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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評論家、作家趙依的《物色》，這是作者近十年文學評論的梳理與總結。全書分為三個部分：“視界·現象”圍繞近幾年的文學熱點展開，對當代文壇現象表達了自己的觀察與思考；“視點·現場”以文本為考察對象，分析當代文學作品的創作特點與流向；“視域·回望”則關注中國古典文學，是作者回到文學源頭梳理中國文學譜系的嘗試。其中《文學現象隨感十五題》一章內容源于作者供職人民文學雜志社期間策劃“圓桌派”系列討論的主持人語，以及主持《當代文壇》“青年觀察”欄目的主持人語，這些從文學現場中生發出的思考，是編刊讀書之余的思想副產品，當然，也可以視為一種批評的準備。經作者授權，中國作家網遴選此章發布，以饗讀者。

《物色：文學的維度與標識》，趙依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一、“生命書寫”的意義

當下的青年作家在各自頗具風格的創作中，已開始以青年視角思考生命、衰老以及人生的終極價值與意義。事實上，青年作家們實屬年輕，一旦親歷死亡，將對他們沖擊巨大。生命與衰老的主題也相應在某種生命意識的焦慮之中匯入青年作家們的文思才情，成為某種敘事策略。

盡管青年作家們已然開始對衰老、死亡和孤獨等生命主題有所關注和追問，每個人多少經歷了生命的坎坷和無可奈何，但是他們還難以發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感嘆。他們對生命經驗的詩意表達和對衰老的現代性凝思還側重于“來路”，“歸處”離他們相對遙遠，他們的換位思考還不夠設身處地，欠缺立足于“歸處”的對“逆生長”的深刻渴望。

201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學》刊發了周大新的長篇小說新作《天黑得很慢》，這是一部與生命和衰老緊密相關的小說。繼《安魂》之后，周大新再一次試圖就生命與衰老這樣的重大主題展開救贖，這或許是作者又一次為真正理解生命意義所做的努力，也或許是對自我精神枷鎖的又一次開釋。作者在小說的時空關系上摒棄真實生活的慣常邏輯，創造出一種更為真實的“真實”。“萬壽公園”的那七個黃昏，與現實之間的聯系不單單是小說外的真實生活的直接因果對照，更多的還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荒誕在文本內外和真實與虛構兩端呈現出的空前一致性。作者通過內真實呈現內因果，以此反觀和抵達現實世界的人和社會——生命盡頭不能提前知曉，衰老進程本來習焉不察。小說的內部世界成為一種超越現實的更為真實的存在，讀者由此得以確切體認主人公蕭成杉已無來路只剩歸處的生命困境，意識里關于死亡的概念被本能地、無意識地具象化了。

“方生方死”方可彰顯苦難中生命的尊嚴、感恩值得珍重的人世，中國古代生命意識的覺醒和發展早已成為一道溫潤的文脈。如何處理衰老、死亡這樣恒常的生命經驗，用作品燭照人心、進行終極關懷，對于青年作家而言亦是切近的文學課題。

二、軍旅文學的時代感與現實性

中國古代就有戰爭文學，《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構成了春秋時代的重要特征。《左傳》《戰國策》的戰爭描寫以事為主，戰爭形態真實詳盡，記事中也夾雜一些人物隨戰事而流走的情形。其后的戰爭文學在集錦式的描寫基礎上將單獨的將士作為主要表現對象，通過典型的戰爭事件來突顯將帥、英雄的風采與作用。而再往后的《三國演義》《楊家府演義》等作品則在濃墨重彩的戰爭畫卷里凸顯人物的智謀、膽略和風采。

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軍事文學作品則表現出了強烈的尚武好戰精神。充滿詩情畫意的《荷馬史詩》同時飽含對戰爭的無節制的純粹的直觀審美，《伊利亞特》中也有力與美的平衡，想象、比喻、夸張、移情等藝術方式的運用過度強調了英雄的強悍與殘忍，這與東方文學對仁厚德行的尊崇有很大差異。

進入新時代，軍旅文學創作格外強調時代感和現實性，在對歷史和現實的重新審視中構建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客觀而生動地記錄中國的發展歷程和我軍現代化建設步伐。一代代軍旅作家的接續探索，為“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創作提供了雄厚強勁而又切近的參照。這些珍貴的活的傳統需要得到很好的傳承，也需要在新時代有所超越。新時代的軍旅作家置身強軍興軍的現場，以文學的方式深入體察與思考新時代革命軍人的職業理想與人生追求，張揚軍人最為閃光的精神品質，也展現出強軍文化的強大感召力。不同類別的軍旅題材文學創作各具特色，創作觀念不斷更新，題材內容不斷拓展，思想底蘊不斷豐富，共同昭示出現實題材軍旅文學創作強大的時代概括力和生活穿透力。

三、文學發生與“新古典性”建構

當下的文學批評中存在一種強大的、直奔現實而去的內在邏輯，從作品、現象與文學理論、文學史的對應關系及其內部結構發力，生成某種推進文學發展的表面循環。而其引發的思考范圍則更廣：文學理論是否已被文學現場遮蔽，其自身在文學批評中是否還具備有效性？文學淵源及其理論的歷史生成，在批評實踐中是否只能成為一種尷尬的對應痕跡？如果說文學理論已不能直接作用于文學批評，我們如何要求批評的整體水平反映一個時代文學理論的價值維度？

若從文學發生學和文學史的意義上追問，范式與經驗的轉移存在某種必然，但在歷史上不同的社會結構中，這種“轉移”的性質卻有不同，無論是傳奇小說與“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的嫁接，還是8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古文論及其資源已經具體地進入當代寫作。我們對文學傳統的重視不單因其內容、形式與結構上的可借鑒性，而更可能在于其人文性的介入也往往催生內容、形式與結構發生改變——我們不得不追尋這種古典性的未來發展與學術增長點，尋求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又一昌明。

圍繞古代文學傳統與當代文學進行討論，以期從文學的發生中建構“新古典性”，無不與當下的文學現場發生關聯。全媒體時代,讀者對文學的接受日趨多元，文本的限制被一再突破，圖像文學、網絡文學、手機文學等的興起實證了文學正在走向自身的開放性，這自然說明了現代性對當下的觀照比起傳統和經典來說顯得近親，同時也意味著傳統和經典正經歷著復雜挑戰，其中重要的一環便是對文學理論及其作用的詰問。現代性與古典性、傳統性的并存交織，理應在長期的理論跋涉中成為社會、文化與文學之間的血肉聯系，并以此締結文學理論的自生性，為文學創作提供新的思想可能，進而為審美之上的社會價值努力。包括古代文學傳統在內的文學理論，其作用到底如何，甚至已經超越文學理論的規定性建構機制，涉及社會的整體文化水平和現代文學現場的建立。

