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喪葬傳統，也是常常出現在小說里的重要事件，承擔不一而足的敘事功能，喪葬書寫既昭示出浩浩蕩蕩的文化流變史，同時也展示了時代的鮮明特質——這是石一楓最新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的故事緣起。當這項具有民族特色的風俗活動和人生重大禮儀分化出行業領域和經營模式,喪葬禮俗厚重而持久的生命力開始在經濟發展大潮中存乎于具體的收益層面，于是產生了遺體火化時可供親屬操作的可能：石一楓正是在小說中通過殯儀館里兩具遺體的加塞兒、加急，牽扯出三具遺體同時操作的千絲萬縷。傳統與科技總是被并置討論，石一楓安放在小說里的殯儀館，與墓地開發配套發展，采用科技含量高的德國進口火化爐為賣點，卻只能針對高端客戶銷售。在經營者的思路調整下，殯儀館重啟操作費力、燃燒快速的國產舊爐，卻又生發出“豐儉由人”的詭異悖論，導致三個換錯的骨灰盒，以及與之血肉相連的北京胡同平民、上層社會、海外勞工三種身份背景的家族故事。

人的脈絡：身份、舊時光與新的方位

幾位青年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以一場物歸原主的事件展開，以漂洋過海為盛大儀式，完成差異化背景下莊重的送靈與還鄉。有關青年成長的小說，石一楓從他熟悉的北京土著那豆一家的胡同生活切入，通過爺爺那年枝的去世和殯儀館里哭不出來的那豆，打撈深邃雋永的爺孫情：因為極度哀痛，那豆才在臨場時哭不出來——這與他小時候去烈士陵園祭奠時中斷的發言如出一轍；也因為極度哀痛，那豆的哭不出來成了他的未竟之事——他要換回爺爺的“盒兒”來完成自己的祭奠。

歷史、現實與啟蒙的敘事，依托對骨灰盒錯換的探因來漸次開啟。首先是動作，一行送葬的親友乘車前往位于河北的墓地，彌漫的灰白色煙霧和連日來的困乏，以及愣愣站著的農用車旁的婦女，促成有驚無險的未遂車禍。捧著骨灰盒的那豆，先是受慣性作用前撲，然后在失重和騰躍中兩臂收緊，進而死死抱住懷里的“盒兒”。于是異常的響動被覺察，骨灰盒里還有他物。

其次是由各家族史綿延而來的生活境況，石一楓對那豆這類北京人的實情有著精妙的描寫，“算上房子，擱美國大概都不是窮人，可他們也只配守著兩間半破房子受窮”，于是爺爺的墓地只能買在路途遙遠的河北；遺體從干部病房直接拉走的老太太沈樺，孫子黃耶魯急赴美國辦理入籍手續，即便處于優渥的生活條件、準備了紫檀雕花的骨灰盒，也在諸多“隱情”中只得憑借“鈔能力”選擇舊爐的加急火化；海外務工者田谷多在高空作業時遇上橫風不幸離世，施工隊從埃及回來又將啟程前往阿爾巴尼亞，工友何大梁也只好在國內略作停留時匆忙辦完田谷多的后世。而把事情都“拴在一塊兒”的關節，是操作舊爐的勞模李固元。李固元在汶川地震中鄭重地為每一具遺體擦拭清理、編號登記、告慰道別，也幫助持照片尋找家人下落的幸存者進行辨認，此后供養了無依無靠、腿落下殘疾的地震孤兒，享受一家人的樂趣和煩惱——為了外孫女上學而換房，一家子工薪階層，李固元不得不重回工作崗位，此外還奔波于幼兒園和燕郊，患上了“美尼爾綜合癥”，于是在同步操作爺爺那年枝、老太太沈樺、貴州籍工人田谷多三具遺體火化的過程中犯了“暈”。這一“暈”，不僅是病癥的動作表征，還是生活條件的窘迫指認，更是一輩子愛崗敬業老工人的人生顛簸，李固元拋開殯儀館的處理策略，開始了全面的事故自查……

