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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寶明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講座《“公同擔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建標主持，南京郵電大學熊玉文教授和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的胡夢瑩博士參與評議。

主講人張寶明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為一代名刊，《新青年》雜志是20世紀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創舉之一。有人將它稱為“第一刊”，我認為，從它演繹的一幕幕金戈鐵馬、鼓角爭鳴的思想故事來看，這是名副其實的。我曾在2005年寫過一篇文章《從知識經濟學的視角看<新青年>啟蒙情懷的生成》，從經濟和物質的角度來討論《新青年》的出版，也曾在2015年寫了《“公同擔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遙想〈新青年〉的思想世界》，也就是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回溯歷史，這本雜志的經營不但有著“物質股份制”的成分，也充滿了“精神股份制”的意味。在“公同擔任”的《新青年》編輯部，精神股份制之下的啟蒙運作規則使得雜志同仁在現代性發展問題上各自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演繹和體現，從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難得的學說爭鳴、思想互補的局面。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主編陳獨秀因為散發傳單被軍警逮捕，而后他又離開北京南下，這種“公同擔任”的局面也隨之消減。更多的同仁為了這個“金字招牌”的分合存續，開始了新一輪的思想紛爭。今天，我主要選取這個時段，來討論精神股份制打造“金字招牌”的故事。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一、引言：一代名刊《新青年》

首先，我介紹一下《新青年》的來龍去脈。1915年９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輾轉迂回，通過他的老鄉——亞東圖書館的總經理汪孟鄒——介紹，他認識了群益書社的老板陳子沛、陳子壽兄弟，由此創辦《新青年》雜志，以主撰身份撐起一把傘，贏得了一片獨立的天空，開啟了20世紀啟蒙思想史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1936年，亞東圖書館和群益書社聯袂重印《新青年》，在一則“通啟”中這樣廣而告之：“我國近四十年來有兩大運動，其影響遍及全國，關系國運：一為戊戌政變，一為五四運動。此兩大運動之由來，因其先有兩種有力雜志倡導之，前者為《新民叢報》，后者則為《新青年》雜志。”

胡適曾于1936年為《新青年》做廣告：“《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雖然胡適是為了推銷《新青年》，但他并非是夸大其詞。早在1923年10月，胡適在《給〈努力周刊〉編輯部的信》中就寫道：“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

無論是褒是貶的何種黨派、無論是持有何種觀點的學者，無論是思想家還是出版史家，都不能不為《新青年》這個平臺創立了社會與經濟效益雙贏的奇跡拍手叫好。即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學界同仁每每提起《新青年》，都有一種掩飾不住的、發自內心的、由衷的敬意：一是思想史那些閃亮登場的字眼排列組合成了一輪最為壯麗的精神日出，撩動并加速我們的心跳；二是出版史上發生的當紅奇跡無法阻止我們的好奇心。今天的我們一直在好奇，《新青年》為什么能從最初的無人問津到后期的大名鼎鼎？

因此我們要遙想“新青年派”知識群體搭建的歷史世界，故事林林總總，撇開其逶迤曲折，我們掘拾其最為鼎盛的“同仁”時期作為我們觸摸的對象：在“公同擔任”的編輯部里，“精神股份制”下的啟蒙運作規則演繹出了一幕思想史上逶迤曲折且宛轉悠揚的故事。在一個世紀之后，那一代人的家國情懷與使命擔當，仍是人文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

二、門可羅雀：一人“主撰”的“前世”

下面，我來講述《新青年》創刊之初的故事。1915年９月，《新青年》雜志創刊，其初創名為《青年雜志》，后因觸及同名刊物的版權，才改為后來廣為人知的名字。當時已有一個宗教性質的報刊名為《青年雜志》，陳獨秀便當機立斷將其改名為《新青年》。

