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宋明煒，美國華裔學者，復旦大學文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東亞系主任。兼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漢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博士生指導委員會成員，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理事，美國《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雜志編委。其專業領域涉及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科幻文學，出版英文專著《少年中國：民族復興與成長小說（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2015）等，編選《轉生的巨人：21世紀中國科幻小說選》（The Reincarnated Giant: 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8）等，出版中文專著《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1998）、《批評與想象》（2013）、《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2020）等多部，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若干篇。曾獲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王安學術獎金、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迪爾沃思獎金、《上海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在21世紀初期再度興起之后逐漸進入一個繁榮發展期。劉慈欣的《三體》由美籍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翻譯成英文，并于2015年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郝景芳的《北京折疊》于2016年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中國科幻文學研究近年來在西方學界異軍突起，成為一個學術熱點。美國華裔學者、威爾斯利學院東亞系主任宋明煒教授是中國科幻文學研究熱的推動者之一。正如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王德威教授所云，宋明煒“這些年推動科幻研究不遺余力，不僅成一家之言，甚至贏得‘科幻教父’美名”，其研究和理論創意為這一領域注入一股勃勃生機。近日，筆者通過微信、電子郵件等方式多次對宋教授進行遠程采訪，主要圍繞中國當代新科幻文學（他定義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反類型化”特征及文學史價值等展開相關議題，由此接續五四新文學的科學精神與另類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中國當代新科幻文學的創新性、先鋒性

張清芳：據我們所知，您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王德威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時，畢業論文做的并不是科幻文學。然而，這十幾年來，您孜孜不倦地研究、發掘，在中國科幻文學研究這一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且成果令人矚目。能否請您從自身學術研究的角度，談談您后來為何專攻中國科幻文學研究？

宋明煒：我從十多年前開始轉向中國科幻文學研究，其中一個主因是我發自內心地喜歡科幻小說，從小就愛讀。其實我的博士畢業論文題目是《少年中國——民族復興與成長小說（1900—1959）》，主要內容是以“青春”話語為主線，對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進行形式解讀。這也是我的第一部英文專著， 2015年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就注意到中國科幻文學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最初關注科幻有點像是寫作過程中的自我調節。而我最終轉向研究中國科幻文學，除了熱愛之外，實際上還存在很多偶然因素。例如，我在2010年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教授邀請做中國科幻小說的翻譯項目，隨后就收到美國《科幻研究》雜志約稿寫有關論文，就這樣開始研究科幻文學，不過當時并沒有想到它會成為我以后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

現在回顧一下，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我的這兩個課題之間實際上有內在關聯，中國科幻小說研究恰恰是我從一個新角度來回答“少年中國”遇到的一些問題，對未來的想象、對人的重新定義等。具體說，“少年中國”中的問題屬于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期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一個人文主義問題，即個人的成長與現代國家的誕生和成長有同構性，“民族復興”及“青年成長”都依據“成長模式”塑造出現代中國與中國人的主體性。從某個角度說，中國科幻小說恰恰是這個主題的一個“倒影”，因為科幻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已經不再僅僅是某一個國家的人民或在人文主義意義上的個人與個體，他們要面對、要處理的往往是超出人類的宇宙問題，需要通過算法、科學規律與很多“非人”的范疇才能夠加以了解。

如果說“少年中國”的思考是人文主義的，即以人類形象為中心進行考察的話，那么中國科幻小說就是“后人類”的，是從技術和算法等“科學”層面來重新考量人文主題。我不認為當代的“青春小說”必然是對中國現代“成長小說”的繼承，因為當代的所謂“青春小說”往往已經不再承擔歷史主題，反而認為當代科幻小說是對“成長小說”提出的問題作出的新的回應。科幻處理的是一個高度“技術化”時代的“后人類”主題，承擔我們現在面對未來時所產生的各種焦慮及面對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的倫理后果，所以當代科幻小說恰恰與“成長小說”相似——二者的內容主題都是處理“未來”：“青年”代表著未來，當代科幻小說同樣是想象未來。如果說“成長小說”是人文主義所對應的一種完美小說形式，那么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就是當下科學技術時代所對應的一種最重要的文學表達方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代科幻文學研究正是我從事中國現代成長小說研究的一個延續與發展。

