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真實生活往往自帶能量

蘇有郎：2021年第9期《人民文學》發表了你的短篇小說《麥海》，引起不少關注，我是一口氣讀完，很感動。這篇作品與你幾年前發表的小說在創作理念和寫作手法上有明顯的區別。請問，你自己對這篇小說是怎么看的？可否談一下創作初衷？

徐廣慧：我來自冀南農村，一直以來寫作都是以農村題材為主。近些年來，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農村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農民出身的寫作者，如果不關心這方面的題材，就是忘了初心，我有義務有責任把這些寫下來，記錄這個時代的變遷。

蘇有郎：除了《麥海》，你還陸續在《青年文學》《山東文學》等雜志刊發了一些小說，你近期的小說有個共同的特點，無論是內容還是寫作技巧方面，都給人以強烈的紀實性。是有意為之還是偶然巧合？

徐廣慧：除了去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短篇《麥海》，我還創作了中篇《青禾》《杠王》《花海》，短篇《理想成》《小村剪影》《小村小事》。中篇方面，《青禾》以邢臺西部山區低保家庭小女孩為武漢捐贈口罩的真實事件為原型；《花海》則是反映新時代背景下冀南地區婚喪嫁娶習俗的變化；《杠王》把冀南平原殯葬儀式上的喊號子融進了素材里。短篇《理想成》以寧晉縣某村莊為故事發生地，《小村剪影》《小村小事》則是對邢臺東部平原美麗新農村的速寫。這些作品確實都帶有一定的紀實性，當然也有很大一部分虛構。

蘇有郎：許多大家寫作時不太在意所謂的“文體意識”，比如報告文學都借鑒小說的寫作手法。當然，它們并不是小說。小說就是小說，但有些小說容易使人產生誤會，把它當成紀實作品來讀。什么樣的作品是小說，什么樣的作品是紀實文學，界限需要搞清楚。一些讀者感到《麥海》在寫作手法上紀實味很濃，甚至有人把它當作報告文學來讀了。

近幾年，澳大利亞流行一種文體，特意用非虛構的口氣和寫作手法寫小說。而麥家的幾部長篇小說，比如《解密》，直接作者介入，故意給人紀實的感覺。梁鴻的《出梁莊記》，報告文學界說不是報告文學，說她虛構的東西太多。小說界也不認為是小說，說她既然表明是“非虛構”，那就不是小說。李朝全先生一次講課時就此有過專門論述，他說，無論是非虛構也好，虛構也罷，只要好看，就是好作品。意思表達出來了，作家的任務就完成了。可見，文體之間的借鑒是文學創新的一個重要手段。請問在虛構與寫實之間，你是如何處理這種關系的？

徐廣慧：報告文學要求的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與價值所在。小說不同，小說如果沒有虛構，也就不能稱之為小說了。小說最大的魅力不是寫實能力，而是虛構和想象力。

我曾在朋友圈看到一位老鄉穿著大褲衩子在村子里搬磚鋪路，過了一段時間，又見他在村子里辦畫展，就問他你為什么一直在村里，是不是在駐村工作。他說是，我聽后非常激動，立即驅車去村里找他。后來，我又去了幾次，從這位駐村干部那里獲得了大量寶貴的寫作素材。本來寫成報告文學也很好，但我對寫小說更有把握，就一心想著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為了更好地完成這個作品，我托人問相關部門可否給我提供一些素材，他們給我發來一些資料，我從中發現了帶著母親去扶貧這個“點”。另一些補充素材是我跟其他人一起去參觀時無意間聽到的，當聽到處理干群關系的精彩橋段時，我很驚喜，也很激動，當時在心里暗暗對自己說，一定要把這感人的細節寫進作品里。

現實中的真實素材往往自帶能量，給我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想象力。一個小說寫作者，對素材的藝術加工能力，決定著其作品藝術水平的高低。現實生活是報告文學的生命力，也是小說的生命力，但虛構讓小說成為小說，讓現實生活具有了藝術的魅力。我最近的小說確實具有很強的寫實意味，這也是我在創作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嘗試。我把這批小說叫做“紀實小說”。紀實小說并非非虛構文學，小說有自己內在的特點，這體現在語言、藝術、張力等各方面。

寫時代的小人物

蘇有郎：給新時代的干部和群眾畫像，講好當下的中國故事，是時代的要求，你的創作是否是一種主動契合？

徐廣慧：其實，每一篇文學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無論承認不承認。我不贊成沒有時代感的作品，也不贊成那些脫離生活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來自于現實生活，有讀者問我是不是在鄉里干過。大家對一部小說的關注可能來源于這部小說契合了當下的熱點，我認為文學作品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應該有處理現實題材的能力，不應該回避現實。是否熱點，不在我的考慮范圍，《麥海》這篇小說深層里寫的其實還是人生、人性和社會大千，寫的是“時代的小人物”。生在這個時代，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生活的忠實記錄者。

