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歷來對王蒙的研究，都強調他與當代文學思潮發展的密切關系，指認他“無論是在表現題材、創作方法還是敘述技巧，……不僅用創作實踐來證明自己與文學潮流的內在聯系，還在理論上引導文學思潮的健康發展”（李騫語）。不唯此，他的創作也被認為“具有更長久的歷史反思性意義，也標明主潮內在總有超出主導統一性的那種超前的意義”（陳曉明語）。“超前的意義”尤其體現在他新時期開始階段用文學實績與理論所引領的文學新風潮上，其中意識流的創作方法最為明顯，無形中塑造著新時期文學的歷史風貌。從《布禮》到《夜的眼》，再到《春之聲》和《蝴蝶》，也構成了其意識流寫作演進的“個人的文學小歷史”。

《布禮》與《夜的眼》：文學的“歸來”

1979年6月14日，王蒙回到北京，暫住北池子招待所。也就是在這個狹小的由劇團排練場改成的招待所里，開啟了他“文學的歸來”的故事，相繼寫下了《布禮》《夜的眼》以及《蝴蝶》等新時期文學的名篇。再加上《春之聲》，它們構成了王蒙探索意識流小說寫法的系列，且逐漸加深，越發純熟。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完全可以將之稱為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四部曲”。

《布禮》一篇，據王蒙交代，還在新疆時他便動手寫作，直言這篇小說“要寫的是靈魂，是那個毒化人的心靈的歲月里人們所受到的靈魂的折磨”。小說中的許多段落自然也就是“一些直面靈魂的句子”，因此是“一段直入靈魂的疾書。這樣的疾書，不敢說是唯一，至少也是極其少有”（《王蒙自傳第二部》）。為了應和對靈魂的疾書需要，王蒙廣泛地調動了“魯迅風”，“還有高爾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響樂，有貝多芬”。如果從小說內容來看，它是一篇道地的傷痕文學作品。小說由7部分25個小段落組成，敘述的是一位忠誠的老干部經受沖擊并獲得平反的過程，兼有對歷史的反思。

在小說中，所謂“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被王蒙置換為“拼貼的蒙太奇”，它的跳躍在思想躍動、內心思維方面表現得并不十分強烈，只是在故事的講述過程中把本來流暢的敘事故意打破，但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讀和接受，仍舊按時間的節點標出小標題。由此也不難看出，在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一種全新的創作方法獲得其認可，是小心翼翼且具有嘗試意義的。對于王蒙而言，他試圖寫出傷痕文學的別樣感覺，在故事基本停留在傷痕范疇之外，供他創造的空間也就成了“文學的技法”。找到“意識流”寫作的方法即便不是刻意為之，也是為了能夠應和他所講述的故事。生硬，或者說“故意的妥協”是《布禮》在意識流手法運用過程中彰顯出來的特色，到了《夜的眼》，則變得更為從容和大膽了，盡管也仍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在《布禮》完成后不久，王蒙便發表了《夜的眼》，繼續鋪排他“歸來后的感受”。在新疆摸爬滾打了16年后，重回北京后的他在依舊如斯的地方卻以陌生的感覺打量著故地。這種“熟悉卻陌生”的感覺促成了小說內在的敘述理路，他真實的感受也被代入其中：“他只能悲哀地觀望著，力圖捉摸卻硬是捉摸不住地感觸著。”為了加強這種感覺，王蒙試圖用音樂的節奏和抽象來達到對這種捉摸不定的感覺的描摹，以至于路上的街景、去到干部家的緊張與卑賤體驗，都成為他筆下重要的素材。很明顯的是，《布禮》盡管強調寫的是“靈魂”，但它的“意識流”仍然屬于傳統現實主義的，是在傳統現實主義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故意采取了“笨拙的蒙太奇”方法來試圖突破某種框架與程式。《夜的眼》更進一步捕捉主人公的“內心感覺”，他對城市的幻夢式捕捉、走后門過程中低人一等的心理體會，比起《布禮》“刻意為之的敘事凌亂”顯然更加貼近人物的“內心意識流動”。

