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談及自己的創作時，“時代“總是成為羅偉章的關鍵詞。在寫作中，他試圖以個人經驗抵達時代精神的本質，以個體命運反映時代洪流，努力逼近時代的，深邃和真實“。關于《誰在敲門》，他更是直言：“《誰在敲門》寫的是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下的人和時代下的情緒。“目前，研究者們普遍認為《誰在敲門》通過家族敘事完成了對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解體“的時代敘述。這樣的分析顯然基于一種現代化理論，然而，無論是從中國鄉村的現實還是從文本來看，《誰在敲門》所描寫的都不是鄉村的“解體”，而是后鄉土社會——與現代化并行的，一種新常態的鄉村圖景，也即在后鄉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鄉村在空間、政治秩序以及基本形態上出現的新變。這種直面當下現實的寫作姿態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中國當代鄉土小說的創作困境，也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新思路。

01.

發現“鎮“：

后鄉土社會新空間

“空間既是故事的主人公置身其間發展演繹其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是作者想象與思考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如果我們將羅偉章2007年出版的《饑餓百年》與現在的《誰在敲門》進行對比，最為明顯的變化便是小說的敘事空間。《饑餓百年》的故事主要在何家坡展開，盡管主人公何大偶爾流浪到東巴場、清溪場，也都是短時間的虛晃一槍。而到了《誰在敲門》，隨著農民的遷移現象成為后鄉土社會的新常態，回龍鎮成為小說中大部分故事展開的舞臺。這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變化，更是基于當下中國鄉村新常態的鄉土文學敘事空間的新變。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鄉鎮敘事或者說小鎮敘事并不少見。魯迅、王魯彥等作家都曾以家鄉為原型構建出一個個愚昧閉塞的小鎮空間。而另一些作家如廢名、師陀、沈從文等，則以詩情畫意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個田園牧歌式的理想家園。總體而言，這些鄉鎮敘事中的“鎮”與“村”處于同一維度，只是承載鄉村社會的容器，最終所指向的仍然是傳統鄉村。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余華等作家轉而關注不同于城市和鄉村的“混雜“、“敞開”的“中間地帶”，展開了對鄉鎮或城鄉接合部的書寫。他們將鄉鎮作為城市與鄉村的中間點去展現，并塑造了屬于小鎮的獨特風物。而羅偉章也繼承了這種思路，關注“鎮”不同于鄉村與城市的特征。但不同之處在于，他立足于后鄉土社會中農民生活的地理空間遷移的新變化，發現“鎮”事實上已經成為新的鄉村社會空間。這主要體現在地理意義和文化意義上。

“鎮”在地理意義上成為后鄉土社會新空間。在后鄉土社會“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農民的向外流動成為鄉村新常態。而“流動的鄉村”不僅指鄉村與大城市之間的流動，更有鄉村與鎮之間的人員流動。在回龍鎮，村里的農民向鎮遷徙成為尋常現象。在村民心中，“鎮”是比村更高一級的存在，在鎮上有房成為身份的象征。凡是家里有錢的，都離開農村老家而在鎮上買了房。如果說年長的人還因做農活的需要而偶爾回鄉下居住，那么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則很少回鄉下，短暫回鄉時也只在鎮上歇腳。此外，在鎮上買房也成為鄉村年輕人結婚的硬性要求。二哥的兒子洪泉同碧樺結婚時，碧樺的父母要求洪泉在鎮上買房。二姐也很早就給兩個兒子在鎮上買了房，“這也是現在的行情，當父母的，不在鎮上給兒子買房，兒子就只能如梧桐葉落，從頭到腳地打光棍”（第83頁）。于是，鎮上的人口“日日漸長”，而原本的居住地老家農村則成為“空心村”，“眼見的活物，除三兩只茫然的狗、寂靜的雞，就是變得更老的老人”（第596頁），“殺個豬，都沒人幫忙按，死個人，都出不了陽宅，弄不到墳地”（第143頁）。可以說，村民們的主要生活空間已經由鄉里變成了回龍鎮。從這個意義上說，“鎮”成為鄉村故事發生的新舞臺。

