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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期以來，在重視文學史料研究、“重寫文學史”的語境中，現代文學報刊研究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生長點，而新世紀以來數據庫資源建設的長足發展也為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繁榮提供了重要助力。但是研究對象過于集中、研究視角過于單一，以及將理論運用模式化，不注意學科界限、研究中心渙散等問題也使得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難以走向深入并取得富有建設性的成果。

關鍵詞：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反思；公共領域；場域；學科界限

一

198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逐漸成為一道引人注目的學術景觀。進入新世紀以后，這一研究領域更是日漸繁榮，研究專著和論文不斷涌現，儼然成為一個學術熱點。對于這一學術熱點的指稱，學界有不同的說法，有叫“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更多的則用“現代文學期刊研究”。兩者相較，本文傾向于用 “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因為嚴格來說那些與新文學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的報紙副刊，從類別上來講，并不屬于“期刊”，而“報刊”則兼有“報紙、期刊”的雙重含義，因而更加準確和貼切。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學術熱點，究其原因，首先與新時期以來學界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呼吁與重視有關。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刊，這樣一本致力于現代文學史料發掘和研究的專門性刊物，對于推動學界關注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85年第1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的馬良春先生的《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一文，公開呼吁現代文學研究界需要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1989年，《新文學史料》第1、2、4期又發表樊駿先生的長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內中除強調“史料工作作為歷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在整個學科建設中理應占有舉足輕重和‘糧草先行’的位置”外，也對各個階段現代文學史料建設的成績進行了梳理。而文中所談的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問題，基本都是依賴現代文學報刊的整理與研究而得以解決的。馬良春和樊駿兩位先生的文章雖然都是對現代文學研究史料工作的總體性考察與思考，并非專就現代文學報刊而言，但卻引發了研究界對史料的重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為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就研究內容而言，有相當大的部分都會落實到對現代文學原始報刊的整理與研究當中去。所以，后來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不斷升溫，首先就與學界這種重視史料研究的呼吁以及由此帶來的學術氛圍變動有關。

其次，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也是與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潮流相適應的。在“重寫文學史”的潮流中，學者們對1949年后以新文學和左翼文學為主線的文學史架構進行了全面反思，在此視閾之下，那些被既有文學史敘述所“遮蔽”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與文學現象就需要被重新審視和研究。而這種研究發掘工作，顯然離不開對現代文學發生的重要原始載體——文學報刊的整理與研究。正如陳平原先生所指出的：“對于文學史家來說，曾經風光八面、而今塵封于圖書館的泛黃的報紙雜志，是我們最容易接觸到的、有可能改變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學史敘述的新資料。”[1]在此背景之下，那些在以往文學史架構中被排斥在外的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報刊以及國民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中的文學報刊如《禮拜六》《小說時報》《眉語》以及《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文藝月刊》《流露月刊》等等便紛紛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與此同時，在“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現代文學”的起點也不斷前移，從五四文學革命到晚清的“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宋劍華）[2]，再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的維新文學運動（孔范今）[3]，又到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邢鐵華）[4]。而后又繼續前推，比如認為1892年《海上花列傳》開始連載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點[5]（范伯群）、以及認為陳季同出版于1890年的《黃衫客傳奇》是“由中國作家寫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作品”（嚴家炎）[6]，直至干脆將1840年作為現代文學的起點（王一川）[7]。當然關于現代文學的起點究竟定位在何處這一問題，就像王德威那個“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著名詰問一樣，始終充滿著爭論，但是卻在事實上帶動了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勃興與繁榮。從時間上往前推，那些除《新青年》之外同樣與現代文學的發生密切相關的諸多報刊雜志，如《新世紀》《甲寅》《留美學生季報》《安徽俗話報》《無錫俗話報》等等，也就理所當然地一一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在這些報刊中努力尋找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因子，成為解決現代文學“起點”問題，還原現代文學發生的原初語境的一個重要途徑。

再次，從研究的物質環境層面來說，進入新世紀以后，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開始步入一個“繁榮期”則顯然與數據庫等電子資源的快速發展有關。過去，中國現代文學報刊館藏資源比較分散。研究的展開與深入程度往往高度依賴于所在高校或研究機構的館藏狀況。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因為館藏資源豐富，這些地方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相較于其他地區顯然更具地利之便因而也更加興盛。而其他地區，除少數館藏資源比較豐富、以及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一直有著綿延不絕的研究傳統的學術機構外[8]，很少有以現代文學報刊研究而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的。新世紀以來，數據庫、電子資源發展突飛猛進，給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諸如“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大成老舊期刊全文數據庫”“大學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以及國家圖書館“民國中文期刊數字資源庫”等等數據庫規模越來越大，收錄的報刊資源越來越多，使用的便捷程度也越來越高。這使得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開始突破原先高度依賴本地館藏資源所帶來的區域空間限制，并呈現出遍地開花之勢。

