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50歲這一年，作家喬葉完成了她的長篇小說《寶水》。我當然知道，公開詢問或者談論一位女士的年齡，是極不禮貌的行為，但我還是執意在本文開篇便指明這一點，這是因為，在我看來，無論對于喬葉本人，還是對于已/將漸次邁入知天命之年的“70后”作家，《寶水》的問世，都具有標志性意義。

一

若做一個“偉光正”式的內容概括，《寶水》寫的是新時代發生在某個叫作“寶水”的豫北山村的故事，寶水者，地處豫晉交界，有野山，有靈泉，有古槐，廣大村民在鄉鎮干部帶領下，依托當地資源和政策的東風，發展村莊旅游經濟、建設美麗鄉村。就題材而言，這部新作匯入近年主流文學界所倡導的、書寫“新山鄉巨變”的潮流，呼應了重大的時代主題。然而，題材的價值并不能直接決定文學的價值，宏大主題的寫作，往往蘊含著一種危險，作者容易被主流話語的規定性敘述所裹挾——“你以為自己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盡管福柯此言所說的是人在歷史文化結構中的普遍處境，但借用來形容主題性寫作所普遍存在的問題則也是恰當的。而文學區別于一般宣傳報道的重要價值恰恰在于要到主流話語的陰影下面去細心發現它所遮蔽的豐富性——我并不想把這一過程描述為對抗性的“尋找真相之途”，而更愿意稱之為一種另辟蹊徑的補充敘事——憑借文學想象和藝術創造，在現實與虛構之間，豐富歷史的記憶，“補正史之亡”。

《寶水》所選取的大的時代背景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之后，曾經在現代文明轉型中面臨凋敝的古老鄉村，迎來了新的生機。而小說開啟敘事的節點則是寶水在省“美麗村莊”示范村評選中位列榜首，早年從寶水村出來在外闖蕩的生意人老原回村把荒廢老宅改成民宿，并邀請老朋友“我”去寶水休養身體兼幫其照應民宿。“我”由此進入了寶水的日常生活，隨著“我”在寶水的三個自然村——中掌、東掌和西掌之間“悠蕩”串門兒，各色人物也隨之自然而然地出場，寶水的行政班子——村支書大英、婦女主任秀梅、會計張有富、團委書記小曹曹建華；村里的“文化高層”、兩大“先兒”——村醫徐先兒徐世厚和風水先生趙先兒；普通村民—— 張大包、老安夫婦、豆哥與豆嫂、七成與香梅兩口子、小曹的堂兄大曹曹建業、大英的兒子鵬程和兒媳雪梅，還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外來者”——鄉建專家孟胡子、在寶水附近山溝租地養雞的馬菲亞兩口子、來寶水實習的大學生肖睿和周寧……可以說，由于小說選擇“我”這個寶水的外來者作為敘事者，因而，讀者對寶水村的自然環境、空間布局、風物禮俗和人倫關系的逐漸了解熟悉，是與“我”同步、與小說敘事同步的。

《寶水》就是以這樣“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展開敘事：正月十九喝油茶敬蒼神，驚蟄日吃懶龍；驚蟄過后不久，漆桃花、野杏花、山茱萸漫山遍野漸次開放，燈臺草和薺菜也萌發出地面，挖薺菜一直挖到三月三，“三月三薺菜煮雞蛋，勝過仙靈丹”；清明前后，香椿芽、構樹花、欒樹芽、山韭菜、菊花苗、茖蔥等新鮮山野紛紛上桌成為佳肴；初夏，麥子灌漿，花樹繽紛，月季花秾麗，指甲花窈窕，山楂花雪白，柿子花淡黃，核桃花青綠，泡桐花淺紫，苦楝花淡紫，“楝花開，吃碾饌”；端午節打艾草做青團，中元節燒路紙；從秋分到霜降，從八月黃到九月青，柿子漸漸成熟，“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軟棗”，采野菊花，做酸黃菜；冬至過后，殺豬做數九肉，吃殺豬菜流水席；過小年，耍獅子…… 從正月到臘月，寶水的光陰靜水潛流，四季自然交替，萬物生生不息，它們隱而不顯含而不露地成為小說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是寶水的生態環境，同時也是人文環境，是代表著此地風俗穩定傳承的“常”。

