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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七十六歲的歷史學家柳詒徵病逝于上海南昌路三百五十六號寓中，一代文史大家人生落幕。友人李思純曾這樣評價柳詒徵：“文章季世真知價，志業劬堂始《孝經》。”柳詒徵是中國史學由傳統步入現代的關鍵人物，同時他也是學衡派的靈魂人物。

柳詒徵

五四運動爆發那年的秋季，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史地部迎來三十六位學生，時稱國文史地部第三班，柳詒徵為該班同學開設《中國文化史》《東亞各國史》，是授課最久、教學最投入的教師。一時，青年學人繆鳳林、張其昀、陳訓慈、景昌極、胡煥庸、向達、王庸、范希曾、徐震堮等皆是這一班的學生，他們發起成立史地研究會，又多為《學衡》撰稿，成為學衡派和南高學人的中堅力量。就在這一屆學生畢業之際，東南大學爆發易長風波，柳詒徵為擁護校長郭秉文的教師與學生所排抵，離開東大。為此他寫下一首長詩《白門行》，記述從光緒年間以來其在南京學界的見聞。在述及南高、東南學人之盛，尤其是《學衡》雜志及《史地學報》編纂始末時，柳詒徵寫下了以下詩句：

……

縱論往轍及江鄉，師范崢嶸構講堂。

高節疇欽清道士，盛名轉屬郭汾陽。

一時才俊如云集，大學分科號升級。

梅（光迪）吳（宓）文藝振金聲，繆（鳳林）景（昌極）風標森玉立。

談天博士竺法蘭（竺可楨），楊云（楊銓）清辯如翻瀾。

張（其昀）陳（訓慈）矻矻鉤史籍，胡（先骕）邵（潭秋）眇眇張詩壇。

梵夾旁參五天竺，秦書近括三神山。

蹴踏杜威跨羅素，呵叱楊墨申孔顏。

萬言立就走四裔，百寶麕聚無一難（此述《學衡》及《史地學報》）。

……

光緒二十七年（1901）橫山鄉人陳善余（字慶年）薦柳詒徵于繆荃孫，任職江楚編譯局，其后柳氏任教兩江師范學堂、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北伐勝利后，任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籌備委員、國學圖書館館長。抗戰期間又曾在重慶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導師，受聘為教育部部聘教授。大半生的時光在南京任課教學，從事圖書館事業。尤其是在南高師、東南教書的十年，樹蘭滋蕙，最號得士，一時柳門成蔭，桃李芬芳。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五十年間，風云變幻、山河鼎沸、陵谷滄桑，柳詒徵目睹滿清帝制覆滅、北洋政府垮臺、日本侵華、國民黨政權的敗亡；更以切膚之感，經歷文化形態的劇烈轉變，中國固有經史學術體系崩解淪滅。他曾寫下“真成建武到黃初，史跡紛紜筆懶書。郿塢芒山煨燼例，纖兒撞破好家居”這樣沉痛的詩篇。金陵一夢，恍如隔世。

一、“舊學”與“新知”——近代史學的關鍵人物

柳詒徵是傳統史學走向現代史學的關鍵學者，他有著清朝廩貢的功名，受的是傳統的經史訓練。在近代學術譜系之中，柳詒徵常被歸于守舊一派，或美其名曰“文化保守主義”，胡適等以之與張爾田等為一類人物。盡管錢穆、張其昀都視柳詒徵為東南學風的中流砥柱，然而這種形象往往是以新學術的對抗面目而出現的。一九四八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柳詒徵，卻未能在一九五四年當選為學部委員。

