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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馮至著述的《杜甫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面世。這本《杜甫傳》深入淺出,很受讀者歡迎,多年來一版再版,屢印不衰，在古典文學方面，亦是當代杜甫研究繞不過去的必讀之書。半個多世紀以來，多少作品早早沉落，有些專門的著作卻能暢銷至今，讓人不由得驚嘆其耐時間打磨的生命活力。

馮至

馮至用學生選習學程單做的卡片

壯歲流離愛少陵

熟識現代文學的讀者大都知道，馮至首先是位詩人，魯迅那句“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的評語尤其引人注目。此外，馮至畢業于北大德文系，后來到德國留學，主修德語文學，兼及哲學等，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后的翻譯、研究、教學，也集中在大詩人歌德、里爾克以及海涅等人身上。所以，當他一下子推出一部研讀中國古代詩人的《杜甫傳》時，給人感覺跨度真是不小。

那一代學人，無論后來專業修習的是什么，他們在發蒙時期大都打下了較厚實的中國古典文化功底。這份“童子功”，為他們以后進入此領域，減少了許多困難。不過，對于馮至而言，這畢竟是一個較大“轉身”，其中還應有些別的激發因素才是。

首先是時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同濟大學任教的馮至隨校內遷，后任職西南聯大。在顛沛輾轉的日子里，他的手頭正好帶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選集》，一路讀著，體味彌深。杜甫對時代戰亂的描述詩作，杜詩中“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一類的句子，顯然深刻地觸動了馮至。

馮至細密研究寫作杜甫，也許還與一個偶然的觸發有關。1943年6月，關注杜甫作品的馮至，在書店看到一部明末清初學者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等拿上錢去買時，書已經賣出。這位購書者，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的學生丁名楠。丁名楠知道這是馮教授需要的書時，第二天早上便拿來轉讓給了馮至。當天日記上，馮至特別寫記一筆，說丁名楠的作為“盛意可感”。在抗戰中資料非常匱乏的情況下，這部《杜少陵集詳注》對于馮至的研究非常重要。后來出版《杜甫傳》的“前記”中，馮至專門寫道：“作者使用的杜集，主要是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仇氏注杜，雖然有許多牽強迂闊的地方，但他豐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紀以前關于杜甫的評論和注釋，給作者許多方便。”

利用這部杜詩詳注，馮至將其中作品一首首反復研讀，將詩作主題、人名、地名等有關杜甫的生平信息，分門別類制作成卡片，為寫作杜甫傳記做著切實的準備。當時條件有限，馮至的卡片，許多是在聯大學子們的“學生選習學程單”背面輯抄。在保存下來的近百張卡片上，還可見一批耀眼的名字：鄧稼先、朱光亞、鄒承魯、袁可嘉、盧飛白等，他們選修了馮至開設的第二外語德語或歐洲名著選讀課程。這些卡片，便是當時生存環境艱辛的證明。

反復研讀杜甫的每一首詩作，馮至還試圖在其中，發現杜甫現實生活的蛛絲馬跡。由現代傳記的寫作情況可知，傳主的信札、日記、同代人的回憶等等，是傳記中極為寶貴真實的資料，可千余年前的杜甫，這些幾乎付諸闕如。新舊唐書里雖然列有本傳，可不僅字數寥寥（《舊唐書》不及六百字，《新唐書》不及八百字），而且以馮至后來的研讀看，這些文字“用杜詩可以證明是錯誤的地方，大小共有十幾處之多，這使人覺得，作史者在寫杜甫本傳時，連可以得到的杜甫的詩都好像沒有找來參考一下……”面對這樣的實際，馮至只好斷了向外尋求的念頭，而是完全回到杜詩本身上來，也就是“以杜解杜”。

“以杜解杜”的難題

“以杜解杜”，這是一條困難卻可靠的路。杜甫的詩作，很多紀實，從詩題、其中句子，常常可以知道他寫作的地點、事件、人物甚至場景，這也是人們稱其作品為“詩史”的重要緣由。可詩歌畢竟是藝術作品，寫作時對現實描述也有想象成分，必須細致分辨才是。

經過反復閱讀，馮至對杜甫作品，有了整體的把握，對如何來完成一部杜甫傳記，也有了較為全面的思考。1945年，馮至發表了一篇文章《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闡明了自己為何要寫作一部杜甫傳記——“因為愛讀杜甫的詩，內心里常有一個迫切的愿望，想更進一步認識杜甫的人。”他還想通過寫作，來了解“這詩人的人格是怎樣養成的，他承受了什么傳統，有過怎樣的學習，在他生活里有過什么經驗，致使他而不是另一個人，寫出這樣的作品？”

這部杜甫傳記可能是什么形貌，馮至這樣來期待它：“把一個詩人的作品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把詩人的生活作一個詳細的敘述，一方面幫助人更深一層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這研究者的心和筆都是同樣精細而有力——使人縱使不讀作品，面前也會呈現出一個詩人的圖像。”

這是良好的期待，但實際情況卻是，杜甫三十歲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沒了。三十歲之前，是幾乎決定著一生精神基礎的時段，不可能讓它空白，怎么辦？馮至深深意識到：“我在冒著一個大危險，因為材料的貧乏，有時不能不運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東西，所以我騎在這匹想象的馬上，又不能不隨時都用‘根據’的羈絆勒著它。”

