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0年2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創刊的《中國文化》雜志上，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在文章里，毛澤東為魯迅作了蓋棺定論式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自此之后，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幾乎所有的魯迅研究都以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這三個標簽為中心展開。

然而，這三個標簽對魯迅的評價并不全面，它遮蔽了魯迅一生中重要的一個標簽——翻譯家。一直到2001年，《魯迅學導論》這本書才第一次有專章論述“魯迅的接受世界（國外）與翻譯文本研究”。可以說，魯迅翻譯作品被忽略了有半個多世紀之久。

魯迅翻譯的生涯，幾乎貫穿其一生。1903年，魯迅開始翻譯雨果的《哀塵》，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即他去世的3天前，魯迅還在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魯迅的一生，翻譯了110位作家的244種作品，字數達300萬字，超過自己的文章創作。

魯迅對翻譯傾注了巨大心力，馮雪峰后來回憶：“魯迅的工作時間，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時間來說，一半以上用于介紹外國文學和學術性的著述上，其余一半才用于創作上。”魯迅晚年翻譯《死魂靈》，他自己曾說“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在去世前一天，當聽說自己翻譯的《死魂靈》在《譯文》雜志上登出了廣告，他竟要過雜志，戴上眼鏡，看了好久才放下。

梳理魯迅一生的翻譯歷程，既可以看到西方科學、文學、思想對魯迅思想及文藝創作的影響，同時也能看到魯迅如何利用翻譯來影響和改造社會。了解作為翻譯家的魯迅，我們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魯迅其人以及其思想的來源和影響。

早年翻譯：對科學的關注

魯迅對翻譯的熱衷，離不開晚清時期的社會和文藝思潮。

1902年，梁啟超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梁啟超言道：“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此言一出，扭轉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對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態度。

此時的梁啟超正流亡日本，專門創刊了一份《新小說》雜志。而魯迅也剛來到日本不久。《新小說》雜志成為魯迅最喜愛的讀物。正是在梁啟超的影響下，魯迅開始了翻譯小說的嘗試。

1903年6月，魯迅在東京出版的《浙江潮》雜志上，發表了第一篇譯述小說《斯巴達之魂》。在這篇小說里，魯迅介紹了斯巴達300勇士抵御波斯軍隊入侵的故事，希望“掇其逸事，貽我青年”。鼓勵中國人抵抗俄國的侵略，希望國人重拾尚武精神。當然，由于這篇小說未標出原文作者，且找不到相應原文，其是否為譯作，學術界迄今還有爭論。有學者發現，這篇小說的情節、主要內容和人物原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頗為相像，且進行了藝術加工。因此，有人提出，這才是魯迅創作的第一篇文言小說。

4個月后，魯迅又用白話文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由日本東京進化書社出版發行，兩個月后，魯迅又翻譯了凡爾納的《地底旅行》，繼續在《浙江潮》刊登。

魯迅對科幻小說的熱衷，與其個人經歷和日本文學風潮的影響有關。此前，魯迅在南京礦物學堂學習，了解到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此時的魯迅，一心一意希望通過科學救國，而科幻小說正可以提供給人們科技改變生活的暢想，讓人們意識到科學的重要性。當時，梁啟超也正在《新小說》上連載他的科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此外，日本也刮起了一陣科幻小說的閱讀風潮，甚至掀起了“凡爾納熱”，據統計，當時凡爾納著作的日譯本竟然多達28種。那么，魯迅選擇將影響力頗大的凡爾納介紹給國人，也就非常自然了。不過，魯迅僅僅是節譯，甚至很多地方進行了增刪和修改。比如，魯迅刪去了《月界旅行》中有關月球的科學知識，以及科學與迷信觀念作斗爭的故事，只突出了美國人和法國人乘坐炮彈到達月球的過程；魯迅將小說篇目改成傳統的章回體，使用了如“精衛填海”“老驥伏櫪”等傳統詞語。在譯者序中，魯迅寫道：“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語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

魯迅把翻譯小說當成手段，讓讀者接受現代西方科學技術而不產生隔閡，才是其最終目的。

1904年4月，魯迅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期間，他又陸續翻譯了《世界史》《北極探險記》《物理新詮》中《世界進化論》和《元素周期表》兩章。然而，這些作品未保存下來，但是我們可以此窺見到彼時的魯迅對于科學的鐘愛。

中期翻譯：對國民性文學的關注

1909年2月，魯迅與其弟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在東京出版，同年6月，第二冊也付梓上市。《域外小說集》的出版，標志著魯迅開始傾注于文學創作。這距離他正式發表第一篇小說《懷舊》，還有兩年時間。

《域外小說集》共出版2冊，包含波蘭作家顯克微支和芬蘭作家哀禾、俄國作家契訶夫、迦爾洵、安德烈耶夫、英國作家王爾德、法國作家莫泊桑等7個作家的16篇作品。其中，俄國作品占據一半的篇幅。《域外小說集》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嚴肅的短篇小說作品開始進入中國，正如魯迅在序中所言“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此外，從《域外小說集》開始，魯迅改變了此前對原文增刪的方法，開始倡導“直譯”，希望“迻譯亦期弗失文情”，一改晚清自林紓以來，以中國人的習俗編譯外國小說的模式。

