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石一楓是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從《紅旗下的果兒》到獲“魯迅文學獎”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再到2019年發表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他以“正面強攻現實”的“個人英雄主義”書寫著以“北京”為地標的底層人物生存史。“不正經”的語言往往戳中時代與社會的暗疾，反諷的筆調中夾雜著對時代洪流中頑強生命的關切與敬畏，在其獨特的眼光和油腔滑調講述的故事情節中，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個帶有鮮明特征又飽滿異常的人物形象。

張慧瑜將石一楓到目前為止的創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充滿石一楓個人特色的階段，如《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節節最愛聲光電》等；第二階段石一楓有意識地進行了調整，開始寫“他人”的故事階段，標志便是《世間已無陳金芳》中那個北漂女孩陳金芳。陳金芳的形象塑造無疑是成功的，那個鉚足勁兒想要“混出個人樣”卻終究隕落在夢幻泡影中的悲劇女孩給文學界留下了標志性的印象。直到2019年發表的小說《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的打工女孩王亞麗的精神尋親史，這部石一楓自認為“寫作變寬了點”的小說，再一次表明石一楓在寫“他人”的故事中更加爐火純青，如魚得水。曾一度有人質疑，石一楓優渥平順的成長環境，北大中文系的加持與體制內職業作家的工作生活環境與他作品中的人物生存環境有極大的隔閡，在沒有共鳴和同感的情況下，石一楓能否真實而傳神地表達人物的生命底色和心靈渴求。然而，他沿著人性中對自由、安全感、尊嚴的人類共通性的情感軌跡，用赤誠之情和天賦之筆消弭了自身與“他人”之間的隔閡，以極強的問題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將一個個豐滿而悲劇感的人物“牽扯”出來。

文學史上有不少男性作家寫女性的。他們或通過邊緣式的女性形象（如妓女、童養媳、填房等）來表現人物悲劇和時代圖景；或通過女性的柔弱賢淑來映襯男性的勇猛強大；或通過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細膩來描述愛情的悲喜；或通過達官貴人后院女性的心計爭斗來展現家族生活史。當然，因為男女生理與心理的不同，要塑造好女性形象并非易事，所以，隔靴搔癢者有之，男人化的女人有之，不一而同。石一楓描寫的女性形象不可謂不多，評論家王晴飛認為石一楓幫閑的外表下，有一顆賈寶玉的心，他對音樂和美好女性的熱愛，源于他認為這些東西不俗，這種熱愛讓他更能平視女性、理解女性，因而往往能精準地抓住女性身上鮮明的特點，給與其鮮活的靈魂。

當然，女性形象并不是石一楓作品中顯而易見的有意識類型化的一種人物形象，在他一眾小說作品中，女性形象有變化，有成長，性格不盡相同，但是如果將其小說中的女性抽拉出來對照，就會發現無論是“趙小提”視角下的“陳金芳”，還是“上帝視角”下的王亞麗和岳曉芬，以及之前《特別能戰斗》的女主人公苗秀華，《節節最愛聲光電》中的節節，無疑存在某種共通性。本文僅以陳金芳和王亞麗為例，分析他作品中新鮮而有意義的女性形象。

小人物：燃在生活低處的煙火

正如石一楓欣賞的現代小說家老舍始終將目光聚焦在徘徊于生之艱辛的小人物身上一樣，他也始終落腳于“城市邊緣人”式的小人物，闡述他們的生存困境與道德理想的沖突碰撞，揭示命運的無奈感和人的反抗意識。正如他本人所言：寫好小人物更能體現文學的本質。普通讀者看文學作品，會有代入感，會覺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一個小人物。所以，關照小人物就是關照大眾，符合文學規律。而女性相較于男性，在歷史上處于階級地位的下游，雖然近現代不乏女性主義聲嘶力竭的吶喊，在吶喊與改革的螺旋式上升中，女性地位和自我實現路徑在不斷提升，但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建制和女性群體自身的蒙昧，女性的覺醒和真正的男女平等無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而，小人物中的女性相較于男性，更加成為小人物的具現。陳金芳、王亞麗是生活在底層的青年女性，有著底層世界的粗糲和直率，也有著大城市映射下底層世界的卑微感。相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人而言，他們受到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剝削，領受著生活帶給她們的累累重負，在生存與理想的邊緣艱難前行。