張清芳：您稱自己2020年出版的中文專著《中國科幻新浪潮》為“一本對科幻小說黃金十年的見證”，并把中國當代科幻新文學命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認為它具有創新性與先鋒性等精英文化色彩，具體體現在何處？

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中的大部分章節是我這十年發表的關于中國科幻文學論文的一個結集，也可以算是我對中國科幻文學研究的概括與總結。在這本專著中，我把劉慈欣、韓松、王晉康、陳楸帆、夏笳、寶樹、郝景芳、飛氘等人創作的中國當代新科幻文學作品直接命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盡管這個命名某種程度上借鑒了英美國家科幻文學“新浪潮”的說法，而且一些作家，特別是韓松、陳楸帆、夏笳等在早期創作階段也曾受后者的某些影響，但是我所說的“新浪潮”，最主要是指中國科幻小說的這個新發展，相對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壇而言是非常具有沖擊力的一次新浪潮。

我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創新性、先鋒性等文學特征體現為：在藝術形式上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反叛與超越。可引用拙著中的評價加以說明：“從90年代至今，當主流文學消解宏偉的啟蒙論述，新銳作家的文化先鋒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編，那些源自80年代的思想話語卻化為符號碎片，再度浮現在新科幻作家創造的文學景觀之中。也可以說，科幻文學處在主流文學格局之外，卻于當代文學已歷經嬗變、喪失活力的時候，以新奇的面貌將文學的先鋒性重新張揚出來。”我之所以有這種高度甚至顯得“拔高”的評價，主要因為它在中國文學普遍處在低潮的時候異軍突起，在思想內容與形式表達上真正的豐富多元，甚至包羅萬象。正如我曾指出的：“當代科幻小說通過重組各種寫作慣例、文化元素以及政治愿景，催生了從太空歌劇到賽博朋克，從烏托邦到后人類，從中國崛起的詼諧愿景到有關發展迷思的末世啟示——種種豐富多樣的表達。”舉例說，它還牽涉對現代性的反思與科技文明高度發達后出現的“后人類”等倫理問題。隨著當下AI技術、大數據、智能機器重新塑造我們的日常生活，技術對人類各方面產生的沖擊非常深遠，孕育著全新的文化心理結構與社會形態，由此科幻表達的“后人類”主題也必將會成為一個新問題與課題，這也是中國科幻新浪潮給出的一種預示與提醒。

“反類型化”特征與“跨界研究”范式

張清芳：您在《中國科幻新浪潮》中還把中國當代新科幻小說或曰科幻新浪潮定義為一種“反類型化文學”。與這個概念相對的是“類型化文學”，后者則指流行文學或曰通俗文學，就是俗文學。也就是說，您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不屬于流行的通俗文學范疇，而是屬于中國當代精英文學中的一類。您能談談其理由嗎？請問這是您獨創的觀點嗎？