然而，由于《域外小說集》主要使用佶屈聱牙的古文，第一冊只賣了21本，第二冊則只賣了20本，以慘敗而告終。

不過，《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對魯迅思想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當時，俄國虛無黨（無政府主義）思想在留學生中盛行，虛無黨主張以暗殺的方式推翻帝制。對此，魯迅頗不以為然。魯迅認為，暴力血腥的暗殺之風雖可以震懾專制王朝，但時間一長，人們的神經也就會逐漸麻木。因此，魯迅更愿意通過俄國的嚴肅文學，發揚“為人生”的精神。比如魯迅翻譯安特萊夫的《默》與《謾》，表達了人與人的隔膜和溝通的困難；迦爾洵的《四日》則展現了人道主義、反戰的一面。這些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小說著重描述了他們的心理變化，尤其是心中被壓抑的感情，這對后來魯迅創作小說，寫作雜文，注重“內心的叩問”，對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著重要影響。此時的魯迅也開始關注俄國文學和俄國的變化，后來又長期關注俄國革命，認為是俄國的文化造就了其革命。從《域外小說集》開始，魯迅對俄國革命的關注，終其一生。

此后，魯迅又翻譯了一系列俄國小說，如《工人綏惠略夫》《幸福》《醫生》《書籍》等10余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里的主人公是一位憤世嫉俗的革命者，他在被追捕的過程中，跑到了一家劇院。隨后，為了對俄國麻木的民眾進行報復，他在劇院里向群眾開槍。在這篇小說的翻譯里，魯迅發明了“黃金世界”一詞，在翻譯主人公被警察包圍的情節時，主人公說：“你們將那黃金時代，預約給他們的后人，但你們卻有什么給這些人們自己呢？”“黃金世界”是他后來思想中的重要意象，在他的《野草》等作品中屢次出現，后來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中也屢次提及。此外，《吶喊》中“鐵屋子”的比喻也是受此啟發。

在關注俄國文學之外，魯迅還花了大量時間翻譯日本文學。1919年，魯迅翻譯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1920年，魯迅又連續翻譯了森鷗外的《沉默之塔》，芥川龍之介的《鼻子》《羅生門》等。1924年，魯迅翻譯了廚川白村的論文《苦悶的象征》。該文創造了“人間苦”的概念。魯迅在給許廣平的心中，曾說自己詛咒“人間苦”而不嫌惡“死”。廚川白村對人生、社會的感嘆，深刻影響了魯迅的“幽暗意識”，讓他一直處在一種“向死而生”的精神感召之下。在雜文集《野草》、小說《傷逝》中，也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人間苦”的影子。

除了俄國文學、日本文學，魯迅并通過德文轉譯了法、德、英、美等歐洲國家的文學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他還翻譯了西班牙、芬蘭、保加利亞、奧地利、捷克、羅馬尼亞等當時實力較弱的國家作品。魯迅認為，這些國家的境遇與中國相同，“易于心心相印”，從而結成盟友，共同“叫喊和反抗”。從這些翻譯的小說以及魯迅的評價里，我們能夠看到魯迅世界主義的一面，我們也可以理解晚年的魯迅，為何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境遇始終抱有興趣和關心。

后期翻譯文藝理論：自證階級性

1927年10月，魯迅回到上海。此時的魯迅，早已名聲在外。剛回上海不久，魯迅就與創造社成員發布了《創造周刊》“復活宣言”，打算與中國舊社會分裂。然而，創造社中的年輕成員，由于受到日本左傾主義思潮的影響，開始批判魯迅，認為魯迅的作品沒有革命性，只是“在自己狹窄的周遭中彷徨吶喊，利用中國人的病態的性格，把陰險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語句，來混亂青年的耳目”，魯迅身上有“小資產階級特有的壞脾氣，也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劣根性”。

在這樣的打擊下，魯迅開始閱讀并翻譯無產階級的理論書籍。從1929年開始，魯迅翻譯完了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以及蘇聯政府關于共產黨文藝政策決議會議記錄《蘇俄文藝政策》。此外，日本的革命作品，如片上伸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世紀》、上田進的《蘇聯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現狀》，也在魯迅翻譯之列。

魯迅曾將自己比喻為普羅米修斯，而自己的翻譯是從別國那里竊得火來。但是，魯迅說，我這是在用火煮自己的肉。魯迅此話，即是利用對文藝理論的翻譯來證明自己站在“文學革命”一邊。

魯迅非常敬佩盧那察爾斯基，與其心有戚戚焉，稱贊他是俄國的革命者、藝術家和批評家，而且盧那察爾斯基并非只是一個空談理論家，他的主張是“一帖喝得會出汗的苦口的良藥”。魯迅認為，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主張可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魯迅個人的革命文藝觀也逐漸形成。此時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服務于革命的，“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革命’和‘文學’，若斷若續，好像兩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只腳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

魯迅對蘇聯和日本左翼理論的翻譯，一方面是向對手展現自己的真實想法，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來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

到了1935年，魯迅開始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此時，魯迅已經有了肺結核前兆，因此才常常冒冷汗，但是魯迅仍舊義無反顧地進行翻譯。此時的魯迅，不論是在與朋友的通信還是會客時，都會談到自己的翻譯。甚至對馮雪峰說，這部書的翻譯把自己弄得頭昏眼花，筋疲力盡。

魯迅晚年為何鐘情于《死魂靈》？除了這部書的語言辛辣諷刺，很像魯迅的風格之外，魯迅尤其贊賞果戈里提出的“含淚的微笑”。魯迅曾說：“聽過果戈里的那些所謂‘含淚的微笑’，在他本土，現在已經無用了，來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著許多活人的影子”。在魯迅看來，此時的國人正處在這樣的狀態之下，飽嘗人間苦難，卻又不得不勇敢地活下去。

魯迅去世之前，念茲在茲的，還是“革命文學”與他為之吶喊一輩子的勞苦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