寶水在“常”中有“變”，引發“變”的契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寶水村作為建設美麗村莊的示范典型，被地方政府重視，有政策扶持，有資源傾斜；而從更深層看，這“變”仍然是被經濟利益所驅動。寶水地處予城市區去往著名5A景區云里景區的沿途，旅游業所帶來的紅利也輻射到寶水；且隨著前些年推動發展周末和小長假旅游，“驢友”興起，小而近的寶水也便成為周邊游客的選擇之一。如果說，政策的推行是自上而下，那么，寶水村民經營各自的“農家樂”便具有自發性質，這是基于小農經濟而發展出的第三產業——“床鋪是自家的，雞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反正在自家門口，不管多少，能落下幾個是幾個。”但“因是自由生長，便也漸漸有些亂”。小說仍然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寫寶水村的鄉村旅游業由亂到治的進展，諸如如何解決激增的客流導致的“堵車”和停車問題，如何處理生活垃圾，如何定價，如何懸掛各家民宿的招牌，如何與游客打交道，既做好服務又賺到錢，如何應對不良游客對自然資源的任意掠取，甚至是面對游客網絡攻擊時作出及時反擊贏得輿論戰，如何保證營業衛生，如何開發新的產品吸引游客，如何搜集老物件、建村史館、講好寶水故事，如何向更“美麗”的目標邁進，追求可持續發展…… 所有這些變化都不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發生，而是夾雜在無數的“極小事”，夾雜在“扯云話”的家長里短中間，自然也夾雜在寶水日出日落、春去秋來、茶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中。

由此，就整體而言，《寶水》追求的是“風俗畫”式的效果，作者選取了散點透視法來繪制這幅“畫”。敘事人“我”在空間上不斷移動的視點以及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視角，構成了這幅“散點圖”。小說并沒有設置中心的矛盾與沖突，而是將小的矛盾與沖突散落其間，而這些小的矛盾與沖突往往也是以“自然”的方式解決的——當外來實習的大學生肖睿、周寧因對孩子們進行“生命教育”而與張有富的媳婦有了爭吵，周寧問“我”關系咋緩解，用不用上門賠禮道歉，“我”說不用，自然緩解就行，“村里的事，就是這”。

二

正如書名所示，小說真正的主角是“寶水”，小說并沒有一個中心人物，然而，在散點透視之下，幾個主要人物被寫得活靈活現，充滿了方言土語的人物對話不僅使人物塑造更為鮮活，也使小說的“風俗”味道更加濃郁。

楊鎮長和大英是基層干部，也是作者所想要正面表現的人物，這類人物往往最不好寫，因為容易被寫成政策或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作為鄉村女干部，大英從語言到行動都透著一股子潑辣勁兒，大英出場時是在村委會“罵人”，“穿一件帶毛領子的紫色羽絨服，襯得臉更黑”，她遵照孟胡子的意見，堅持讓建筑工張大包砸掉村委會廊廈和臺階上的暗紅色瓷磚，雷厲風行，風風火火；她與趙先兒在祖槐樹下理論何為“封建迷信”，何為“傳統文化”，從話語上壓倒趙先兒，“我不指教住他，難道還叫他指教住我？”因深感“上面不好應對，下面也難打發”，故明白要與時俱進地學習；她心思縝密，能懂得平衡利益，比如堅決不把對公招待放在自家兒子的民宿，基本上能做到秉公辦事，當因食物衛生抽檢不達標而收到行政處罰的幾戶村民背地里嚼舌根，七成更當眾指責大英有私心、欺負老百姓時，自感受了冤枉的大英不僅迎上去甩了七成一耳光，還在大喇叭里發狠話為自己申辯，變現出剛直、強霸的一面；然而在人前的體面要強背后，面對家里瘸腿的丈夫光輝，以及因在城里受了異性騷擾而罹患精神疾病、大門不出的女兒嬌嬌時，大英又表現出保守、軟弱甚至天真的一面。在上級楊鎮長看來，大英能力算中上等，但人品好；而在“我”眼中，“大英的臉，憨厚，淳樸、直率，這都適用，聰明、精細和狡黠也都能形容，這是一張多么復雜的臉啊”。而這也是多么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啊。

