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學”的符號化與去符號化
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出此真跡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以正其迷國誤朝之罪。
——朱熹
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梁啟超
以上分別是偉大的哲學家朱熹和梁啟超對他人的評論。觀朱熹之評，可以想見此人必是惡滿天下、禍國殃民的小人；觀梁啟超之評，可以想見此人必是德行無雙、功蓋天下的君子。令人驚訝的是，朱熹和梁啟超有天壤之別的評論竟是針對同一個人——王安石。這不禁讓人好奇，王安石及其學術究竟怎么樣，又為何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本文嘗試回答王安石學術的真面目以及何以產生截然相反的評價。
王安石是北宋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創立了體大思精的“荊公新學”思想體系。雖然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學上有所貢獻，但其最卓越的貢獻還是在于開創了新穎的政治模式，并嘗試將其落實到熙寧變法也即王安石變法的實踐中去，以實現其追復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由于諸多因素，包括且不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黨爭、用人不當、急功近利、時代錯位等等，王安石變法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北宋的危機，但并未實現理想之治。而在舊黨眼中，王安石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破壞了祖宗法度，帶來了更為嚴重的問題。有人甚至預言王安石必“誤天下蒼生”“亂天下”。不幸的是，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后六十年左右被金所滅。而在這六十年中，除元祐更化外，章惇、蔡京等人假借王安石之名紹述熙豐新政，繼續將王安石之學擺在官學之位，并將王安石送進孔廟，王安石享受到了與顏淵、孟子齊尊的地位。是以王安石之學在整個北宋后六十年（除元祐時期外）基本上是各級學校學習和應試的主要內容，可以說是當時的“政治正確”。而新政反對者的洛學等則被排斥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確”之外，受到壓制。
靖康之禍給了舊黨批評甚至攻擊王安石的絕佳機會，朝廷上下都將王安石作為最適合的替罪羊。在大量筆記小說和話本中，王安石被徹底抹黑，遭受到各種各樣的惡意攻擊。官方正史也將王安石描繪為靖康之禍的罪魁禍首。但各類史家并未對王安石之學展開深入批評，王安石之學依然被朝廷認可。理學家早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就對王安石之學展開批評，靖康之禍給了他們更好的時機去否定王安石之學，并借以擴大對政治社會的影響力。
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批評
王安石之學的重點在外王，在內圣上措意不多。在外王上，王安石以國家為本位，力求從政事出發齊整萬家，“以義理財”，進而“榷制兼并、均濟貧乏”。為此，王安石強調法度建設的重要性，無論青苗法、市易法還是均輸法，都在積極擴展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至于內圣，王安石沒有系統的功夫論，在性格和生活習慣上也有其個性，是以招致不少批評。而在理學家看來，為政應遵循修身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的路徑，王安石從天下國家出發齊整萬家的路徑顛倒了為政本末，所謂的以義理財也突破了傳統王霸義利的限度。與王安石同朝共事的程顥在答復宋神宗時就徑直否定王安石之學，而其根據即在于王安石“身猶不能自治”。二程還從義利之辨的角度批評王安石之學以利心說人主，化革了天下人心，其害甚于新法。
面對類似的批評，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反駁說“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雖然王安石沒有系統的功夫論，但王安石之德尚佳，這也是為何劉安世（司馬光弟子）認為反對派攻擊王安石為李林甫、王莽等奸臣的合體而不被神宗認可的原因。南宋陸九淵也強調王安石“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雖然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在神宗那里收效甚微，但在地方精英那里卻得到了強烈認同，畢竟新法給地方官吏諸多腐敗的機會，給基層帶來了一定的混亂，這應是為何丑化王安石的筆記小說和話本流行的原因。
