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秋時節，由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主辦、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承辦的2021年“新漢學計劃”高級中文翻譯人才培養項目多語種翻譯研修班系列活動在京落下帷幕。活動先后邀請張煒、李娟、阿乙、薛濤、王威廉、蔡駿，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與來自英國、美國、土耳其、波蘭、突尼斯、秘魯、越南等十幾個國家的譯者、青年漢學家以“故事溝通世界”為主題，就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中國文學的翻譯傳播等話題展開深入交流。

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動者，他們既精通母語，又通曉中文，翻譯的作品符合海外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趣味，為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活動希望通過國外優秀青年漢學家和譯者與中國作家的對話交流，解決他們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過程中的困難，實現翻譯的準確、地道和貼近原著，也由此幫助他們在專業道路上不斷成長。

故事溝通世界

作家阿乙認為，他的所有作品的時代背景都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國自進入21世紀以后發生在鄉村、縣城和城市的故事”。他的寫作有一個發展歷程，題材上是從短篇慢慢寫到長篇，目前是長篇和短篇寫作的結合狀態；在寫法上也有微妙的變化，過去是把整個社會現實作為寫作對象，根據自己做警察時的見聞，寫了很多故事，但現在傾向于寫普魯斯特式的小說，更注重表現人在精神方面的重構和表達。阿乙說，自己目前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未婚妻》即轉向了精神寫作，這源于自己個人生活經歷以及對世界的理解。

對于“作者應該如何把握與讀者的距離”這一問題，作家李娟回答說，寫作就是希望被了解、被看到，就是自我表現，所以作者肯定需要讀者，需要交流、反饋，需要被認同、被贊美。但寫作是一個獨立的行為，如果作者和讀者的關系太親密，也是有問題的。寫作離不開讀者，但作者如果太在意讀者，會不由自主地去滿足他們的期待，這樣寫作就無法獨立。作家需要和讀者保持適當的距離，雖然這比較困難。

兒童文學作家薛濤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創作狀態。他在山村里體驗生活、過苦日子，靜心讀書與寫作。薛濤認為，作品的生命力來自于作家的生命力，作者給了作品多少生命力，作品就會擁有多少生命力。如果一位作家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都交付到作品中，那么他的作品就可能會得到永生。

作家蔡駿談到，人是一條河流，能把我們歷史的所有記憶全部都保留下來。其中當然會有變形、想象和夸張，甚至會有遺漏，但這種保留和變形構成了文學的基礎。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對歷史的重現和復述，呈現出歷史的另一種面貌，這是虛構對真實的一種改造和創作，也是文學對現實的一種解讀。他認為，不僅中國文化要走出去，中國故事也要走出去，去面對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今天都會面對的問題，即現實與虛構的關系。

作家王威廉在談到其新作《野未來》時表示，我們對于未來的很多觀念在改變著我們的現在，進而又改變了未來，這是一個悖論、一個復雜的現象，也許只有文學能夠表達。雖然他在寫未來，但他想強調的是一種更加復雜的、能夠深入內心的現實感。我們的現實不僅僅被過去和當下所塑造，也被未來所塑造。談及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藝術家的創作，王威廉認為，人工智能與作家相比，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并不理解也并不享受寫作本身。

翻譯重要的是創新

文學翻譯是項復雜的工作。優秀的譯者不僅要熟練掌握雙語語言，仔細研究原作所依托的社會文化語境，還要了解目標語的文化語境，并根據讀者的文化傳統、審美需求來進行調整與變通。這對于譯者來說，既是其主體性的體現，也是翻譯的責任所在。

土耳其青年漢學家吉來在談到張煒的《古船》時表示，該書的土耳其語版本非常成功，在當地讀者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翻譯的過程卻十分艱難。為了更好表達這部作品中歷史與現代交融的畫面，體現個人在面對現代化進程時的矛盾心理，譯者必須將自己融入到書中所構造的世界里。美國翻譯家袁海旺談及與作家張煒的合作經歷時談到，張煒對于作品譯作的態度十分嚴謹，他總是會認真地遴選譯者，并與譯者保持密切交流。張煒和一位譯者在作品翻譯過程中的書信往來達到百余封，十分耐心地解答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

英國漢學家沈如風在談及李娟的《冬牧場》時，將《冬牧場》生動地比作盛開在天山的雪蓮花，譯者作為園丁，需要對其精心呵護，并且小心翼翼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他還向與會嘉賓分享了翻譯過程中對他而言十分重要的兩個詞：“荒野”和“寂靜”，認為這兩個詞在《冬牧場》中反復出現，呈現了《冬牧場》的氣氛，是整個故事的背景。

波蘭漢學家李周分享了翻譯阿乙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的感受。她提到，由于波蘭語和漢語之間存在巨大的語言差異，對于譯者而言，在翻譯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創新。為了準確捕捉和傳遞小說超脫、冷酷的風格，她與出版社最終決定將書名譯為《我是兇手》，圖書在波蘭出版后受到了許多當地讀者的喜愛。

意大利青年漢學家徐天佑結合自己翻譯薛濤《砂粒與星塵》的經歷發言說，在漢語中“鷹”并沒有性別的區分，而在意大利語中“鷹”有陰性與陽性之分。經過反復斟酌，他最終體悟到作品中的“鷹”具有母性特征，于是決定將“鷹”翻譯為意大利語的“母鷹”，從而解決了語言差異帶來的難題。

中法文化推廣人李嵩以蔡駿《宛如昨日》的法語版為例，列舉了海外漢學家、譯者在翻譯中文作品時可能遇到的難題。比如書中“同龐統在落鳳坡一樣抬頭張望”這一句話的翻譯與中國歷史典故有關，法語版未能準確翻譯出原句的效果。作品中提到的“九龍柱的傳說”與上海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這導致海外譯者在翻譯時很費力。因此他建議譯者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最好能夠有中國學者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這樣更有助于提高翻譯的準確性。

張煒表示，對于作家來說，與海外譯者的溝通非常重要，中國作家與海外漢學家的互動交流不僅有利于譯者理解中國文學，也使作家有機會通過其他語種反觀文學創作，這是一個互利共贏的過程。各位外籍譯者的翻譯工作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貢獻。楊慶祥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不能是一個空口號，它的實現需要中國作家、海外譯者、出版行業共同努力，他希望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有朝一日能成為歐洲人的枕邊書。薛濤認為，正是得益于優秀譯者的翻譯，全世界的讀者才有機會走進中國兒童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他希望未來有更多與海外漢學家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突尼斯青年漢學家芙蓉特別說到李娟的《遙遠的向日葵地》，認為這部作品通過生動的語言、細膩的描述，讓阿拉伯讀者欣賞到了阿勒泰的風景，了解了這個地方人民的生活。作家李娟被年輕譯者極強的文學感受力和嚴謹的翻譯態度所打動，對他們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