識，及教育部門的重視。

中國作家網：您認為什么是理想的寫作？作為學院派作家，您覺得你們的寫作可以為理想的寫作提供怎樣的營養？

房偉：理想的寫作，具體樣貌千差萬別，但肯定是作家的激情、理性與思想的結晶。現在學院派作家越來越多，這是件好事，這些作家的作品能給文壇提供很多新鮮類型和體驗，例如，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學院派作家寫起來，肯定有優勢。

中國作家網：推薦幾部您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并簡單說明理由。

房偉：井上靖《敦煌》、王小波《黃金時代》、杜拉斯《情人》、魯迅《故鄉》、君特·格拉斯《鐵皮鼓》。井上靖是我最喜歡的歷史小說家之一，他實現了我對優秀歷史小說的看法。杜拉斯和君特·格拉斯，一個寫愛情寫到極致，一個寫大歷史之中的個人經驗寫到了極致。魯迅的作品總是常讀常新，每個人都有故鄉，也都會對《故鄉》有不同的感觸。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也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它將青春激情、政治反思與人性思考結合，創造了一個神奇的世界。

受訪者簡介：

房偉，文學博士，蘇州大學特聘教授，博導，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曾于《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發表論文一百余篇，著有《王小波傳》《風景的誘惑》等多部學術專著。另于《收獲》《當代》《十月》《中國作家》等刊物發表長中篇小說數十篇，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轉載，并多次入選各類排行榜，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血色莫扎特》《石頭城》、中短篇小說集《獵舌師》等。曾獲茅盾文學新人獎、百花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