另外，隨著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現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也在學界大環境的影響下開始選擇以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選題，這也在客觀上對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考察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成果，有半數以上是學位論文或以學位論文為基礎展開的后續研究。可以說，研究者隊伍的壯大與研究的繁榮二者互相促進、已經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共同造就了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這一學術熱點現象。

有關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意義與重要性，論者已多，此不贅述。本文主要擬對現代文學報刊研究日益繁榮景象背后的一些問題試作探究，因為雖然這類研究表面看來異常繁榮，但是卻也早已暗含著陷入停滯狀態、不斷重復的隱憂。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盡管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成果，可是高質量的、帶有啟發性和方法論意義的研究成果卻比較少見，更多的是那種四平八穩、學術規范方面無可挑剔，但卻古板套路、缺少創見的“隨大流”式的研究。這類研究充斥學界一方面造成了這一研究領域的虛假繁榮，另一方面也影響了相關論題的探討繼續走向深入和學術質量的提升。

二

從史料學角度來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文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兩類。其中，文獻史料的整理本身既是研究同時也是后續研究展開的基礎。劉增人先生在《現代文學期刊的景觀與研究歷史反顧》[9]中對“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所做的考述，基本上是圍繞文獻史料的整理工作展開的。雖然其中的部分成果因參撰人員專業素養等方面的差異而導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粗疏舛誤之處，但這些成果畢竟為后續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了重要的導引和門徑。限于篇幅，本文所討論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不涉及文獻史料整理，而主要關注在這些文獻史料工作基礎之上展開的更進一步的后續研究。

對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進行回顧，或許可以借鑒陳寅恪對王國維學術研究的總結來展開。1934年6月，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成就從三個方面進行了總結：“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兒堅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10]陳寅恪概括的這三點，如果再精煉一下，其實就是新史料的發掘運用與新的研究觀念、研究視角的采用。這確實足以概括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創新性與對后世的啟示意義。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作為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種，在對其研究歷史與現狀進行考量時，也完全可以借鑒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論述來展開：一是要看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對于現代文學研究而言是否有史料發掘方面的新意，其作為現代文學史料是否可以豐富、深化乃至改寫現有文學史敘述中的某些觀點或結論。二是要看在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闡釋時是否有新的觀念或研究視角介入。因為即便有些現代文學報刊屬于尋常史料，但經過新觀念或新研究視角的觀照升華后，同樣可以對文學史的書寫起到有益的豐富和補充作用，甚至可以對后續的學術研究產生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示。

以此來觀照，目前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中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研究對象過于集中并由此導致研究視角的重疊或重合。而這必然會使得研究工作陷入不斷重復的境地，創新性也會大大縮減。雖然隨著現代文學報刊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研究的邊界已在不斷拓寬，一些比較邊緣化的文學報刊也開始進入研究者的關注視野，如劉曉麗對淪陷時期偽滿洲國《新滿洲》《麒麟》《藝文志》《青年文化》《詩紀》等刊物都進行了系統研究、發表了系列論文，張大明也在《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義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中對左翼文學主潮對立面的系列刊物進行了細致的整理與研究等等。但從總體上來說，研究者的視野還是相對比較集中地聚焦在《新青年》《小說月報》《晨報副刊》《新月》《新潮》《創造》《現代》《禮拜六》《大公報·文藝副刊》等少數名氣較大、獲取起來比較容易同時也向來就備受關注的文學報刊周圍。而這樣的“聚焦”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些重復研究與循環研究現象的出現。。