剛剛出世的《新青年》曾有一段不為人知的不受待見的遭遇，并非像陳獨秀早期所振振有詞的那樣，“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當時以“主撰”定位的陳獨秀一文不名，還沒有章士釗有名氣，《甲寅》的名氣更是遠遠在《新青年》之上。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逃到日本，為生計四處奔波。當年出版商的壓力絲毫不亞于今天互聯網時代的出版社。在商家那里，“硬通貨”才是硬道理。要把啟蒙的生意做大需要多重元素的協力，其中有幾個基本要素迫在眉睫：一是基本的運轉經費；二是優質稿源；三是編輯隊伍；四是發行人手。其中尤以前兩者最為緊要。

所以陳獨秀在一人擔當時期，時刻不忘兩個發展主題：一是資本，二是人才。首先是北上集資，為雜志的運轉奔波。汪原放曾回憶稱：“1915、1916年間，醞釀過一個‘大書店'計劃。起初曾有群益書社、亞東圖書館、通俗圖書局三家合辦之議，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亞東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鄒北上之行。”陳氏亦多方籌資，從他致胡適的約稿信中可以得到佐證：

“弟與孟鄒兄為書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來北京勾留月余，約可得十余可得數萬元，有現金二十萬元，合之亞東、群益舊有財產約三十余萬元，亦可暫時勉強成立，大擴充尚須忍待二三年也。書局成立后，編譯之事尚待足下為柱石，月費至少可有百元。……《青年》、《甲寅》均求足下為文。”由此可見，陳獨秀從一開始醞釀《新青年》就已經就把自己擺進去，成為捆綁式的“股東”了。

主撰陳獨秀“招財”的同時，也在“招才”。如上信所述，“招股”是為了延攬“柱石”，而“柱石”又可以為市場化的運作提供賣點的品牌支撐。汪孟鄒給胡適的另一封信足見主撰“招股”與“招才”并行不悖的急切心理：“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來函云新年中當有見賜，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務請吾兄陸續撰寄。”雖是轉達之語，陳氏求賢若渴的焦急心情卻躍然其上。

主撰在2卷1號的扉頁上以兩則《通告》更是將人與事的“互為表里”邏輯構成暴露無遺。《通告（一）》云：“得當代名流之助，如溫宗堯、吳敬恒、張繼、馬君武、胡適、蘇曼殊，諸君允許關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發表。嗣后內容，當較前尤有精彩。此不獨本志之私幸，亦讀者諸君文字之緣也。”這個“廣告之后更精彩”的自我標榜看似簡單，其實它是將“一時名彥”作為賣點捆綁推銷。盡管這些作者不可能簽訂買斷的協議，但“文字皆由本志發表”的“通告”卻給人以盡收網底之感。這種以名家托舉品牌的戰略眼光，也不難從其與大腕作者胡適的君子協定中窺見：“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言下之意，“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在這里，我們能觸摸到主撰陳獨秀捉襟見肘的痛處：經濟上慘淡經營，稿件上等米下鍋。錢荒和稿荒的雙重壓力使得《新青年》面黃肌瘦，偶泛紅暈，廣告做得很好，也不過是涂脂抹粉后的虛胖。這就是一人獨當一面的“主撰”時期之情形。

三、門庭若市：“公同擔任”的“今生”

《新青年》的華麗轉身是在陳獨秀北京“招股”不成反被人招的1916年年底。在蔡元培的輪番轟炸下，1917年初，陳獨秀攜帶雜志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編輯部移到北京。從此，《新青年》一改門可羅雀的冷清，無論是作者、讀者還是編輯隊伍都開始趨向門庭若市。從《新青年》進駐北大到“輪流編輯”，從“容納社外文字”到“不另購稿”，從作者和稿件“俱乏上選”到切實“尤為精彩”，《新青年》銷數逐漸擴大，“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由此，如日中天的當紅雜志也在不經意現出了“前恭后倨”的原形。探其究竟，《新青年》進入了“公同擔任”的同仁期，也就是我所說的 “股份制”時期。這里所說的“股份制”入股方式，不是我們通常說的廠房、設備、資金等“物質”，而是以各自的知識、思想、觀念、信仰等精神產品作為股份投稿《新青年》，這即是我們標題昭示的“精神股份制”。他們策劃了一系列欄目，包括勞動節紀念號，馬克思研究號等等。

