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刊：您從何時起從事文學創作，或者，最初寫作的動因是什么？

林森：從高中開始。也沒有什么所謂的動因，個人的喜好就是最大的動因。眼下，估計已經很少有人還會認為憑借寫作就能改變命運啥的，然后才去寫作。莫言笑談他為了吃餃子而寫作，余華也笑說為了不拔牙而寫作——但千萬別被作家們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給忽悠了，這些人如果不是內心存有真正的熱愛，是沒辦法堅持幾十年的。

本刊：您近期生活在什么地方？家鄉在您心中有怎樣的位置，對您的創作又意味著什么？

林森：生活在海南島。我說的是“海南島”而不是“海南省”，島嶼的某種隔絕，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存在的。對于所有人來講，所謂家鄉，是選擇不了也擺脫不掉的。可能對于大多數海南人來講，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因為我們的身體、口味，都已經適應了這里的一切，很難想象在別處長期生活。

本刊：在文壇耕耘多年，哪些成長經歷后來成為您的創作內容或主題，它們又給您帶來哪些收獲？

林森：所有的生存經歷，最終都會成為寫作者的創作資源。比如說，我在小鎮上的生活，在小鎮的所見所聞、小鎮少年所經歷的1990年代，都成了我多次書寫的資源，我曾在中篇小說《小鎮》、長篇小說《關關雎鳩》中，花很大篇幅，去書寫那些帶著刻骨的痛感的少年記憶；比如說，海南島四面環海，海就在那里，就包裹著整個海南島，不管想不想去面對，它仍然存在，于是，大海也成為我書寫的對象。近幾年，關于小鎮、縣城等的寫作特別風行，而我的《小鎮》是在2008年發表的，寫作時間更早，從一個小切口、小地方看時代的變化，算是較早處理這一題材的；我寫海洋的小說《海里岸上》《島》《唯水年輕》，也在某種意義上，暗合了這幾年關于海洋書寫的某種風潮。

本刊：讀書至關重要，尤其是作為一名有成就的寫作者，您平時都喜歡閱讀哪些書籍，包括您從事文學創作之前的所有閱讀經驗，具體說來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響過您？

林森：我們這代人，有很多人有著在小鎮上讀書生活的經歷，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席卷一切的時代，港片、港劇、粵語歌，在不同程度上，滲入、影響、塑造了我們的精神；當然，港臺的武俠小說，也幾乎全是以盜版書的形式，出現在小鎮的租書店里。在那時，我們會花三毛錢五毛錢租一本武俠小說，瘋狂地追讀，這是后來再也沒有的狂熱狀態。后來讀了外國文學，讀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對馬爾克斯、對韓少功等作家也特別喜歡，自己寫的也是所謂的嚴肅文學，但我仍舊要在內心，把最尊敬的作家名字留給金庸和古龍，因為那是在閱讀并不那么容易的年代，和自己的少年歲月相伴的作家，他們最早塑造了我們關于自由、遠方的想象。

本刊：文學最好不用地域來劃分，而是由時間和品質加以甄別，但現實中人們習慣用“南方文學”“西部文學”“海派文學”等加以區別。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怎樣理解這一傾向，您的作品有沒有被做過類似的劃分？

林森：首先，這事兒大多不是寫作者能決定的，評論家要論述某個人的創作，總要找到個角度才好展開，有時放在地域的概念里，有時放在代際的說法中，這都很正常。其次，對于作家來講，這也并非僅僅是被局限的壞事，一個作家要被認識、被記住，總得有某種獨特的標簽，也就是其寫作的獨特性，區別于其他人的地方——這是一個作家“立”的階段；等到了更廣闊、更遼遠的階段，就需要作家努力去把這個固定形象打破，在“破”中抵達一個更加包容、成熟的新境界。莫言首先得樹立一個高密東北鄉的標牌，再從那里出發，最后建立一種世界性和共通性。當然，如果一個寫作者僅僅有地域的標簽，是遠遠不夠的，更不能成為地方風俗的展覽館，文學所需要的動人、感染人的部分，不能缺少。具體到我身上，有人以“新南方”、“海洋文學”等談論我的作品。