“鎮”是區別于鄉村和城市的獨特文化空間。盡管鎮成為村民們活動的新空間，但目前的鄉村并沒有完全“空心化，。在需要種莊稼的時候，搬到鎮上的村民也會回村居住一段時日，還有些人盡管在鎮上買了房，常住的卻仍是鄉下。更重要的是，作為外界與鄉村的溝通連接點，回龍鎮缺少獨立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保持活力完全靠“外出務工者輸血”（第596頁），當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處境艱難時，“鎮子就腿軟筋麻，目倦神疲” （第596頁）。因此，鄉村并沒有完全被鎮取代，而仍然是與鎮并列存在的空間。那么，問題就來到羅偉章處理這兩個空間的方式。在羅偉章的敘述邏輯中，鄉村是傳統事件的發生空間，而回龍鎮則是新事物的發生空間。在鄉村空間中，羅偉章書寫的是傳統文化的傳承及其因人口缺乏而面臨的斷裂。在父親的葬禮部分，羅偉章詳細描寫下葬前以及下葬的種種細節：給死人抹汗，陰陽先生念經，孝子繞棺，禮生寫客祭文，喪舞隊、獅子隊、哭喪隊，甚至連客祭文的具體內容都一一記錄。這不僅是對父親許成祥葬禮的記錄，更是為逝去的鄉村傳統所作的挽歌。“我”的朋友——在文化館工作的獨辮子則經常深人位于深山高嶺的村莊尋訪和發掘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原生態的鄉村中，他記錄了端公的太平鑼、百里峽的癖草鑼等。這些珍貴的傳統鄉村文化正因無人繼承而面臨幾近失傳的窘境。而在回龍鎮這個鄉土文化新空間中，羅偉章更多書寫的則是外來文化與本土鄉村文化碰撞發生的異變。在回龍鎮，有從外地傳來的結婚風俗，新郎新娘結婚時要經歷“鬧婚”;有穿女裝、戴耳環的外地男游客，“引來滿街人攆著看稀奇”（第25頁）;充斥著賭博等三教九流的娛樂。這種傳統鄉村空間與異變的回龍鎮鄉土文化新空間構成了對比，使得回龍鎮與鄉村區別開來，成為一個具有獨特質地的鄉土文化新空間。

在早年關注“農民工進城”、書寫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以后，羅偉章將目光放回本源—那些并未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才是構成當前中國鄉土社會的主體。而立足于人口大流動的鄉村現實，他發現并塑造了回龍鎮這個具有獨特地理與文化意義的鄉村社會新空間。這意味著在城市空間及荒野空間之外，“鎮”成為當代鄉土文學的敘事新空間。

經濟能人崛起：

后鄉土社會新秩序

《誰在敲門》以在城市工作的兒子“我”許春明回鄉為視角，以父親慶生、生病、葬禮等事件為軸線，描寫了一個鄉村大家庭的發展變化，表現出明顯的家族敘事特征，更旁逸出許多人物故事，有研究者因此稱其為“鄉土社會的‘清明上河圖’”。而在其家族敘事的脈絡中，大姐和大姐夫一家事實上是敘事的重心，大姐夫由在家中和鎮里擁有“絕對統治權”，到逐漸失勢和最后人獄，是小說的一條暗線。一方面，大姐家是回龍鎮故事發生的核心地點。無論是“我”回到故鄉歇腳，還是父親慶生、燕子與達友分分合合等，均發生在大姐家中。另一方面，大姐夫是整個家族的精神核心，也是李家巖的精神核心。在家族大小事務上，許家人以大姐夫為決策中心。而在李家巖甚至整個回龍鎮，作為村支書的大姐夫也是“響角兒”（第39頁）。大姐夫的失敗不僅是政治上的失勢，更反映了后鄉土社會鄉村秩序運行的新常態。