一場對仁義禮智信的仗義回歸與一個關于彼此說服的故事同時展開，查清“盒兒”事故原因后，石一楓將糾錯任務交給了那豆，通過那豆的奔走相告、患難共情，以及對三位逝者及其家族歷史的互相關聯、互承脈絡，確認自身的主體性。“漂洋過海來送你”，北京胡同連線阿爾巴尼亞，首都機場到芝加哥與密歇根湖，多么勇毅堅韌的行動力；當那豆對那天地拜了一拜，當老太太沈樺的骨灰歸國、彈片沉湖，當田谷多身體里的螺絲擰進家鄉的橋梁，所有人都有了墳、立了碑，這又是多么文學性的時刻，多么自省與自我啟蒙的時刻。

互看的地緣：北京胡同與全球化

《漂洋過海來送你》使用北京口語和戲謔尋味且極富韻律的語言風格，這是石一楓綿延自廣義的北京文學傳統的創作特質——以北京人身份從事創作或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作品，雜糅平民氣與貴族氣的“頑主”形象，指認鮮明的市民精神。之所以是啟蒙敘事，是作者成功地為那豆、黃耶魯等小說人物提供了在當下的日常生活和家族背景中獨自戰斗的人生旅途，并由此成長為獨立思考問題、獨立解決問題的獨立自主的長成的人。而成長的勇氣和信心又來自親緣關系下的精神力量的汲取與傳承——個人生活向著時代深處探尋，幾位青年經由父輩的父輩故事，逐漸接近、理解并融入國家的浩蕩征途，進而決心投身更加質樸的精神世界和更有難度的生活挑戰。

不可窮盡的現實主義力量表述當代文學的無限可能，懷揣浪漫的抒情精神和不依不饒的理想主義，石一楓把社會生活的特定形態濃縮進北京胡同文化，通過北京看世界，再從世界回歸本土，昭示人的多元困境和道德堅守的通途大道。人物塑造上的地域性，呈示以飛速發展的新北京為顯著標志的國家發展進程。大變局反映大時代，個人早已與世界環環相扣——北京胡同生活自然習得了與之相適的超越性，以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對文化生活的眷戀為主要內容，凝結著出離物質生活水平的人文氣息，并久久煥發世俗之外的浪漫情懷。所以，那豆爺爺深陷宮斗劇的話語模式，而那豆在追憶與爺爺的對話時，也常帶有對傳媒、時事及文化的關心和批評意味。雖是日常生活的不同側面，那豆與黃耶魯共有與父輩的斷層，并不追求過高的物質生活，不似父母那樣專注于攻克殯儀館的賠償難題，也不完全附庸于父母成功學下的“入籍”庇護，反倒“隔輩兒親”般升華出不卑不亢、大氣兼容的處世觀，映照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基本特性的同時，確認了新一代青年的文化自信和大國自信，從而也倒逼父輩在經濟大潮中具體的價值追求和人生選擇。

時代的變遷賦予北京歷史性與世界性，而歷史與世界的縱深也透過那豆等時代新人展現。縝密的情節設置推敲出故事的典型性，清晰的章節結構勾勒矚目的地理方位劃分——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人們將故事推至高潮，石一楓在尾聲的最后部分借用《阿甘正傳》經典的奔跑場景，暗示小說的又一前文本。阿甘奇跡般的個人奮斗歷程，跑過了長達三十年的當代美國歷史，從華萊士、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列農等諸多風云人物到反戰風潮、婦女運動、毒品問題、黑人民權斗爭、肯尼迪被刺、中美關系解凍、水門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件，電影記述了當代美國史上最重要的一代青年在歷史視點和社會思潮上的轉變。石一楓在小說里用情用功塑造的那豆和青梅竹馬陰晴，正是阿甘和珍妮的中國化，不僅傾心演繹那豆對陰晴的繾綣暗戀，深挖陰晴原生家庭的聚散因果，既感懷舊時的少年美好也通過美德觀念的重新確立訣別過往，所燃起的是中國青年一代的“中國夢”和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于是小說中便有了身在美國、心在北京的黃耶魯，即便殷實的家境使他度日無憂，他也處處批判美國生活的尷尬虛偽和水土不服，遭遇美國所謂“普世價值”的傾軋；以陰晴為代表的普通留學生，無法保障日常生活安全，直到同學遭遇搶劫案，一句“為什么是我？”，導致陰晴抑郁癥的最終爆發；陰晴的母親鄭老師，將美國“幻境”誤作人生通途，與陰大夫結成貌合神離的夫妻，最終迎來人生的徹底錯位……