宋明煒：一般對科幻文學的界定是一種“類型文學”，即通俗文學中的一種，因為通俗文學通常被認為包括言情、武俠、偵探、歷史演義、科幻等在內。但是我在為《上海文學》寫過的一篇文章《在類型與未知之間——科幻小說及其他形式》中，專門指出中國當代新科幻小說具有不同于通俗小說的豐富性、復雜性：“中國當代科幻，如果作為一種類型文學，其實有著復雜的層面。一方面，它快速建立其類型文學的地位，許多作家認同這個類型，包括劉慈欣本人，經常提到科幻文學與所謂‘主流文學’的差異。……但在我看來，中國當代科幻是既進入了黃金時代，但也同時產生了顛覆性的新浪潮。”現在我依然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中最有看頭的、最有意思的這部分科幻文學屬于“科幻新浪潮”作品，它們并不完全類型化，也不專門迎合讀者的要求，而是掙脫“類型化”模式走向“未知”的一種實驗性與創新性的文學創作。正是因為中國當代科幻新浪潮不按照流行套路來寫，作家們正從類型化的、固定化的程式中擺脫出來，所以這些科幻作品才會成功，才會成為一種“異軍突起”的文學現象，我覺得中國科幻新浪潮小說的寶貴之處就在于此。因此，劉慈欣的作品才會刊登在《人民文學》上，陳楸帆的小說發表在《花城》上，而王侃瑜的小說也會發表在《收獲》上。這也說明，中國當代文壇開始承認中國科幻新浪潮的創新性與精英性，這也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把中國科幻新浪潮看作一種“反類型化”文學形式，不能說是我一個人的觀點，我的老師王德威教授也持這種看法。他把中國科幻文學納入主流文學與文學史的研究范疇中，即納入中國現代文學主要問題與現代性的學術視野中進行考察，而不是僅把科幻文學作為一種類型化形式。他的這種研究方法與邏輯思路，還標志著西方的中國科幻文學研究模式正在而且已經發生重要變化。在王老師的鼓勵下，我嘗試將中國科幻文學提出的形式問題，看作當代文學范式轉變的一個表征。具體說，我不僅把中國科幻文學當作一種“反類型”文學來研究，還把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總體上，中國科幻新浪潮與通俗文學在傳統意義上存在一種張力。像劉慈欣的《三體》《詩云》等小說既在大眾中非常流行，又在一般的流行作品之上，就在于劉慈欣的文學想象力具有深刻的創新精神與精英思想，因此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三體》之后的其他模仿之作都不成功。因為那些模仿作品或者與其進行競爭的作品，都在科幻小說的流行套路里面。我并非貶低通俗文學，通俗文學恰恰是通過“類型化”的文學生產來生存并發展下去，它對想象力的體現自有一套規則，其實也很有意思，值得學者研究。中國科幻新浪潮卻對通俗文學類型化格式有一種反省和反思。然而它們也僅僅占當前整個中國科幻小說的5%左右，而其他95%的科幻小說都自覺歸入類型文學，在不斷地復制自己。我關注的重點是具有先鋒性與創新性特征的中國當代新科幻文學，也就是屬于中國科幻新浪潮范圍的這部分作品。

張清芳：請問海外中國科幻文學研究與中國國內在研究方法、思路上有何不同？

宋明煒：我覺得國內過去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較多地把它局限在一種“類型文學”的范圍內，同時缺少與主流文學界的交流。首先是從美國開始出現研究模式的改變，這在上面已經提到，之后國內才漸漸出現這種把中國科幻文學放到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框架中進行研究的方式與方法。還有，盡管國內學界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近年開始逐漸增多，然而從比例上講，我覺得歐美國家反而要比國內高得多。近年我應邀參與美國一些高校與歐洲國家高校博士生的畢業論文指導工作，發現在歐美從事中國科幻文學研究的人員比率相當高。比方說，在歐洲一個國家可能只有四五位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博士，但其中可能就有兩位研究中國科幻文學。

當然，我在感到欣喜的同時也有些擔心，有如此多的海外學者來研究中國科幻文學，可能也會成為一個問題：歐美青年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很可能沒有預設中國科幻文學的界限。換言之，他們已經先入為主地非常認可，甚至會夸大中國科幻文學的文學史價值。而且他們認為中國科幻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將會產生很大影響，并沒有意識到前者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其實長期處于邊緣位置。對此需要時時提醒，加以糾正。但我的確對近年歐美學界出現的中國科幻文學研究盛況心懷喜悅。這也說明，在西方沒有多少學者把科幻文學當成一種不入流的東西。相比之下，國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早就已經形成所謂處于主流位置的“雅文學”與處于邊緣位置的“俗文學”之間的一種對立。我覺得這也是西方中國科幻文學研究與國內一個不同之處。

張清芳：您認為這種研究方法會對國內學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宋明煒：我相信科幻文學研究會帶動中國文學研究整體范式的改變。例如過去在中國文學中占主導位置的現實主義，在一個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算法管理從方方面面改變我們感覺結構的時代，如何處理真實性、虛擬性的問題，小說敘述如何處理從物理世界到社會人生中的不確定性的問題（測不準原則），我們在技術時代如何面對差異、進化甚至退化的問題，性別、種族、階級這些范疇如何在人工重置的境遇中發生變化，以及自我和他者的關系、人文主義與后人類的問題、人類與環境的關系，這種種議題都在科幻文學研究中得到重視。隨著科幻文學研究的發展，整個文學研究界也出現了一種新局面。這涉及知識型的轉變、情感結構的轉變、再現形式的轉變，也涉及人類自我認知的轉變。