大姐夫李光文的出現本身便是后鄉土社會“村官政治”的產物。在傳統鄉土社會，國家權力是通過“士紳階層，實現的，即由原地主、宗族領袖、儒生或者集三種身份于一體的士紳掌控。新中國成立以后，歷次政治運動形成了“以階級身份為基礎的社會分層”，鄉村權力通常由黨員、干部或優秀的貧下中農掌握。改革開放以后，鄉政村治體制取代人民公社體制，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行使得鄉村社會獲得相應的自治權。此時，鄉村政治進人新的運行狀態：有名望、有地位的鄉村精英仍然在鄉村權力場域中占據一席之地，而自覺參與村莊事務的政治能人及在市場經濟中脫穎而出的經濟能人則是加人“村莊精英，的新成員。大姐夫李光文正是當下中國鄉村中的政治能人。與《饑餓百年》中掌控何家坡秩序的大地主何華強相比，李光文既沒有財富，也不是宗族領袖，他能在李家巖掌握權力，靠的是在村莊政治事務的參與中獲得了村民的信任。在整個回龍鎮還沒通鄉村公路時，他便到處奔走、籌措資金為李家巖修路，不僅不要村民一分錢，更在占地賠償時盡力為村民“掙好處”（第40頁）。在楊侯山大火時，他沖在救火最前線，在自己被燒傷的情況下仍然忙著安頓受災戶，為他們找住處、籌米糧。他在參與村莊事務上表現出來的為村民爭取利益的形象，使得他成功由一個窮小子當選為村支書，并獲得了李家巖全體村民的擁護，“不管他做啥，村民都沒二話”（第249頁）。成為村支書后，他在村民中逐漸樹立的威信也“不是搖旗兒搖出來的”（第39頁），而是在靈活的政治手腕和強大的個人魅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方面，他在政治上長袖善舞，手段靈活。在清溪河翻船事件中，他對遇難者家屬恩威并施，以大筆補償費將三個遇難者以失蹤者身份留在河底，保住了回龍鎮馮書記的烏紗帽，使得本對他并不服氣的馮書記從此與他成為“死死的朋友”（第41頁）：在處理村民鄢敏與李保順偷情之事時，他頭腦冷靜，采用不同話術安撫眾人，成功阻止了三方人馬鬧事：他善于利用無賴游民灰狗兒，不僅以煙酒吃喝收買這個不穩定分子，更在某些時刻利用他的無賴手段，如吐口水、擋路攔車、尋人罵架等達成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繼續為村民爭取利益，全心全意為村民辦實事。當外出打工的李家巖村民遇到困難向他求助時，他從不推脫，甚至為到外地幫村民討公道而特意定制一套西裝，其結果“沒一次不讓村民滿意”（第479頁）。此外，他還擁有強大的個人魅力。在天然氣公司高經理的車被灰狗兒攔住要錢時，他面對趾高氣揚的高經理引經據典、發表演說，其氣勢不僅震懾了高經理，更令司機楊津“崇拜得五體投地”（第105頁）。