二程和楊時都曾從道德上反駁王安石之學的合理性，但即使在元祐和南宋初期否定王安石變法之時，王安石之學并未被當朝所否定，只是失去了官學地位。既然通過批評王安石之德難以駁斥王安石之學，那就要尋求更為深入的本原。朱熹說：
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圣，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復禮為事……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后。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若夫道徳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徳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讀兩陳諫議遺墨》）
朱熹將學術之是非與更為根本的作者之器質相關聯。這樣做比簡單的人身攻擊更有說服力，畢竟王安石在器質上確有不足之處，經常被攻擊。朱熹認為王安石器量不足，又以圣自居，不知克己復禮，是以不僅學術淺近，而且行事剛愎任意，汲汲于財利，必然敗天下風俗，壞天下大事。
朱熹還認為朝廷之所以不廢王學，在于廷臣將道德性命與刑名度數分裂開來，肯定王安石在法度上有創見。而事實上，道德性命與刑名度數乃密不可分的本末關系，有其本必有其末，無其末必無其本。王安石既不知其本，則其于末亦無所得，執拗變法，只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
但朱熹又偶爾贊美王安石之德，前后有不一致之處。魏了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于平治天下，初無二本……今曰“不通政事卻深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是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養成亂本。（《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顯然，魏了翁認為平治天下與修身齊家是一體的，無有不能修身齊家反能治國平天下者，同樣，能治國平天下則必能修身。而王安石若不通政事則其學術必不通，同樣，不通政事其節行必在中人以下。
經過幾代理學家的努力，王安石最終被塑造為德行不美、器量偏狹的形象；其學則不達道德性命之理，不知刑名度數；其政則顛倒本末，汲汲于利，釀成靖康之禍。這樣，理學家完成了對王安石政治理論的否定。從理學自身立場出發，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有其道理。但跳出理學立場看，其在理財方面的反駁往往并未擊中王安石之學的痛點，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不僅不會被王安石所接受，還不被后來的梁啟超等人所接受。
當然，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顯然不同于筆記小說和話本那般惡意攻擊，比如朱熹就明確反對“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的做法。他們在否定王安石之學的同時還指出王安石在經學解釋上的某些優勝之處。比如程頤肯定王安石對《易經》的部分詮釋，朱熹對于《三經新義》等經學解釋的部分認同。但王安石之學在整體上被否定，被肯定的文本也被“雜學”化，處于被收編的附庸地位。由此，理學家們否定了王安石之學的精神“頭腦”，王安石之學只剩下碎片化的文本被拼湊于浩瀚的經學注釋中，以“某氏曰”的形式成為他人思想的嫁衣，不再表達作為體系的王安石思想。理學群體成功塑造出一種思想符號，附屬于對王安石的負面評價之下，共同維護著傳統的社會模式和思維定式，用于防止“霸道”、“行利之臣”的崛起。那么王安石之學又是如何獲得如潮之好評呢？
形象的逆轉：王安石之學的“現代化”
要擺脫符號的影響，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并非回到事情本身，在歷史語境下重新發掘王安石之學的真相，而是用另一種符號化來消解固有的刻板印象。雖然蔡上翔等同鄉為復原王安石的真相而在考據史料上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用事實駁斥了諸多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和學術偏見，但在當時并未產生摧枯拉朽的影響。畢竟，民間接受的王安石形象已經深入文化之骨髓，植根于社會政治的運行邏輯之中。換言之，王安石政治思想在諸層面不僅不被理學所接受，也與宋以后的社會模式不相適應。是以王安石之學的新生必待新的政治環境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才可能出現。