本刊：現在很多作家動輒便埋頭寫長篇，中短篇創作似乎不再那么被作家所熱衷。而作為一份地方性文學刊物，常為尋找好的中短篇小說發愁，也為稿件質量擔憂。您認為這一現象如何應對，單純靠提高稿酬，這一狀況能否得到改善？

林森：有些著名作家，可能中短篇確實越來越少了，這是他們上了年紀以后，體力、心力不濟，必然會做出選擇所造成的結果；但目前中短篇小說創作，仍舊是文學現場最活躍的部分，也是競爭最激烈的部分。地方性文學刊物面臨著好的中短篇匱乏的狀況，原因可能并非作家們轉身去寫長篇造成的，而可能是小說創作的一種整體性的狀況，甚至更有可能是某個具體刊物本身吸引不來好稿子而已，當前并不存在長篇很強而中短篇很弱的狀況。稿費的提升，有利于吸引來優質稿子，但更重要的，則是刊物本身得給作家體面感——讓作家覺得，在上面發表作品，特別有尊嚴——這比稿費更為重要。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刊物編輯做出巨大努力，但目前，真正努力去編好刊物、有能力去編好刊物的編輯并不多。

本刊：文學消費群體日漸萎縮，真正閱讀小說的人更多的是專業讀者，比如編輯和評論家等，一部作品從寫作、發表到出版，直至在閱讀群體中流傳，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作家對圖書市場如何形成一種有效的干預？或者，如何積極健康地引導更多讀者走進書店或圖書館？

林森：這很難干預也無法形成。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嚴肅的思考，都不會是特別流行的、特別能帶流量的。好萊塢電影，這十幾年來，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那就是漫畫改編的電影席卷一切，幾乎抹殺了其他類型的生存空間。也就是說，類型文學創作和所謂的嚴肅文學之間的分野，會越來越大，類型文學的娛樂性、傳播性注定它們會讀者眾多；而嚴肅的文學，本質上也決定它不會被更多人關注。20世紀80年代那種文學熱的狀況，其實才是不正常的狀態，目前文學只不過是回歸了它正常的位置而已。有些嚴肅文學創作，偶有特殊狀況，那是因為不經意踩到了某種熱點，主動求不來的。以后，不同的類型的創作，并行不悖，有人為市場、有人追求思考，這才是正常的，沒必要讓所有人來看同一本書。

本刊：傳統文學的書寫基本上集中在土地與鄉村上，新千年以來，尤其是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家與城市的關系日益密切，讀者也更傾向于閱讀有當下經驗的城市文學，您在創作中有這方面的焦慮與思考嗎？又做過何種嘗試？

林森：在我看來，我所生活的海口，本質上仍是一個大農村，至少目前仍是；包括我在北京一年半年的生活，有些街道，看起來也很像農村。我不是要拒絕城市生活，而是并不覺得這兩者是涇渭分明的，事實上，城市與鄉村已經越來越交融。目前來講，這方面的寫作，不是我的興趣點，也沒有所謂的焦慮和嘗試。

本刊：最近十年，文學批評滑坡、批評家缺席的說法不絕于耳，一些所謂的文學評論淪為圈子里的文學表揚，看不到批評家對作品有建設性的意見，對作家未來的創作幫助甚微。那么，您如何看待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系，或者，您認為理想中的文學批評應該有怎樣的面貌？

林森：并非全是表揚，尤其在談到文學評論整體狀況的時候，都在批評；具體到某個人的作品，則句句表揚。這當然不正常，這不正常并非評論界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作家們愿不愿意聽到真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對于某個著名作家，任何一點不同的看法，可能都接受不了，到了最后，他就沒辦法聽到真正的對他作品的反饋了。好多評論家，私下里會交流對某個作品的真實看法，上了發言臺，則態度全變。理想中的文學批評，不是要全面熱捧或者扼殺，而是跟作家交換真正的有溫度的思考。目前，確實有很多過度熱捧，甚至有人身攻擊的言論。

