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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龍谷大學藏14世紀《英房史記抄》所錄《垓下歌》（右數第4行起）。

《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共三千多年的歷史，是我們考察先秦秦漢歷史的重要依據。從傳本面貌看，現存的《史記》主要以刻本為主，北宋以前的古寫本存世有限，目前調查所知大概有二十多件，其中漢簡寫本一件、敦煌寫本五件、日本古寫本十余件，另有古代日本學者注解《史記》的傳抄本數件。此外，其他文獻如《玉篇》《群書治要》古寫本中還有一些征引《史記》的文字也彌足珍貴。這些斷簡殘篇散藏于海內外多家公私機構，由于其所承底本較早，保留了不少刻本中佚失的文獻信息，因此其學術價值不容忽視，以下約舉五端，略作闡發。

第一，古寫本《史記》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

例如，“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首《垓下歌》出自《史記·項羽本紀》，慷慨悲壯，大家耳熟能詳。然而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英房史記抄》所載《垓下歌》卻是五句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威勢廢，威勢廢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與我們熟知的版本有異。日本學者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已經注意到了這處異文，并且指出《英房史記抄》之后的其他版本亦有引作如是五句。《英房史記抄》是日本南北朝時期藤原英房所著，約成書于正平三年（1347），是現存最早日本學者用漢文注解《史記》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前賢舊說，五句版本的《垓下歌》文從字順，想必也有所承，并非作者杜撰。時至今日，這處異文并未引起學界關注，值得彰布。

又如，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記·高祖本紀》：“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校勘記：“‘足’字疑衍。按：《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無‘足’字。《說文·水部》：‘洗，灑足也。’”參考《說文》，“洗”字本來就是洗腳義，洗滌義的“洗”，漢代時多寫作“灑”，因此《漢書》“使兩女子洗”可能存古，但是《史記》北宋以來刻本皆有“足”字，讓人難以遽斷《史記》為誤，而日本宮內廳藏寫卷正無“足”字，可為修訂本“校勘記”提供新證。

第二，古寫本《史記》具有文獻輯佚價值。

《史記》歷經兩千多年傳承至今，相關研究著作汗牛充棟，最具代表性的是裴骃《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史稱“《史記》三家注”。南宋時期已經出現三家注合刊的版本，合刊過程中，刊刻者要對重復的文字進行加工潤色，反而造成了“三家注”散佚。學界通常認為張守節《史記正義》在合刊過程中刪損最多，裴骃《史記集解》最為完整，因此關于《史記》古注的輯佚工作，《史記正義》備受關注，《史記集解》無人問津。我們通過考察《史記》古寫本，發現《史記集解》也有佚文可以發掘。比如：日本宮內廳藏《高祖本紀》寫卷“袁生說漢王曰”后，有《集解》：“文穎曰：袁，姓；生，諸生也。”傳世本《史記》皆無。

第三，古寫本《史記》可供考察漢字的使用演變規律。

古寫本《史記》中保留了大量我國中古時期的寫本俗字。值得一提的是，通過比較《史記》各種版本發現：古寫本皆用數目字合文“廿”“卅”“卌”，而北宋以后刻本悉作“二十”“三十”“四十”，這一現象并非《史記》獨有，《左傳》等其他文獻也是如此。根據《舊唐書》《冊府元龜》等記載，唐玄宗初年曾有改合文“廿”“卅”“卌”為“二十”“三十”“四十”的詔令，可能在此基礎上，到了北宋，隨著文字使用新標準的確立與雕版印刷術的應用，這種新的用字習慣得到了全面推廣與實現。這一唐宋之際的變化，對于文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可以建立文獻底本時代的參照坐標，高效提取文本年代信息，助益古文獻的斷代與辨偽。

第四，古寫本《史記》有助于重新反思同源歷史文獻之間的文本關系。

例如，《史記·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此處“厭”字，《漢書》《論衡》等書皆作“厭當”，日藏古寫本亦有“當”字。“厭當”一詞，見于漢代文獻，此處傳世本《史記》無“當”字，恐為后世傳寫脫去。這類異文不止一處，在古寫本《史記》中大量出現，其價值不止于文本校勘，還可以啟發思考《史記》《漢書》《論衡》三者的史源關系。在沒有見到古寫本異文“當”字之前，從《史記》《漢書》對比看，一般會認為可能因史源不同，造成了兩種文本面貌，而《論衡》和《漢書》材料來源一致；當出現了古寫本的異文后，這種認識被改寫了，就這段文字而言，實際上可能《史記》《漢書》《論衡》同出一源，只是因為后世傳寫異變，造成了文本分歧。這一現象，值得讓人反思那些文本近似的歷史文獻之間的史源關系以及文本的先后次第。過去的“班馬異同”研究，有一個前提：即《史記》文本在前，《漢書》文本在后，班馬異同之處，皆當是《漢書》改易《史記》。然而通過古寫本提供的異文，說明傳世本《史記》也有后世傳抄改易的可能，“班馬異同”研究的前提恐怕應當檢討。

第五，古寫本《史記》可供考察古書形制演變。

日本宮內廳藏有一卷《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古寫本，正面是帶有《史記》正文的裴骃《史記集解》，背面對應位置分別抄有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而且對應關系極為嚴格，比如有一處紙背的《史記索隱》抄錯了位置，抄寫者用朱筆圈掉，作出更正，重新寫到與正面《集解》正確對應的位置。這一現象不是偶然的，我國六朝隋唐時期曾流行有“隱義”“音隱”等書籍形制，即將古代經典的音義注解等內容，抄在對應的紙背位置，但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后，古籍的裝幀發生了巨變，尤其是線裝古書，每頁紙背已經無處落墨，那么這種書籍形制在我國就徹底消失了，除了零星的出土文獻，至今也沒有其他可供佐證的實物。古寫本《范雎蔡澤列傳》紙背類似“隱義”“音隱”的特征，或許就是我國古老書籍形制的延續與變體，是鄰邦日本對我國古代文化繼承與發展的寫照，對于我們認識已經消失的古書形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蘇芃，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古寫本〈史記〉〈漢書〉殘卷的蒐輯、校證與研究》負責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