楊鎮長出場時，小說白描他的樣貌：“年齡大的低壯，黑紅的臉膛上有兩個大梨渦，盛滿了笑，很是有點兒萌。”寥寥數筆將一個沒有官架子容易令人親近的形象托到讀者眼前。他兢兢業業，能干事，肯吃苦，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因為出身農村，也一直在鄉鎮工作，所以比較了解鄉村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的真實心理，在管理指導基層工作、推動政策落地時，有他的基層智慧，官方規則和民間道德他都諳熟于心，在上傳下達時比較懂得變通。從這個人物身上，我們也能看到當前鄉村干群關系的變化。小說第二章末尾寫到，在大英外出考察期間，趙先兒的兒子趙順回鄉違規翻修加蓋老宅，其他幾個班子成員和“我”雖受大英叮囑但因礙于情面沒有阻攔也沒有向大英通風報信，等大英回來時木已成舟，楊鎮長在電話里對大英一頓劈頭蓋臉地批評，兩人起了沖突，大英稱病。很快楊鎮長就拎著牛奶和蛋糕來安撫她，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我”問他，他回答其實很理解大英，“咱們中國人，老百姓么，做事一般都是差不多就得，不留余地地往死里弄的人少。”“不過，該理解理解，該批評批評。該理解不理解是不對，該批評不批評也讓不對。”小說中的這一典型事件，將基層工作的方法、將鄉村的人情世故、將兩人的性格特征，都做了生動的描畫，堪稱傳神之筆。小說多次寫到他來寶水考察工作，他自言：“算起來一年往寶水跑得可不少，也在寶水吃喝了好幾回，是咱村如今要牽掛的事多，也是咱村穩當，飯菜能叫人安實進肚。”可見對寶水有感情。而他負責的另兩個村子北山村和南嶺村，“一處比一處爛難”。在他的敘述中，能感受到中國農村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艱難和復雜性，他這樣的基層干部承受了非同一般的壓力，用他形象的比喻，要拿出女婿伺候老丈人的那份決心，然而，他還在“栽”在了南嶺村，在陪同市領導和閔縣長考察南嶺工作時，出了紕漏、“翻了車”，令閔縣長臉上無光，也直接導致他自己仕途受挫。過后不久，在為孟胡子送行的酒席散場時，楊鎮長出門送閔縣長的一段細節描寫堪稱力透紙背：

“楊鎮長已站在車邊候著閔縣長上車，手扶著車門，顯然是在硬撐著。閔縣長跟他握了握手，他雖仍笑著，卻面帶慚色道，上回的事兒沒辦好，給您丟了人，實在是……聲音里突然有了哽咽。閔縣長唉了一聲道，甭想恁多。又拍了拍他的肩，朗聲道：好好過年！

楊鎮長結巴道，中，中，好好過年。”

鄉建專家孟胡子是《寶水》中重點書寫、也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嶄新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到，鄉建專家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孟胡子無疑是他們中的突出典型。他首先是專業技術人才，擁有較好的理論儲備、專業素養和美學品位，同時，他更是實踐派，能將設計藍圖轉變為現實，這需要他同時具備與政府和當地村民打交道的能力，他通曉人性與民情，能融入當地生活，不把自己當外人，“長安不是客，就當自家過”，一瓶“懷川醉”是他出入各家的通行證。他工作有思路更有方法，小說多次寫到他對村民進行“業務指導”，而村民之所以愿意聽他的，除了他有官方賦予他的權力，更因他有“隨高就低”的意識和能力，能使村民信服。一如他給肖睿、周寧“上課”：“你們不是說萬物啟蒙么？叫我說，就是萬物有關。你們的長處是能有新技術新平臺，可這些新要不能落地生根，那有啥意思？新就不是憑空新的，得結合實事才有生命力。”“要記住，思想的問題不能用思想解決，思想問題要用行動來解決。行動最有效，最有說服力。咋行動？一般來說，慎用正面強攻，多用側面巧取。”他為寶水開發“柿子文化”，他向村民宣傳“美”的價值，“美麗鄉村可不是白得的名號，咱得知道咱們能叫人看見哪些美”，“景兒都是錢”。小說結尾，他與寶水的合約已經履行完畢，而他留下的總體建設思路，仍然會照亮這座山村的未來發展。這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扎根鄉村干實事、具有時代精神特質的新人形象。

