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蒙就像一位文壇魔術師，總是帶給你出乎意料的驚喜。

讀畢《猴兒與少年》，耳旁無端回響起了芭芭拉·史翠珊《The Way We Were》的旋律：“記憶點亮了心靈的一角，那水彩畫般的朦朧的回憶，令我想起了往日的情懷”。無端還是有端？

小說在一定意義是形象的哲學，事實上，通過小說探索存在之謎、命運之謎、人生之謎，構成了王蒙近年小說創作的獨特魅力。歲月、青春、時代，得與失、通與蹇、是與非，命運與因果、幸運與遺憾，誰又能說得清？說不清，故有趣、有味，故有了小說《猴兒與少年》。

其實，對王蒙而言，所有的“往日”并未走遠，就如《猴兒與少年》中反復強調的那樣，“1958”是王蒙的一個“情意結”，是其命運的一個“關鍵情節”，這一年，王蒙下放京郊門頭溝桑峪大隊“勞動改造”，這段經歷客觀上極大地拓展了王蒙的文學視野和文學想象。在經過了生命的山山水水之后，面對“1958”，耄耋之年的王蒙仍念茲在茲，思之夢之，仍有新的激情與想象，新的思考和發現。

熟悉王蒙創作的人都知道，主人公施炳炎在大核桃樹峪村修路、背簍、挖渠、造林等勞動經歷，在《失態的季節》《半生多事》中已皆有涉及，但經過時間的汰洗和沉淀，《猴兒與少年》發酵成了“陳年茅臺的芳香”，那種“失態”的不平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壯和決絕都消失了，王蒙與命運和記憶達成了新的和解。和解是超越，更是一種新的歷史觀、生命觀的達成，就如主人公施炳炎在其生命晚年，把當年“下放”農村看作是人生的“機遇”，把勞動“改造”說成是“狂歡嘉年華”一樣。因此，《猴兒與少年》閃耀著一種走出了歷史的沉重之后的浪漫與詩意。

浪漫與詩意，其實并非單純時間的饋贈，更是生命閱歷所沉淀的智慧、自信和從容。王蒙站在時間與經驗鑄就的人生高處，重新回望歷史，回望“1958”，一方面依舊情思豐沛，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如川逝浪波猶碧，似夢含羞情滿懷”；另一方面，《猴兒與少年》又極大地突破了感性和經驗世界的拘囿，是對經驗和記憶的一次重構和重新激活。顯然，從王蒙創作的內在邏輯而言，《猴兒與少年》堪稱其小說創作的一次全新超越，既超越了《青春萬歲》的激昂，也超越了《活動變人形》的決絕，敘述中流露著王蒙特有的愛戀與親近、幽默與從容。

我相信是“三少爺”點燃了王蒙的文學靈感，并引爆了情感深處的意念閃電。毫無疑問，猴兒“三少爺”是王蒙一個獨具匠心的藝術創造，是神思妙悟，更是天啟。不必諱言，王蒙的個性中有某種“猴氣”存在，他智慧、靈變，他興趣廣泛，喜歡一切新鮮的事物與經驗，反感一切拙笨、呆木和“死相”，這也許是猴兒“三少爺”這一文學形象的心理學基礎。“三少爺”的活潑與機敏，精明與快樂，實為作者心目中某種理想人格的象征。至于它的惡作劇，以及憤憂已極后的“自縊”而死，都無不寄寓了王蒙深深的愛戀與憐惜、辛酸與遺憾。可以說，王蒙、施炳炎、少年侯長友與猴兒“三少爺”互為“鏡像”、互為“自我”。猴兒“三少爺”是特殊年代的溫暖與慰安，更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生命之光、靈性之光。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的真正主人公也許并不是施炳炎，而是少年侯長友、猴兒“三少爺”。

少年也罷，猴兒也罷，其實王蒙在這部小說中真正思考的仍是時代和社會的大命題，這是王蒙小說的“宿命”。王蒙自少年時代即志向革命，“革命”既是王蒙的“童子功”，更是其創作的底色。《猴兒與少年》在對歷史的撫摸和吟唱中，重返小說的莊嚴感。無論是少年侯長友還是猴兒“三少爺”，他們命運的遷徙流轉，其實不過是20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個歷史的縮影。

對百年來中國社會現代性的書寫反思，構成了王蒙近年小說創作的一種重要主題，《猴兒與少年》也同樣如此。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時間，幾乎所有的大事件在這部小說中都有或實或虛、或隱或顯的表現，既流露著王蒙對于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渴望與歡呼、留戀與珍惜，更表現了必有的付出、代價乃至犧牲，或許這才是這部小說的命意所在。那個花兒般聰慧、善良、真誠的核桃少年，最后不得不住進了精神病醫院，那雙曾經清明閃亮的眼睛，永遠消失在了歷史的煙塵中。猴兒哥的意外身亡，侯東平的含冤去世，猴兒“三少爺”的“自縊”而死，無不令人感到沉重與傷感、無奈與嘆息。

然而，王蒙并未停留在歷史的傷感與嘆息中。《猴兒與少年》另一重要然而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侯守堂，令人想起40年前王蒙的另一部小說《相見時難》中的藍佩玉。特殊年代，作為地主少爺的侯守堂，帶著軍統特務的莫須有罪名連夜逃亡，最后不得不隱姓埋名，輾轉去了N國。改革開放后，權大成（即侯守堂）成了中國與N國之間的友好使者，重返故鄉，回報鄉梓。在侯守堂身上，命運與歷史、時代與滄桑，都達成了和解。在這部小說中，王蒙懷戀著也嘆息著，超越了歷史的單維度，體現了一種嶄新的歷史觀。

這種嶄新的歷史意識，同樣表現在小說的“減法”式寫法上。《猴兒與少年》人物、故事、結構都很簡單，單就篇幅而言，與其表現出的歷史視野、思想意涵并不匹配，小說呈現出一種繁華褪盡、水落石出的簡約，這不僅僅是藝術技巧或藝術修養問題，本質是理解和處理歷史經驗的理念和范式問題。《猴兒與少年》完成了小說對哲學和抽象性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