四、融媒時代與文學生產的幾副面孔

從“全媒體”到“融媒體”，昭示出一種從“總體性”觀照到“可能性”迭代的新趨向：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新體驗、新感受不斷發生，同時在文化、文學版圖上漸顯出其重要性，逐漸以可覺察的多副面孔形塑著文學生產的當下及其向未來敞開的機制和歷史建構。

依托文學體制的創作研究、作家培訓教育、門戶媒體陣地和現代大學的學院學科批評系統，就文學生產話題的研究展現出話語鮮明的多義性，這一方面是由于相關主體本職地參與了當下文學生產和文學史建構，另一方面由研究者的主體性焦慮延伸出當代文學正在經受的內在思想洗禮和外在實踐滲透，諸多有待言明的可能性是否指向我們所期望的可被通約的文學的現代越界——在變動的文學關系下，堅守并抵達一種歷史與現實的自覺追求和中間狀態。

就純文學期刊與文學生產之互動而言，當代文學的文學觀念、審美風貌、文體規范等關鍵問題相繼在純文學期刊上呈現其探索與建構期，并在部分基礎性層面為文學的基本形態“打樣”。盡管文學創作與公眾閱讀之間不再以期刊作為必經的橋梁，純文學的生產系統依然生產著至今仍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形式，這是其他任何媒介無法替代的。這一點，我們也可從期刊的個案研究來獲得明證，例如，文學選刊與文學經典化在文學生產中形成的互相成就關系；又如，從期刊專欄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差異性”策展，呈示期刊策劃對“可能性寫作”的橫向挖掘和可能性理解，這也促成純文學期刊與當下多樣態文學生產的互惠。

盡管文學創作被更多地視為個人行為，體制化的文學院模式作為文學生產關鍵一環，作家的培養——由創作主體、創作本身以及經由體制平臺形成的良性循環，在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促進中外文學交流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活力。若立足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本身，文學編輯與腦力工作共有某種工業化意味，但審美勞動相對松散的狀態實際約束了其通過完全機械化生產而帶來徹底解放的可能。有意思的是，作為人類智能衍生物的人工智能等，恰恰是在精神生產領域里不斷嘗試著要解放人類，因而對人類的本質持續產生著冒犯，同時顯現出人類既有語言系統的某些風險。若文學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被科學技術及其所變革的媒介打破，文學的生命力將被引向何種創意和價值，連同不斷生長的城市與未來，新的美學覺醒在何處？

五、“先鋒”一種：科幻與現實

我們經由文學生產的幾副面孔引出了一個或可謂由時代賦形的新的文學命題：當文學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受科學技術的廣泛影響而發生變革，文學的生命力將被引向何種創意和價值，新的美學覺醒在何處？

我們率先從一種新的創作趨向中獲得啟發。簡單舉例，科技發達的當下，人工智能又發先聲，AI寫作已涉及新聞、簡評、提綱乃至文學領域的詩歌和科幻小說創作。過去的科幻小說里有層出不窮的機器人寫作橋段，如今，這些舊日的“先鋒”早已過時為“現實”之一種，并由此衍生出科幻寫作和現實主義二者從晤對走向接合。

關于這種“接合”，已有“未來現實主義”“科幻現實主義”“軟科幻”等諸種命名的指稱，其“硬核”所在仍被類型文學和純文學之復雜關系的前世今生所囊括，因而顯示出明顯的“穿越性”：一方面，這種創作既有科幻文學的類型元素，又不過多指向一種未來時空或先進文明的世界觀設定，其核心仍然是對“人”和“現實”的觀照；另一方面，這種觀照并不僅僅經由通往未來的單向時間軸來反觀，而是出現了對“此時此刻”的平行世界以及歷史的現實性乃至當下性的模擬想象和創造性復刻——其不可不謂先鋒，亦不可不謂傳統。

當傳統文學想象力嚴重匱乏甚至落后于現實的變幻莫測，我們不妨以這種新的創作趨向重申文學的開放態度和審美的不確定：在對全知全能和實證的癡迷之外，那些不可知的、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文學要素經由“科幻”與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交融產生相似性，并由此表達對人本身、對宇宙本身的藝術性思考。這種新的創作趨向在應對現代化的同時實現著對現實世界的建構與解構，其關鍵性的人文精神和英雄形象塑造有賴于科技進步與人文關懷的統一，而科技與人如何共生、如何維護和重建人文價值與人的主體性，如何看待以科幻小說為藍本的原創電影，其中的科技觀、時空觀乃至更為深刻且廣泛的“真實性”則應當與時代的進步、變化了的社會語境形成精神上的同步。

六、懸疑推理與文學創作

我們研究某文學類別的流變，必須考量時代因素對文學風貌的具體影響,即便是同類題材的作品，因時代精神氣質不同，也大異其趣。與科幻元素類似，懸疑推理作為類型文學因子對中國文學最早的介入，應屬中國古代的公案文學。

例如，唐宋文言公案小說的實錄性質，既是出于藝術的切實需要，更是追求真實的時代精神之外化，史家筆法秉承社會生活中執法故事的原形原貌，所謂當世的故事，時代特點烙印其中；往后，文化重心下移，作為民間敘事的白話公案小說(話本)興起，宋代白話公案小說增添虛構性，文學性也隨之加強；元公案劇則依照本事、虛實相生，情節曲折動人、人物形象豐滿，意在托古言今。由此，唐宋文言公案小說重精察,宋白話公案小說重案情、冤情，元雜劇重社會公正，無不以時代風尚為先。

再如，晚明興起的明代公案小說以清官決獄斷案為主題，使用淺近的文言敘事，以狀詞、訴詞和判詞為結構，既有鮮明的文學特征，又有訴訟的實用功能；到了清代，公案小說的創作方式向民間說書回歸，承接宋人話本余緒，同時出現了公案與俠義合流的公案俠義小說，將清官辦案與俠客除惡相結合，價值取向和敘事方式又與之不同；公案俠義小說在光緒年間極盛，書坊競相刊印、續作迭出，掀起出版熱潮；至維新變法前后，時局又新，困境反思與西學東漸導致社會、政治、法律等觀念隨之又變，在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和新小說的提倡等諸多時代文化因素影響下,小說創作開始發生重要轉型，公案小說的新氣象便是其中一例。