至于在廣義的中國文學或文化研究領域，海外學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與國內的差別，主要體現在“跨界研究”的傾向與特征。這也是由現在西方學術的大環境決定的。比如近年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非常流行的是視覺理論，不僅指視覺藝術，還包括文學的視覺性在內，我的很多同事由此轉向電影研究，在學術研究實踐中體現出跨學科、跨領域等特征。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研究者或是把文學與民族志聯系起來，或是運用人類學方法，或是把文學與歷史相結合，或是把文學與“物質文化”聯系起來，即文學中的印刷文化，或是進行翻譯研究等，這都屬于“跨界研究”的范疇。

張清芳：在您看來，科幻文學也是一種“跨界研究”嗎？

宋明煒：當然是，科幻文學研究運用了文學、哲學、控制論、信息論甚至現代物理學的知識，近年來也出現了所謂回歸“物”本身的研究，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唯物論。這在過去十年中明顯呈上升趨勢，其發展也與科幻文學研究有很多交叉。

我接受的學術訓練相對集中在文學文本和文化研究上，而且我的博士畢業論文基本上可歸入將文本細讀與思想史相結合的“文學研究”范疇。我對科幻文學的研究，其實也更重視從具體文本的思想內容與語言形式層面上，對美學體驗與人文思想進行考察，但是科幻文學研究本身具有鮮明的“跨界”性，它同時包含對科學、技術、后人類狀況的關注，特別是對科學與人文交叉方面的關注會較多一些。我即將出版的英文專著《看的恐懼：中國科幻小說的詩學與政治學》（The Fear of Seeing: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在某種程度上就帶有“跨界研究”特征，雖然我在跨界的同時，也還是試圖把一些中心議題放在文學與詩學這樣一個傳統人文框架中討論。

先驅與源頭：《狂人日記》的科幻文學特征

張清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從科幻文學角度，把曾作為“科學青年”與“科幻青年”的魯迅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看作中國當代科幻新浪潮的一個先驅及源頭，指出前者的文化批判精神與另類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已通過中國科幻新浪潮“在當代科幻小說中復活”。您能更具體地談談這個觀點嗎？

宋明煒：我之所以把《狂人日記》看成中國當代新科幻文學的先驅與源頭，最初是因為我注意到很多中國科幻作家把魯迅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后來我漸漸發現，在魯迅文本與當代科幻文學之間，不僅主題相關，而且在話語和感覺形式上都有相通之處。中國當代科幻文學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科學的話語體系，由此構筑出一個“異托邦”，是從科學的邏輯、物質的現象規律和人類感覺結構上，建造出的一個現實的“另類”鏡像，可以說是對現實生活日常邏輯的一個超越甚至顛覆，追求的是一種深層次的“真實感”與獨特另類的“真實性”的審美感受。很有趣的是，這種“真實性”是違反現實直覺的，甚至是顛覆現實感受的，反而更接近我們說的“虛擬性”。我發現，中國當代科幻文學所處理的問題，與20世紀初魯迅面對的問題，與五四新文學或主流的中國現代文學所面對的問題是相同的，在文體的詩學方面有共同之處。

張清芳：您曾在《中國科幻新浪潮》中指出：“新浪潮的美學核心，即揭示出現實世界更為黑暗、隱蔽、不可見的一面——因此，以韓松、飛氘 、陳楸帆乃至劉慈欣作為代表的新浪潮作家常在作品中讓人想起魯迅的影響。正是宣稱說出了真相的現實主義與看似與現實無關的科幻小說之間看似不可能的結合，造就了中國科幻史最曲折的美學維度。”

宋明煒：我在《〈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論魯迅與科幻的淵源，兼論寫實的虛妄與虛擬的真實》（《中國比較文學》2020年第2期）這篇文章中，把翻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與《造人術》等外國科幻小說的“科幻青年”魯迅創作的《狂人日記》看作中國當代科幻新文學的先驅與源頭，其緣由可歸納為三個方面或向度。