《新青年》“股份”的運作是以編輯部“公同擔任”作為精神信號的。先有4卷1號起“陳獨秀先生主撰”隱退作為預告，再有4卷3號的《本志編輯部啟事》正式公布：“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回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貲。錄載與否，原稿恕不奉還，謹布。”

《本雜志第六卷分期編輯表》把《新青年》由一個主撰發展為多頭主撰或說公共擔當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輪流坐莊的事實一改主撰“一攬子”的個人意志決策模式，同時也引入了分庭抗禮的“民主”辦刊機制。盡管這里尚留“集中”的余溫，但一個有一定自由的聯邦式“公共空間”卻漸入佳境。

其獨特在于，與西方“公共空間”的生成過程不同，以《新青年》領銜的新聞媒體成為“公共空間”成長的關鍵因素。在《新青年》群落中，立場接近但又和而不同的人們，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領域”，在晚清以降國家與社會不可避免地急速分離后，以新聞媒體傳播為載體迅速建構起巨大的輻射輿論場。這個思想文化的批評空間，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之內，成為參與整體民族國家構建的中堅獨立力量。應該看到，在現代中國，缺乏市民社會的社會基礎，僅由先覺們的臨時組合的“公共空間”，出現各種難解的問題是難免的。能否將“新青年派”知識群體這一公共空間潛存的內在張力轉化為公開透明的協力，不但是對原主撰一個人的考驗，也是對每一位參與者的集體拷問。毋庸置疑，這個考驗源自公共性和個人性的緊張。進一步說，是思想史元命題民主與集中的張力。

堅實強大的作者隊伍，是辦刊人夢寐以求的愿望，但同時也是整合隊伍使之“聽將令”的難點。陳獨秀是個“海歸”，具備不錯的學術基礎，但“公同擔任”中的編輯個個都是“海歸”，各個知識分子都有特立獨行的特性。在思想家各自為戰的時代，怎樣讓作者隊伍“心散神不散”，是陳獨秀主持這一輿論平臺的關鍵所在。“采取同一步調”“聽將令”，則是主編恒久不變的初心。在這一點上，陳獨秀的收放自如、把持有度，可從魯迅回憶錄中窺見一斑：“《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說最著力的一個。”

此外，《新青年》公共空間的獨特性還在于，文學“公共空間”與政治“公共空間”一開始就混裝在一起。《新青年》群體的努力結果，變成了同仁們開創的《新青年》既是文學“公共空間”，又是思想“公共空間”，還是政治“公共空間”。胡適在剛入職時曾和陳獨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20年不談政治，而為了留住胡適，陳獨秀也答應了這個要求。但答應歸答應，陳獨秀心中有著濃濃的政治情懷，因此他還是拐彎抹角地談論政治。

在《新青年》這個公共空間里大家可以各說各話，但有一點卻不曾偏向：圍繞中華民族現代性目標上的高度一致和統一，討論中國當下應何去何從，充滿著濃濃的家國情懷。在這個意義上，《新青年》是“精神股份制”澆灌出的思想“奇葩”。在這個“精神股份制”規則下，《新青年》“公同擔任”的編輯同仁，以輿論家的身份為民族與國家的民主、獨立、富強、自由、和諧等人類核心價值觀和終極關懷擔當著“道義”，釋放著家國情懷。他們可以在編輯方針上仁者見仁，可以在選稿內容上智者見智，也可以在論述路徑上各自為戰，但在中國現代性的演進之大是大非的國是問題上唯一不二。對此，我們可以從陳獨秀立意的破與立之“革命”大纛上，找到同仁們共同奮斗的目標。