同時，王安石之學要從理學的話語中被釋放出來，必然伴隨著理學的被質疑和去中心化。而這個時機，先是在明亡之后的反思中曇花一現，然后在晚清改革中井噴。在清代，王安石之學先是被反對理學的顏元等實學派引為同道，后被維新派的梁啟超“封神”，徹底扭轉了理學所給予的形象，奠定了王安石之學體大思精、積極進取的新形象。我們簡單第看一下顏梁二人對王安石形象的再塑造。
歷史總是重復著過往，在一些反理學的人士那里，理學遭到了與玄學、王學相似的待遇。顏元將理學歸為腐壞社會的“偽學”，并批評朱熹“千余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顏元集·朱子語類評》）又批評宋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顏元集·學辨一》）相應地，顏元將重視理財的王安石夸獎為“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皆屬良法”。（《顏元集·宋史評》）顏元還否定了《宋史》的可信性，并認為反對派將王安石小人化的做法使得天下“以茍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柱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這就扭轉了王安石的負面形象，荊公從小人變為君子。但顏元對王安石之學的肯定，受限于社會文化環境未有根本性變化，并未得到士人群體的廣泛認同。
至于晚清，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理學已無法有效應對緊迫的現實，仁人志士開始嘗試多元化學術思想，在亡國危機和西方思想刺激下尋求傳統中的革新思想以應對時局。理學的地位也開始邊緣化，并被質疑和抑制。主張維新和改革的梁啟超、陳煥章等人，尋找到了同道王安石。他們敏銳地看到王安石“榷制兼并、均濟貧乏”政治模式對于應對時局的重要性。王安石政治模式中的均平思想，以及推崇國家在政治經濟中的凝聚力和支配力，恰恰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理論相似。在祖國思想資源中發現頗具先進性的思想，自然令人興奮，但王安石及其學的遭遇讓同情者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慨。而在憤慨之中，同情者難免美化王安石，梁啟超言：
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蔑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于賢士大夫也。（《王安石傳·敘論》）
梁啟超首先從道德上肯定王安石人格的偉岸，稱頌其德行氣節。梁氏觀察到王安石變法及其理論與政治原理和先進國的政治實踐相合。這就將王安石政治思想以“現代化”的面貌合法化。由此，梁啟超及其后繼者借助“現代化”的旗幟去除了蒙在王安石思想之上的理學話語。同時，梁啟超也批評了宋儒混淆人格與政見，為政見之爭而“架虛辭以蔑人私德”的做法。雖然梁啟超也指出王安石經濟思想如市易法的一些問題，但其批評也是為其政策主張服務的。
顯然，梁啟超對王安石及其學術的研究并非無立場的學術研究，所勾勒的王安石及其學術雖然能反映王安石之學的面貌和精神，但其研究主要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用于對抗傳統保守勢力以及合法化其維新主張。雖然梁啟超顛倒了王安石在君子小人框架中的位置，但并未完全沖破君子小人框架下的學術評判。王安石依舊是符號化的王安石，只是這次成了積極進取的象征，呈現了歷史真相的另一面。但梁啟超的研究借助其飽含感情、直指人心的文字得到廣泛地傳播，助推了整個20世紀王安石研究的繁榮。而理學，則成了烘托王安石之學的背景，被加以各種否定性符號，喪失了其在學術界的主流地位。
結語：走出符號化研究
王安石之學經過理學家的符號化和梁啟超等人的符號化，成了爭議最大的學說，但恰恰是這兩種不同的符號化解釋和型塑，給我們打開了王安石之學意義世界的大門。理學家盡可能地放大了王安石之學的理論失誤及其可能帶來的問題，而梁啟超等人又盡可能地現代化了王安石之學所描繪的政治圖景。真實的王安石之學的學術價值當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評價之間，并偏向梁啟超等人的評判。
有必要指出，目前有關王安石之學的史料，除了文集之外，大都散佚，不少佚文都保存在多少對王安石有偏見的著作之中。而史書中有關王安石變法的記載最終定型于舊黨之手，對王安石變法的書寫多少帶著有色眼鏡。而梁啟超以后的王安石研究不少又出自對王安石飽含感情的研究者。因此，要想了解王安石之學，必須剝離這兩類符號化評論的影響，弱化立場，考辯史料，以還原真相和進行更為合理的闡釋。可喜的是，近年來的不少研究尤其是幾部博士論文已經呈現出這一趨勢，深化了學界對于王安石之學的認知。
（作者為浙江大學哲學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員。本文寫作受益于諸多學界前輩的研究，在此一并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