蘇有郎：剛才談到小說的藝術性，也提到了小說的語言和藝術張力，你小說中的白描手法以及詩化語言，讓我想到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孫犁的《荷花淀》，這種語言風格是怎樣形成的？有沒有受到大師們的影響？

徐廣慧：我很看重作品的文學性，小說的文學性在我看來主要體現在語言上。語言的好壞，直接決定著品質的高下。我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散發出詩的光芒，《麥海》部分地實現了我的這一理想。汪曾祺、孫犁、老舍、蕭紅、余華、莫言、賈平凹，都是我崇拜的大師，另外還有我的導師胡學文、付秀瑩，他們的作品都帶給我很大啟發。我最近在重讀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的《心獸》和《呼吸秋千》，她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思想光芒和藝術魅力，更加堅定了我現實主義創作的原則和對零度敘事的追求。

有了一個故事后，我在寫作前，確實會考慮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呈現更有藝術性，但在寫作過程中，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考慮了。寫是我的事，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大家各負其責。

集市擺攤買故事

蘇有郎：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源源不斷地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沒有生活就沒有藝術。有許多作家為了尋找藝術靈感和素材，到處采風，蹲點，這在文學史上不乏其人。比如，清朝的蒲松齡，為了收集故事，曾在柳泉旁泡好茶，路過的人只要講一個故事，就可以免費喝茶，最終成就了《聊齋志異》。你的小說素材大多來自農村，聽說你常騎著電動車下鄉買故事，有這樣的事嗎？

徐廣慧：我覺得寫小說就好比開超市，你要賣出東西，就得進貨。我的素材主要來自農村，來自老百姓，來自有意識的采集。在我看來，小說素材就像是大地上的野草，要寫出接地氣的作品，就得走出書齋，去把大地上的那份野草收割到自己的籃子里來。當然，有些作者不用專門體驗生活，他們憑著自身的生活閱歷，坐在書齋里讀讀書，加上自己的想象，便可以寫出優秀的作品。我不是這樣的，搜集素材每年會占據我很大一部分時間。我決定騎著電動車趕集買故事之前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下午，我想搜集點寫作素材，就騎著自行車下了村。我在村里轉悠，走了一趟街，竟然沒有見到一個人。正當我失望之際，看到遠遠走來一個人，我有點兒激動，等那人近了，見是位中年婦女，我正猶豫著怎么給她打招呼，沒想到她先開口了。她說，你干什么去呀。我張嘴正欲回答，她又說，你干什么去呀。她的重復讓我感到詫異，正疑惑間，她又說，你干什么去呀。她的連續發問讓我瞬間墜入一種虛無感，是呀，我是誰，我這是干什么去，我竟然不能回答她。再仔細看她一眼，這一看，把我嚇了一大跳——她面容僵硬，褲襠往下耷拉著。我這時意識到我其實是遇到了一位有精神障礙的人。環視周圍，四下無人，大太陽下矗立著一個寫作者，一個精神病患者。我頓覺害怕，同時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助，調轉車頭，一路往胡同南頭狂奔，直到又穿過幾個胡同，到了另外一條大街上才松了口氣。我又騎著車子慢悠悠地走，在北邊的大街上終于又見到一個人，我頓時一陣欣喜，在心里為自己的堅持和執著點贊，可是走近一看，我遇到的，還是剛才那位中年婦女。