然而，對于陳獨秀的攻擊從未斷過，捕風捉影的謠言無處不在，《新青年》也面臨四面楚歌的困境，這和陳獨秀提出新思想、新道德是有關系的。因為《新青年》提倡個人自由、獨立婚姻等，觀點較為激進，因此有人把“陳獨秀”故意寫成“陳毒獸”，對他冠以罵名。1919年6月，陳獨秀開誠布公，毫不隱晦同仁們在“反對”與“擁護”上態度和目標高度的一致性。發出了最為率性的“宣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在現代性的演進上，以編輯部為主體的“新青年派”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認定的方向。所有的發散最終都聚焦在一個中心：“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這就是20世紀“新青年”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道路上的旨歸。在這一個破舊立新“問題”上，同仁們沒有歧義，于是也才有了在同一條戰線上協同作戰、再造中國的默契與承諾。

到了1919年，雖然編輯部已經到了山重水復的境地，但以陳獨秀口徑出爐的《本志宣言》火力更加迅猛、意志更加堅定：“本志具體地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共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后來加入的社員，也共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全體”、“共同”一掃內部的張力，他們共同追逐著未來那若隱若現的中國夢。但遺憾的是，“新青年派”的宣言，也預示著一個聲名鵲起的團體即將“散掉”。殘酷的是，“公同擔任”的“精神股份制”時代也將成為同仁們難以釋懷的心結。

四、“金字招牌”：精神“股份”的力量

對于《新青年》這樣的一個“公共空間”來說，“公共性”既是秩序，又是原則。“公同擔任”的“精神股份制”之所以能夠形成“金字招牌”，兩點因素不容忽視。對新青年群體知識分子來說，第一是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和能力，這是公共性的前提；第二是具有批判意識公眾相互之間達成的共識，這是啟蒙的底線。這一放一收，兩點缺一不可。

由此，理性、秩序、公共，成為“公同擔任”的核心觀念，這也是《新青年》及其知識分子群體得以輝煌的保證。然而，這一“公共空間”的同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已逐漸淡化，啟蒙共同體內部已然出現分化。當然，這一分化的必然性可以說與生俱來。對此，我們可以從陳獨秀對政治的濃厚興趣以及對雜志話語權的把控等蛛絲馬跡中找到確鑿的歷史依據。陳獨秀是一個敢說敢干，風風火火闖九州的漢子，甚至還和蔡元培一同研制炸藥，但是胡適的觀念是想打造一個“公同擔任”的“公共空間”，因此兩人的沖突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新青年》啟蒙話語公共輿論中潛藏的“話語霸權”，不僅表現在對于傳統文化、宗教話語的擠壓，還包括《新青年》“公共空間”內部話語權力的不平衡所隱蔽的沖突基因。新青年在輪流編輯時主題有著不同的變化，在胡適編輯時主要是哲學和譯文作品比較多，如《玩偶之家》等等；而到了陳獨秀編輯時則圍繞政治展開。因此同仁性絕非鐵板一塊，一旦出現分裂，必將帶來大廈崩塌之垮掉的后果。

《新青年》的同仁性在于其公開透明的特點、開放包容的氣度、擔當執著的氣象。或許，正是“精神股份制”澆灌的啟蒙之花讓他們備加珍惜，以至于以愛恨交織的不同心態和文字流布出依依不舍的復雜情感。對此，我們不難從同仁們關于“金字招牌”之何去何從的寄托中體味到其中的愛恨情仇。

事情的經過要從陳獨秀的個人際遇說起。1919年4月8日，蔡元培宣布廢除學長制。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但仍保留教授職位。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當年與胡適20年來年不談政治的承諾，也在頃刻間灰飛煙滅。陳獨秀不再拐彎抹角地談論政治，而是直言：我就是喜歡談政治的，即使你逃離了政治，政治也會找到你；即使你逃到深山老林，政治仍是會找到你。我們就是政治人，我們與政治是無法分開的。

1920年9月1日，也是“新青年社”成立之日，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同是發表《談政治》的公開文字的8卷1號，“新青年社”的《本志特別啟事》“以免誤會”的“預先聲明”一目了然：“本志自八卷一號起，由編輯部同人自行組織新青年社，直接辦理編輯印刷一切事務。”雜志封面由“上海群益書社印行”調整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變臉”，標志著陳獨秀與群益書社7卷42期的合作畫上了句號。