以《新青年》研究為例，盡管對其“文學報刊”的身份認知存在差異，如劉增人先生就認為《新青年》“與《小說月報》、《詩》、《戲劇》、《電影月報》、《太白》、《現代文學評論》、《世界文學》、《譯文》等區別非常明顯：社會論文、政治論文刊發不但頗多，也更為編者重視，而且后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是標準的政治期刊”[11]，但《新青年》畢竟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發生的重要園地，對推動現代文學文體的變革也起到過重要作用，所以多年來一直是研究者們的重點關注對象，而“《新青年》與現代文學的發生”“《新青年》與現代文學文體變革”等這類題目也一直是《新青年》研究的熱門視角。就文體問題而言，1918年《新青年》4卷4號開始設立的“隨感錄”欄目對現代雜文文體的出現起過重要作用，后來《每周評論》《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等等也紛紛設立“隨感錄”或“雜感”“評壇”等類似欄目，促進了這一文體更加快速成熟。早在1986年，蔣成瑀先生就針對這一現象專門發表過《現代雜文的先導——〈新青年〉的“隨感錄”》[12]一文，文中對《新青年》“隨感錄”雜文文體的共同特色進行了提煉和歸納，同時也對魯迅、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新青年》“隨感錄”重要作者的藝術個性進行了分別闡釋。進入新世紀后，隨著文學報刊研究逐漸變“熱”，對《新青年》“隨感錄”欄目的研究也迎來了一個小高潮，不僅有何琴麗的《“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隨感錄”欄目》[13]，及李輝的《〈新青年〉“隨感錄”研究》[14]等單篇論文，還有董文君的《從〈新青年〉“隨感錄”看現代雜文文體風格的生成》[15]以及羅蘭的《〈新青年〉“隨感錄”研究》[16]等以此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論文。這些論文雖然篇幅各有長短，側重點有所差異，但研究對象都是《新青年》的“隨感錄”欄目，從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來說其實也與1986年蔣成瑀的論文相差不大。這樣一來，既缺乏新史料發掘方面的貢獻，也缺乏新的研究視角乃至新觀念、新方法的介入，不少工作屬于重復研究，創新性也就自然打了折扣。

再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四大副刊”也是備受研究者們關注的文學報刊。但從研究實踐來看，學界對“四大副刊”的研究卻非常不均衡。目前對“四大副刊”的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研究成果都是圍繞《晨報副刊》而展開。《京報副刊》次之，《民國日報·覺悟》和《時事新報·學燈》的研究最少。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均衡的狀況顯然與研究對象獲取的難易程度有關。盡管“四大副刊”當年都曾發行過合訂本，但完整成套的藏本卻不易找尋。1981年人民出版社將《晨報副刊》合訂本縮小為16開本影印，共15冊，后來許多圖書館都藏有這套影印本，比較容易獲取。而《京報副刊》直到2016年才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6冊影印本，并編制了1冊索引目錄。《時事新報·學燈》則至今仍然沒有重新整理的影印本出現，上海《民國日報》雖然也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共99巨冊，但因發行量少、《覺悟》合訂本也沒單獨影印，因此從研究資料的獲取方面來說也仍然有著諸多的不便。這樣一種狀況是導致研究者扎堆選擇《晨報副刊》進行研究的客觀原因。而研究對象的重合也難免會帶來研究視角的重疊與撞車。

報刊主編的文化觀念與編輯理念對刊物的面貌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從關注編輯者的視角去研究文學報刊也是眾多研究者的選擇。《晨報副刊》歷史上有兩任主編特別引人注目。一位是孫伏園，正是在孫伏園主編時期，《晨報副刊》開始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備受讀者喜愛的“四大副刊”之一，也成為新文學發生發展的重要園地。另一位是徐志摩，在徐志摩主編時期，《晨報副刊》成為早期新月社文學創作和理論倡導的重要陣地，副刊從整體上開始帶上了明顯的“新月”烙印。于是便有不少研究者從這一點切入去對《晨報副刊》進行研究。如果說1984年任嘉堯發表的《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17]還主要是對孫伏園主編《晨報副刊》的史實進行陳述，而對作為主編的孫伏園其編輯理念之于《晨報副刊》的影響尚未展開的話，那么張濤甫在2004年發表的《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一文中，已經對孫伏園“多元化的辦刊思路使得‘晨報副刊’成為時代精英的表演舞臺，并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種聲音”，以及“孫伏園努力在學理與趣味之間，宏大敘事和普通常識之間尋找一種平衡”[18]的編輯特色有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了。不過隨后又有不少以此為選題的研究成果出現，比如張雪潔的碩士學位論文《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研究》[19]和公開發表的《孫伏園主持下的〈晨報副刊〉編輯特色淺析》[20]以及趙雙閣、王和馨的《〈晨報副刊〉時期孫伏園的副刊編輯思想》[21]等等。而關于“徐志摩主編《晨報副刊》”，也有樊亞平、吳小美的《“‘晨副’，我的喇叭”——論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22]、辛石的《徐志摩主編時期的〈晨報副刊〉——“自由主義熱”中的冷思考》[23]以及李曉疆的碩士學位論文《徐志摩與〈晨報副刊〉》[24]等等。這樣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對象是一致的，研究視角也彼此重疊。在前人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的前提下，“新史料”的發掘既難以實現，新的研究視角、研究觀念也難以談起，所以多數研究基本上都屬于“原地踏步”式的重復工作，難以產生富有學術價值和創見的研究成果。應當說《新青年》與《晨報副刊》研究中存在的這種現象并非個案，在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領域是具有某種普遍性的，應當引起警惕。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還是要盡量克服“畏難”情緒，勇于開拓新的領域。作為一種文學史料研究，最好能在新史料的發掘呈現方面有所貢獻，因為對既有史料做出新的闡釋畢竟屬于更高層次的要求，對研究者來說難度也更大。