中國古代小說在清代有了實際上的雅俗分野，及至上述晚清小說創作的轉型期，這種雅俗之分依舊存在。一方面，知識階層在本土文學的沉淀和西方文學的浸潤下，對小說創作進行全面革新，他們的文學創作與主張被視為時代的主流，在某種程度上是雅的一類文人小說的延續；另一方面，民間白話小說在純粹的自然狀態下延續，晚清到民初，公案俠義小說的續作一出再出，部分續書逐漸偏離公案俠義合流的模式；與二者均有關系的則有，新小說的作家在創作時對西方偵探小說的借鑒，或插入偵探故事片斷，或以新的手法改寫公案小說，新的結構方式與敘事技巧使作品呈現出新的文本形態。

顯然，從內部分析，這種創新是基于傳統本位的創新。我們在面對新的文學樣式時，因專注于新的一面，而容易忽視其中更為深刻的積淀，即那個潛在的對話者——傳統小說。中國懸疑推理小說的發生，經歷了由譯介、仿作到自創三個階段，拋開本土文學的簡單模仿已是可見的一條尷尬之途，公案小說如何找到它的活的日常態，如何在自創中實現它的當代生成，便不得不聚焦于這個潛在的對話者。

從外部環境看，在歐美文壇，記錄人類法制生活的偵探犯罪故事歷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文學。而1841年4月，愛倫?坡發表《莫格街謀殺案》，標志著偵探小說的誕生。偵探小說以犯罪題材推進，與當時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的健全和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同樣的在日本，松本清張的社會派推理小說與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步。1980年代起，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譯介了大量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中國讀者從日本推理小說中對照由社會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犯罪故事中的相似之處獲得的啟發具有別開生面的時代意義。

中國懸疑推理等類型化小說的發生蘊含著啟蒙思想和現代科學精神，而傳統小說賦予的歷史的精神氣質沉淀還未重新顯現。當下，懸疑推理等類型元素對純文學寫作尤其是純文學小說的介入，有的是在神秘主義和陌生世界里造設謎團，盡管謎團不再是單一的案情，而是被轉換為純文學里敘事氛圍的不確定性。有的則借用偵探小說手法，制造一本正經的預言和征兆，激發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好奇心……而此種介入不論對于類型文學還是純文學，倘若缺乏審美意蘊、倫理價值和終極意義的實現，關于“人”的一致抵達仍然難以被真實地確認。

七、青年形象變革：時空、想象與未完成

切近地看，城市氣質和城市性格已作為重要的現實悄然替換著小說的敘事和審美。一方面，現代性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裹挾著過去宏大敘事所根植的鄉土文明發生裂變；另一方面，城市力量的堅固與野蠻并置，城市空間以建筑物的高度、密度、拓展速率和醒目的單位面積價格所關涉的區位資源標識——文學史概念的變革，從來都發生在社會和歷史的轉折之際，小說中的青年形象也不例外。

城市與美學，文藝與技術，這些相關性極強的話題在中國獨有的古典氣息中映襯著小說的不同比重。就青年故事及其形象而言，“青年進城”這一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敘事類型，因文化糾結所生成的多元文化身份，在從鄉土文明的深處走向城鎮的青年形象身上催生出對鄉土精神的創新表達，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城市新生代作為現代化的土著，集知識分子和城市青年的雙重身份于己身，在精神層面有更多的訴求，并有意識地葆養某種理性的自律品格，而這種理性又暗含深切透徹的虛無性和無力感。青年本應是城市中極富活力的角色，卻不乏在成長中無意識地坍塌和扁平化，諸多關于青年形象的文學想象都指向自我價值和身份尊嚴的確認焦慮，指向歸宿性的情感、精神漂流問題。

青年身份已在城市生活寫實中呈現新變，盡管閱讀中不可遏制的代入感和映射而來的心理效應使我們對小說中的青年形象產生親近和可言說之感，我們卻仍然無法經由文學的現實意涵通約自身角色的疑慮，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則是青年形象發散于多重時空下的個體幻想和局部觀照而缺乏整體性的建構，而這也實證著小說中青年的主體形象的未完成性：城鄉結構認知是否只能通過既奮斗又失敗的青年形象類型來確立？對于社會進程中的青年發展困境和成長危機，小說家在呈現痛苦之外提供了怎樣的精神力量？生活在無邊無際的物質世界里，迷茫的青年形象一個接著一個，小說家則將這一世界命名為“城市生活”，不禁讓人疑惑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否竭盡全力？已趨成熟的青年作家如何突破創作與批評的局限實現轉型？

有必要關注的是，隨著青年作家寫作時間的延展，他們一方面開始以愈發飽滿的文本形態捕捉同代人的復雜生活和切己的精神難題，形成了一種以對當下和歷史的整體性的思考拓寬青春敘事的觀照。另一方面，文學建構模式局限了青年作家作品的理論研究，信手拈來的幾個既定的概念區塊：校園、青春、城市、私語化——部分青年作家近年來的寫作實際早已溢出這些約定俗成的方位并且不斷走向縱深——這既表明批評的失語，同時也暴露了批評功能本身的限制性。

在自我的主體與歷史、國家、社會之間建立文學性的聯系，青年作家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創作選擇要抵達極致的藝術審美和精神力量，或許是青年作家和作品中的青年形象接下來要面臨的“破”與“立”。

八、成長小說的“長”與“成”