8卷1號的《新青年》表現出“經濟”（獨立）與“政治”（色彩）沖突加劇、分裂在即的雙重信號，這使得雜志在內憂外患中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和忐忑中，同時面臨著經濟和政治歧路。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拐點”，而這一切，又都是圍繞他們傾心精心打造的“金字招牌”展開的。

1920年５月１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為“勞動節紀念號”。鑒于篇幅增至400多頁，書社提出加價，雙方相持不下。或許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意識上升，而且《新青年》的發行對象大多數是下層無產者，所以盡管汪孟鄒出面調停，陳獨秀還是惱羞成怒“大拍桌子”，最終鬧得不歡而散。一貫喜歡自作主張的陳獨秀這次依然胸有成竹：“自辦一書局”，而且“非有發行所不可”。因此，在5月7日給胡適、李大釗的信中，陳獨秀對自己的想法與事情的原委都一并交給了同仁：“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后受資本家的壓制……現在因為《新青年》六號定價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沖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自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

在這個“獨立”問題上反復追問甚至有點窮追不舍，這多少顯得與陳獨秀的性格不符。原來，聲名顯赫、大紅大紫的《新青年》是以“知識”和“思想”為精神代價換來的如日中天之“金字招牌”。用今天的商業話語即是：冠名權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更何況其社會價值和效益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想當年，從第四卷開始取消了“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稿酬而改為“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也是大幅度降低了辦刊成本的。當時雖然同仁自掏腰包，但那靠“智力”所入的“干股”不能不說隱含著很高的含金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精神領域的“真金白銀”。眼下，只是成本降低后還需要面對排版印刷、經營發行等問題，更何況隨著《新青年》同仁性的淡化，雜志又慢慢回到原初的路子上來，內容單調、文風單一、空間萎縮等不能不影響到《新青年》的發行量。進一步說，在《新青年》同仁與商家的關于成本與定價的問題只是歷史真實的一面，內容及其發行對象的錯位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萬般無奈，陳獨秀在此想到了當年的辦法：“招股”。此次招股除了與上次“財”與“才”的雙管外，還多了一層“內外”兼招的變化。陳獨秀在上海向北京同仁提出甚為直接的條件：一是同仁慷慨解囊；二是“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可惜，涉及股份，無人回應；論及稿件，寄來的幾乎全是應付差事的演講稿。最終“招外股”無效，“招內股”無果。最后，“將稿費算入股本”的做法也只能杯水車薪。要知道，胡適當年的躬身入局堪稱真正意義的“股東”：“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一篇一萬字的文章。這文是不賣錢的。不過因為這是我們自己辦的報，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點半鐘方才做好。這篇文字將來一定很有勢力，所以我雖吃點小辛苦，也是情愿的。”而此時的胡適已經今非昔比，難怪陳獨秀喟然長嘆曰：“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

就此而言，原本我們通常將《新青年》的分化歸因于問題與主義、啟蒙與革命、文化與政治的分歧，現在看未免有夸大之嫌，至少可以說不夠全面的。事實上，上述論爭恰恰能夠說明新青年這一“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和自由性，只要把它限制在“真理愈辯愈明”的范疇內。然而，當陳獨秀迫不及待地打破同仁們的“不談政治”的承諾，“色彩”加速染濃，勢必將原有秩序打破，“股份制”以及“公同擔任”的格局也隨大勢已去。