存在了幾十年的村莊大喇叭仍行使著向村民“廣而告之”的職能，而寶水村民也通過互聯網溝通著廣闊的世界。抖音號“寶水有青梅”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寶水村的形象代言，即“我”——青萍和寶水的三位青年女性秀梅、雪梅、香梅組成的“女團”，她們自發拍攝寶水的日常風物短視頻，在網絡上“吸粉”，自娛自樂的同時也助力寶水的文旅發展。婦女主任秀梅為人熱情，也有點嘴碎，包打聽；大英的兒媳婦雪梅喜歡畫畫，有不俗的審美感覺，自家民宿被打她裝飾較有品位；七成的媳婦香梅最漂亮，對異性最有吸引力，但也因此引起了七成的嫉妒心，常常被家暴，平時沉默隱忍的她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極端方式（私會情人、將七成從坡上踹下去痛揍）予以報復，而此前哀其不幸的“我”面對香梅的行為卻表現出道德評判上的猶疑和復雜情緒。作者以女性的視角寫出了新時代鄉村女性的生命力、創造力，及其在新與舊之間的先鋒性和保守性——一如她們拉“我”組團，是因為“我”是外人，可以為她們兜底。她們真實生活在鄉村道德和民風的土壤上，在瞻前的同時也懂得顧后。小說中其他的人物，如老安夫婦、豆嫂、大曹等，作者用中國傳統敘事手法，在行動中刻畫人物，將這些既勤勞本分又精明狡黠的傳統形象通過微妙的細節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

《寶水》截取一年的光景，為中國大地行進中鄉村振興留下了一時一地的文學記錄，它是現在進行時的書寫，而中國鄉村社會仍在發展變化。在偏老齡化的寶水村，空心化的問題仍然存在，用徐先兒的話說，返鄉的青壯年“要么就是掙夠了錢，要么就是有了病”。小說開篇，大英交代，十來年前，村干部還是個有人眼紅的差使，后來，村里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村干部沒有一點兒掐人的實惠，只剩下了討人嫌，這才輪到了她。然而，小曹這個主動選擇返鄉的知識青年，能真心感受到鄉村的好，假以時日可能成為寶水村的當家人，撐起寶水的一片天，他也許會是我們在未來能有所期待的美麗鄉村的“新人”——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文學中。小說在小曹與青藍的婚禮喜宴和曾接生過此地無數新生命、寶水“地母”一般的九奶的喜喪中結束，在村民們忙著辭舊迎新的過年氣氛中，鄉村的舊的“倫常”仍在，同時也孕育著新的生機。寶水變中有常。