如何理解《夜的眼》，仔細聆聽王蒙的自述，也許不至于跑偏。他說這部小說“它用一種陌生的，略帶孤獨的眼光寫下了沸騰著的，長期沸騰永遠沸騰著的生活的一點寧靜的憂傷的觀照。它寫下了對于生活，對于城市，對于大街和樓房，對于化妝品與工地，對于和平與日子的陌生感。它傳達的是一種作者本人也不甚了了的心靈的漣漪。是一個溫柔的嘆息，是一種無奈的平和，是止水下面的澎湃，是淚珠裝點著的一粲，是裝傻充愣的落伍感與“一切復蘇了嗎”的且信且疑與暗自期待并祝福著的混合體”（《王蒙自傳第二部》）。王蒙終于將意識流不僅停留在“人為制造的敘述凌亂”上，還真正對準了主人公的心理感覺。

《春之聲》的“個人敏感性”

在經過了《布禮》和《夜的眼》的摸索、探路之后，王蒙逐步確信了文壇對意識流手法的接受程度。“且信且疑”變成了堅決，使他確信無疑地感知到“意識流”也可以像“個人的歸來”一樣，實現“文學的歸來”。創作于1980年的《春之聲》實現了對《布禮》的“笨拙的蒙太奇”和《夜的眼》的“心靈的漣漪”的超越，真正去捕捉“個人的敏感性”，并將之作為小說表達的主題。小說發表后，批評者指責其過分側重對心理活動的描摹，敘述的節奏隨意跳躍的寫法，但他們不知道，這恰恰是王蒙所追求“作為文學方法的意識流”所促成的文學審美效果。

小說講述的是出國考察歸來的知識分子乘火車回老家探親一路上的“火車感受”。甚至可以說，小說沒有任何情節，隨著主人公的感受而推進，外在的一切景觀都變為主人公的“心理風景”，投射為一種個人經歷。這些“心理風景”與其說是客觀存在的自然與人文景象，不如說是主人公心思敏銳的“個人意識的印象流”。它的題材來源與王蒙乘坐火車從新疆一路風塵仆仆到達北京有關，巨大的歷史落差所造成的復雜心理感受，成就了《春之聲》。個人的“巨大的歷史落差”卻促成了“文學的巨大歷史落差”的產生，開啟了新時期文學一次充滿了冒險精神的“現代嘗試”。在小說中體現為主人公對往事的追憶、對遭際的反芻、對歸來的感慨，也同樣體現為主人公把現實的聲音、氣味、光影、話語等揉搓成一條感覺的繩索，更在于所有個人的歷史與記憶、現實的林林總總都以斷裂的、非連續性的、浮光掠影的方式呈現，完全隨著主人公一己的意識流動而跳躍不拘。后者恰好構成了“文學的巨大歷史落差”。完整的故事被零碎的感覺取代，鮮明的人物形象變得模糊且縹緲，現實的一切并不構成文學的主義，甚至無主題、無整體，亦無中心，消解宏大敘事而歸于日常碎屑。

意識流手法的使用成功解放了王蒙的寫作天性，使得他的語言風格、故事題材與主旨依歸融為一體。“個人敏感性”凸顯為小說的核心，這在王蒙的創作序列中也是具有典范性意義的，從《布禮》經《夜的眼》再到《春之聲》的“意識流寫作”的深化，痕跡也愈發清晰了。

《蝴蝶》，或莊周夢蝶

在《春之聲》之后，或者與《春之聲》同時寫作的，是意識流意味更加濃烈的《蝴蝶》。評論界更看好《蝴蝶》乃在于它在運用意識流寫作方法時近乎于無技的境界。文學技法與故事內容融為一體，嫻熟純青，妙然自得。《春之聲》在意識流寫法的運用上顯然超過了《布禮》和《夜的眼》，但其缺憾在于它“太過于意識流”了，大類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墻上的斑點》，感興觸發間皆是意識滿地流溢。《蝴蝶》別開生面，把寬闊的歷史尺度、深廣的現實維度、超邁的思想厚度、技法的熟稔程度都捏合在文本之中，主人公“一念千年”的“寂然凝慮”與“感時傷懷”的“悄然動容”，被王蒙充分調動、揉碎再拼貼縫合，在1980年的文壇著實創造了一朵奇葩，絢爛無比。