被誤以為“守舊”的柳詒徵，實在是較早開眼看世界的人。一九〇三年初，繆荃孫、徐乃昌奉兩江總督張之洞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兩月，柳詒徵隨行，游歷橫濱、大坂、東京、神戶等地。在東京高等師范聽了日本教授演講教育原理、教育學、教育法，由此而直到當時世界各國的教育理論與教育狀況，參觀日本各學校，看到了他們的辦學面貌。在比較中外的教育情況后，柳氏發憤說：“茍有血氣，能無憤恨，而坐視國人死守舊習而不變哉。”繆荃孫據柳詒徵日記整理而成《日游匯編》，作為考察報告而刊布。正是這一次考察，刺激了柳詒徵對于教育改革的思考。回國之后不久，是年五月，柳便與陶遜、陳義等在南京創辦江南第一所新式小學校——思益小學堂。開設有數學、英語、音樂、體育、繪畫、書法等課程。張謇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文明事業”。又依據“那珂通士《支那通史》，加以芟削，蘄合課程之用”編成了《歷代史略》，它不僅是一部使用廣泛且延續時間較長的歷史教科書，還開了近代以來編撰通史著作的風氣。張舜徽認為，近代以來的“歷史”這一概念和詞匯，便源自于《歷代史略》。清末，受端方委托，柳詒徵又就黃紹箕遺稿目錄撰成《中國教育史》，這本書“為自來言教育史之先河”。又撰有《中國商業史》等專門著作。最終，柳詒徵以其在南高師、東南大學時期授課講義為基礎，撰寫《中國文化史》而名世，奠定其在史學界的地位。中國古代雖有典制之學，但并無撰述專題歷史的傳統，“學術既不專門，自不能發達”。柳氏無疑是在受到日本學風影響之后，較早接受現代學術分科，并在國內引領風氣。

追求“融通”，是柳詒徵學術思想中一以貫之的特征。晚年《家書》之中，柳詒徵指示女兒為學，“能得外國學者同事，最有進益”。并自述：“我數十年來，能以舊學貫通科學方法，乃是與許多留學生相處，得的益處。中國老先生沒有科學頭腦，故爾思想落伍。龍蟠諸人不前進，也是因為沒有新人切磋鼓舞。”（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這并非虛言，但柳詒徵主張的“舊學貫通科學方法”，又確然懸出一鵠的——即要以中國文化為根本和旨歸。他提出：

“只怕沒有一種理想，能說出中國特別好處，和今日新文化相合之點。此則關系學理，不系乎博覽矣。……所以我覺得《論語》上說溫故而知新，是學者第一要義。又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格□□到，不如此不能談學問也。”（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家書）

“能說出中國特別好處，和今日新文化相合之點。”這便是學衡派“昌明國故、融匯新知”最好的注解，與一般高頭講章不同，此處是《家書》中教育女兒的話語，確實也是柳氏內心中根本的看法。近代中國學術，確然能找到舊文化與新文化之結合點，若傅斯年、顧頡剛等皆能以新知研討舊學問。而真正“能說出中國特別好處”的，則罕有其人，此又是柳氏為他人所不及之處。愿意講“中國特別好處”的人，并不一定是保守和因循的。

我們如果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學衡派的這一批學者，除張其昀外，其余如吳宓、柳詒徵、繆鳳林、陳訓慈、景昌極等等諸人，在一九四九年政權鼎革之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留下來，迎接新中國的到來，這本身也是一個文化現象，值得研究。“正其誼不牟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轉變，是由傳統的價值知識人轉向現代的技術知識人，傳統的知識人不僅要傳承學養更要承載價值，而現代的知識人更多的是為了制造和傳播知識與技藝，而我們看到，晚年的柳詒徵，仍然沒有放棄讀書人應當“以文載道”的思想，而且這個“道”是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修正的。

如上文所述，柳氏不但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在其晚年甚至積極肯定馬克思唯物主義學說的合理性，這種合理的肯定，源自于一種理解社會正義的公心，他說：

“惟時常聽見，許多親族不了之事，甚可慨嘆。大抵都屬馬克思學說，道德變遷都由經濟作用。本來清朝的讀書人，只將圣賢之說作為做文章的題目，一切都不實行，實行的就是呆子。不待帝國主義的人壓迫得來，已經是唯利是圖。及經外力壓迫，生計艱難，又無知識，一切茍偷，雖然不曉得馬克思的學說，所有現象都在馬氏所說公例之中。”（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家書）