成長小說，其舶來屬性早已被學界給定。莫迪凱?馬科斯曾定義成長小說呈現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切膚之痛后，或改變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性格，或兩種改變兼有，從而使他擺脫童年的天真，并最終步入一個真實而復雜的成人世界；按照巴赫金的經典歸納，成長小說大約有五種基本類型——純粹的循環型成長小說、與年齡保持著聯系的循環型成長小說、傳記型小說、訓諭教育小說、現實主義的成長小說。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啟蒙運動時期，“成長”被迫從本然的現實意義中抽離，演變成一種時代的象征，這種象征意義既昭示此時代同彼時代之決裂，亦包含同代人與他者之間的斷裂，由此，文學敘事獲得了廣闊的空間，深邃的思想內涵引領了現代性的充分表達。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長小說得以突破傳統敘事，成長為現代主義文學。中國的成長小說,作為此種現代性話語分裂產物的晚期變體，理應在一定程度上因承襲西方的現代性傳統、敘事策略和批判精神而一往無前，卻宿命般地在自我成長中遭遇了長成難局——時代新人的積極完型尚未完成，被過剩書寫的成長陣痛卻先驗地導致反成長、虛無主義、自我放棄等模式的文學早熟。而中國的成長小說理論，盡管從馮至、楊武能等翻譯家們最初的譯序文章到近年來專門的研究著述已歷經數十載，對于成長小說的探討仍傾向依托于一個“類”字，其結果便是在“類成長小說”上長出“類成長小說理論”，缺乏本土的系統的成長小說理論建構。

關涉當前中國的成長小說，顧名思義，故事主人公經歷一場身心的危機，方才真正長大成人，得到實現自身價值的社會定位和歷史角色的自我確認，其中，成長是敘事過程，長成是情節終點。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曾道：“我能承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由這三者的湊合，所以我會得建立這一種主張。”此類心情固乃產生于現代學術本身及其與世道人心的碰撞，卻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概括出了中國語境下成長的現代性內核——一種主張的建立——以對危機的克服來提供某種精神資源。

因此，中國的成長小說逐漸集中于一種固定的表達方式：在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中敘寫成長。即便年輕一代的“80后”“90后”作家們極富靈性，他們也正面臨將青春、成長等基礎性生命體驗轉化為文本精神內核的重要時刻。他們戴著各式的鐐銬起舞，或逆反或隱忍，小說里敘寫的主人公們依舊表面正常，插科打諢，嬉笑怒罵，一如往常。只是他們大多提不起勁兒，不太想活，也不太敢不活，因而也就不知成長到底為何，如何成長，又憑何長成。對于一部成長小說，我們并不欠缺成長的儀式，甚至儀式本身早已可有可無，我們真正缺乏的是構成成長的關鍵性因素，即一種對“永久性”的確認——文本需要內在判斷依據來顯現某事件、變化、經歷等對主人公心理和行為造成的影響是“永久性”的——缺乏內在判斷的成長往往難以被認定為主人公的長成，尚未完成的成長也就不能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成長。中國成長小說的個性彰顯，恰恰依賴于文本中對于這種“永久性”的具體生成，個人的成長史終歸是要表達個人精神的存續。欲望面前的挫敗、生存狀態下的妥協、生活的靜觀疏離者，幾乎都不通向最終的長成。成長所擁有的心智復雜體驗和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有待中國成長小說的更進一步。

九、文學，如何面對兒童？

如果按照一種對兒童文學的慣常理解，創作主體是成人，接受主體是少年兒童，那么就不能避免其與生俱來的困惑：成人與兒童之間的文化代溝及其在文學接受層面的差異性應當如何處理？

于是有必要厘清兒童文學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兒童觀的問題。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經歷了從五四前后魯迅、周作人倡導“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到二三十年代鄭振鐸、茅盾提出兒童文學要幫助兒童認識社會和人生；與此同時還有“配合一切革命斗爭”的兒童文學觀；六七十年代，魯兵、賀宜提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及至八九十年代，以曹文軒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將兒童文學與民族性格的未來關聯起來，尊重兒童個性的兒童觀出現，中國兒童文學史由此從發現兒童、解放兒童到尊重兒童，反映出社會文化的深刻變革。

如何看待兒童、對待兒童的根本觀念也相應影響著兒童文學觀的嬗變和作家在不同時代的具體創作。兒童文學作為一種頗具可能性的精神資源，對讀者產生著持久的啟蒙和審美意義，而兒童文學自身特有的藝術方式、寫作立場和內容表達——以理性文明承載童年精神氣質，培養對歷史、人生、社會、人性等人類基本生存命題的感悟和洞悉——與其說兒童文學是為兒童的，倒不如稱其實質是為人類的。

當下，社會文明與兒童文學的聯系已逐漸清晰可辨。一方面，兒童文學作品蘊藏作家對現實的深度理解，作品中關于現代化進程里城鄉復雜關系的表達，呈現出作家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兒童文學盡管在藝術方法上注重審美的理想和詩性的向往，作家在關涉愛、童年精神氣質、自然等特定美好維度的基礎上也開始側重表達理想愿望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屬于兒童文學的不一定就是現實的，但根植于作品深處的語境、氣質和審美等因子，也無不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切實地反映著現實。

正如我們在格林兄弟童話集和安徒生童話里可以覺察到現代社會的興起和民族意識的自覺，其內容也頗多現代的城市化題材和古典的鄉村生活題材的相互摻雜，甚至在寫作方法上，也與市民階層的閱讀習慣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里面也不乏意大利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內容，童話雖以幻想敘事，但仍是時代和時代精神的真實寫照。再一脈相承地看，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里城市的巨型怪物狀態，《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對意大利經典童話《木偶奇遇記》的借鑒，《我們的祖先》與民間童話之類似，《宇宙奇趣》對科幻和童話故事的融合，卡爾維諾后現代作品里的這些童話元素，正是純文學作家能夠從兒童文學創作里獲得有效借鑒的例證。

自“半譯半創”的中國第一部“創作性”童話《無貓國》標志中國兒童文學的初步誕生開始，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已百年有余。晚清到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文體和樣式的豐富性足見兒童文學對兒童的貼近；翻譯方法上，有忠于原著的直譯，也有便于兒童領悟的譯述；裝幀印刷方面也頗下功夫。如今，評價兒童文學好壞的標準也未發生大的變化，文學性、認同性、趣味性、教育性與美學性仍是其中應有之意，兒童文學作品雖以遠觀近、以小見大，其真實的觀照面卻在不斷擴充，更多對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及其所預留出的包容性和不確定性，還有待兒童文學作家去進一步接受和創造。

十、“九〇后”創作：建構文學與生活的新關系

文學樣本的豐富性與代表性，不僅將展現眾多成熟作家在書寫現實的征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還將指向一批作家身份尚未成熟的文學新人，他們正把對生活的熱切與疑問訴諸文學的浩瀚。與之相適應的，有關文學個案的扎實分析是提升創作能力、發展理論水平的基礎，對新生活的關注也有助于引導和反哺新時代的文學。