陳金芳初出現在“我”的視野中是那個“從門外走進一個女孩來，個子很矮，踮著腳尖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氣橫秋的格子夾克，臉上一邊一塊農村紅?！狈艑W后，“手上攥著一只印有“鉀肥”字樣的尼龍口袋，跟在我身后幾米開外。當我前行的時候，她便邁著小碎步跟上來；當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著肩膀，緊張地看著我?！标惤鸱忌倌陼r代從鄉下進城，面對繁華的大城市和優渥的物質環境有著新鮮感和局促感，面對本土成長的自帶優越感的城市子弟，她通過卑怯地尾隨滿足好奇心。而“我”的排斥和嫌棄讓陳金芳的精神世界出現初步的孤寂感和無助感。陳金芳進城生存的基礎本就孱弱，她是部隊大院食堂的廚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后從鄉下帶過來的一大家人中的一個，住在圍墻旁邊的平房里，與“我”住的磚板樓毗鄰而居。她們一家人在軍隊大院里那些顯赫殷實的原住居民前，顯得太過突兀，甚而成為“看客”極大的看點。趙小提不無調侃地敘述道：“說這個問題之前，得先介紹一下這家人的人口構成。除了陳金芳及其姐姐姐夫這三個固定成員，那兩間小平房里還不定期地住過陳金芳的媽、舅舅、叔叔嬸子、表哥表嫂等人。暫居者的面孔雖然常變常新，但總的來說有一條規律，就是許福龍一直生活在外戚當道的局面里。那些親戚有的是來看病，有的是來找工作，還有的號稱什么也不為，就是見到別人“進了北京”，自己也想來“看一看”?！倍磉叺挠H人模樣，在“我”的審視下，有了一種諷刺性：“有那么一陣，我每天早晨上學的路上，都能看見一輛平板三輪從西平房的拐角駛出來。登車的是陳金芳的表哥，一個梨形腦袋，此人的前額被產鉗夾得極其窄，窄得不到巴掌寬，頭頂還被擠出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尖兒。車后坐著陳金芳的媽，她患有股骨頭壞死，走路畫圈兒；一旁跟著陳金芳的表嫂，作為梨形腦袋的妻子，此人腦袋的質量自然也不會太高，盡管形狀無異，但卻有輕度癡呆的癥狀，愛流口水。這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披星戴月，干的是收廢品的營生?！睆耐庑蔚叫闹?，她所在的群體是相對次一等的人，有剛從動物進化來的既視感?！八齻兪裁炊汲浴钡奶匦愿由盍怂齻兊膭游镄裕骸霸诖合闹唬覀兛匆婈惤鸱妓龐屟刂簝豪锔傻郎夏桥艞顦渥叩筋^，再走到尾，一邊畫圈兒，一邊往塑料兜里撿嫩楊花。院兒東頭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樹，也被她們家人薅得夠嗆。那些年的八一湖還不是封閉公園，水勢也大，夏天男生常常下湖游泳，這時卻看見陳金芳和她姐、她表哥赤腳站在灘涂上撈小魚、摸螺螄，甚至用竹簽子扎青蛙。”粗鄙到可笑的場景就是陳金芳的生存現狀，這一切構成了她的起點。甚而人類靈魂師的老師也“裝模作樣地去家訪過一次，回來感嘆說：窗臺上只有一只刷牙杯，里面插著七八柄牙刷。”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中不自知，就如他的媽媽姐姐一樣，倒也心里舒坦些。然而，學校教育的啟蒙開化，同學們的歧視，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讓她跳脫出來，重新審視自己和家人，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因為，這種生存環境對進城后的陳金芳而言，是恥辱的，是想極力擺脫掉卻擺脫不掉的，這種共生的關系就如把一個大大的標簽貼在她的腦門上，她是卑微的、次一等的甚至是城市異類般地存在。她與身邊的人有著階級和進化層次的極大差別，而這種差別構成了她不斷鉆營、拼命上升的驅動力，她消弭差別的用力和消弭不了的失敗伴隨她短暫的一生。至此，陳金芳的身份被建構出來，在被迫害與反掙扎中的一朵開在生活低處的花。

《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的女主人公王亞麗則是來自河南小鎮的一個健身教練，父母離異。沿鐵路線漂流到都市的她，賺著微薄的工資，住在集體宿舍里，條件極差：“預制板樓體和單層玻璃窗形同虛設，車聲人聲、煙味油味破墻而入，充滿了這間十平方米不到的一樓小北屋。每隔約莫三分鐘，最多五分鐘，當腳下有列地鐵轟鳴而過，磨得過分光滑但又總顯得污濁的水泥地面也跟著震顫起來，鑄鐵窗框嘎嘎作響。住在這屋里的人最好是個聾子，要不就得是神經遲鈍，否則晚上能睡個囫圇覺才怪。屋里擺設簡單，一桌一床一書架。”條件極差的八人同住宿舍是王亞麗在北京的麥子店的生存境況，地理空間上的生存位置雖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但大都市的繁華是近在眼前的虛幻，而切切實實的逼仄貧苦是王亞麗不得不屈服的“低處”。她想參與北京的生活，而唯一能實現的參與性就是面包店前等待午夜打折的法棍面包，當果粒橙跟她有了省錢計劃后，法棍面包的參與感也就被剝奪了。可以說，王亞麗所在的低處，不斷有力量剝削她，這股外界力量把她推向生活的更低處。