在《寶水》日常風俗畫式的敘事中，還貫穿著一條敘事線索，即“我”與鄉村的愛恨情仇。如果說，在時間流淌中悄然發生的變化是小說隱在敘事動力，那么，關于“我”的這條線索則構成了小說顯在的敘事動力。由此，“我”的功能便不僅僅作為一個旁觀敘事人，同時，鄉村的現在進行時也有了歷史的縱深。在與寶水同屬懷川縣的另一座村莊福田莊，在奶奶等親人身邊度過美好童年時光的“我”，回到城市生活后，卻極力從語言到行為方式上切割著與鄉村的聯系，尤其是當與鄉村人情糾扯不清的父親命喪于幫七娘的兒子送婚車的途中，“我”由此對老家、對善于“維人”的奶奶產生了刻骨的怨恨，而在奶奶、丈夫等親人相繼離世之后，“我”卻因一份愧疚和郁集多年的心結導致嚴重失眠。曾經的福田莊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叔叔獨撐門面，是“我”回不去的故鄉，然而，“我在寶水做的這些分外之事，在本質上好像就是對福田莊的彌補性移情”。寶水依舊濃厚的鄉土氣息慰藉了我的鄉情，就像寶水的水脈接通了福田莊的靈泉；九奶彌補了“我”對奶奶的思念和歉疚，當“我”偶爾得知九奶可能是奶奶出嫁前小姐妹時，頓時流淚滿面，在九奶近旁，她的氣息令“我”安詳，仿佛如奶奶仍在世的那般溫馨；而老原源自鄉土血脈的充沛生命力也激活了“我”因從鄉土連根拔起而衰微的生命力。在此，兩性關系被作為鄉土血緣的修辭，“我”當初選擇嫁給豫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豫新的家庭關系簡單清爽，沒有扯不斷理還亂的親情包袱，“我”對豫新“關閉”了“我”的過往，豫新也的確無法感知“我”深刻的鄉土情結，所以兩人結婚多年的關系始終是有溫情，無高潮；而“我”與老原這個寶水“地母”九奶血緣上的親孫子，真正的寶水之子，在寶水的相處中水到渠成，從肉體到精神均高度契合，“從來沒有這么好過”。一年光陰過，“我”在寶水村不僅重獲甜酣的睡眠，還與老原彼此相愛，攜手從容地迎接未來。可以說，最終治愈“我”的還是鄉村。在此，《寶水》接續了使喬葉聲名鵲起的《最慢的是活著》，她重溫了她的文學初心，重溯了她的鄉村血脈之源。

從《最慢的是活著》到《蓋樓記》《拆樓記》，鄉土是喬葉的文學之根，是她的魂之所系，筆力所集。可貴的是，喬葉一直是以一種非常內在的方式書寫鄉村，她超越簡單的城鄉二元對立的視角，超越那種要么啟蒙式批判，要么美化式鄉愁的鄉村書寫，以最大的努力捕捉和抵達鄉村的“真實”。小說畢竟是敘事的藝術，作者的價值立場需要通過敘事及敘事人去傳達給讀者。《蓋樓記》的敘事人說：“很多事情，我曾經以為我知道。但是，現在，我必須得承認，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經以為的那些知道，其實使得我反而遠離了那種真正的知道。——此時，如果一定要確認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說：我最知道的是，張莊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樣。”作者切實地認識到中國鄉村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在對自我的成見進行真誠的反省。《寶水》第一章15節“挖茵陳”寫“我”與大英在驚蟄前一天去獅子嶺上挖茵陳，去時看到“路邊盡是枯枝敗葉”，然而，“回去的路上再看周邊，滿眼里已經處處都是點滴的綠，許多干枝也滲出了隱隱綠意”，使《寶水》的敘事人暗暗感嘆：“當視覺的焦點和重心發生變化時，看到的東西竟然能何之前如此不同”。重回鄉村的“我”也獲得了一種新的位置和眼光重新去打量她曾想徹底逃離的鄉村，重新發現鄉村的美，也重新去理解曾經令她困擾的鄉土人情。鄉土人情似乎有悖于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然而，從長遠看，它卻也是中國鄉土社會源遠流長的活水——“人在人里，水在水里”。“城鄉之間，就是有這么多難以厘清的東西，這一池渾水，有多少人或深或淺地蹚過？”

回到本文開篇，當小說中與作者一樣屆“知天命”之年的敘事人“我”，在重返鄉村的過程中收獲了更為成熟的世界觀與生命意識，那么也意味著這一代作家在他們的鄉土寫作中將迎來更加成熟的面貌。“在更高的天空，有鳥在飛。在更深的山谷，有風吹過。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對了，“我”的大名叫“地青萍”，大地的地。