我意識到只在村里轉悠，是很難見到人的。回到家里，我對母親說，家里有廢紙板嗎，我要去趕集。母親問我，你趕集干什么。我說，我要去買故事。我母親立馬領會了我的意思，從里間屋找來一個方便面箱子，幫我裂成一個大塊兒的紙板，又找來一支筆遞給我，說，你趕緊寫，趁你爹沒在家趕緊出門。我一邊在紙板上寫字，一邊自嘲：我這回真是把人丟到娘家了。我母親說，沒事兒，別叫你爹知道了，他好面子。父親把家里唯一的一輛電動車騎走了，我就去跟我們家近門兒沒出五服的三嬸嬸家里借。我騎著三嬸嬸的電動車，哪兒有集，就去哪兒趕集，沒集的時候，就下村。我把紙板掛到電動車前面，上面寫著“長故事兩元，短故事一元，笑話五毛”。人們對此感到很新奇，有人給我講了故事，堅決不要錢，也有的為了多掙幾元錢，搜腸刮肚，把他所知道的家長里短全講給了我。那些在集上和我一起“擺攤”的生意人慢慢和我熟了，見面就會說，來啦。我回，來啦。對方說，今個生意咋樣呀？我說，生意不是太好，還沒收到幾個故事哩。那些趕集的人，站在我的攤前，看著電動車紙板上的字，歪著腦袋說，咦，上次在范莊集上也見到一個買故事的。我尷尬地說，那個人就是我。我不知道我為什么喜歡在最冷的季節搜集素材，這對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種病，每到這個季節就犯病。白地集那天，刮著很大的風，我的廣告牌被風撕得四分五裂。我在縣城的同學從朋友圈知道了我在白地集上，打來電話，要接我去縣城吃飯，我說我有電動車，我自己去吧。到了飯店站在大堂的鏡子前一照，我灰頭土臉的，甚至翻毛皮鞋破了個窟窿也不知道。進到熱乎乎的雅間，見我的中學老師和幾個同學在等著我，美味佳肴擺了滿滿一桌子，冒著白騰騰的熱氣，可是我的臉上像是有無數只螞蟻在爬，癢得難受，時間過去一半，我還無法好好進餐。后來才反應過來，我的臉那時已經凍了。

歌德有句話說得非常好，“我不應把我的作品全歸功于自己的智慧，還應歸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萬的事件和人物”。作品的成型離不開其中的原型人物，也離不開在我搜集素材過程中給我提供幫助的那些人。現實中，人物原型的故事比我描繪的要精彩得多，我能力有限，只是展現了生活的一角。我現在不會為沒有寫作素材而苦惱，因為我感覺自己一直沒有脫離生活，不脫離生活，寫作資源就不會枯竭。

數量不等于質量

蘇有郎：我記得你最初的成名作是中篇《寂寞的村莊》，發表后被《作品與爭鳴》轉載，省作協、市作協開了作品研討會。市里的研討會我參加了，至今印象很深。《寂寞的村莊》使你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給你帶來了一些聲譽。但據我了解，那之后，你的作品并不是太多。后來發表了一些作品，包括在《中國作家》發表的長篇《運河往事》，實際并沒有《寂寞的村莊》影響深遠。有人認為，《麥海》算是你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

徐廣慧：《麥海》的問世，是對我的一個獎賞，但我相信更好的作品還在后面。每一個作者都應該有這樣的野心，那就是不斷突破自己。當年的《寂寞的村莊》確實收到不少肯定性的評論。有兩位并不認識的大學教授給這篇小說寫了專論，并有人評價小說令人眼前一亮，很多年沒有見過這么能讓人安靜下來的文字了，語言直擊內心。

后來，我一直堅持寫作，2014年的長篇《運河往事》，入選了河北省年度重點扶持作品，同時入選了當年的小說排行榜，2019年獲得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2017年的另一個短篇《一朵花的名字》，入選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參評作品。我還寫了其他一些作品，數量確實不是太多，但我想讓每一部作品都立得住，值得被認真對待。

蘇有郎：你的寫作有沒有遇到過瓶頸期？你認為現階段的寫作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徐廣慧：在外人看來我的寫作量不大，尤其是近幾年作品不多，給人的印象好像我遇到了“瓶頸”。其實，我倒沒有感到過瓶頸期。寫，就沒有瓶頸期，不寫，瓶頸期就來了。我個人認為，我在寫作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是否能足夠專注的問題。我感覺這也是許多創作者都會遇到的問題。文學創作是一種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勞動，最忌諱用心不專。

我時時在注意調整自己。當年，邢臺市委宣傳部搞過創作的一位老領導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們談了將近一個小時，他叫我不要急著發表，沉下心來，一定要爭取寫出精品。我沒有想到我這么一沉，竟然沉了這許多年。我們會把各種難以言說的理由歸因于瓶頸期，這是一個比較詩意溫婉的說法，我也姑且這樣定義那一段漫長的日子吧。

【蘇有郎，《邢臺日報》文藝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先后在《中國作家》《文藝報》等發表作品多篇。采寫和編輯的報告文學作品曾獲中國新聞獎、孫犁文學獎、河北文藝振興獎。出版有《國樹》《鐵血后衛董振堂》《蘇有郎紀實散文》等著作。】

【徐廣慧，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作品與爭鳴》《小說月報·原創版》《長城》等雜志。長篇小說《運河往事》獲第十三屆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短篇小說集《小鯰魚》入選“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