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新時代以來，文壇上以農村改革為題材的鄉土文學作品日益增多，書寫農民脫貧致富、農村舊貌換新顏，講述富有時代特色的鄉村故事，開始成為部分當代作家的共識。盡管包括鄉村變革在內的中國變革尚在歷史進程中，新時代鄉土文學的發展圖譜亦處于初步建構階段，其總體特征和審美屬性還有待深入觀察，但這些作品的出現仍具有重要意義：它們是對當下中國鄉村生活巨變的有力表現和回響，是對新農村進行道德重建和文化空間重構的忠實記錄，能夠為農村題材寫作提供新的、有價值的藝術經驗。

在鄉土文學誕生之初，魯迅小說中“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歸鄉模式，已經呈現出“回不去”的故鄉之雛形。此后，“回不去的故鄉”逐漸成為百年鄉土文學的重要議題。新世紀以來，以梁鴻的“梁莊”系列作品和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為代表的非虛構寫作更是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展現了傳統鄉村世界的系統性衰敗。新時代鄉土文學正是從這里出發，書寫時代轉折之下的新農村故事，探討“回得去的故鄉”何以可能這一核心命題。

一、從離土到入鄉：農村新人的逆向流動

傳統鄉土中國的社會生活富于“地方性”[1]，“終老是鄉”是大部分人的生存常態。然而，隨著快速城市化所產生的虹吸效應，大批農村青年通過務工、求學、經商等途徑離開故土，傳統鄉村逐漸呈現出“空心化”狀態，“離鄉”書寫及由此產生的“鄉愁”書寫成為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近年來，隨著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返鄉入鄉”成為農村青年的新潮流。新時代的鄉土文學敏銳地把握了這一變化，開始將農村青年的逆城市化流動作為書寫對象，并以此為基礎塑造了新一代的農村新人形象，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意識。

總體而言，新時代文學書寫中的農村新人形象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返鄉創業、助力鄉村振興的“城歸”青年，二是返鄉參與鄉村治理的農村大學生。關仁山在《金谷銀山》中著力塑造的范少山這一人物，以及張者筆下齊心合力“拯救故鄉趙家莊”[2]的趙建斗、趙建橋、趙建明、趙建光和趙建心等都是“城歸”青年的典型代表。他們在事業有成后不忘反哺家鄉，最終成為整合鄉村產業在地化資源、引導鄉村空間多樣化重構的重要力量。以范少山為例，這位來自燕山白羊峪的青年農民本已在北京賣菜致富，卻始終心系家鄉，春節回村時偶遇空巢老人德安自殺，更激起了他拯救白羊峪的愿望。隨后他毅然回鄉，尋谷種、挖隧道、培育無農藥蘋果、建設谷物種植基地，最終帶領鄉親們走上了一條綠色發展、脫貧致富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范少山最愛讀的書是《創業史》，他一直將梁生寶視為精神領袖，并立志“做一個像梁生寶那樣的農村帶頭人”[3]—可見，盡管梁生寶和他所踐行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已經成為歷史，但范少山們仍在踐行他的人生，并逐步成長為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新時代的農民英雄”[4]。

如果說已經頗具社會資本的“城歸”青年為鄉村帶來的是經濟活力，那么，返鄉大學生則憑借其所持有的科學的發展理念和活躍的戰略思維充分參與到鄉村的基層治理和行政決策工作中，為新農村建設貢獻了思想的力量。在張者近作《趙家莊》中，大學生村官趙銀河秉持綠色發展理念，在城歸青年的幫助下治理污水，并結合家鄉實際設計了“美麗鄉村綠色田園綜合體”的發展規劃，使“回不去的故鄉”獲得了新生。傅澤剛新作《大地因此有了新意境》同樣塑造了大學生村干部麻小坡這一人物形象，他為家鄉制定的發展方略是“退耕還林、綠化荒山”[5]——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基礎的發展規劃，為鄉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城歸青年和大學生村干部原本就與鄉土世界血脈相連，他們的逆向流動不僅意味著城市與鄉村空間的聯通、交疊，更意味著鄉土世界的新變需要從根本上借助自身內部的力量。由是觀之，農村新人的逆向流動便具有了明確的象征意義，新農村建設的在地性由此得以彰顯。

二、從缺席到在場：邊緣群體的話語表達

前文已經提及，《金谷銀山》中的老德安自殺是促使“農民英雄”范少山回鄉的重要事件。事實上，小說還提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老德安是個睜眼瞎，不識字，當然也就沒留下遺書；老德安沒有左鄰右舍，平常里，跟村里人也很少走動，人們也就沒法子知道他自殺的原因。”[6]換言之，老德安至死仍處于“失聲”狀態，而這恰恰是鄉土世界中邊緣群體的共同困境。正如黃燈所言：“天聾地啞的悲劇，若不能用文字呈現，最后只會被生活的泡沫沖刷得無聲無息。我知道，這不是個案，而是一個沉默群體的共同境遇。”[7]新時代鄉土文學則試圖打破這種沉默，通過書寫邊緣群體的命運、彰顯其主體意識，展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

季棟梁的《上莊記》、江覺遲的《雪蓮花》、劉云霞的《石頭溝》和柏祥偉的《親愛的小孩》等作品都較為集中地關注了鄉村留守兒童上學難的問題。以《上莊記》為例，小說以扶貧干部的視角書寫西北大山深處上莊村的孩子們在求學過程中所面臨的重重困難：物質匱乏自不必提，學校根本沒有教師，只能靠扶貧單位的下派人員臨時支持，并且需要一個人教幾個年級的所有科目；受“撤點并校”政策影響，高年級學生需要每天步行十幾里去附近的村鎮上學，教學質量卻同樣無法保證；學習好的孩子（如馬鵬程和馬萬里）想要轉入縣市級學校，既需要動用人脈關系，又需要經濟支持，普通山村家庭根本負擔不起；考不上大學的孩子選擇外出打工，意味著代際貧困的延續；考上大學的孩子（如楊家泰和吳良）始終面臨如影隨形的制度性歧視，時時可能陷入懷疑自我、迷失自我甚至否定自我的境地……