當然，對“新史料”的強調并非意味著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一定要將“求異”或“填補空白”當作選擇研究對象的第一原則——這其實也是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中的另一種不良傾向——并非只有那些前人從未關注過的研究對象才具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只是說研究對象過于集中和單一會使研究難度成倍增加，而要在研究中實現創新也就變得越來越難。發掘那些由于種種原因而被遮蔽，長期以來未被關注過的文學報刊來展示其對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貢獻，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若將“填補空白”作為選擇研究對象的最高追求，則必然會走入歧途。因為許多文學報刊之所以長期無人關注，并非是被“遮蔽”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本身就缺少研究價值。當然研究價值是相對而言的，嚴格來說，每種文學報刊無論存續時間長短、發行量大小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現代文學場域的建構，因而也都能找到其研究價值。但是，對于一些刊物來說，如果立足于新聞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其他學科領域來展開研究，也許更為合適，更可發現其價值所在。但從文學史研究出發卻缺少可供闡釋的空間，那么現代文學研究選擇選擇這樣的研究對象其實是不太合適的。

據劉增人先生等人主編的《1872-1949文學期刊信息總匯》[25]統計的數據，自1872年11月11日《瀛寰瑣記》創刊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77年間出現的文學期刊約有10207種。要從這上萬種文學期刊中找出一本從未被研究者關注過的進行研究以求“填補空白”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如此一來勢必會將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主要任務置換為“索隱”和“填空”，導致研究趨向于碎片化，背離了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初衷。也正因此，李楠對晚清民國小報的研究雖然提供了許多新鮮的史料與有意義的思考，但卻仍然受到一些質疑：“盡管小報研究也帶有資料搜集整理的性質，努力展現以前不曾注意的領域，但由于小報刊上刊載的作品大多文學性不強，研究對象本身缺乏足夠的審美價值，這就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將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小報刊所彰顯的文化現象上，這種研究具有文化史和報刊史上的價值，但對文學史建構意義不大。”[26]

三

陳寅恪所謂王國維善于“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一治學路徑，對后世學術研究而言，確實是一條極為重要的啟示，帶有強烈的方法論意義。其應用范圍也不僅限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除去單純的考據整理工作外，史料研究同樣需要有觀念、理論的提領。但這里的“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二者是平等的關系，在“互相參證”中將“外來之觀念”的理論學說與對“固有之材料”的分析闡釋有機結合。而不是用“外來之觀念”來對“固有之材料”進行簡單圖解，將“固有之材料”當成證明“外來之觀念”的論據。作為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種，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面對的一個突出難題就是如何處理好史料敘述與理論提升之間的關系。長期致力于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劉增杰先生曾撰文指出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兩個不足：“一是研究理論薄弱。現代文學期刊研究長期以來缺乏理論自覺。研究中輕視理論，只向往于把新發掘出來的期刊堆砌出來以示豐富，缺乏對已有期刊作深入的理解與闡釋……另一個突出問題是：研究者對中國的歷史經驗研讀較少，存在著某種盲目性，從而出現了對外國理論的照搬照抄，生吞活剝。”[27]郝慶軍也曾撰文對報刊研究中的兩個熱門話題“公共領域”與“想象的共同體”進行反思，認為“研究中國的報刊，應在中國的具體語境中找到中國的問題，哪怕再小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真問題：迎合時尚，遷就理論，懸問題覓材料，攪擾群書以就我，難免誤入歧途。”[28]從近年來的研究實踐來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缺乏理論自覺”問題倒是有了比較大的改善，但是生吞活剝外國理論的現象并沒有隨著郝慶軍等人的反思而止步，一些熱門理論甚至成為年輕研究者們的包打天下的“萬能武器”，一種理論在手、所向無敵，批量制造出大批的“研究論文”，其學術質量可想而知。

