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彈指一揮間，《阿Q正傳》發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當魯迅剛剛去世的時候，郭沫若代表質文社同人手書了一副挽聯，其中有“曠代文章數阿Q”之句。這是對魯迅這篇中篇小說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高度概括，也是對這篇經典作品的準確評價。然而闡釋這一作品博大精深的內涵又相當于數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說不完的話題。囿于篇幅，筆者僅從周恩來同志的一段題詞談起。

1938年初，全面抗戰剛剛爆發。中國旅行劇團曾在武漢公演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由姜明飾演阿Q。同年5月31日，在武漢主持抗日工作的周恩來同志為姜明題詞：“堅持長期抗戰，求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以打倒中國的阿Q精神”。同年6月至10月，壯烈的武漢保衛戰打響。日軍有生力量大大消耗，此后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周恩來在題詞中概括的“中國的阿Q精神”，無疑是指在侵略者面前所表現的“奴隸性”。“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需要高揚的是魯迅身上體現的那種反奴隸性的硬骨頭精神，而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其實，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也正是在故園風雨如磐、危機四伏的年代醞釀的。改造國民性，并不是對中華民族持悲觀、虛無的態度，而是因為救國之道的根本在于發揚“民魂”。“魂”即精神。魯迅是在鴉片戰爭和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開始探討國民性的。與此同時，魯迅編譯了一篇《斯巴達之魂》，也就是用斯巴達人的“魂魄”激勵中華民族的靈魂。魯迅當時也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者，只不過當他憧憬的那些志士仁人血灑疆場致力于武裝斗爭之時，他則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英姿橫空出世，目的都在“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

《阿Q正傳》中有一個重要的細節：阿Q蒙冤受審時，大堂兩旁的“長衫人物”讓阿Q“站著說！不要跪！”但阿Q仍然身不由己地跪下了。因為在阿Q深入骨髓的觀念中，人之所以要長膝蓋就是為了給大人物磕頭，人之所以要長屁股就是準備要在大堂上挨板子。然而那“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奴隸性……”說完卻并沒有真叫阿Q站起來。

革除奴隸性，這原本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主張。所謂“奴隸性”，就是“尚尊卑”，“好依傍”，“甘壓制”。為此，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力圖把國人從奴隸性人格中解放出來，塑造一種“喜自由”“言平等”“尚獨立”的新型國民人格。只有以此為前提，才能真正建立全體國民參與國家治理的“共和”政體，使國家權力成為全民公有物。然而辛亥革命缺失一個摧枯拉朽的農村大變革。那些舊式人物只是接過了革命黨人的“新口號”，成為了新式的奴隸主，不覺悟的阿Q仍然成了換湯不換藥的新政權犧牲品，一個至死不覺悟的奴隸。

阿Q身上的奴隸性并不是一個流浪短工本身所固有的。雖然小生產者會有保守封閉、安于現狀等局限性，但奴隸性主要是等級制度和皇權體制造成的。因為在阿Q時代，平民百姓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而必須臣服于被宗教神化了的上層統治者，即帝王將相。馬克思指出，專制制度需要愚民，需要奴隸，“正如尸體充滿了蛆蟲一樣。”（《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1843年9月）這就迫使一些被壓迫者用幻想中虛幻的勝利來掩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失敗，這也正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的基本特征。

魯迅有一個重要觀點：專制者與奴才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走后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調集·諺語》）《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原本不允許阿Q姓趙，但阿Q一宣布“造反了”，趙太爺就嚇得怯怯地低聲叫他為“老Q”。原本倍受欺凌的阿Q造反的目的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他在幻想中造反成功，第一個被奴役的對象就是小D：叫小D去搬錢家和趙家的東西，“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既然專制者與奴才的地位可以轉化，那么魯迅為什么寫的是《阿Q正傳》而不是《趙太爺正傳》呢？這是因為，阿Q身上的精神創傷即使再多，也是可以療治的。正如一間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但也“不能說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吶喊·自序》）。所以阿Q們是啟蒙的對象。只要有革命政黨和正確政綱引導，讓他們“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癩頭瘡和精神創傷就都能治愈，但趙太爺之流身上的專制性與奴才性則是由等級制度決定的。這種“天有十日，人分十等”的寶塔形的“雷峰塔”必須顛覆、掃蕩，決不能修修補補。

再回到周恩來同志的那段題詞。他當時號召“打倒中國的阿Q精神”有什么政治含義呢？我認為，一方面是鼓舞民氣，號召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奮起抵御外侮；另一方面也是繼續批判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當時，國共第二次合作后的全面抗戰雖然已經開始，但國民黨內部的投降派仍然勢力不小，以致1940年3月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汪精衛為首的汪偽政府。魯迅后期雜文中，一直將批判矛頭指向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妥協投降政策。1935年2月9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信中還批評了蔣介石以“徐道鄰”之名發表的《敵乎，友乎？》一文，諷刺蔣介石政府連日本侵略者是敵是友都認不清了，“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1933年初，埃德加·斯諾拜訪魯迅。這位美國記者問道：“既然國民黨已進行了第二次革命，難道你認為現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魯迅大笑道：“更壞。他們現在管理著國家哩。”這就是說，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在人民大眾面前是“獸”——即暴君；在殖民主義者面前是“羊”——即孱頭和孬種。流浪短工阿Q的“精神勝利法”頂多使自己萬劫不復，而統治階級的“精神勝利法”則可以喪權辱國。

當今，中國社會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深刻改變。但是，街頭還有“圍觀”的現象，校園還有欺凌行為，網絡上還流行一種“無反映，不反抗，只躺平”的觀念……這些都說明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還任重道遠。在國際交往上，我們一方面要反對魯迅批判過的那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目光短淺，固步自封；另一方面，我們在“單邊主義”“雙重標準”“民族利己主義”面前，又應該具有底氣和勇氣，不吃霸凌主義那一套。電視劇《大俠霍元甲》中有一首主題歌《萬里長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哪個愿臣虜自認。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沖開血路揮手上吧，要致力國家中興，豈讓國土再遭踐踏，這睡獅漸已醒。”在重溫周恩來同志這段題詞時，我腦海中始終奏響著這首歌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