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古人言及的“筋骨”，大都指向支撐藝術形式的核心價值或是內在精神，即我們常說的精神凝聚力、思維立足點抑或更為簡明的“文眼”等概念。從表達方式上看，文化先賢在總括一個時代的文學筋骨時，多選用言簡意賅的詞匯勾勒其整體面貌。諸如唐詩主情、宋詩主理之類，概括的既是情感之韻味，也是思理之意趣。可見，人們往往把“筋骨”理解成某種思想的代名詞，進而從時代精神、人文關懷、道德立場等向度展開言說。當我們討論“新時代文學的筋骨”這一話題時，不妨就從新世紀詩歌入手，窺探它的筋骨究竟為何，作一番談“骨”論“筋”的嘗試。

無論是人的筋骨還是文的筋骨，都由“骨”與“筋”組構而成，兩者承擔的功能亦有所區別。對一部詩歌作品來說，“骨”就是維持一首詩、使它看起來成為詩歌的要素，可以理解為詩的形式。如果要支撐起詩歌的肉身（內容），“骨”就需要具備相當的質量和密度，彰顯出屬于詩的形態，諸如分行等核心特征，均缺一不可。同時，詩歌的“筋”或者說“筋脈”可以使固定在形式中的文字運動起來，接續行與行之間的意義，使之貫穿為一個氣韻流暢的整體，從而打造出詩歌的思想性。當“筋”與“骨”整合為“筋骨”時，它理應指涉那種能夠撐起文本所有精神性意義的力量。盡管這個話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太可能形成統一的結論，但筆者還是認為，詩歌的筋骨便是活躍于字里行間的精神主體形象，是灌注了詩人所有思想觀念的那位抒情者。借助內在的抒情者或者精神主體形象，作家可以從容地組織視覺材料、抒發情感、展開哲思，也能夠經由這一形象深入他所身居的時代，與之產生角度殊異的對話。考量詩歌的筋骨，正可觀測詩人如何各具匠心地設置和安排主體形象，使之充當時代與心靈之間的中介。

1990年代以來，走入“個人化寫作”的詩人首先需要厘清自我與消費時代的關系，他們一方面朝向了注重內在精神提升的詩歌內現場，另一方又迎接著充滿誘惑之力的物質外現場。諸多詩人秉持一種通俗實用的、迎合感性現代性的審美傾向，他們筆下的精神主體多能游刃有余地生活在物質之間，以消費“物”的方式釋放和運用現代感受力，揭示隱藏在物象體驗之間的微妙隱喻聯系。進入新世紀，寫作者延續了前代詩人的思維慣性，將日常生活中的物質美學作為個體想象力的來源，強調對日常生活的原生態體驗。與前代相比，詩人們在設置精神主體形象時，不僅從當下性出發，抒寫抒情主體的現實經驗，通過他們來記錄凡俗生活，同時還不斷調整著主體與時代主流速度之間的關系，試圖從當下性的“展覽式”言說進入陳超言及的“用具體超越具體”的層面，雙向拓展敘述的情境與視野。如果說新世紀之初詩人的發力點在于擬現事態的細節與主體的在場感，那么近期詩歌的抒情主人公便不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體驗者或記錄者層面，而是蓄足了加速度的勢能，從日常表象之上輕逸飛升。或是超越當下性言說的種種限制，擬造不受現實邏輯規約的“超驗”境界；或是以對現實生活的細微省察和冷峻表達，步入自我意識尤其是個體歷史感的建構過程，其文本形成了現場敘事與深層抒情交織互補的結構，這也是當前詩歌發展的主導趨勢。

為了凸顯“筋骨”的力量，很多詩人在打造文本中的精神主體形象時，往往取道自我意識和公共精神兩條路徑，以精神“形象”為時代留存“心象”，在藝術的自主性、獨立性與藝術反映現實、干預現實之間尋找著平衡。就自我意識而言，一類詩人選擇從“時間”和“痛感”的向度出發，持續向內心掘進。作為詩學的關鍵詞，“時間”勾連著抒情者的存在意識，透過時間的縫隙，詩人可以找到自身與所安居的世界之間那種妙不可言的關系。如谷禾的《長詩四重奏》中，詩人按照四季更替的時間輪回構建精神時空：“……繁星點點，/垂下往生的光芒。親人去遠了/你停下來，面對微暗燈火/過往如同風化的巖石，從層疊的時間里/抽出一把把卷刃的刀俎……”抒情者游弋在生命時間、求真意志以及對夢境形而上的冥想中，人、詞語、時間相互激活碰撞，過去、現代、未來之間平滑貫穿，而游弋在時間中的詩人，內在的主體性反而得以不斷生長。再看張執浩近年的作品，大都從生活現場的“此刻”進入精神主體的內部空間，踐行著“減速”的詩學。如《平原上的瓜棚》所寫：“從動車上看江漢平原/沔陽和潛江是一樣的”，時代的話語速度讓人們的觀看體驗趨于同質——“不斷提速的路上能夠看清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而抒情主體則希望超脫于現世的時間，以主動尋求“減速”的方式，用心理時間抵抗現實時間的話語暴力。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時間既涵蓋著他們已知記憶中的吉光片羽，同時也指向未知經驗，維系著他們對存在感的承擔與言說。借助對時間的抒寫尤其是“降速”的實驗，寫作者獲得了重新認識自我的機遇，因此才有可能在日益趨同的速度感和時間觀念之外，塑造出富含豐富異質經驗的主體形象。