如果說《新青年》同人有底線，那無非是說“精神股份制”的成果需要共享：我們看到，當陳獨秀主導的《新青年》重組這個“股份制”時，同仁們那根敏感的神經緊張起來了。本來，這里盡管有“政治”歧異、“色彩”不合等等問題，但在同仁們看來都是細枝末節、無傷大雅，也完全可以讓《新青年》完成“從哪里來還到哪里去”回歸。畢竟政治色彩染濃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從一開始就齟齬且不斷升級。與此同時，南下還是北上的去留也不在話下，這只是一個空間問題，更何況原來《新青年》就在北京。讓誰來辦，或者說誰掌握話語權，才是大是大非、何去何從的癥結所在。正是這樣一個拉鋸戰式的緊張，清晰地折射出同仁難舍、舊情難割的深層心理。

從1919年9月出獄算起，陳獨秀經歷了北京、上海、廣州的三步走。每走一步，就與同仁們疏遠一次。這一時期的北京和上海之間書信往來中心議題基本上都是關于《新青年》的起、承、轉、合問題。1920年４月26日，陳獨秀寫信給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12人，進行公開、廣泛地征求意見，顯示出作為“伙計”應有的民主與公平。細讀之下不難發現，“咨詢”無非是一種臺前幕后的過場，說穿了是無疑而問的（擺）設（之）問。從其相繼邀請陳望道與沈雁冰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和撰稿工作的情形看，在上海的陳獨秀已經拿定主意了。殊不知，這些正是上海“同志”惹惱北京同仁的沖突升級點。所以這樣胸有成竹的“請速賜復”之請求得到的只能是一紙空文。

《新青年》在北京、上海“兩棲”之時，針對雜志“色彩”問題，胡適多次寫信與陳獨秀交涉。12月16日，陳獨秀在給胡適和高一涵的信中說：“《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發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責。《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胡適心急火燎，陳獨秀卻“不以為然”，同時倒打一耙：“同仁多做文章”才是。主導權旁落于陌生人的做法本來就令同仁不滿，更何況陳獨秀還給那些新人諸如沈雁冰、李達、陳望道等支付了薪水：不但同仁時期圈存的家底要流入外人的腰包，而且外人以一邊倒的思想傾向把控《新青年》，這怎能不讓北京同仁義憤填膺？撇開中間飛鴻穿梭的意見征求，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花落誰家成為你推我搡的議論焦點。

胡適得知陳獨秀聞訊而感情用事后，他便很快向在京同仁發出緊急信件，以“征求意見”的名義聯合抵制“色彩”與“分裂”。這時的“色彩”問題已經被“分裂”與否所取代，而“分裂”還是“統一”的問題則是在為一個“名目”。胡適曾為消解陳獨秀的火氣這樣安慰過同仁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周作人、王星拱等伙計們：“《新青年》在北京編輯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仁做點文章。否則獨秀在上海時尚不易催稿，何況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的手里呢？”這是胡適的真實想法，也是擔心破裂而走出的“妥協”一步：《新青年》這一如日中天的“金字招牌”究竟鹿死誰手才是手中的底牌。

胡適向同仁“征求意見”的議題，提出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編輯。但在陳獨秀氣急之時，胡適很快收回“另起爐灶”的要挾，態度上180度大轉彎，說“我們這一班人決不夠辦兩個雜志”。當陳獨秀在氣頭上表示“此事（指另起爐灶）與《新青年》無關”時，胡適持要挾的口氣和方式：“然豈真無關嗎？”這個疑問的口氣中除了要挾外，還有一種對同仁多年心血的討價意味。這里，胡適不愿意分裂的態度從來沒有這樣鮮明過，他竟然主動地遷就起陳獨秀來：“一個公共目的，似比較的更有把握，我們又何必另起爐灶，自取分裂的譏評呢？”

包括胡適自己在內的9位北京同仁，有張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等6人態度明確地支持“移回北京”；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則明確表示“索性任他分裂”、“不必爭《新青年》這一個名目”、“不在乎《新青年》三個字的金字招牌”；李大釗則以“調和”的態度“主張從前的第一個辦法”。作為精神股東，《新青年》的同仁董事會是以飛鴻傳書的形式進行的，他們往往不在現場，但個個圈閱、人人擔當、從不缺席。正能量的“調和”“商量”“和和氣氣”是一種重整旗鼓的呼應；而看似負能量的“索性”“不必”“不在乎”則是一種酸葡萄心理作祟。這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同仁們對于這個金牌雜志的留戀、珍視和惋惜。