而如此長袖善舞、游刃有余的大姐夫在小說的后半部逐漸走向失敗的命運，則反映了后鄉土社會政治秩序運行的新常態。表面看來，大姐夫在政治上的失勢源于他在更高的權力層面上沒有依靠，直接原因則是韓鎮長設下的圈套。盡管他與大部分干部都交情甚篤，但在村民們心中頗有威信的他在鄉鎮公共管理者們看來卻是一個“土皇帝”。而有些上級對他不合常規的重視也為他招來旁人的嫉妒，韓鎮長便因此記恨他，最終設下圈套，以“黑社會”的罪名將他關進獄中。但大姐夫在政治上的失勢，是否僅僅源于韓鎮長的嫉妒與圈套?事實上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大姐夫作為村支書最大的失敗，是已經失去村民的信任。正如前文所言，大姐夫在任時最倚仗的是村民們的信任與擁戴。唯有如此，才能使馮書記在試圖把他這個村支書換掉時遭遇失敗，連選五次，除了他，所有的候選人加在一起“也沒湊全一個‘正’字”（第40頁）。他的這種政治資本本身便隱藏著危機。作為21世紀的鄉民，大姐夫李光文并非白嘉軒式鄉村傳統道德秩序的守衛者“也不是梁生寶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領頭人“更不是當代鄉村敘事中堅守個人道德操守的新鄉賢。他并不是道德楷模“盡管他盡力在處理村莊事務上做到大公無私“但他仍然有許多人性的陰暗面。當錢文無法還錢時“他動用黑社會的特殊關系“對錢文嚴刑拷打、暴力威脅“而這也成為他最終人獄的罪名。他在村中收了十多個“干兒干女”（第45頁），盡管大部分是大姐無私幫助的留守兒童，但他的“干兒干女”們仍因此而得了裙帶關系的好處，如多年來受鄰居欺負的村民廣里拜了干爹干娘之后，“吃穿用度手都寬了，在村里說話，都高聲大氣，走路都邁八字腳”（第647頁）。這些暗雷隨著他沒能夠引領村民獲得經濟回報而全面爆發。在李家巖的扶貧行動中“扶貧干部給貧困戶送米糧、油、肉和現金“甚至要給貧困戶修房子，引起非貧困戶憤懣不平。為了安撫非貧困戶，大姐夫照常發表了激情演說，但在涉及經濟利益分配的問題上第一次沒能成功說服眾人。而隔壁村燕兒坡的第一書記華運翔依靠自己拉來的投資讓燕兒坡村民做上了百元一天的活“更是第一次讓李光文收獲了負面評價：“原以為李光文最能干“不僅燕兒坡“好幾個村都說要用八抬大轎“把李光文抬去當書記“而今不那樣想了。（第603頁）“抓他那天，聽說不少村民竟然歡喜得放了鞭炮”（第661頁）在后鄉土社會中，“隨著農村社會的進一步分化，經濟精英遲早會替代由邊緣地位所構建起明確自我意識從而較一般村民更積極參政者的精英地位”。可以說“能人大姐夫的黯然退場，事實上反映了后鄉土社會鄉村政治秩序由政治能人治理到經濟能人治理發生的變化。

熟人社會變遷：

后鄉土社會新形態

熟人社會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結構特征與基本形態“在這種相互熟知的社會關系中“鄉村居民基于血緣與地緣產生高度關聯的社會習俗“如禮尚往來等。到了后鄉土社會“因村落共同體的整體性特征延續“社會學家認為熟悉關系仍然是鄉村社會的特質“但與傳統鄉土社會相比“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后鄉土社會的熟悉關系也在發生變遷，走向如“半熟人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弱熟人社會“等新的形態。在《誰在敲門》中，羅偉章構建的鄉村社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熟人社會，而這種形態逐漸走向瓦解，反映了后鄉土社會基本形態正在發生改變的新常態。

在小說中，羅偉章對鄉村的熟悉關系有著自己的觀察，認為這種基于熟悉關系產生的”人情“與”面子“是對人的束縛。回龍鎮盛行擺酒席之風“為了收禮“甚至舊歷生日、新歷生日都擺酒席。這形成了”背不動“的”人情山“（第10頁），有些熟人多的人甚至一天要赴十余場酒席，“不去就是沒人情”，吃得唉聲嘆氣“喊爹叫娘“活生生把一個家吃窮”。（第10頁）而在這個熟人社會中，人們更有“好面子”的習慣：“肚里沒肉，也撐著把肉往臉上貼，那些外出務工的，苦打苦熬，分明沒掙幾個，逢年過節，能買到火車票也不買，而是坐飛機回來，或者東拼西湊買輛車，天遠地遠開回來。”（第73頁）在碧樺的父母臨結婚前一晚提出額外附加條件時，二哥不僅為自己花的錢生氣，更怕在熟人面前丟臉：.各路親友，八方賓客，都知會過的，只等天明，人家就遠遠近近地來鎮上坐席，來了卻冷目瞅眼，他那臉往哪里擱?”（第135頁）