本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在談到自己的詩歌時曾說：“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現它。”那么，您在創作一部作品時有沒有過類似的體驗？

林森：不宜把任何詩人、作家的創作談當準繩。在創作談里，大家都在藏拙，都想把自己最有深度的那一面展現出來，所以常常會說得玄乎其玄。特朗斯特羅姆這句話，原意并不復雜，就是說：我們寫作品，要寫那些已經在催迫我們的題材，要寫我們最迫切、最渴望去表達的東西。因為只有這個態度，才能寫好。事實上，對于大多數作家來講，寫下的都是他們最迫切去寫的——至于有沒有寫好，那得看天分和能力了。

本刊：多年伏案創作，讓您跟文學之間建立了怎樣的一種關系？文學在您心中有著怎樣的位置？當您寫下那么多優秀作品的同時，是否也創作出另一個自己？

林森：在文學上，興趣最為重要。文學在我生活中，當然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但遠非生活的全部，我不會像某些作家，把自己搞得凄凄慘慘戚戚，炫耀一個特別悲苦的形象，文學如果不能讓我們的精神上更加美好、內心更有力量，那它的存在，確實值得存疑。當然，在寫下作品的時候，其實是在寫下我們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渴盼著另外一種人生——這當然是另一個自己，一個自己不能做到的自己。

本刊：在中國文學史上，曹雪芹、蒲松齡、魯迅、沈從文、汪曾祺、孫犁等人，堪稱是文體家，他們的作品美學影響了一代代的讀者。文體家對語言、結構、細節、表達形式乃至氣息都會精益求精，做出獨具個性的嘗試與探索，因此才具有更為深遠的文學史意義。請結合自己的創作情況談一談。

林森：我寫作的年份不短，2005年左右開始陸續發表作品，但其實我的量極少，到目前為止，我所有的小說，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加在一起，也就二十來篇，平均下來，一年不到兩篇的發表量，是一個極低的數字。2018年發在《人民文學》9期的《海里岸上》受到一些關注，當然和它的題材和寫法有關。作為編輯，我也難以忍受當下很多作品的雷同面貌、相似表達，渴望看到有作家開拓新的題材、提供別致的結構。《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蕩來當結構，可能確實提供了某些新鮮的氣息，容易引發共鳴，加上各家選刊的轉載，讓我一直“蕩漾”在大家眼前，《海里岸上》就被看到了。我在書寫這些新題材的時候，盡量做到表達全新的東西。我的小長篇《島》，在結構、故事上，是特別新的，至少還很少有中國作家這么去寫過。2021年10期《人民文學》發表的中篇《唯水年輕》，在我的創作中，可與《海里岸上》歸入一個系列，在這里，我思考了一些關于時間的話題，也就有了“逆時間而上”的結構。因為寫得太少，我希望每寫一個，都多花點心思，把它寫好。

本刊：身處融媒體和大眾文化時代，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純文學受到的挑戰，而通俗文學、影視文學、網絡文學、微信推文似乎更適應這種文化潮流。新時代呼喚文學家要心存“國之大者”，要自覺抵制“三俗”，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林森：任何一個藝術門類，都有人追求嚴肅和高雅，也有人走通俗路線，影視、網絡文學和公眾號文章中有不少低俗的部分，但也有很多嚴肅的思考；同樣，所謂的純文學，也有很多本身寫得特別俗特別油膩的成分。所謂抵制或堅持某個理念，需要在作品中體現出來，好多人口號喊得挺響，一看作品，根本不是他說的那回事。這其實更可怕。

本刊：社會生活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您覺得當代作家與現實以及世界應保持怎樣一種聯系？

林森：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的能力，不輕易去做判斷。在當下，太容易被帶節奏，跟著別人的步子走，在各種聲音的交錯中，做一個理性思考的人太難了，作家太容易被潮流擁著走，所以，停下來想一想，多猶疑一下，可能會好一些。

【作者簡介：林森，80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就職于《天涯》雜志社。作品見于《詩刊》《青年文學》《中國作家》《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等。中篇小說《海里岸上》獲多種文學獎項并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曾參加詩刊社第三十屆青春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