陳金芳和王亞麗所代表的這些小人物的“小”不僅是她們生而平凡，而且是她們生活在物質生活的邊緣地帶，社會的灰暗面如幕布般壓向她們的生活，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充分暴露在她們的身上，她們不僅需要文學的探照燈，更需要現實的傳幫帶。

二、叛逆者：逆命運之流而上的“軸”

在石一楓作品中，女性形象有一個鮮明特點：軸。這種“軸”帶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勇氣，暗含不甘平凡不服輸的執拗，更裹挾著強大的命運對抗意識。我們不難發現，石一楓筆下的女性總有種自發地與命運抗爭的力量，她們從不向生活輕易低頭，不論是否成功，總有種他人無法理解的執拗與“偏執”。

《世間已無陳金芳》中，“我”家鄰居老太太對拒絕回湖南老家、堅決要求留在北京的陳金芳的評價“沒見過那么狠的孩子”。為了留在北京，陳金芳被“她姐姐抄起了一只搟面杖，像在食堂掄勺子一樣掄起來，劃了個完整的弧線，落到陳金芳的天靈蓋上。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搟面杖撲棱掉到地上。門外兩個看熱鬧的鄰居叫起來：出人命啦！”她以流血的代價勉強留下來。之后，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被迫委身所謂的“傍尖兒”豁子，和公主墳往西一帶大大小小的流氓都有過一腿。當她想要實現階級的躍升時，豁子當街惡狠狠地打她，她用沉默的方式來面對豁子的拳腳和眾人的觀賞，沒有眼淚，沒有言語，不肯服輸，只“嗷嗷”地叫兩下來消解疼痛，她的倔強和“狠”讓高大偉岸的“我”相形見絀，讓豁子服了軟。她為了她眼里的“成功”，什么樣的苦都可以吃，什么樣的事都可以做。直至行至所謂的云端，她始終憋著“一口氣”，要把自己從低俗的生活里拖將出來，哪怕被揭掉一層皮肉直至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她不肯屈服于現實世界，即使現實世界沒有一刻停止擠壓她，讓她磨平自身的棱角，做命運的奴仆，在自我的局限內平庸度日。就如魯迅作品中的閏土，任其兒時的恣意灑脫，成年后也是在一聲“老爺”中消解了自己的不甘。而陳金芳自始至終都不肯退位到平庸的生活中，即使她知道那樣生活會更容易。相比當今社會中城市既得利益者的“躺平”與膽怯和在生存邊緣的苦難承受者的麻木蒙昧，陳金芳逆流而上的頑強不屈精神讓她如一束光般閃耀在人類的精神視野中，人物的意義和價值得以體現。

王亞麗始終牢記母親簡單而富有道理的“生存要義”：做什么都比要飯強！麥子店火熱的夜晚里，王亞麗每天都會去等打折面包，她不去“要”，而是“等”著買；同時，面包相對于其他食物價格更昂貴，她可以去買更廉價的包子、饅頭或者油餅之類的，但是她執拗地選擇面包，還要等到12點，因為面包象征了都市白領的生活，她執拗地認為面包是一個通道，從那里可以通向她向往的精神價值感。她不肯接受能力范圍內輕松的飲食，其實是不愿輕易接受社會強加給自己的定位，不肯向世俗生活認輸。之后，為了幫果粒橙省錢，她到團契那里去蹭飯，仍不愿白占便宜，她幫忙做飯，提供力所能及的實際勞動，來換取等價交換得來的尊嚴。她深知在自己物質極度貧瘠、親情淡漠的境遇里保持做人的尊嚴何其之難!但她還是極盡所能，要掙來做人的尊嚴。這種與命運和社會對抗的以卵擊石，有一種悲壯感，又惹人心疼！在一連串的情感打擊之后，她并沒有情感世界崩塌，她寬容了岳曉芬，某種程度上拯救了“北京老炮兒”老大爺，在最后的時刻，她看到追尋已久的景象——“那是她所從未見過的沙侖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彼纳屏己桶葑屗木髲娪置缮狭艘粚犹摕o縹緲的美好，這虛無縹緲的美好實則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對艱難者的慰藉！

三、追光者：尋覓精神世界的尊嚴感

石一楓作品中的這些女性，大都是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她們在社會的縫隙中被改造、被沖刷、被剝削、被迫害。而穿過她們的生存環境和粗糲外表，探尋她們的精神世界，去揭示那被層層包裹的內心，她們那蓬勃的生命力和強悍的精神世界就會閃閃發光。面臨大浪淘沙般的世俗潮流，她們始終守護那方獨有的精神領域，并且為捍衛它而如西緒福斯般鍥而不舍地搏殺，這種精神追求在不同的人物的身上有不同地體現。