再優秀的創作也難以與作家身處的現實保持絕對合適的距離，“90后”作家作品透露出的別樣的敘事策略，映射了青年文藝思潮的轉折，為文學實踐提供著未知的無限。他們或以深邃的視域察驗生活本身，從家庭內部、父母關系、都市日常到愛情之虛無、城鄉之錯落、異鄉人之掙扎，即便對于“90后”而言，生活尚且未知，他們卻也在努力深入。

近年來，受新媒體影響，文學觀念、文學存在形態以及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的方式都在悄無聲息地發生巨變。“90后”的文學與生活既有對文學的單純體驗與認知，又廣泛聯結了社會文化生活的新樣態，他們依賴新興媒體技術與物質消費模式，對既往主流意識共有著靜觀疏離的文化癥候，他們闡釋“城市部落”“文化空間”“生活方式”等詞語的新義項，并從中不斷確認自己的獨立意識和文化身份。

以文學與“時尚”為例，顯然，二者的關系必然是有限的。“時尚”一詞的基本釋義為“當時的風尚”，這里的“尚”應指一種被普遍崇尚的高度。與時尚相關的社會現象，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后漢書?馬廖傳》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這番對當時長安市民著裝打扮的描寫可謂與當下小說里頻頻出現的“空氣劉海”“半永久繡眉”“設計師品牌新一季高級成衣”等時尚元素異曲同工。《墨子》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西方歷史上也曾記載無數的時尚經典，諸如洛可可時期那些假發堆扎起來的高聳發型、羽毛和假花裝飾的帽子、精致的蕾絲面具與古典折扇……無一不是彼時代貴族生活的真實寫照。可見，社會歷史變革、經濟文化發展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心理和審美觀念的改變，盡管社會主體在性別、年齡、身份等方面存在個性化的差異，卻始終能在追時尚、趕潮流這一具體行為上高度趨同。

文學“時尚化”之所以成為值得討論的問題，其深層文化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相信很多人都看過奧黛麗?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和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穿普拉達的女王》，兩部電影毫不避諱地把時尚奢侈品牌嵌入電影名，影片中也充斥著與時尚相關的資本渲染，然而這兩部電影成為經典的原因并不在于以女神級演員呈現出一幅幅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極端興盛的圖景，而是這兩部電影共同表達出一個良性發展的現代社會對建構完善的人文精神系統的迫切需要。文學作品也是如此，當“90后”作家作品里呈現出一些時尚的元素并受到廣泛關注或好評，其原因一定不是其中的時尚元素單單只作為一劑興奮劑給人以豐富的精神幻覺，而更大的可能應當存在于時尚成為某種文學質素，傳遞出真實、有尊嚴、有價值的人文精神信息。

大約在魏晉時期，這種對時尚潮流的“追趕”得以在文學版圖中明確。劉勰《文心雕龍?序志》云：“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亦云：“時俗如此，安能獨違？”關于文學與時尚關系的討論逐漸豐富起來。而就當代小說創作的“追趕”而言，中國顯然晚于西方起步，且伴隨這種倒掛而來的是一些中國作家對某些西方文學案例的熱衷效仿：在較早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學、西方價值范式對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影響的顯現就已發生了多元的分裂，一些作家背后不僅站立著諸如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靈魂級的文學導師，還排列有頗具符號意義的作家，如馬格麗特?杜拉斯與女性“小資”文學和“身體寫作”，又如村上春樹的憂傷與青春文學。對這類符號本身及其象征意義的崇尚一經發酵，時尚風格的寫作便噴薄而出——這些作家們不僅開始把時尚本身作為寫作的對象,更進一步把寫作本身“進化”為一種時尚,以驚世駭俗的腔調書寫驚世駭俗的生活，再把這種“驚世駭俗”徹底活成現實。甚至，一段時期以來,對這批作家作品的閱讀竟也成為一種文化時尚、一種品位的象征和站隊。閱讀本身被懸置，文學消費由此被完全“時尚化”起來。

因此，回歸“90后”等青年作家的創作話題，新的生活審美趨向應當成為文學風格趣味的提升，培育文學的詩性和想象力，將文學的人文關懷和藝術的原創力與時尚的美感和趣味進行有效融合。生活“時尚化”對于文學深層次的影響并不在于以時尚元素點睛，我們如今對街景、專賣店、燈光和陰影以及有關消費社會的一切描寫已經能夠保持客觀態度，而越發精細的審美感知方式以及在唯美主義等時尚風格下蔓延出的小說敘事和寫作觀念的改變本身，才是我們必須保持強烈文學嗅覺的對象。

十一、地域因素與文學的關系

20世紀，伴隨小說地位的提高，小說和小說家得以在研究領域被進一步細化，相關的代際、職業、學術背景、生活經歷等因素無一不被納入考量，文明史根深蒂固的文化熏染、民族心理文化的嬗變也作為一種具體的區隔，命名出地域文化小說及其前世今生。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載：“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這既是中國文學“接地氣”之天然，也是中國文化“究天人之際”傳統的發揚，中國地域文化小說以地域、群種、小說為基本標識，其中地域因素以其鮮明的歷史和時間意義建構文本，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巨大的話語空間雙向吸引著文壇和學界的注目。

細數有關此問題的研究，其參與者眾。有分階段者，將20世紀地域文化小說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大潮下重估本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生命力量；第二階段指1980年代中期的“尋根熱”，作家寫一方水土一方人；第三階段則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地域小說異彩紛呈，既有人性批判之冷峻，也有哲理感悟之玄遠，時而躍動時而悲憫，創作逐步走向輝煌。有將地域作為精神原鄉者，與鄉土文學、城市文學建立聯系。不同的敘述語言、描繪場景、人物圖譜呈現出思想觀念和美學風貌的個性成長，正如美國小說家赫林?加蘭描述百年前的美國社會景象時提出，“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個無窮地、不斷地涌現出來的魅力。我們首先對差別發生興趣，雷同從來不能吸引我們”，“地方色彩”即“差別”的一種。事實上，中國鄉土凝固的文化形態也正面臨著裂變，都市的風景線作為新景觀正在被廣泛書寫，然而，地域文化小說要從以鄉土小說為中心轉向以城市物質印痕為基點，如何在呈現差別的同時避免同質化，仍須反復思考。