那豆等青年雖屬世俗里的弱小，卻擁有強大的精神優勢，牽引他們洞穿歷史真相和當代人類生活。當陰晴得知黃耶魯父親的“龐氏騙局”，預備實施瘋狂的命運拖拽時；當紛繁的集會游行匯集于黃耶魯家的豪宅，各色人等在對峙中盡心盡力地警惕、示威、監視和尋求表達，和解的可能性恰恰來自那豆和黃耶魯這代人對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那段軍民魚水情的現實體悟與精神延續。

勞動者之歌：生長的城市與被打撈者

在那豆的不停追憶中，石一楓將那年枝的處事方法、價值選擇和對孫子的人生引導一一彰顯。在解密骨灰盒錯換的過程里，那豆深切領悟了爺爺那代人在新中國建設中的奉獻精神——“從醬油廠的工人變成了股東，又從股東變回了工人”，造成那豆父母一代現實生活的逼仄，而隨之而來的全球化進程，又使那豆一代得以在宏大的歷史意識及全球視野中去理解、探尋與國家命運相生相伴的家族史，從而在民族血脈的傳承中凝結出強大的精神認同與文化認同。

曾經，“前方戰斗激烈，部隊傷亡嚴重”， 遭了暴雨的紗布必須在北京就地消毒風干，“剛參加工作的爺爺就跟著三個老師傅，一夜之間搬了二百多口五尺深的大缸”，“白花花的紗布掛到滿院兒的竹架子上”，爺爺留下了病根兒，也成了一位級別不高的“勞模”。與其說由一紙獎狀造就了職業的豐碑，倒不如說以其標注出的身體的竭力與延伸，共同鑄就了新中國的一座座國家豐碑。無論是爺爺的腰疼還是李固元的頭暈，又或是老太太沈樺與工人田谷多骨灰里的身體附件，關聯的國企改制、抗美援朝、國際基礎設施援建等，照看當下的城市發展與城市精神，也構成文本潛在的敘事動力與結構張力。

通過動員機制建立起的一種和工人日常生活互動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傳統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意識，并確立起獨特的“尊嚴政治”。即便是日常生活敘事的鋪陳，爺爺那年枝和司爐工李固元也從未放棄過主人翁意識和強烈的尊嚴感，并非親屬關系的何大梁與田谷多才得以建立如此深厚的工友情誼和內心道義，進而啟發了那豆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切身思考，也促成那豆由點及面地追尋事件真相、改變事件結果的基本面。

抗美援朝文學作為新中國文學的第一章，一度憑借英雄主義的風采為一個站起來了的東方發言： 大國的雄姿和衛國精神，顯示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絕對不容忽視的分量。小說里敘寫爺爺爬上鼓樓徹夜看守紗布，次日俯瞰所見，除了醬油廠里飄蕩的波濤般的紗布，還有從附近醫院抽調的護士——其中之一就是當年的老太太沈樺——祖輩的這段匯入歷史長河里的休戚與共和同仇敵愾，意蘊當下青年一代的使命與共，他們終于體認人心向背的強大力量，在有限的跨國旅程中開掘心靈的無限風景…… 調換了敘事的時代背景，石一楓從側面探索、觀照了烽火連天歲月里的軍民關系，并延續 “五四”以來文學的“人學”傳統，致以作家最深沉的緬懷和最至誠的敬畏。

余 音

敘事的多聲部里，《漂洋過海來送你》全文征用了北京胡同文化中“養鳥”的集體愛好，經由極聰明的八哥學舌，時而穿針引線，時而插科打諢，時而作念白烘托，文本的復調風格得以完成。結尾處宛若一個鏡頭，胡同院子上空充盈沖淡閑遠的意境，既是石一楓敘事美學層面的追求，也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特然卓立與永恒定格。八哥再現的對話場景，伴隨著感傷、悠遠的情思，我們與那豆一樣，似乎抵達了理解和把握人生的又一視點——如此恬淡、如此柔和，曾經的悲痛吹拂，悄然的離去與深藏的夢想，我們與世界環環相扣，創造之手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