但羅偉章不僅僅停留于批判式觀察，這種熟悉關系事實上構成了全書的矛盾沖突。首先，對熟人社會的構建從小說的題目便開始了：“鄉鎮是個熟人社會，家家有道門，就是供熟人敲的。”（第31頁）因此，“誰在敲門“，顯然就是對鄉村熟人網絡的濃縮式精確描繪，因為來敲門的只會也只能是熟人，這便是鄉村的熟人社會網絡。更為重要的是，熟人社會的構建是整部小說的發展線索，小說開始于兄弟的敲門，而大姐的自殺則將熟人社會的構建推上了最高潮。在小說中，羅偉章以兄弟敲門作為開頭，定下了“敲門”的基調：無論是在老家，還是在鎮上，常遇黎明時分有人敲門，甚至半夜三更也敲（第31頁）。而大姐最終的自殺也緣于此。因大姐夫是村支書，又住在鎮上，大姐家的門響得很勤。來趕早場賣山貨的燕兒坡、李家巖村民，不僅敲開她家的門等早場，甚至把買來的或者賣不掉的東西存放在她家中。而在許多村民都搬到鎮上住之后，盡管存放東西的少了，但來敲門的熟人仍然很多。這常常令大姐心煩，卻是她在鄉村的人際關系網絡中被信任與被接納的表征。因為她是一個十分重視面子的人，她認為“人活一張臉”，“臉沒了，不如一根繩子搭在屋梁上”。（第164頁）在她眼中，臉面比吃飯穿衣更重要，“要是大姐夫撤了職，幾十年的老臉就丟盡了”（第479頁）。然而在丈夫因罪人獄后，原本“天經地義“（第581頁）要掛在她門上的紅燈籠被取掉，此時不僅不會有熟悉的村民來敲門，更不會有所謂的“外地游客“來敲門。這對重視面子的她來說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使得她最終選擇自殺。

然而，這種基于傳統鄉土社會的熟悉關系也并非一成不變。在羅偉章看來，熟人社會是鄉鎮區別于城市的標志：“到某一天，熟人社會徹底瓦解，中國就能像小崔說的那樣，進人世界城市或世界都市的社會了。”（第634頁）盡管如今“還沒到那一步”（第634頁），但后鄉土社會處在城鎮化進程中，作為傳統鄉土社會的基本形態的熟悉關系也必然逐漸改變，小說中的“紅燈籠行動”便標志著對這種以熟人關系為基礎的鄉村形態改變的開始。在以熟人關系為基礎的鄉村社會，人與人知根知底，“相互能達成默契”，“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賢愚不肖，哪有不知道的，何況同在一架山里，有了香臭，山風吹不來，山水也流來了”（第70頁）。而在張書記的計劃中，原本封閉的鄉村必將隨著“全域旅游”的規劃而向外敞開大門，迎接外來游客。此時，依靠知根知底、熟悉環境的熟人網絡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化的評判標準：門口是否有紅燈籠。而紅燈籠丟失事件導致的鎮上裝監控，更是對熟人社會的進一步瓦解：“你無法想象在監控里看到自己的熟人，邊走路邊挖鼻孔，倚在墻角撒尿，或者內褲沒穿舒服，走幾步就伸到下面去扯一下。”（第634頁）.紅燈籠行動“以傳統道德作為準則，在張書記“清正民風”的計劃中，全縣人民將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第569頁）這傳統八德作為自己的言行準則，唯有八德俱全才能在家門掛上紅燈籠。這表明，羅偉章認為提倡傳統道德是應對后鄉土社會來臨時人性墮落的良藥。

總之，羅偉章立足當下中國鄉村現實，關注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新常態，即后鄉土社會鄉村在空間、政治秩序以及基本形態上出現的新變。在后鄉土社會中，“鎮”在地理意義和文化意義上成為后鄉土社會新空間;經濟能人治理取代政治能人治理成為鄉村政治秩序新常態;傳統鄉村熟人社會的基本形態也將隨著城鎮化進程而逐漸改變。羅偉章突破當下鄉土小說的“挽歌式寫作”，對鄉村社會進行了更為理性的思考。一方面，不同于大多數當代鄉土小說，《誰在敲門》不是以鄉村的消亡為結局，而是指向新秩序的建立，為“陷人困境”的當代鄉土小說注人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他以歷史的眼光透視事物的表層，不流于表面的鄉村新事物描寫，而是關注廣闊時代中幽微的個體情緒，以眾多人事完成了對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書寫。只不過，他終究沒有在作品中判斷歷史走向。在“紅燈籠行動”以及監控設備進人鄉村熟人社會后，人們將形成怎樣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網絡，多個村莊的貧困戶聚集到一處居住后，鄉村又會形成怎樣的秩序格局，仍然是未知的。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