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帶有跨學科性質，現代文學研究、出版史研究、近現代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傳播學研究等等都可以將之作為研究對象，并從各自的學科立場出發去進行研究闡釋。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格局可以為不同專業學科領域的研究提供宏闊的研究視野，深化對各自領域中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但是在研究中還是應該要有清晰的學科邊界意識，力求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實現“專業”與“精深”意義上的探索。所以，諸如傳媒視野、思想史視野等等都可以成為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重要背景，開闊文學研究的思路，不過研究的立足點還是應該放在文學上，探討的應該是文學問題，而不是傳媒問題或思想史問題。就像陳平原先生研究《新青年》的那篇長文所呈現的，是研究“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29]，而不是思想史本身。但是返觀學界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在借用理論工具對研究對象進行闡釋時，卻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學科邊界模糊的現象。比如郝慶軍曾在文中反思過的，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作為闡釋觀察現代文學報刊的基本理論框架。并且還由此衍生出了一些中國化的變種，如“公共空間”“公共論壇”等等，雖然表面看來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有所區別，但究其根源則毫無疑問還是源自“公共領域”。無論現代中國文學報刊上的“公共領域”在事實上能否成立，若立足于思想史，去分析現代文學報刊對“公共領域”的建構，應當還是有價值的，這一理論框架也是有效的。然而“公共領域”理論的流行程度已經遠超尋常，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不同學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都變成了思想史研究及其附庸。

現代文學研究界熱衷于將“公共領域”作為理論框架來研究文學報刊已是人所共見。遠一點的如李憲瑜的《“公眾論壇”與“自己的園地”：〈新青年〉雜志“通信”欄》[30]與劉震的《〈新青年〉與“公共空間”——以〈新青年〉“通信”欄目為中心的考察》[31]等等，都是以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為參照系來對《新青年》“通信”欄進行闡釋。近的則就不勝枚舉了，趙亞宏、郝福華的《同為公共話語空間的〈甲寅〉月刊與〈新青年〉研究》認為二者都是“民初先進知識分子表達自由思想的公共話語空間”[32]；金晶的《報紙副刊：公共空間與文學的自由言說性——試論〈申報·自由談〉的文學特色與價值》旨在“通過公共空間的建構、《申報》民間性帶來的自由性言說期許、《自由談》展示的自由言說表征等方面來概括性闡釋《自由談》的自由言說性”[33]；唐文穩的《論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對新文藝思想的傳播》認為“《晨報副刊》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從最基本的信息傳遞發展成一個‘公共輿論空間’”[34]……等等。所有這些也都是將“公共領域”或是其中國化的變種作為自己研究的理論框架來使用的。正所謂鐵打的“公共領域”，流水的現代文學報刊[35]。那些最先注意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并將其運用到對現代文學報刊的解析中去的研究者，其創新性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公共領域’理論+現代文學報刊”的研究模式一旦形成之后，這類研究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研究變成簡單的復制拼貼，學術價值也就乏善可陳了。何況這樣的研究，說到底都與文學研究本身有著相當的距離，只能算是一種文學的外圍背景研究，對于文學史的重寫與建構而言意義并不大。

除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外，另外一種在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領域堪稱“神器”的理論框架當屬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最早將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相結合的是英國漢學家賀麥曉（Michel Hockx）。1996年1月24-26日，賀麥曉在荷蘭萊頓大學組織召開了“現代中國文學場”國際研討會并且向會議提交了自己的論文《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場的若干方面》（后以《二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場”》為題發表于《學人》第十三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這是首次將布爾迪爾的文學社會學與中國文學研究相結合并以此為主題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據說布爾迪厄為此很高興，專門寫郵件給組織者，“并對組織者對其理論富有創造性的運用表示贊賞”[36]。1996年11月，賀麥曉又在《讀書》上發表《布狄爾的文學社會學思想》，介紹了布爾迪爾的三個關鍵概念：“場（field）,生性（habitus）和資本（capital）”，并且圍繞“文學場”對布爾迪厄的文學社會學思想進行了細致闡釋[37]。但在當時卻應者寥寥，主要原因是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并不熟悉。直到2001年，劉暉翻譯的布爾迪爾《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后。“場域”“文學場”才慢慢受到關注，并于近年來逐漸成為在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界幾乎可以與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熱度”相媲美的理論框架。