盡管是“以杜解杜”，可空白太多，這當然不能完全靠想象。好在，杜甫所處的歷史大背景，這方面的資料、研究成果，還是很豐富的。恰好，抗戰勝利了，學校遷返北平。此時不僅圖書館有充分的藏書，舊書攤也是搜集資料的好去處。據馮至的大女兒馮姚平介紹：“他從舊書攤上搜集到不少有關唐代的文化政治歷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會風貌等各方面的書籍，什么《唐六典》《唐會要》《長安志》《元和郡縣志》《元和姓纂》《食貨志》等等。”現代學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著述，也在收存的范圍中。

這些資料的加入，配合先前對杜甫詩作周詳的研讀，初步工作可以進行了。從近期一部新再版的馮至的《杜甫傳》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寫作準備的情形，其中有馮至抄下的歷史學家岑仲勉所制的《杜甫世系表》，親手描出杜甫活動很多的西安近郊地形圖，杜甫艱辛生活過的秦州地形圖示，以及杜甫由秦入蜀的行蹤圖示、在蜀地活動的地圖，甚至還有一幅杜甫身體與詩變化的圖示……一切就緒，一部“以杜解杜”的《杜甫傳》呼之欲出。

由于準備充分，從后來的發表情況看，《杜甫傳》的寫作還是較為順利的。遷返北平不久的1947年6月，其中章節《杜甫在長安》，發表在《文學雜志》二卷一期。此后，《安史之亂中的杜甫》《從秦州到成都》《草堂前期》《杜甫在梓州、閬州》《杜甫的家世與出身》等章節也陸續發表。

1951年，這部醞釀數年的《杜甫傳》，終于完成并以《愛國詩人杜甫傳》為題，從1月至6月，在《新觀察》雜志二卷一至十二期連載。1952年11月，《杜甫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制面世。

錢鍾書驚佩為奇作

僅僅從篇幅看，馮至的《杜甫傳》，說不上沉厚，它的字數，不過十萬多一些，可是該書的創新寫作及內在分量，卻不可小覷。該書完整發表時，著名文史研究家夏承燾，便寫出評論，認為其中“有許多精辟的見解”，“隨手札得幾條，都是前人沒有說到的。”對唐宋文學有深湛學養的錢鍾書，也在一封信中評價：“此書（《杜甫傳》）前在《新觀察》上見過，即驚佩為奇作，內容精實，結構完整，無論在學術方面，文藝方面，都是特出的作品。”

當然，對文學史上以詩封“圣”的杜甫來說，傳記篇幅方面，人們還是有期待的。夏承燾在文章中就認為：“我以為可就這篇做個底子，再來擴大補充，希望幾年之后，馮先生會再寫出一本精詳博大的杜甫傳。”“我想，我們至少也要有一本數百萬字的杜甫傳……以馮先生的學力和造就說，他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夏承燾會有此語，是因為馮至的《杜甫傳》不但以詩人的熱誠和敏感浸潤了杜甫及其詩作，還體現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杜甫傳》為讀者描述了杜甫的生平和性格，扭轉了世人過去對杜甫僅知某些方面和生平片斷的局面，第一次把這個偉大詩人的全貌提供給了人們。

相較之下，同為詩人的聞一多寫杜甫，就運用了不羈的想象、夸張的詞藻，任激情迸發——他完全是以詩人的身份在書寫。馮至雖然也是杰出的詩人和小說家，他的《杜甫傳》卻是站在史學家的位置上，以清醒的史學意識做著這項工作。

“但愿它能夠是一部樸素而有生命的敘述，不要成為干枯的考據……”這是馮至對《杜甫傳》寫作的期待，他也的確做到了。《杜甫傳》里有學術的考證、批評的判斷，更有抒情的筆墨，處處流淌著詩情，為它帶來了一部學術傳記所難得的藝術感染力。

《杜甫傳》一書，孕育于抗戰時期。倘若沒有當時的紛亂，沒有顛沛流離過程中的親身感觸、心理體驗，對杜甫作品，馮至是否會產生如此濃厚興趣，還很難說；是否會起念寫一部《杜甫傳》，更不可知。除了時代的呼應，馮至還特別贊賞杜甫“執著”的精神，那是一種在“吾道竟何之”“處處是窮途”的情況下，毅然認定自己的道路，創造出“驚人的偉大”的氣魄。在馮至眼中，中國人需要杜甫這樣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師。

每一部作品的寫作，都應該有其機緣。對主要研究西方，尤其是德語文學的馮至，以創作盛期的數年時間，完成一部杜甫傳記，更需要這樣的生命機緣。筆者以為，這部行筆嚴謹、要言不煩，主要由“以杜解杜”完成的《杜甫傳》，正該是馮至這樣受到德語訓練的學者寫作的式樣。他在1952年此書出版的前記，有如此表白：“作者寫這部傳記，力求每句話都有它的根據，不違背歷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個人的想象加以渲染。”這樣踏實的為文態度，使得這部作品內容堅實，言之有物，值得人充分信賴。其詩人心語和史家之筆，共同讓《杜甫傳》經受住了時間打磨，影響至今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