在世紀之交的詩歌文本中，一些抒情者的情緒特質極為顯揚，甚至會出現暴躁的吶喊抑或凌厲的嘯音，而在近年的詩文本中，這一情況有了變化。詩人注重將情感作內斂化的處理，他們努力透過那些倏忽而逝的日常瞬間，用簡凈的字詞和克制的語言還原物象背后的意義細節，進而在勻速的情感釋放中抵達生存的痛感，以便“追求一種詩歌的痛感和真實性”（歐陽江河語），建立觸碰自我精神存在的又一契機。按照諸多評論家的理解，精神主體的“痛感”意識已經具備了獨立擔當詩歌之筋骨的可能。在詩人筆下，痛感是他們維系與時代聯系的精神紐帶。如沈葦的詩句寫道：“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但我總得贊美一點什么吧/那就贊美一下/家里僅剩的三棵樹：/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個披頭散發的幸存者/三個與我抱頭痛哭的病人！”（《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粗暴擴張的城市化進程破壞了鄉村的生態，令“我”與故鄉僅存的“三棵樹”都失去了家園，其間既含生態憂思，又有文化鄉愁，觸目驚心的畫面與尖銳犀利的語詞同構，渲染著離鄉者的錐心疼痛。從文本中可以讀出，“痛感”成為精神主體撫摸世界、尋覓意義的起點，它既是詩人自我存在的證據，也是其抒情策略的源頭，是寫作者獲得生命底蘊的力量支撐。

某些情況下，詩人并不依靠話語的強度和情緒的力度宣泄疼痛，而是不動聲色地面對痛感，讓它在安靜中悄悄綻放，轉化為具有足夠硬度的精神力量。例如，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一詩曾引起廣泛的討論，詩歌取材自生活的俗常片段，從事態流的語象群落中，讀者亦可窺見現實的具體面貌，而詩人的敘述視野顯然沒有止步于“呈現”本身,而是用濃郁的悖論色彩，制造出反喻的效果。從人類生存的歷史性角度理解，狗的命運正隱喻了那些善良而弱小者的生存真相。如此一來，文本的敘述視野便從“殺狗的過程”延展到我們自身的命運，貌似冷靜的敘述背后，佇立著一個冷峻反思的知識分子形象。他的思考與言說不僅觸碰了自身的痛感，還將私人性的表達建立于深厚的公共性基礎之上，從而在觀察世界的過程中，發掘出世人習焉不察卻又普遍承受著的精神苦痛，使抒情主體的力量感不斷向更廣闊的幅度延伸。

如果讓大眾討論詩歌的筋骨問題，恐怕答案大都會指向詩人應當持有的道德觀念或批判意識。作用到精神主體形象上，“他”理應將自我的疼痛與呼吸植入當代歷史，書寫下生命的莊嚴感與力量感，成為社會倫理的守護者，其人文精神也應該與公共精神相統一。這里所說的公共精神，既包含著獨立的人格精神、社會公德意識，還融含了自制自律的行為規范以及對普通人生存價值的平行認同。特別是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成為詩人與時代銜接的重要渠道，其中隱含著“對自我的超越”和“與時代的銜接”雙重層面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當代詩學的關鍵問題之一，并在近期與“疫情”主題相關的詩歌中表現得尤為顯著。這些詩人大都以嚴肅、認真、虔誠的使命意識，為文本賦予了筋骨和力量。面對公共話題，寫作者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介入時代之后對自身命運的審讀者，這大概便是其文本蘊含力量的原因，也是詩歌走出“同質化”的泥沼、恢復與現實血脈聯系的必由之路。質言之，詩歌筋骨的決定要素不在于技法的玄妙或是詞句的華麗，而在于其間是否存有一個擁有獨立價值判斷的精神形象，這一形象是否能夠“特立獨行、甘于寂寞、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薩義德語）。當箴言名句式的寫作日漸式微的時候，讓人們記住詩歌的唯一方式，便是那位作為主體的“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