“將圣賢之說作為做文章的題目”，恐怕不但清代學者如此，即民國時代“為學問而學問”及今天學者的“工具理性”亦難免有此一病。柳氏深切體悟到，中國古代學問不是孤立的學說，而是道術相濟、知行合一的一套體系，但能言其事實而不能行其義理，則所謂學問無關乎現實，為其學者就不免于“茍偷”了。陳寅恪先生晚年以近乎宣泄情緒的筆調，聲稱“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類似的感觸，柳詒徵先生早在撰寫《中國文化史》時，即提出：“故論者謂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柳詒徵和陳寅恪，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預設，也就是學問的興替變遷，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們對社會倫理關系的理解，進而影響社會風尚。

二、“蛻化”與“吸集”——中國文化的演進方式

作為學衡的靈魂人物，柳詒徵的史學有其十分特別的取向。柳氏的名著《中國文化史》和《國史要義》，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的發生、發展，及其特色，要找到“中國特別好處”。在《國史要義·史原》中，柳詒徵提出中國文化出于上古的“史官”，“周官五史，由司天而治人”，史官贊治則有官書，有官書則有義法，禮義由此生焉。于是，禮出于史，由史例而有經法，義理德性生焉。我們不難發現，柳詒徵的史學理論，帶有非常鮮明的經學色彩，但與乾嘉時代的經師考訂文字、發明義例不同，柳詒徵一直致力于利用古典文獻重建中國古代文化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而這種重建，無法避免地要與西方傳來的社會進化論學說產生碰撞。能否給出一個整體性的詮釋，是柳詒徵史學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晚清，伴隨著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特別是甄克斯的《社會通詮》一書在國內的廣泛流傳，西方社會由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而軍國社會，成為解釋歷史演進的公理公例。人類社會，從野蠻、半開化走向文明社會，也成為歷史演進分期的三個基本要素。我們看到梁啟超、劉師培、夏曾佑乃至柳詒徵等學者，在編纂各類歷史教科書的時候，或多或少都已經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

如何劃分歷史時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看待中國歷史演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從上古、中古、近世的不同劃分，到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封建社會開端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聚訟紛紜，引發了大規模的論爭。我們不妨看看柳詒徵關于社會分期的立意。

柳詒徵所撰之《歷代史略》第二章《歷史大旨》云：“政治之得失，學術之升降，疆域之分合，國勢之隆替，代有不同。然統觀歷代，大抵：自唐虞至秦而一變，自漢至于五代而一變，宋元以來風會與上古劃然不可復合，故茲編分為三大紀。”我們會發現，《歷代史略》的歷史分期法與底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并不完全相同。在上世這一階段，均以秦統一為界限。在中世階段，那珂通世將限斷劃在了南宋，而柳詒徵則上推至唐末五代。自然，近世的開始也不同，那珂通世是在元代，而柳詒徵則主張在宋代。二十年后，柳詒徵刊行《中國文化史》，我們發現其中仍然采用了源自日本的上古、中古、近世的分期方法。但是分期的界限已經與《歷代史略》迥然不同。首先，上古的界限劃定在漢代崩潰而非周秦之際。其次，也是變化最大的，中古時代從東漢佛教傳入前后改為元明之際。近世，從元代的海上交通述起，但接著是明代中期西學東漸的開始。這一分期的特征，是以文化的演進為界限，而不再以王朝的更替為截然的限斷。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歷史分期，為其學生繆鳳林所繼承。繆鳳林在抗戰期間編纂《中國通史要略》，共分三編，第一編止于秦漢，第二編止于宋元，第三編則為明清，幾乎和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一致。

為什么采用這樣一種分期方式？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開篇就提出，該書“凡所標舉，函有二義：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1頁。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在特殊化一面，他要求學者關注“中國文化為何？中國文化何在？中國文化異于印歐者何在？此學者所首應疑者也”。在特殊性之中，則主要強調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優越感。他問道：“試問吾國所以開化甚早，歷久猶存者，果何故乎？”“試問前人所以開拓此天下，摶結此天下者，果何術乎？”柳氏所標舉的“二義”乃是強調其中的特殊性，將特殊性與普遍性相結合，以避免將中國的特殊性置于西方的普遍性之下。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柳詒徵必須將華夏族群作為一個敘述的主體。他說中國的族群當中“其族之最大者，世稱漢族。……其血統之混雜，絕非一單純種族。數千年來，其所吸收同化之異族，無慮百數”。而華夏族群最大的特殊性乃是吸收、同化異族，融淬成一不斷進步且擴大的新族。柳氏接連發問：“異族之強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漢族，漢族亦遂泯然與之相忘。試問中國所以容納此諸族，溝通此諸族者，果何道乎？”可以想見，柳氏筆下“異族之強悍者”恐怕也有當下船堅炮利的“西方”的影子。從這個角度重新回溯歷史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柳詒徵關于文化“蛻化”和“吸集”的理解，就有十分切中現實的意義。