在《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那里表現出的就是“人樣兒”。陳金芳在兒時由于自己的鄉下身份備受嘲諷和歧視，在學校被當作異類，面臨老師和同學給與的不公平待遇；在大院里面臨軍官子弟的優越條件赤裸裸對比下的卑微感。這一切讓她的內心充滿了對所謂的夢幻式成功的極度渴望，她希望通過這種成功來獲取做人的尊嚴感，獲得被肯定被尊重的感覺。少年時代，她在暗夜的樹下聽琴，“我在窗外一株楊樹下看到了一個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樹干上，因為身材單薄，在黑夜里好像貼上去的一層膠皮。但我仍然辨別出那是陳金芳。借著一輛頓挫著駛過的汽車燈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臉上的“農村紅”。她靜立著，紋絲不動，下巴上揚，用貌似倔強的姿勢聽我拉琴?！彼龑Α耙魳贰钡钠珗滔蛲?，其實一直是陳金芳內心情結甚至生命理想的外化，它象征著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那種生活里沒有包子的氣味、沒有卑微粗暴的父母、沒有她不得不與之同床共枕的地痞流氓、沒有這出身底層的可憐女孩所一再經受著的拒絕與歧視——或者說，在音樂及其譜寫的幻覺之中，陳金芳已不再是那個可憐的底層女孩，她甚至都不再是陳金芳，她是陳予倩。因為有了這種精神目標，她的內心生化出磅礴的生命力和勇氣，她以此獲得精神世界的圓滿。雖然最后，夢幻般的成功轉眼化為泡影，她以割腕自殺結束生命，但她也在這個時代留下了自己的精神印記，也算是沒白白活一場。

在《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王亞麗那里體現是“尋親”，她的尋親之旅貫穿全文。心理學上有一種補償效應，在王亞麗身上有鮮明的表現。兒時，她的父親跟糧店的女人胡搞，被釘在了親情的恥辱柱上，父愛缺位；她的母親幼時對她是辱罵和冷漠，長大后是索取和算計。這種家庭成長方式使王亞麗在血緣關系的“親人”內核里找尋不到“親情”的實質，這種空白感讓她的情感里缺了一塊，時日愈久，空白蔓延開來，孤寂感就向親人以外的替代物伸出觸角來，那就是男友“果粒橙”。她一開始寄希望于“果粒橙”的親情和愛情，希望能在困境中與他相擁取暖，相伴前行。然而“果粒橙”在一邊侵占她的身體時，一邊用臟話辱罵她，還借口是把她“當親人”才會這樣。同時，“果粒橙”利用她幫自己省錢，讓王亞麗本就拮據的生活雪上加霜，又利用她保管“侵吞贓款”，自己逃之夭夭，讓王亞麗獨自面對公司的連番侵擾?？梢哉f，“果粒橙”以“親人”之名剝削她的身體和情感，對她形成雙重打擊。團契里的“姐妹”岳曉芬借耶穌之名對她施之于關懷與幫助，她重又燃起親情的火焰，她把錢財和信任一并交給了岳曉芬，然而岳曉芬攜款失蹤，當她意識到自己進入了又一重以“親情”之名的騙局時，她再次遭到情感的重創。她在內心里始終渴求成為一個正常的都市女孩，能有相對穩定的家庭、實在的親情和正常的物質生活。這種渴求是務實的，是當下時代精神多元卻信仰缺失、信息爆炸卻溝通缺失的一種補缺。然而她渴望的在現實社會中都遭到了背叛和迫害，她始終追不到光，只能是暗影里的可憐人。文末的玫瑰花開滿了麥子店的盛世景象雖然給了這個善良困苦的女孩些許光亮，但這虛幻的繁華也勾連起人物更大的悲劇感。

在文學的長廊中，女人是一粒沙，可以折射出時代、歷史、人性、哲學等大千世界的多面性。事實上，每個男作家透過女性的形象想要折射的問題也是多樣的。當代塑造女性形象傳神的男作家蘇童，他在《妻妾成群》等作品中，透過民國情愛關系的想象，傾注了自己對于女性命運的思考。畢飛宇的三胞胎作品《玉米》《玉秀》《玉秧》透過女性被權力壓迫又反噬權利的悲劇命運，來思考時代與權力下人性的變異。如今，石一楓介入女性生存場景和精神領域，在她們平庸的日常中琢磨她們的生命價值與精神世界，將隱匿于角落中關于苦難與反抗的故事打撈出來，在對女性的關切和思考中引發出時代之問：誰之錯？如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