一是體現魯迅批判精神的“鐵屋子”“吃人”“救救孩子”等經典文學意象與主題風格在100年后的科幻文學中不斷出現或曰重現，如出現在劉慈欣的《三體》、韓松《地鐵》與《醫院》等作品中，在令人目眩的科幻奇觀與驚奇故事中，顯然包含著對國民性痼疾的深刻批判與持續性思考，而這也是中國科幻新浪潮擁有精英文化思想的一個具體體現。

二是從解讀《狂人日記》的“闡釋史”角度來看，“《狂人日記》的文本建構過程，經過了對于熟悉生活的陌生化，然后又經過了文化意識上的去陌生化、再熟悉化”。當《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之際，實際上它在當時是一部非常驚世駭俗、奇異怪誕、令人難解的實驗性作品，與后來魯迅更為寫實的《孔乙己》《故鄉》等作品在表現形式與表意系統上可以說有很大不同。然而自從新文化運動中吳虞等人集中闡釋魯迅文本的象征主義潛臺詞，由此總結出“中國封建禮教吃人”的象征性寓意與反封建主題后，對“禮教吃人”的解釋融入中國現代思想主潮，使其具有一個周密完整的解釋性框架，而且這個解釋一直延續到今天并被經典化。但是如果我們復原到“陌生化”的語境中去重新閱讀《狂人日記》，那么就會發現它呈現出一個迷宮般的噩夢世界，亦真亦幻。從這個角度說，它最初被翻譯成韓語并被韓國讀者閱讀時看成“避暑小說”（即恐怖小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美國的學生往往也把《狂人日記》作為超現實主義小說、恐怖小說或是科幻文本，并非現實主義文學，是將現實懸置、制造陌生感的文學作品。在這個意義上，它符合達科·蘇文（Darko Suvin）對科幻的經典定義，即“具有陌生化的認知形式”。

三是如果我們打破“對于文學、文學史、文類、文本形式，由于各種文化媒介、教育機制的影響而默認的知識系統會對觀察者建構具有牢固可信性的現實感受”，會發現《狂人日記》在話語體系建構、意象運用、行文寫作邏輯等方面都與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品有很多類似之處，甚至可以說頗契合后者包含的諸多因素。因此我在《〈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一文中用科幻小說的形式對《狂人日記》作出了一種新解讀：“狂人意識到他自己也是那真相的一部分，也參與制造夢境，他意識到自己已無法走出這末日景象，他只能虛妄地寄希望于虛無縹緲的未來。狂人通過認知上的選擇，把自己的平凡生活變成一部改變世界觀的科幻文本。”當然，我的題目是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判斷句，目的不是把《狂人日記》看成一部科幻小說，而是針對多年來海內外學界已經形成的、在魯迅與《狂人日記》研究中建構的啟蒙思想話語體系，提出一種反思與質疑。

張清芳：您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近年來“領跑”科幻文學發展的世界潮流，而我認為您的相關研究在學界同樣具有一定的引領性。不知下一步您有什么新的研究計劃？

宋明煒：我之所以把《狂人日記》作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一個先驅與源頭，也是因為我希望通過梳理后者的前世今生、文學特征屬性、歷史發展脈絡等不同方面特點，逐漸重構中國現代文學的“詩學”理論。這與我對除現實主義文學之外的關注有關，我最近開始對21世紀文學的“新巴洛克”因素進行研究。盡管我們接受的文學教育一直都很強調摹仿（mimesis）傳統，寫實是衡量作品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但我越來越覺得，在西方文學過去200年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至少不再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唯一力量。而且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本身也在虛擬化，文學、藝術、媒介表現和我們實體經驗現實之間的關系經常發生倒置。當然，文學想象和現實生活的關系本來就不見得捆綁在一起。我考慮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科幻小說，然而在廣義上，同時指向一種在20世紀末開始浮現出來的“新巴洛克文學”。這個理論思考還較為稚嫩，不夠系統化，在邏輯和知識上還需要完善，但是我希望持續思考這些問題，最終能夠重構一個有點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這也是我下一步的努力目標。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