近年來，僅從題目中就可以看出是以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為理論框架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論文，就有王利濤的《從場域理論看民初通俗文學期刊——以〈小說大觀〉為例》[38]，薄景昕的《論〈新青年〉場域的構成》[39]，陳曄的《〈新青年〉在場域斗爭中的資本占位》[40]，張娜的《東北淪陷時期〈青年文化〉雜志文學場域研究》[41]，陳程、石崇的《重慶抗戰詩歌在期刊媒介場域中的版面爭奪》[42]，林尚平的《桂林〈野草〉文學場域下的左翼話語建構》[43]等一大批，其他同樣采用“場域”作為理論框架但題目中又未予以呈現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若布爾迪厄仍然在世，并得知自己的理論如此熱門，想來會更加高興吧。不過與“公共領域”的境遇相類似，當“‘場域’理論+現代文學報刊”成為研究中的另一種通用的“成功模式”后，這類研究也已經不知不覺走到了停滯的地步。而且，有意思的是，賀麥曉先生的“文學場”視閾原本是非常廣闊的，他著眼的是“二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場”，可是后來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者卻基本上都是探討某某刊物的文學場，或是“以某某刊物為例”來展開分析。這實際上也暴露出了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中的另外一個重要缺憾，即研究對象過于單一、在研究中不能將作為研究對象的現代文學報刊放置到與其它刊物共時或歷時的比較視閾中去研究審視，并在此基礎上彰顯出其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回顧既有的現代文學報刊研究成果，鮮有同時關注兩種或兩種以上刊物的。即便像《“四大副刊”與五四新文學》[44]這樣的題目，雖然表面看來是對“四大副刊”的整體觀照，但其實也仍然是以《晨報副刊》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學燈》《覺悟》以及《京報副刊》等所做的研究基本都是現象層面的描述，深入程度很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對現代文學報刊研究而言，孤立地去看待某一研究對象，是不可取的，由此所提煉、升華出來的關于研究對象的“特色”或貢獻，很可能是許多刊物所共有、而并非研究對象所獨有的，因而研究結論也往往是似是而非的。以一種文學報刊為個案來透視整個“文學場”還是將文學報刊放置到整個“文學場”當中去加以審視，在與“場”中的其他刊物、人、資本等元素的對話交流中彰顯出研究對象對于文學史建構的價值與貢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徑。但顯然，前者容易將研究套路化、公式化，并且遠離文學研究的主旨，后者才更能將研究引向深入，而這也才是將“場域”用作文學報刊研究的理論框架后應該主要致力的方向。

回顧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歷史，在重視史料研究、“重寫文學史”的語境中，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逐漸成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學術生長點，許多重要的現代文學報刊都一一被整理研究并進行了個案考察，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但是，在這種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繁榮景象的背后也確實存在著研究對象過于集中所帶來的重復研究、熱門理論工具的借用所帶來的模式化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未能留意學科邊界因而對本學科相關論題深化的貢獻程度比較低等阻礙現代文學報刊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問題。這既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自省，因為其中的不少問題在筆者本人的研究實踐中也是存在的。研究界只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才能使相關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注釋：

[1] 陳平原：《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9日第17版。

[2] 宋劍華：《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期》，《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3] 孔范今主編：《二十世紀中文學史》（上），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頁。

[4] 邢鐵華：《中國現代文學之背影——論發端》，《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5] 范伯群：《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6] 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起點在何時？》，《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4期。

[7] 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頁。

[8] 如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雖然所處并非報刊業中心城市，但1950年代以來就非常注意現代文學報刊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1959-1960年編纂了《1937-1949年主要文學期刊目錄索引》、文革期間編印了《魯迅主編及參與指導編輯的雜志》、1988年又出版《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數十年來也有一批研究生以現代文學報刊為選題進行學位論文寫作，所有這些研究努力在事實上體現了出了一種“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學派傳承”。參見魏建：《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研究與學派傳承——以“山師學派”為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9] 劉增人：《現代文學期刊的景觀與研究歷史反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