此外，還有從地域空間劃分出發把旅居海外的作家和華文文學納入討論范圍者，茅盾《文學與人生》里談道“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種環境，去描寫出別種來”，華文文學從故鄉地域性書寫轉向如今的智性哲學書寫，大致也經歷了一番心隨境轉。同樣，也有重點考察童年地域印象者，因著故鄉、家庭、民族等作者早期的生命體驗，童年記憶具有多重的深化和外化可能，為地域小說提供源源不斷的創作原型和深層心理資源。再有，方言小說自90年代以來逐步成為一種“時俗”，本土化的方言敘事彰顯現代漢語藝術，地域文化特色、民間立場也得以獲得一種確立。當然，還有站在創作外圍和相反層面的研究者，如地域文化因素對文學鑒賞的影響，小說中具體的地域文化形態、讀者的學養和經驗、閱讀所處的外部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于批評鑒賞環節；又如，文學創作的內返性、超越性、時間性等特征對地域文化形態的消解，這種消解打破“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文本產生過程，甚至形成一種“反地域文化”的文學氣質。

然而，無論是追懷、尋求般地向后回溯，還是“覺今是而昨非”式的繼往開來，這些文學意緒關涉地氣與民風，其指向還在自身記憶情愫以外的人文理想，獨特文學地域世界呈現的是對生存發展的惜重和人性與生命之光的雋永。說到底，文學世界的根本還是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的問題，從這一點出發，地域小說自有其場域下的魅與惑。一方面，地域因素為寫作提供了一塊勾連現實與想象的開闊地，另一方面，小說里對世界的假設不得不有所規約——當想象之門虛掩，一扇精神的窄門忽現。地域因素與文學的關系盡管耐人尋思，其基底仍是不受地域因素限制的普照式情懷，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多麗絲?萊辛的南部非洲、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阿來的機村、蘇童的香椿樹街……劉勰所云“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其此之謂，優秀作家憑借建構專屬的文學地理空間，獲得靈感飛舞的自由。

十二、文學與“自然”

綜觀中國文論和美學傳統的發展史，存在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相當一部分對后世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觀念，盡管廣泛見諸歷代學者在不同領域的著述，我們卻始終難以在其傳承和發展中找到如西方那般鮮明的理論體系。若作橫向和縱向的理論梳理和綜述性研究，不難發現這些觀念存在著兩端——一方面，其著重揭示了合乎某基本內涵的意蘊；另一方面，又在此意蘊外不斷延展出某種統一的趣尚——且合二為一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本體論、創作論和風格論。這些重要觀念中的一員，即“自然”觀念。

概言之，“自然”觀念涉及文與質、華與實、體與用、本與末等諸多文學命題，中國崇尚自然的美學精神、作者內在情感的真實自然、“直尋”“妙悟”“佇興而就”的自然而然、從“味”“麗”“沉”“雄”到“氣”“清”“遠”“淡”的審美旨趣等特質無一不被其統攝，我們從中可以摸索出一條“自然”由純粹的自然概念轉入審美價值范疇的大致脈絡。跟今天一樣，自然和社會是古人的兩大生活區域，從與自然的相生相克時期，到市民生活的興起，再到無意于世俗生活時主體精神向自然的回歸，“自然”觀念的生成，得之于人對自然的認同性闡釋，而文學正好充當起最佳的媒介。然而，等到通俗小說興起，這種認同性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小說以景觀狀態下的山水、城池、市井作為故事背景，又以詩、賦、詞等文體對其作細致的描寫，無論是話本階段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清平山堂話本》還是《西游記》《封神演義》《韓湘子全傳》等神魔小說，乃至《水滸傳》等綠林文學和《警世通言》等世情小說，景觀描繪層出不窮，還夾雜極盡鋪排的駢賦化風格，工整的對偶和齊巧的句式再重以夸張比喻，“自然”之于文學僅以客觀的描寫對象為存在方式，或作為小說的環境描寫，或成為渲染情節的藝術處理技巧，其藝術表達則逐漸脫離“自然”觀念下的審美旨趣。

一脈相承地看，若僅把“自然”作為客觀性的存在，現代社會及其經濟的發展無疑導致其生態的巨變，同時在景觀上呈現出城市與鄉村兩種文明。從浪漫主義對自然的歌頌到現實主義對資產階級的嘲諷，再到現代主義對物質主義的拒斥和控訴，生存狀態的變化相應導致人類思維的轉向。當代小說創作中，不僅展現了伴隨現代社會發展產生的疼痛與焦慮，還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局部或一環進行了或隱或顯的觀照。自然元素除了作為描寫對象和敘事技巧出現，還在文學內部承擔起生態意義——當自然逐漸退出城市，鄉土和荒野開始與自然等同，甚至轉化為一種關于本土和原鄉的象征——相應的修辭和象征系統似乎是作家在嘗試修復某種復雜的關系。

事實上，早在阿來等作家的作品里已有對這些問題的反思。以《塵埃落定》《空山》為例，阿來巧妙地以生態敘事的眼光將藏區獨有的自然風光和民俗文化連同經濟的快速發展、文明的消長以及人類心靈的迷失一一呈現，作者懷揣著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深刻認同，呼喚修復人類內心深處的良知和善意。這種修復當然也是世界性的，美國威拉?凱瑟的《啊，拓荒者！》、英國多麗絲?萊辛的《三四五區間的聯姻》、加拿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浮現》《使女的故事》，無一不在對生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叩問和反思——關懷其他生命即是關懷人類自己。我們不禁也要由此發問，我們今天關于文學的審美理想，能否也找到一條路徑去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并由此重回和諧的“自然”之美？

十三、神話志怪傳統的繼承與新變

中國古代的神話志怪傳統在當下小說創作中有著多種呈現。盡管神話、寓言、鬼怪傳說之間有其區別與聯系，然而不管如何定義，它們都試圖解釋世界和生命的起源、天體與季節的規律、萬事萬物的盛衰，所謂“詩的形而上學”和“詩的智慧”的結晶，涵蓋了歷史、文化、語言、社會、哲學、藝術、文學等多重質素，既是信仰觀念、價值取向，更是思維方式和層累的民族集體無意識。

