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以下簡稱《漂洋過海》）中，一個久違的敘事變化在于，小說的主人公那豆，終于是一個正兒八經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了。這位來自“那個民族，那樣的人家”的“胡同串子”，動輒就要“起范兒”的“鼓樓花臂”，顯然頗有些京城“頑主”們“混不吝”的勁頭。這使得小說看上去又回到了石一楓早年習慣的故事腔調，即“通過一類文化混混兒來觀察他人、評判生活”，而這種視角上的偏好所帶來的便利在于，“可以更加自然地運用口語，以及令看起來不那么可信的人物顯得真切一些”。這一點毋庸置疑。主人公那豆連同他置身的北京人文環境，顯然為小說的情節推進提供了諸多便利。縱觀整部小說，首先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狂歡化的北京方言世界，以及豐富駁雜的地域人文掌故，這一點通過我們跟隨無所事事的“胡同串子”，以及他爺爺，那位同樣無所事事的遛鳥大爺，體會他們以胡同為中心的“城市穿行”，以及隨“城市穿行”一道展開的生動有趣的人物對話，便能深切地感受到。這些都是“胡同北京”所承載的文化形態的生動再現。

對于《漂洋過海》來說，與這種“胡同北京”的敘事腔調相配合的是，小說的故事推進仰仗的是好似“相聲貫口”一般的情節設置。故事的“包袱”一個接著一個，大有“貧嘴”到底的勢頭，密集的“笑點”令人目不暇接。而小說正是以那些“金句”和俏皮話為依托，在以“耍貧嘴”的方式展開的“段子式”寫作之中，將作者標志性的“一楓式幽默”展示得淋漓盡致的。小說生動的畫面感始終“在線”。因此不用說，這部《漂洋過海》從身份到作派，從形式到內容，小說里里外外都透著一股如今難得一見的“京味”特色。于是，說好的從老舍到王朔的寫作傳統，這一次仿佛都有了著落。

事實上，由以上“胡同北京”與“相聲貫口”體現的敘事“下沉”與“緊接地氣”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漂洋過海》也體現了作者一貫的寫作追求，即為了顯示自己對于所謂“純文學”敘述腔調的不滿，往往不憚于借助通俗故事的敘事外觀，這使得他的小說時常具有雅俗共賞的獨特氣質。事實上，石一楓對于時代的勘探，并非是以純文學的僵硬方式來完成的。相反，他總是力圖制造閱讀的吸引力，將目標人群牢牢捕獲，進而在故事之中寄予更為宏大的敘事抱負。就《漂洋過海》而言，其通俗的敘事外觀主要體現在小說對于“無巧不成書”的敘事模式的充分借重。

因為對于《漂洋過海》來說，重要的并不是將小說意義局限在“胡同北京”的狹窄層面，而是將北京的里與外，歷史和現實，以及與此相關的更加駁雜的人群彼此聯結，進而開掘出更豐富的文本意蘊。然而，小說如何能將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線索歸攏一處？這種“聯結”的能力說起來并不神秘，只需將故事的偶然性發揮到極致即可。因此，巧合與誤會似乎永遠是小說情節推進的強大動力。這一點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可能并不陌生。傳統敘事中有著極為豐富的所謂“無巧不成書”的說法及其操作方式。比如從話本小說《錯斬崔寧》到昆曲《十五貫》就有因十五貫銅錢而引發的一場血案的曲折故事，而民間戲曲中也廣為流傳著諸如“上錯花轎嫁錯郎”之類的離奇故事。這種借助偶然性造成的情節突轉，來迅速達成故事情節的戲劇化，以便造成現實中難得一見的離奇效應，幾乎是傳統敘事的慣常手法。

其實不光是中國傳統敘事，這類手法在歐美電影中的運用也極為普遍。從蓋·里奇的《兩桿大煙槍》，到保羅·哈吉斯的《撞車》，再到伊納里圖的《通天塔》，甚至再到國內的《瘋狂的石頭》等電影，匪夷所思的情節巧合，永遠是制造離奇故事的不二法門。從這個角度來看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似乎就不會覺得小說里火葬場司爐工李固元的“美尼爾綜合征”的情節設置過于唐突了。事實上，正是這位資深“勞模”隨時隨地的暈倒，以及碰巧遇到的“特殊客戶”的強行“加塞兒”，小說中三條毫不相關的線索才因為“盒子”的“混亂”而被糾集到了一起，正如小說所言，事情“全拴在一塊兒”了。這也為故事接下來的情節走向埋下了伏筆。而小說里另一個關鍵情節點，則在于那豆和“發小”陰晴在黃耶魯家的游艇上的湖邊夜宿，正是在此，陰晴碰巧發現了黃耶魯父親的犯罪線索，而在這之后兩人的通宵長談，也為那豆次日的壯舉積蓄了情緒。這顯然也是巧合對于故事走向的進一步推進。正是在故事的這些關節點上，對于“巧合”或“偶然性”的強行征用，讓情節迅速推進，使得石一楓的小說建構起了一種人們喜聞樂見的敘事形態。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正是以這種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蕩滌了流行的文藝腔，從而讓敘事趨于通達和質樸。