五、聚散之間：從“獨白”到“復調”的啟示

“復調性”作為歷史哲學理念，其精髓正是“不同主體間意識互動、互識的對話性”，其根源則是“人類生活本身的對話性”。“復調意識”的核心語義乃是：確認視角與思想的“多聲部性”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確認諸種觀點與聲音“既不相融合，也不可分割”，各自對立而又彼此相關，在互補、互證、互動、互識中并存共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概念——“和而不同”，正是對巴赫金“復調理論”之核心要義的精準概括。

將這一理論作為本研究的“支援”不難發現，《新青年》從一個由“陳獨秀主撰”的普通刊物，發展為由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沈尹默等人“公同擔任”“輪流編輯”的“同人刊物”，其遵循的編輯理路的轉變用“從‘獨白性’走向‘復調性’”來形容，則別有一番滋味。《新青年》的青年作者毛澤東那句“萬類霜天競自由”道出了個中滋味。“競”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面對寥廓而蒼茫的大地，“誰主沉浮”的“主”之感慨與追問是人為的，也是必要的。此中的歷史玄機根本上還是取決于時代邏輯發展需要。

討論環節

主持人馬建標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我與張老師神交已久。早在大學時代，我就讀過張老師的作品《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1998年版）。這本書令我耳目一新，因為張老師的文筆是非常有靈氣而生動的，文筆洗練優美，在字里行間充滿了思想的穿透力，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新青年》特別有興趣。在2008年博士畢業之后，我前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觀《新青年》編輯部的舊址。近代史研究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側的東廠胡同，距離陳獨秀的故居箭桿胡同9號——也就是《新青年》編輯部住址，只有一箭之遙。然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棟破舊不堪的建筑，門前布滿了蜘蛛網。陳獨秀和他的《新青年》雜志在五四時期叱詫風云的榮光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不過，陳獨秀在箭桿胡同的故居如今已經舊貌換新顏，實在令人欣慰。

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中，《新青年》一直是研究熱點，要想有學術突破需要有大膽的想象力，即胡適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張老師能從“精神股份制”這一角度去研究《新青年》顯然是非常有創新性的，讓我們耳目一新。

我有一個問題想向張老師討教。從陳獨秀獨撰《新青年》發展成由陳獨秀、胡適、魯迅“公同擔任”，期間營造了一個“公共空間”，同仁們都遵守了理性、秩序、公共的核心觀念，但到五四運動之后這個“公共空間”就破裂了。那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盡管《新青年》后來是輪流公同擔任，但陳獨秀其實一直純粹地認為這個刊物是他創辦的，因此應該由他說了算。而陳獨秀這樣的意識，其他人如胡適有沒有察覺到？

還有一個問題，可否認為，通過《新青年》編輯部同仁的分合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這樣的分裂又和1919年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復雜局勢轉變有關系。1919年，法國巴黎召開了巴黎和會，中國上海召開了南北議和，這兩個會議都涉及到中國的命運。巴黎和會涉及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家主權，上海的南北議和涉及到中國內政的統一。然而，這兩個和會，在中國公眾看來，都“失敗”了。所以，陳獨秀批評說，“兩個和會都無用”。陳獨秀并不是一個真正純粹的學者，他對政治的興趣表明他更像一個革命家，其獨特的精神氣質應該值得我們關注。

主講人張寶明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的確，陳獨秀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新青年》是我主辦的，是由我帶到北京的，他有比較強勢的心理，而胡適等人也意識到陳獨秀有這樣的意識。