在《中國文化史》中柳詒徵闡述說：“人類思想不外吸集、蛻化兩途。列國交通，則吸集于外者富；一國獨立，則蛻化于前者多。”柳詒徵對于中國文化的演進，理解為“蛻化”與“吸集”的模式。第一期由上古而秦漢，是蛻化自身文明之原創階段。第二期自漢末而宋元，是吸集異族文化（西來胡族）尤其是印度文化而成就新文化的時代。第三期近世，在柳詒徵看來乃是西方文化輸入與激蕩的時代，這激蕩的過程尚且在進行之中。柳詒徵在他的前兩期文化史時段中，各有一個非常凸顯的象征意味。一是“宋代”，一是“周代”。宋代是文化吸集時代最終形成的高峰，而周代則文化蛻化時代最終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本質。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柳詒徵，他的主張既不是抱殘守缺、盲目排外，也不是蠲棄國故、全盤西化，他是要在古典與現代之間，中國與西方之間，找到一種互補型的平衡，這也就是《論語》所謂的“無適無莫”“從容中道”。柳氏認為，當時真正有價值的思想觀念乃是西學與中學的融合，故而“因此現象，復生二種思潮：一則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一則欲昌明吾國之真文化，又以歐、美人之自訟其短，有取法于吾國先哲之思”。當然柳詒徵追求的是“融通”：古今的融匯、中西的涵化，必須以中國古典文化為本位，是有主體擇善而從，這也是柳詒徵學術思想中一以貫之的特征。

三、“明史”與“清史”——重修舊史以再建綱常

柳詒徵認為，史之所重，在持正義，何以持正義，在于辨名分。柳氏謂“孔子之重正名，《春秋》之道名分，皆此義也”。中國古典的歷史傳統中，有撰述史學與考據史學兩個傳統。整齊材料，編纂史書，續寫公私歷史，這是撰述史學，其發源甚早，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典范。比堪史料，考訂錯訛，辨別真偽，這是考據史學，以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開其端，至清代乾嘉學派為一小高潮。近代以來，收到史學科學化的潮流影響，考據史學成為史學的主流。但是，身處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過程，如何撰述清代的歷史，也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問題。

在一九二八年末，柳詒徵曾馳書朱師輒探討編修《清史》的義法（見《盋山案牘·復朱紹濱函》），他提出《清史》既然按照舊時正史體例，“自宜先定一宗旨，采取史料，分入紀傳，必與此宗旨一貫”。這個宗旨也應當與歷代官修正史一樣，有其明確的價值指向，他說：“吾國史法，自春秋以來不外二端：一曰明君臣之義，一曰嚴夷夏之防。……如明君臣之義，則德宗之幽于瀛臺，當時臣僚無人致爭，即可見其不綱。若照新式編纂另立一種格式，則但求事實詳備，又當別論矣。”其實，這并不是柳詒徵偶發新論，早在民國初年，柳氏便寫下《清史芻議》，以駢文韻語形式，表達修史主張，認為《清史》將是“前集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業，是中國古典形式正史的最后一部，應特加重視。而當時主持《清史稿》修撰的趙爾巽大不謂然，遂無下文。柳詒徵痛惜“以此知其書（《清史稿》）雖有體例，尚無宗旨”。從編纂《清史》一事不難看出，柳詒徵主張“立義以定例”，例如在本紀義例方面，柳詒徵實則認為：南明諸王在，清未能得正統，直至康熙初乃破擁立、削三藩、延平歸朝，故而《清史》應將太祖、太宗、世祖統一歸為《滿洲本紀第一》，而次以《圣祖本紀第二》，如魏、晉之史書。再如嚴夷夏之防，清代宗室、宦官之禍，減于朱明，不應以其為滿族而“痛肆詆諆”，但歷代“文字獄”都沒有像清朝這樣苛酷，直至晚清猶“滿漢歧視”甚顯，則必不可曲筆有所恕辭。對于柳詒徵修撰《清史》的義法，其學生陳訓慈評價“愛國杜漸之深心，彰彰甚明”。

