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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譯文全集》 ［德］歌德［奧地利］里爾克等 著 馮至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永遠的伴侶，夫人姚可崑曾與馮至合譯《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 圖片選自《馮至譯文全集》

馮至先生是“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他曾被魯迅先生稱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更是中國德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收到新版的《馮至譯文全集》，重讀其中的部分篇章，多年之前通讀《馮至全集》時的感覺如今更加強烈。這個感覺就是，我們對于馮至先生豐富性和復雜性的認識，還遠遠不夠，甚至很可能才剛剛開始。

我?guī)缀跏窍乱庾R地想到了《十四行集》第20首中的下面這些句子：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語聲

在我們夢里是這般真切，

不管是親密的還是陌生：

不管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

可是融合了許多的生命，

在融合后開了花，結(jié)了果？

這些詩句同時也讓我反過來對著四大卷譯文集，試圖想知道“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語聲”，融合甚至融化在馮至先生自己的生命之中。連貫起來閱讀這些譯文，似乎是用另一種方式，重新回顧、重新體悟馮至的精神生命史。這些譯文，至少讓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再次“看見”馮至。

作為詩人的馮至

第一方面，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也是被很多研究者不斷提及的——作為詩人的馮至。通過閱讀這些譯文，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馮至是如何從早期的情感型詩人，逐漸成長為經(jīng)驗型詩人，并在此之后努力探究成為“完整的人”的。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1920年代，他所翻譯的德語詩歌，其中包括1926年發(fā)表在《沉鐘》上的N.Lenau的《蘆葦之歌》，1929年發(fā)表在《華北日報》副刊上的Arvers，H.Leuthold等人的詩。當然，在《沉鐘》上，他其實已經(jīng)發(fā)表了里爾克的《馬爾特·勞利茲·布里格隨筆》《論“山水”》；還要提到的是，1930年代，他翻譯的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31年），以及1936年12月集中發(fā)表在《新詩》雜志“里爾克逝世十周年特輯”上的里爾克的《秋日》《豹》《奧爾弗斯》《縱使這世界轉(zhuǎn)變》；1941年和1943年發(fā)表在重慶《圖書月報》上的俾德曼的《歌德年譜》，則是他全面研究歌德的一個重要步驟。

從這些譯文，我們可以看到德語詩人，特別是里爾克、歌德，在他的精神嬗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馮至先生的女兒馮姚平談到的：

他到德國留學時，讀到了里爾克的著作，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但是現(xiàn)在我因為內(nèi)心的需要，我一絲不茍地翻譯他致一位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在這十封信里我更親切地呼吸著一個偉大的詩人的氣息。我譯它出來，我赤誠地給中國的青年；我只恨我在20歲上下的時候無人把這樣好的東西翻譯給我。”讀里爾克使他感到終于找到理想的詩，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在幾乎停滯了10年的創(chuàng)作之后，我們從他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及一些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風格變了。他觀察、體驗，懂得了寂寞和忍耐，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他從婉約的抒情變?yōu)楦挥谡芾淼某了肌＿@個過程，很自然地也讓我們想到，他由早年喜歡晚唐詩到熱愛杜甫的另一條并行的精神線索，這是他晚年的回憶中提到的。

作為翻譯家的馮至

我們透過譯文可以“看見”馮至的第二個方面，而且是我們相對比較熟悉或許也是比較顯在的一個方面——作為翻譯家的馮至。

值得注意的是，馮至的譯文選擇，似乎并不是隨機的。甚至可以說，他的譯文既有受時代氛圍決定的方面（如翻譯海涅、布萊希特），也更折射了他的自我精神探索，以及他對所處時代、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乃至歌德和尼采意義上“克服”。至少，這些譯文，是他觀察世界、表達自我的另一種方式。他說，“我不是那種掌握熟練翻譯技巧的翻譯家。跟我的愛好有一定的距離的作品，硬著頭皮去翻譯，往往是失敗的。”他認為翻譯外國文學的目的從積極方面而言是“豐富自己，啟發(fā)自己”，從消極方面則是“糾正自己”。比如，在1937年寫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的前言中，他說“人們愛把青春比作春，這比喻是正確的。可是彼此的相似與其說是年輕人的晴朗有如春陽的明麗，倒不如從另一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成長，更像那在陰云暗淡的風里、雨里、寒里演變著的春”（卷二第225頁）。如果聯(lián)系他所格外喜愛的里爾克的詩句：“他們要開花，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這叫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我們無疑多少可以看到一個不同于時流、不同于現(xiàn)代思想主流的馮至。在這樣的上下文中，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馮至為什么要在1940年代翻譯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

而馮至與歌德之間的聯(lián)系，也饒有意味。他和夫人姚可崑先生一起翻譯的是《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而不是一般看來更為著名的《浮士德》。雖然這兩部作品，歌德都是幾乎寫作了一生，可以作為他“晚年定論”來看的，但《麥斯特》更接地氣，離現(xiàn)實生活更近，卻也更復雜。當然，馮至不是沒有翻譯《浮士德》。我們從譯文全集中看到的段落，是1943年翻譯的《哀弗立昂》。而哀弗立昂，有拜倫的影子，是浮士德和海倫娜，或現(xiàn)代和希臘結(jié)婚后所生。可是這次古今融合并不成功，這個孩子沒有活下來，按照馮至先生的譯者注，他的死亡，是“因無限制之追求卒致早年殞命”。或許正因為此，他的哀弗立昂的名字上有一個“哀”字，而沒有像別的譯者那樣翻譯為“歐福良”。這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不能不說包含著馮至的困惑。當然，這些僅僅是個案，或若干還沒有回答的問題，但這是我們進一步理解馮至，理解作為翻譯家的馮至，理解在現(xiàn)代之中反思的馮至的一些有意味的起點。

此次出版的四卷本《馮至譯文全集》是馮至先生譯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數(shù)種目前市面上已絕版的譯作，不少見證馮至先生學術(shù)生涯的珍貴圖片更是首次亮相，具有較高收藏價值。最后，我也想對這個譯文全集，提一點不成熟的建議。我注意到，這里所提供的所有譯文，都只有一個最終定稿或定版的內(nèi)容，但如果將來再版，在注釋中保留修改的內(nèi)容，不僅對我們向馮至先生學習翻譯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對我們理解馮至先生思想的演變過程，也是最微妙的參考材料之一。

（作者：張輝，系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