[10]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下）（補編），臺北：里仁書局，1979年版，第1435頁。

[11] 劉增人：《文學期刊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2月21日第6版。

[12] 蔣成瑀：《現代雜文的先導——〈新青年〉的“隨感錄”》，《浙江學刊》1986年Z1期。

[13] 何琴麗：《“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隨感錄”欄目》，《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14] 李輝：《〈新青年〉“隨感錄”研究》，《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8期。

[15] 董文君：《從〈新青年〉“隨感錄”看現代雜文文體風格的生成》，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6] 羅蘭：《〈新青年〉“隨感錄”研究》，云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17] 任嘉堯：《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

[18] 張濤甫：《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江淮論壇》2004年第2期。

[19] 張雪潔：《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20] 張雪潔：《孫伏園主持下的〈晨報副刊〉編輯特色淺析》，《出版發行研究》2012年第2期。

[21] 趙雙閣、王和馨的《〈晨報副刊〉時期孫伏園的副刊編輯思想》，（《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16年第1期。

[22] 樊亞平、吳小美：《“‘晨副’，我的喇叭”——論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23] 辛石：《徐志摩主編時期的〈晨報副刊〉——“自由主義熱”中的冷思考》，《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2期。

[24] 李曉疆：《徐志摩與〈晨報副刊〉》，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25] 劉增人、劉泉、王今暉編著：《1872-1949文學期刊信息總匯》，青島：青島出版社，2015年版。

[26] 周仲謀：《論近年來的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20期。

[27] 劉增杰：《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綜合考察》，《河北學刊》2011年第6期。

[28] 郝慶軍：《報刊研究莫入誤區——反思兩個熱門話題：“公共領域”與“想象的共同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

[29] 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

[30] 李憲瑜：《“公眾論壇”與“自己的園地”：〈新青年〉雜志“通信”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

[31] 劉震：《〈新青年〉與“公共空間”——以〈新青年〉“通信”欄目為中心的考察》，《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32] 趙亞宏、郝福華：《同為公共話語空間的〈甲寅〉月刊與〈新青年〉研究》，《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11期。

[33] 金晶：《報紙副刊：公共空間與文學的自由言說性——試論〈申報·自由談〉的文學特色與價值》，浙江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34] 唐文穩：《論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對新文藝思想的傳播》，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35] 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對“公共領域”的熱衷程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新聞傳播學領域的一些年輕研究者甚至將之當作一種現成的“研究公式”隨意操演，快速生產出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比如2011年《新聞世界》的“媒介縱橫”欄目下幾乎每期都有以“公共領域”探討現代報刊的文章：2011年第3期有王從節的《〈大公報〉在公共領域的拓展對近代中國發展所做的貢獻》；2011年第5期的有陳小康的《淺談近代報刊公共領域的形成——以〈生活〉周刊“信箱”欄目為例》；2011年第6期有趙傳芳的《從〈大公報〉看民國傳媒公共領域構建》；2011年第7期有韋魏和楊靜的《〈生活〉周刊和報刊公共領域的雛形》、湯菁的《〈大公報·文藝〉的“公共領域”雛形》；2011年第8期有熊裕娟和陶許娟的《淺談〈新青年〉與其所建構的公共領域》以及陶許娟和熊裕娟的《〈申報〉與公共領域——以黎烈文時期的〈自由談〉為考察對象》；2011年第12期有張廣寧的《淺析〈大公報〉與公共論壇的建構》、廖欣的《我國近現代報刊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的建構——以新記〈大公報〉為例》……而且這些作者的單位均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36] 賀麥曉：《“現代中國文學場”國際研討會》，《世界漢學》1998年第1期。

[37] 賀麥曉：《布狄厄的文學社會學思想》，《讀書》1996年第11期。

[38] 王利濤：《從場域理論看民初通俗文學期刊——以〈小說大觀〉為例》，《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39] 薄景昕：《論〈新青年〉場域的構成》，《求是學刊》2009年第1期。

[40] 陳曄：《〈新青年〉在場域斗爭中的資本占位》，《名作欣賞》2011年第8期。

[41] 張娜：《東北淪陷時期〈青年文化〉雜志文學場域研究》，沈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42] 陳程、石崇：《重慶抗戰詩歌在期刊媒介場域中的版面爭奪》，《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43] 林尚平：《桂林〈野草〉文學場域下的左翼話語建構》，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44] 員怒華：《“四大副刊”與五四新文學》，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