《蝴蝶》的創作緣起，是1979年末到1980年初，王蒙再次重返新疆去到鄯善縣一帶，他自述道：“我感從中來，悲從中來。想到了時代的變異與命運的浮沉，你是蝴蝶還是莊子？你是人五人六還是另冊賤民？”諳熟莊子思想的王蒙，在個人的歷史遭際與現實境況的促發下，進入了“莊周夢蝶”的境界，真實與幻夢、外我與本己、真性情與假客套，恍然之間難以分辨，而其中滋味唯獨親身經歷者才能品嘗得出。因此才有王蒙所言的內心的危機來自于“歷史規定的個人角色的不確定性、起伏性、突變性乃至偶然性”。他的“莊周夢蝶”就帶著時代的特色。王蒙對自己的歸來將信將疑，文學創作也成了他試驗、摸著石頭過河的重要方式，才有了《布禮》的“拼貼蒙太奇”、《夜的眼》的“心靈漣漪”到《春之聲》的“個人敏感性”，最終抵達《蝴蝶》的“純粹意識流”。即便確證了的現實也無法讓他心安理得，仿若一只驚弓之鳥，惴惴不安變成了“莊周夢蝶”式的疑惑。其內里實則是王蒙對個人現實際遇和前途命運的不能把捉的心態反映。

也正因為此，評論者普遍認為《蝴蝶》“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使他的小說迅速躍進到一個較高的藝術層次”（陳曉明語）。個人命運遭遇所帶來的內省意識與國家民族的宏大歷史敘事，融入到王蒙深邃的反思之中，作品與其說是依然在探索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以此來試探新時期文學所能容忍創新的限度，不如說這一使命在《春之聲》中已經宣告完成，而《蝴蝶》是在嘗試賦予“意識流”以獨立存在的意義，擺脫純粹作為文學技法的面目，使之具有反思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品性的濃度。對王蒙及其創作來說，“作為方法的意識流”從最初的模仿、試探到定型，再到賦予它以“思想的地位”，至《蝴蝶》始告成功。由此，“作為方法的意識流”已經超越了文學技法的范疇，而擁有了“作為一種立場、觀點與思想的意識流”的特色。

作為方法的意識流

稍晚于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嘗試，1981年袁可嘉等人編選了《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系列叢書，其中頗有總結意味地說道，意識流“寫作的基本方法是自由聯想、內心獨白和旁白等”。停留于“作為文學技巧的意識流”，回看王蒙的這幾部小說，就不難看出它們在新時期文學開始階段的重要意義。這些作品中，《布禮》故意的零碎恰好符合了蒙太奇的特點，而此后的作品都聚焦主人公的“心理聲音”，采用了繁復乃至于啰唆的文風去契合“心理聲音”的蕪雜、凌亂，確實是王蒙的高明之處。他瞬間消解了前此階段現實主義的各種嚴肅與崇高、完整與宏大、主題與中心，零零碎碎間窺見主人公破裂的心靈，也能折射出新時期文學到來的訊息。作為方法，意識流的寫作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癥候，它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率先的表率，提供了一種立場和觀點。

王蒙對意識流本身的把握恰好契合了詹姆斯的理解：“意識流的棲息之所充塞著某種感覺的想象，它們可以久長地保留在意識中，并毫無變化地成為沉思默想的內容；而飛行過程則充滿了具有各種關系的思緒，靜態的或者動態的思緒”這一點在《布禮》中還稍顯欠缺，但在《夜的眼》《春之聲》和《蝴蝶》中則幾乎是集中地展演了。張思遠莊周夢蝶式的思接千載，生命悠悠的感慨與聯想，全是一種沉思默想的狀態，且始終處于飛行狀態，是靜默著的飛行，也是飛行著的靜默。把人物的心理感念作為小說的中心，客觀被主觀化，環境變成遭遇，人物也都零散地飄過，存儲于意識棲居之所，也同樣存儲于新時期開始階段的文學史之中，見證并創造、開拓并建構。

對王蒙而言，“作為方法的意識流”同時表明一種開創性的立場。他的實驗、試探以及觸摸文學所能夠觸碰的邊界最大值，都是以意識流作為手段引領文學寫作的解放。以意識流作為方法，恰好構成了王蒙在新時期文學起源階段的意義和價值。這意義和價值即便置于現在，也仍然重要。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11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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