關于第二個問題，陳獨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過去他是一人主撰，后來形成了一個團體，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前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見陳獨秀作為最大的精神支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評議人熊玉文教授（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今天聽到張教授的講座我很受啟發。最初看到海報時，我就在想為什么是“精神股份制”而非“精神共同體”？但聽完講座后我理解了，大家是在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陳獨秀是最大的股東。剛才張老師講到，胡適認為影響時代的三個雜志是《時務報》、《新民叢報》和《新青年》，我個人覺得，在這其中《新青年》的影響是最大最深遠的，它不僅影響當時的青年，也影響到我們后人。在當時一戰的國際大背景中，我們中國人所理解的西方的科技文明似乎宣告破產，而在這個時候陳獨秀能夠舉出科學的大旗，我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僅是我們中國人如梁啟超認為西方文明業已破產，西方人例如斯賓格勒也是這樣認為的。陳獨秀這個號召可以說是逆流而上的，而且也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如果我們當時真的聽從西方人所言，中國不再崇尚科學了，或許我們就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從陳獨秀第一次高舉科學大旗，到今天我們把科學技術當作第一生產力，可見《新青年》的偉大之處。

其次，我個人是做五四運動研究的，對于五四運動的發生與《新青年》究竟有何關系，我個人的理解是，《新青年》提倡白話文，給當時的大眾傳播提供了一個知識平臺，也給大家提供了一個信息源的認知保障。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不是因為中國代表團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電報往來興起的，它是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而爆發的。如果說文言文只有學生能看懂，那么白話文就是讓大眾都能看懂。

第三點，是關于《新青年》對民族主義的崇尚，再到后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這些都改變了我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們的精神境界。

所以我覺得從上述三個角度來說，《新青年》確實是名刊，是“金字招牌”。這個“金字招牌”隨著《新青年》停刊之后，似乎已經埋在歷史的沙子里了，今天張教授的講座可謂是大浪淘沙。因此我想請教張老師，陳獨秀的《新青年》是要打造怎樣的《新青年》？他有沒有實現他的目標呢？

主講人張寶明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我認為陳獨秀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的目標。在30年代抗戰爆發的時候，記者曾問陳獨秀如今還是否要創辦報刊。對此，陳獨秀回答說他不再創辦了，因為現在各個雜志報刊都愿意發他的文章，都向他約稿，在這個意義上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時，陳獨秀為中國現代性演進，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文化上，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40年代蔡元培去世的時候，陳獨秀寫了一篇紀念蔡元培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回首歷史，回顧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等等，因此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陳獨秀實現了他的理想和寄托。

主持人馬建標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我贊同張老師的觀點，即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總體上是相當成功的。如果從俄國的人的角度觀察，似乎更能印證此點看法。1920年6月，蘇俄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初來中國之際，就注意到陳獨秀。他在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中，專門提到陳獨秀，認為他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力的教授”。這也說明陳獨秀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力當然與他主編的《新青年》有關。

評議人胡夢瑩博士（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我從事五四時期中國近代翻譯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一直很關注陳獨秀在日本的活動。張老師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陳獨秀與胡適的不談政治的約定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因此對于陳獨秀這樣的一個不關心學理的雜志主導者而言，他是否從一開始就對“精神股份制”保持認同，還是說只是因為剛開始他認為雜志狀況不佳，所以他覺得“精神股份制”是一個權宜之計，換言之，陳獨秀是否認可這一種“分庭抗禮”的民主機制，還是說他其實內心里仍然有一種對《新青年》的絕對控制的想法。

另外一個問題是，陳獨秀引入了陳望道等人，但這些人的名望都不及北京的同仁，因此陳獨秀是否有借他們已經打造好的“金字招牌”來提高新同志的名望，從而重塑一個新團隊的意圖呢？

主講人張寶明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謝謝胡博士提的兩個問題。首先我把陳獨秀的“分庭抗禮”總結成“精神股份制”，這其實是我們后世人對這種歷史現象的總結，本身他們在集合的過程中是一個共同體，然而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沒有主觀的意識或者自覺，這其實是我們后人做研究總結出來的。陳獨秀想借助金牌作者來提升刊物的品位和質量，從而形成一個名刊，因此我覺得這既有自己愿意加入的成分，亦有分庭抗禮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