中國古代首部系統敘述神仙的《列仙傳》，集中描繪了上至遠古、下迄漢末的七十余位神仙，其中如黃帝、老子、呂尚、介子推、范蠡、東方朔等是真實人物，大多數則屬無稽可考者，這類虛幻的神仙相較于《山海經》中西王母半人半獸的形象顯然有所變化，但仍保持著神與人的區別。到了干寶《搜神記》，從神靈感應、妖怪災異、物怪變化、鬼魅魂魄到歷史傳說、神仙方術、報應效驗等，其涵蓋之廣，令人嘆服，與之同時代的葛洪在《抱樸子?論仙》中也說：“按《仙經》云：‘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蛻，謂之尸解仙。’”古典中國敘事史中出現了一個相當反諷的現象：人與神怪相分的時代難得一見，反倒是人與神怪相雜成為常態。鬼魅流竄于人間，似乎提醒我們某種現實裂變的未有盡時。

概言之，傳統的神話志怪故事不僅以某種虛構和信仰為內核，更直指古典敘事中寫實觀念的流變。與神怪相連的敘述早在六朝就有高峰，其后數百年間又屢有創新，明清時期的“剪燈三話”、《聊齋志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包括通俗文學中的“三言二拍”等，盡管在世界觀、風格論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頻現以糅合神怪與世俗為能事之佳作，顯示出探討人神鬼怪之間虛實關系的復雜本質。時至現代，此一傳統中道而止，現代的知識論加之以科學等為號召的文學指向，神怪被視為封建迷信與頹廢想象。然而，等到80年代，此一傳統又卷土重來，聲勢更盛且享有廣大的傳播市場，不可避免地發人深思：一方面，文學傳統的繼承并非單純的外在，我們甚至更傾向于贊賞那些看不出形式意味且切實回歸傳統的作品；另一方面，盡管中國小說出現恢復傳統的趨勢，這些傳統卻遲遲未完全獲得其現代形式，對此中國作家也還有一種不肯罷休的勁頭。就后者而言，當下小說的神話志怪寫作或可謂也深受西方從志異小說到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同時還包括后現代思潮關于歷史和人文的諸多觀念。

但我們仍要肯定，傳統中國神話志怪的想象已經重煥活力，作家們在這一傳統向度上發展時代情境之下的獨特靈異敘述，不單是經典敘述模式的變遷，也更代表一代作家從文化源頭、思想源頭探究中國現實的文學例證。當下這種寫作或是一種“新”，其中閃爍的內在邏輯則去古未遠，正如晚明清初之敘述，不論是修辭還是觀念，顯示的仍是龐大的奇幻想象與人間世俗色彩的內在平衡。從學理上分析以神話志怪傳統為濫觴的當下小說中的新興社會表意系統，從小說創作實踐里的奇觀展覽場出發，探尋這類寫作中文明的羅列；關于神怪的想象和寫實，既有批判，也有謔仿，如果將現實主義置于某種非實體的物質性中，真理、真實的源頭是否可以如期獲得？當下的神話志怪寫作，是否還能導生出古典小說那樣的強大感染力？又該如何從形式、內容、風格、敘事等方面完全營建起文本專屬的情境與實感？換句話說，倘若讀者感到一種完全的“無中生有”，“信以為真”則難以建立，小說指向的真實，不論是現實世界之“無”還是虛無世界之“有”，就都難以抵達。

十四、學養與寫作：小說的品格

關于文學理論范疇的研究，學者們的視角觸及了理論體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學養”“才性”等深入中國文化肌理和文學創作主體的復雜觀念，在當下文學研究中略顯冷落。古人秉持天人合一、才學相須之論研討文才，也有“讀書而后能詩文，世莫不謂然。抑知惟能詩文而后可讀者，則讀者又烏可輕言乎哉”的思辨，從審美境界的本然需要、從主體成為真正作家的高度針砭。“學養”，多指某種可以被后天影響和習得的素養，既洞悉學力的限度，也關聯才情、德行等意涵。

以當下小說創作為例，文本在講述故事、再現經驗的敘事性基礎上，還是一種形式的建構和語言的創造，我們今天重申文學的精神創造性和審美的理想，便是在這一向度上自我展示的必要。同時，這也幾乎構成中國當代小說的困境：當經驗和敘事被悄然辨析，小說本身成為更加復雜的精神事務，我們需要作品中藏匿著的那個道德的我、理性的我、生命的我和真我。現在看來，“學養”在解決文學的藝術危機、價值危機等方面有著長期的精神效果——寫作格局遏制消費主義的趣味，附庸于利益的煽情在氣魄張揚的新精神下難以顛覆文學的抱負——在現有秩序中主動尋找新的創造，在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

文學由此提供了一種“自覺”的可能性：對文學創作所依托的主體核心素養的體認與尊尚，構成自我重新建構的自性。所謂文學自覺，其根本不是文學作品本身的自覺，而是創作主體的文學創作行為之自覺。這種素養是審美創作必須依賴的共同資源，其認定權利屬于作家自省與文學理論的共識。例如，楊修的《答臨淄侯箋》與曹丕的《典論?論文》里都對創作主體的才性氣質重視有加，追溯根源，所謂的“自覺”還在于創作者的自我認知，主體才性、學養的自覺及其對創作關系的明悟乃是重中之重。“文學自覺”論由日本學者鈴木虎雄提出，后經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發揚光大。對創作主體產生空前認知與尊尚的魏晉南北朝成了文論興起的時代，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學自覺的發軔時代。發乎主體、見于作品的主體素養，也成為考量“自覺”與否的標準之一。

此外，傳統知識觀念和知識結構的近代化轉型使知識真正成了值得信賴的社會力量，這是人類不可須臾或缺的精神財富。這種“不可須臾或缺”的理性也應屬于文學，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藝術歸根結底是有意味的形式，學養的知識層面在文學作品中更應體現為一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魅惑。這些知識的呈現，盡管能喚起人們共同的智力儲備，我們仍難以容忍其在審美形式上的反客為主，優秀作家當然選擇以某種經驗來化解，而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仍暗藏著不可通約的矛盾。不管如何，當下的文學創作不得不面對個人經驗進行寫作,而生活奇觀、精神死角、極端敘事又使這種寫作方式陷入瓶頸，我們由此寄希望于他者，而他者又該以何種姿態復歸其中？在生活的邊界、藝術的邊緣乃至人類記憶的盡頭，文學還將呈現何物？

歷史上素有德本才末、德為才帥、德立而文明的思想，對學養與文學的關系進行理性反思之余，我們還心生一種社會道德、社會規范的操守。直至今天，商業化、貨幣化、娛樂化所形成的市場交換原則不可避免地對道德約定形成了動搖，而這恰恰關乎文學發展的必由路徑，此即人與文之間統一與否的關鍵所在。

