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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說新語》之前，古代典籍的編纂方式大體不外分類式、分卷式和編年式三種。《世說新語》屬于分類式的演化。此前的分類式圖書往往根據(jù)內容需要，或以天文地理為序，或以人文社會為列，與人的精神世界尚無明確系統(tǒng)關聯(lián)，但其中已經(jīng)或多或少蘊含了與《世說新語》的分類方式有關的因素。其一是有些類目名稱已經(jīng)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為仁”“觀德”“實性”，班固《白虎通義》中的“諫諍”“情性”，王符《潛夫論》中的“忠貴”“浮侈”“慎微”“明忠”“德化”，應劭《風俗通義》中的“正失”“愆禮”“過譽”等都與人的道德和情操有關。其中“為仁”“觀德”“德化”等顯然與《世說新語》中的“德行”門有關，“浮侈”又為《世說》中“汰侈”所本，“正失”又與《世說》中“自新”“紕漏”相關聯(lián)。尤其是《呂氏春秋》中的“懷寵”與《世說》中的“寵禮”，“悔過”與“尤悔”，“驕恣”與“汰侈”，“當賞”與“賞譽”，“士容”與“容止”都十分近似，“直諫”更是直接為《世說》所用（據(jù)宋汪藻《世說新語敘錄》，原書三十八門本、三十九門本均有“直諫”一門）。其二是前代分類的典籍大多以二字為題。兩個單音節(jié)詞構成的雙音節(jié)詞，以主謂、動賓、偏正、并列、補充等搭配方式組合，簡練而又自由活潑地表達各種內容。這也是《世說新語》在分類形式方面的有利條件。這說明在分類書籍的發(fā)展過程中，人們的分類意識不僅愈來愈細致縝密，而且還逐漸向系統(tǒng)化的方向演進。如果說這些書籍對《世說》的體例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話，那么劉義慶等人對劉向《說苑》的體例就是自覺的模仿。

劉向《說苑》被列在子部儒家類，館臣稱：“其書皆錄遺聞軼事足為法戒之資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說苑》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其選材范圍為先秦時期可供后人借鑒的故事遺聞。這個范圍比起《春秋繁露》《白虎通義》諸書已經(jīng)相對集中一些了。在編例上，它采用故事和議論并重的方法。每個故事后面附以作者的議論，即作者認為人們應當從這個故事中得到的教益。這實際上是諸子著作以故事寓言作為闡發(fā)哲理的輔助手段的充分發(fā)揮。全書分為“君道”“臣術”“建本”“立節(jié)”“貴德”“復思”“理政”“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謀權”“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等二十類。從這種分類的方式和書中故事的成分看，劉向《說苑》與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間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這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全書均為遺聞軼事的故事構成，這與《世說新語》相通，但《說苑》在故事后又必附以議論，則為《世說新語》所無。這正是子書以議論為宗旨和小說家以講故事為目的的區(qū)別所在；其二，《說苑》所設立的門類有許多與《世說新語》相似而有關聯(lián)，如“貴德”與“德行”，“理政”與“政事”，“修文”與“文學”，“正諫”直接為《世說》所用。然而劉向的門類設定是出于儒家的道德教化需要，而劉義慶的門類設定則是為了表現(xiàn)魏晉人的精神世界。這正如近人向宗魯所言：“中壘之與臨川，一則推本經(jīng)術，一則祖尚玄虛，其旨異；一則辭多繁博，一則言歸簡要，其文異。所以得同名者，以其分門隸事，體制相類也。”（向宗魯《說苑疏證·敘例》，載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

所謂“同名”，一是指劉向曾有《世說》一書。《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其中《世說》一書已佚（王應麟《漢志考證》謂劉向《世說》云：“未詳。本傳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謂：“《世說》今佚。”），但這是《世說》書名的首次使用。二是指劉義慶《世說》又名《說苑》。該書雖未見著錄，但《初學記》卷十七引劉義慶《說苑》曹操酪器題字事見今本《世說新語·捷悟》，同書卷十九引劉義慶《說苑》鄭玄家奴皆讀書事見今本《世說新語·文學》。《逸寰宇記》卷一一八亦引劉義慶《說苑》羊祜領荊州事（清人王仁俊將諸書所引劉義慶《說苑》另輯入《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中。按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認為《逸寰宇記》所引劉義慶《說苑》文字原為劉孝標注，為宋人所刪。見該書第五章第二節(jié)）。此外，諸書所引劉義慶《世說》若干文字實出劉向《說苑》。故向宗魯云：“予謂《世說》即《說苑》，原注《說苑》二字，淺人加之。考《御覽》三十五引《世說》，不見義慶書而見《說苑·君道》篇。《書抄》百四十一引《世本》，其文與《世本》不類；‘《世本》’乃‘《世說》’之訛，今見《說苑·立節(jié)》篇。此所引皆中壘《世說》。《初學記》十七引劉義慶《說苑》，今見《世說·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劉義慶《說苑》，今見《世說·文學》篇。黎刊《太平寰宇記》一百十八引劉義慶《說苑》，今略見《世說·排調》篇。此所引皆臨川《說苑》也。是則臨川之《說苑》即《世說》，而中壘之《世說》即《說苑》審矣。”正是因為劉義慶《世說》與劉向《說苑》如此緊密的關系，所以后代許多人都認為劉義慶的體例來自劉向《說苑》，如蔡元培《新世說跋》：“昔漢魏之際，漸尚清談，逮晉宋而極盛。臨川王義慶乃仿劉子政《世說》之例，而作《新書》，務以標領新異已耳。”（易宗夔《新世說》，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本）

在前代書籍分類方法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劉義慶之前的部分文言筆記小說已經(jīng)開始使用以類相從的分類方法。在志人小說方面，有郭頒的《魏晉世語》（關于郭頒《魏晉世語》所采用的分類方法及對《世說新語》的影響，參見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第二章第二節(jié)《兩晉志人小說》，以及寧稼雨《六朝筆記小說拾遺》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輯）；在志怪小說方面，則有干寶的《搜神記》和荀氏的《靈鬼志》（據(jù)李劍國先生考證，原本《搜神記》和荀氏《靈鬼志》都是分類的。《搜神記》已考知的門類有“感應”“神化”“變化”“妖怪”等，《靈鬼志》已考知的門類僅有“謠征”。參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五章《魏晉志怪小說》，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從這些書現(xiàn)知的門類名稱來看，他們設立類目的初衷與劉義慶還是有所不同。《魏晉世語》已知的類目只有“名臣”，可以推測，郭頒設定類目是出于魏晉之世社會各階層人物事跡的考慮。與“名臣”比肩的，似乎應當是“明君”“儒士”之類的類目。《搜神記》已知的類目有“感應”“神化”“變化”“妖怪”等，干寶是按照神怪的種類來設定類目的，而《靈鬼志》已考知的門類僅有“謠征”，其初衷當為靈鬼故事的種類。這與劉義慶等從人的精神世界出發(fā)來設定《世說新語》的門類是迥然不同的。

（作者：寧稼雨，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