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并沒有以同情的眼光轉述這些孩子的遭遇，而是給予了他們平等的發聲機會。小說中考上大學卻試圖退學的吳良講述自己的心理動機稱：“讀到大學畢業，我肯定是不能回到上莊來成家立業。就是我想回來，我爹我娘也不愿意，他們不甘心。可要在城里安家談何容易，一套房子憑我得多少年？他們能不管？所以我讀到大學畢業，不但不能終結他們的苦難，反而延伸了他們的苦難，讓他們不堪重負。不讀大學一切就簡單了，我就還是個農村娃，咋活也沒人說啥，大不了罵我個沒出息的貨。”[8]如此無望的自我剖析，既折射出人性的深度，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我的覺醒和主動的反叛呢？

與之相類，《上莊記》《金谷銀山》《戰國紅》《野望》等作品還無一例外地對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境況給予了相當的關注。盡管“出場”并不一定就代表“在場”，但新時代鄉土文學中對邊緣群體自我表達的書寫仍不失為一個令人欣喜的進步，既呈現出新時代文學對農村教育缺失和家庭裂變所帶來的現實性問題的焦慮，也展現了新時代作家為底層發聲的勇氣和擔當。

三、從背景到前景：鄉村風景的別樣書寫

風景書寫一直是鄉土文學的重要構成，文學史上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作家曾憑借啟蒙理性的批判目光“發現”了鄉村，以廢名和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又以詩意的呈現取代了文化批判，建構了鄉村風景的另一重書寫維度。然而，在“被發現”、“被審視”或“被詩化”的過程中，鄉村風景始終是現代作家剖析社會與人性，表達個人情感的中介，是一種背景式的存在。與之相較，新時代的鄉土文學顯然更加注重鄉村風景的獨立價值，并有意識地將之作為重塑鄉土文化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示出堅定的文化自信。

生態自然觀是新時代自然風景書寫的核心理念，徐剛的《自然筆記》、沈念的《大湖消息》、彭學明的《馬王溪光景》、郭保林的《那片年輕的土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這類作品往往采用紀實的手法，將地理環境、自然生態、風土人情、生存狀態等糅合起來，揭示人與自然休戚與共的內在關聯，從而實現對生命本體存在的深度認知。在非虛構作品《大湖消息》中，麋鹿、候鳥、江豚、歐美楊林等動植物與人和土地的命運緊密相連，正如沈念所言：“鳥不只是屬于天空，魚不只是屬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屬于洲灘，人不只是屬于大地，它們所組成的生命有機系統，任何一個環節的塌陷和破壞，都可能導致系統的紊亂。”[9]當人與自然以平等的姿態隸屬于一個共同體，自然風景本身的重要性便得以凸顯。

與自然風景相關聯，文化風景也是構建鄉愁記憶的重要符號。“如果將鄉村視作為一個前現代的生活聚集體，則這一聚集體與現代以城市為主體的聚集體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在農耕文明之下形成的風俗人情，以及與之相關的倫理社會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下一個斷言：無風俗，不鄉土。”[10]總體而言，民風民俗、方言土語、歷史掌故甚至飲食習慣等都可納入文化風景的考察范疇。而新時代鄉土文學的重點顯然不是對民俗文化背后潛藏的民族根性進行冷峻的反思，也不是通過田園牧歌式的文學想象對鄉土文化傳統作挽歌式的追懷，而是在日常化書寫中展現新舊時代交織下文化風景的變異與揚棄，從而為文化風景的長久留存提供思路。付秀瑩有關“芳村”的兩部長篇《陌上》和《野望》或可為文化風景的日常化提供注腳：同樣是描摹“芳村”的文化風景，《陌上》的相關書寫集中于“楔子”部分，以風俗畫的形式展現芳村的歷史傳說、族群構成、街道布局、節氣與民俗等等；《野望》的手法則更加純熟，整體以二十四節氣建構全書，人物故事、自然風景與文化風景彼此交融，風俗、民情和歷史都以觸手可及的方式滲透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成為一道活動的風景。這也提示我們，文化風景本源于日常生活，也只有以日常生活中的人為載體才能彰顯其生命力。

在新時代的文學書寫中，生態化的自然與常態化的民俗共同構筑起與生命相關聯的鄉土記憶，新時代的鄉村風景已經初見雛形。隨著農村新人的不斷涌現，邊緣群體的發聲途徑日漸增多，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時代的鄉村風景將是更為美好的存在，故鄉也終將成為可以“回得去”的地方。當然，新時代的鄉村仍在發生巨變，簡單化、概念化的寫作模式顯然并不符合當下鄉村故事的實際，如何重建自身的話語系統，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處書寫鄉村，是新時代鄉土文學應該持續思考的重要命題。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頁。

[2]張者：《趙家莊》，《人民文學》2022年第3期。

[3]關仁山：《金谷銀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424頁。

[4]孟繁華：《小說現場：新世紀長篇小說編年》，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56頁。

[5]傅澤剛：《大地因此有了新意境》，《人民文學》2022年第4期。

[6]關仁山：《金谷銀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7]黃燈：《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臺海出版社，2017年，第3頁。

[8]季棟梁：《上莊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10頁。

[9]白潔：《沈念：寫作者都承擔著保護自然的責任》，《山西晚報》2022年8月5日。

[10]楊慶祥：《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