石一楓的小說總會彌漫一種近乎天真的道德熱情，執著地將其貌不揚的普通人刻畫成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并賦予他們的故事某種“史詩”光環。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會用表面的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痞勁”，來掩護文本內在深沉的理想主義情懷。在《漂洋過海》里，作者同樣試圖刻畫的是“小人物”的“史詩”。作為無所事事的“胡同串子”，那豆的出場顯然是為了給人留下“低到塵埃里”的印象。他沒有煊赫的家世，也看不出能混成“人上人”的絲毫希望。然而，石一楓的小說就是這樣，那些撲到塵土里的失敗者，卻總會實現他由凡人向英雄的“驚險的一躍”，并綻放出人性的光輝來。小說里的那豆，能為死去的爺爺拍案而起，并且愿意漂洋過海，甚至在遙遠的大洋彼岸也舍命一搏，這里固然是因為傳統文化里“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但我們很快就發現，這還與更宏大的事物息息相關。

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爺爺這里。于是，小說不失時機地補充了一段爺爺不到十五歲時，在鼓樓給即將奔赴戰場的部隊看守紗布的經歷，由此也順勢引出他一輩子恪守的人生準則，“人吶，要能替別人做點兒事，心里真美。”這種樸素的人生感悟，顯然包含著石一楓試圖在小說里灌輸的博大命題。如小說所刻畫的，爺爺就是那種“為了別人”，寧愿“把自己交了出去”，甚至“匯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蕩的力量”的人。在那豆的心目中，少年的爺爺自有一腔豪情，這豪情的根由在于，那些“無名無姓，無窮無盡”的“別人”，都和自己有關。不出所料的是，爺爺的這腔豪情穿越時空，鼓動著那豆，使他勇敢地成為了那個為了別人的利益，也能豁得出去，甚至以命相搏的人。這不恰恰正是“撲在塵土里也自帶光芒”的人所彰顯的人格力量嗎？

除了言傳身教的爺爺，《漂洋過海》里老一輩的美德，如同記憶的潛流伏延千里，都在那豆這里得到了回響。黃耶魯的奶奶引出的是老一輩的革命遺志，戰爭年代的腥風血雨，以及無名烈士的英勇犧牲；而即便是因病犯錯的“勞模”李固元，也能看到他在汶川地震中令人感念的勤懇工作。而與他們截然相反的，當然是革命“子一輩”的欺騙與腐敗，比如醬油廠姚廠長的兒子“姚表舅”，就顯然在廠子股權改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勾結地方政府，利用“龐氏騙局”展開金融詐騙，然后卷款逃亡海外，則正是黃耶魯的父親，老革命沈樺兒子的“豐功偉績”。這樣的情節設置，顯然是要達成一種有關從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今不如昔的慨嘆，這當然也是石一楓小說一貫的情感偏好。

或許在《漂洋過海》這里，石一楓終究是要表達改革時代的一派亂流，被今天新的人性光芒所沖決的歷史祈愿。大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小說與其說是在描繪現實的走向，不如說在寄予某種形式的希望。如其所展現的，那豆的行動所彰顯的人性光芒，總能對周邊的人物產生十足的感染力。比如它對“發小”陰晴的鼓舞和教育意義就極為明顯。這位因家庭變故而遠走美國，又因生活意外而身患抑郁的留美學生，一直在尋找“世界為何如此”的答案，卻也無法解答關于世界的諸多困惑。而正是在那個關鍵的時刻，她陡然頓悟只有面向更寬廣的人群勇敢地跨出去，才能尋找自我救贖的通途。而在工人何大梁那里，那豆直接感染了他對死者田谷多的情誼，力促他完成田“鍋”的遺愿。此外，那豆之于黃耶魯的教育意義則更加明顯，這位養尊處優的紈绔子弟，也終究能夠明白沖破利己主義的泥淖而為他人奮力一搏。這種誠摯的歷史祈愿，似乎在進一步坐實石一楓小說近乎天真的道德熱情。然而，對于小說所寄予的善良愿望，我們又怎么能忍心指責呢？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寧愿相信那些“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在他們這里，總能讓人感受到一種升騰的力量與向上的激情，這或許能讓這個世界變的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