十五、長篇小說與現實題材創作

已有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國內長篇小說的年均產量多達近萬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不僅是學界對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整體判斷，在大眾審美中也形成了類似“可讀性差”的印象與共識。誠然，長篇創作出版現狀交織著眾多復雜成因，長篇小說自身體量和文本形態的表達優勢、學界在當代文學評價體系中對長篇小說文體地位的推崇、作者建言立德的寫作理想、出版和外部市場的各種可能性等，諸多要素共同作用于長篇小說的意義與價值——必須承認其中存在文學本質、個人夢想與商品經濟的合理同盟，而對經典的懷疑、對高峰缺席的焦慮，則主要受作品在文學性上呈現的局限和難局所致。

當代長篇小說發展沉淀至今，在文本形態、敘述手法、藝術風貌、題材主題、思想格局和精神氣質等諸多方面已暗含某種共鳴與朝向，以近年來茅盾文學獎評選所折射出的新時代文學和當代長篇小說的范例性為例，作品在處理歷史、現實與時空關系、架構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并行、發揮長篇美學特質、打磨文體尊嚴及長篇小說特有的遼遠壯闊境界方面，各有優勢。而圍繞長篇小說產生的期許與焦慮，實際指向“經典”標準的分層，此即，與文學史高標相符的當代文學與大眾的審美喜好產生了傾向性的分離。這既是以長篇小說為例的文學經典如何解決自身與社會建構的復雜關系的問題，也是文學批評和理論建構的困境。社會引力和消費文化背景下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一方面得以擺脫某種刻板印象，不斷探索和呈現突破；一方面又累積著長期的內部不平衡，有待回歸初心和藝術規律再出發——

長篇小說去向何處？將在何種朝向中生成時代的新經典？將長篇小說置于整個中國文化語境之中考察，兼具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雙重維度，如文體論、作家論、語言論、文學思想論、批評方法論，以及小說研究專論中的史詩性、敘述者、典型人物、小說的倫理與自由、語言與形式、小說心理學等。而文學的外部研究，如社會學、美學、倫理學等方面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在更為宏觀的層面，有助于探尋長篇小說及其對各種文學思想的自證向度。長篇小說中的新時代現實題材創作，則是對作家能否保有新鮮的思想敏銳性、能否具備足夠的創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對時代生活的真切體驗中生成無盡的創造力的考驗。

中國的現實主義精神早已根植文學傳統，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論：“在中國全部文學批評史上徹頭徹尾，都不外文與道的關系之討論。”儒家強調“文以載道”“詩以美刺”“勸善懲惡”和“審樂知政”等，傳統儒家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影響了各種體裁的文學。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國古代散文強調“文以明道”，韓愈、柳宗元乃至其后的桐城派，都注重對“道”的闡發。

中國古代小說，從上古的神話傳說到六朝志怪、唐人傳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等，無一不側重社會功用，在史傳傳統上綿延出濃烈的勸誡意味。魏晉時期的《搜神記》，雖以志怪聞名，其實不乏傳奇歷史故事、傳奇人物故事等現實題材故事，反映當時的社會民俗、人情、思潮等。陳寅恪先生曾以文史互證的方法推論唐人小說的現實內涵，將小說置于時事，探討其復雜意義，從而探究小說中的真實與意圖。史傳傳統重實錄，這使文人為文更重“經世致用”，體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這一審美標準，相反影響著文章自身的藝術表達和文學審美。及至中唐，小說趨于成熟，逐漸擺脫實錄傳統開始虛構，虛實之間，這些以現實為題材的小說不乏神異色彩和獨特的觀照方法，因而顯現出別致的美學風貌。明清現實題材白話小說中也存在著大量的神、怪內容，這些內容作為書寫現實的外衣是否會削弱小說反映現實的力量感，是否會阻礙情節發生的邏輯與連續，是否會傷害小說的現實主義風格，都是我們在今天的現實題材創作中仍可能面對的問題。

現實，既是自然、社會、歷史和思想等實際存在的總和，也是事物變化發展過程中的現象和規律。如果把歷史小說作為現實題材創作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支脈，作家從歷史中挖掘與現實相呼應的精髓，反映對現實的關注和批判：從上世紀20年代魯迅《故事新編》中的《補天》《奔月》《鑄劍》，郭沫若、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的歷史小說，到30年代茅盾、劉圣旦等作家的古代農民起義題材小說，再到四十年代孟超、羅洪等人的愛國主義題材小說，無一不與當時當地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連，小說溝通歷史和現實，不斷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

此外，現實主義的當代命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鄉村、城鎮現實題材小說中突顯，我們在《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經典作品的啟發下不斷自省，現實題材創作在整體上容易出現的主題先行、藝術表現單一、情節設置雷同、美學底蘊不足等問題逐漸明晰。新時期以來，文學對現實的呈現則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為代表，小說敘事的轉向在情感基調、理性色彩、文化意蘊、寫作策略等方面均有體現。當下，現實題材創作出現了勃發的態勢，從題材觀念到藝術風格均顯示出更加多元的發展趨勢，重新總結和研究現實題材創作的經驗與教訓，也就成了推動其創作的重要環節。

新時代的現實題材書寫，作家需要將現實主義傳統、重大題材、重要典型等納入視野進行綜合創作，這也是真實反映時代精神、提高思想藝術水平的關鍵命題。國家文學的興盛，必然與現實題材文學創作的勃興相伴，在這個文學領域中也必然需要一批經典作品和一支不斷壯大的作家隊伍。現實題材創作擁有繁榮的現實基礎，而國家形象與中國故事緊密相連，如何在文學中樹立與實際相匹配的國家形象，以文學形成積極的國家軟實力，書寫新時代，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和審美自覺——這是對新敘事的召喚，也是對新敘事的挑戰。

近來，一些作家的現實生活題材小說呈現出藝術的嬗變，引發各界討論。其嬗變的主要方面，說到底是作家從對生活的真誠寫真轉入功利化的媚俗表達，這雖是作家的藝術追求、創作意圖和市場經濟、影視業等合力作用下的結果，但也實實在在地昭示出提升作家使命感和引導大眾審美的必要，而這對于新時代的現實題材創作無疑也是一個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