柳詒徵不僅對于清史的修撰有自己的看法，對于《明史》的修訂，柳詒徵也曾有過一個宏大的計劃。眾所周知，章太炎有非常濃厚的明遺民情結，這或許與其故鄉浙江是明遺民最多的地域之一有關。三十年代，在章太炎致其門人吳承仕的書信中，就提到說南方有學者要“重修《明史》”。這里的南方學者，便是柳詒徵。一九二七年夏季起，柳詒徵擔任國學圖書館館長，他通過主持南潯嘉業堂事務的施維藩，分近三十批次，謄抄該處抄補完備的報經樓本《明實錄》。嘉業堂本《明實錄》，沒有經過清初明史館的篡改，文獻價值較高。抗戰期間，漢奸梁鴻志根據劫掠而來的國學圖書館抄本《明實錄》，影印成五百冊，這也是最早公開出版印行的《明實錄》。一九三一年，有河南某人到南京求售十二冊《明史稿》，經柳詒徵鑒定，雖非萬斯同稿本，但仍是《明史》編纂過程中若干纂修稿本之遺留，在無法出重金收購的情況下，乃聚集南高、東南及門弟子及在國學圖書館供職者十二人，用不到兩日時間將該《明史稿》照原樣謄抄一遍，入藏圖書館。上舉兩事，皆可見柳詒徵為重修《明史》所做的準備。可惜，這一宏大事業，因日軍侵華南京淪陷而被迫中斷。抗戰勝利后，柳詒徵兼任國史館纂修，一九四七年的纂修會議上，柳詒徵提出了修訂《明史》的要點，茲據陳訓慈回憶摘錄如下：

1、《明太祖本紀》應增倒元復漢的思想及當時各種文獻。

2、本紀中應增加明末三王本紀。

3、明中葉以后應增《滿洲前紀》。

4、削去“大清”“大清兵”等字樣。

5、補訂《明史·藝文志》。（按柳氏此說，實則主張將明遺民的生平著作補入《明史》。）

我們知道，清初修《明史》，始自康熙中徐元文受命任總裁，延聘萬斯同主持修纂，后王鴻緒予以改訂，最終于乾隆初以張廷玉名義總裁頒行，前后歷經近百年時間，號稱“良史”。但柳詒徵仍對《明史》提出了宗綱性的修補建議，而這些修補，仍集中在“君臣之義”與“夷夏之防”兩個側面，以古人道德之法繩古人之行實，陳訓慈評價“義例甚正”。

結語：治史以畜德

柳詒徵先生始終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本，他在《國史要義》一書中寫道：“吾民族之興，非無武功，非無宗教，非無法律，亦非匱于物資，顧獨不偏重于他族史跡所趨，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于人倫日用。”空名，乃只是一種榮譽感，于日常生活、灑掃應對之間，致力人倫、戒悌自律，這乃方是人之所以貴為人的精神旨歸。柳氏眼中，歷史學則是本乎至誠、達乎人倫的精神價值的源泉與載體。在此種道德努力之下，“華夏之人，服習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無亂，而必思持名義撥亂世而反之正。國統之屢絕屢續者恃此也”。柳氏相信，吾國政教文化，能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斷，自有其內在機理，此一內因即是以禮為核心，以史為載體的精神實在的傳遞。柳氏寄希望于“史能轉人”，人須“大其心量”而讀史，人因讀史而“畜德”、“明理”，最終“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團體”。而今之學者仍當師習古人治學之法，“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進而求圣哲立人極、參天地者之何在，是以認識中國文化之正軌”。

與眾多二十世紀知識分子悲觀的情緒不同，柳先生并沒有因文化的出路問題，而深思焦慮、繞室彷徨，而是以一種自信的姿態展望。柳氏《國史要義》終章云：“過去之化若斯，未來之望無既。通萬方之略，弘盡性之功。所愿與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